使臣的困境

叶公子高自称“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是一个“无欲清之人”，可见其修“德”之深。然而，当叶公子高获知自己被派遣出使齐国时，顿感“甚栗之”，以至于“朝受命而夕饮冰”，尚未出使便已经遭受“阴阳之患”了。为避免再受“人道之患”，叶公子高不得不向孔子求救，希望可以找到不必出使齐国的理由。想不到的是，孔子从父子、君臣、命义、忠孝等多重角度加以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出使势在必行：“夫子其行可矣！”孔子的结论说得如此明确清晰，无法抗拒。不但如此，孔子还把叶公子高是否出使提到了“德之至”的高度，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却又能保身全生？具体来说，也就是叶公子高怎样才能安全、顺利地出使齐国而不辱使命？这，便是孔子说了“夫子其行可矣”之后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传“言”乃“天下之难者也”

孔子首先从外交使节存在的缘由、所担负的使命与责任说起：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

“靡”，摩擦，接触，《庄子·马蹄》：“喜则交颈相靡。”这里指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信，信用，合乎实际的言辞，《墨子·经上》：“信，言合于意也。”这几句是说，我还是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外交使节的事告诉你：与邻近国家的交往凭借的是诚信，与远道国家的交往凭借的是表达忠诚之意的语言。而语言，是一定要通过使臣来传达的。这一段看起来只是在介绍国与国之间使节的任务与作用，但真正强调的是外交使节斡旋于两国之间传递信息时所使用语言的重要。按照孔子所说，近交以“信”，远交以“忠”。近交远交，无论是传达“信”还是“忠”，都离不开使臣所传递信息之“言”：

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溢”，夸大，指使臣传言时增加的成分。“类妄”，像谎言一样；“莫”，不；“信之也莫”，不相信使臣所传之言；“殃”，遭殃；“法言”，格言。这段话是说，天下最难的事，是传达两国君主的喜怒之言。传达喜悦之言，使臣必定要添加许多赞美的话，而传达愤怒之语，就得加上许多恶言恶语。传言时过度和夸大，都会使传言听起来像是谎话。假如让人认为是谎话，就失去了信用。假如失去了信用，那使臣必定会遭刑罚之祸患。所以古代格言说：要传达合乎常情真实的言辞，不要肆意夸大，这样做，差不多就可以保身全生了。

传言务必“忠”与“信”，这是使臣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在特定语言环境下，使臣稍有不慎便会犯“溢美”“溢恶”的大忌。孔子所说的“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就是使臣因传言而遭“人道之患”的主要原因。所以孔子引用“法言”所说“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使使臣免除“人道之患”。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叶公子高出使齐国所传并非“常情”。因而，仅仅靠“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仍解决不了叶公子高此次出使所要面对的问题，“则几乎全”似乎尚与叶公子高有着一定距离。

孔子一开始就先强调“言”的重要，并非信口搪塞之词。春秋战国时期，“言”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论语·子路》记载：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可见那个时代，“言”直接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有关。“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言，既包括君臣的治国之策，也包括使臣出使他国所传递的言辞。《晏子春秋》《左传》等文献中大量记载了当时外交使臣如何巧舌如簧，唇枪舌剑，口若悬河，凭着能言善辩而扭转乾坤、转败为胜的故事。毫不夸张地说，使臣的语言“技巧”，不仅关乎到一国之盛衰兴亡，同时也决定着使臣一己的生死荣辱。叶公子高“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甚栗之”，就是对使臣之“言”的重要性的极好写照。

二 为什么事情总是走向反面

按照孔子所说，外交使臣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不“溢美”、不“溢恶”。然而，作为使者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无法“全生保身”，特别是当遇到对手不按常规常理出牌，甚至最后完全丧失理性的时候：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

“以巧斗力”，以技巧角力。“阴”“阳”，成玄英认为是指“喜”与“怒”。“阳，喜也。阴，怒也。夫较力相戏，非无机巧。初始戏谑，则情在喜欢；逮乎终卒，则心生忿怒，好胜之情，潜似相害。世间喜怒，情变例然。此举斗力以譬之也。”如此解释貌似上承“两喜”“两怒”，但与下句“泰至则多奇巧”连起来看，文意上却过于牵强。郭嵩焘将“阳”释为公开，释“阴”为阴谋，说：“凡显见谓之阳，隐伏谓之阴。斗巧者必多阴谋，极其心思之用以求相胜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当更符合庄子文义。“泰至”，指太过分。“奇巧”，令人意想不到的技巧，此处指阴谋诡计。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些玩角力斗胜游戏的人，开始时都规规矩矩，但玩到最后却往往使出阴险的手段，太过分的人甚至会以阴谋诡计取胜。

竞技角力原本不过是一种休闲游戏，参赛的双方免不了为取胜而相互算计。但是这样一个娱乐性的活动却有可能触动人的竞争之心，由“巧”发展为“奇巧”，由“阳”走到“阴”，最终带来与初衷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于是孔子又举了与此相似的饮酒为例：

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

“治”，依照规矩行事。“乱”，迷乱。“奇乐”，郭象说：“淫荒纵横，无所不至。”成玄英补充道：“宴赏既酬，荒淫斯甚，当歌屡舞，无复节文，多方奇异，欢乐何极也。”可知“奇乐”是指饮酒者酒醉之后参与淫乐的丑态。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饮酒的人开始都彬彬有礼，中规中矩，但喝到最后往往心智迷乱，甚至失去理性，放荡淫乐，丑态百出。

招待外交使节饮酒，表示了对他国的尊重，自古以来就是一项重要的外交礼节。设酒宴款待外交使节，最重要的是遵从于“礼”。不幸的是，酒又能乱性。几杯酒下肚，即便原本斯文之人都有可能失去对自己的约束，暴露出人的原始本性，更何况他人！孔子举出饮酒与角力这两个例子，目的在于阐释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依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即使初衷未必如此，却由于人心中各种诱惑欲望的存在，由于各种各样契机的触发，很多事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走向反面，甚至走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这才是孔子举这两个例子加以说明的根本原因：

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谅”，诚信。“鄙”，欺诈。“巨”，巨大，这里指复杂。孔子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开始时，双方都相互谅解，但最后却变得言不由衷，相互欺诈。很多事开始时，往往都是简单的，可是越到后来就会变得越复杂、越艰难。

这里“凡事亦然”所说的“事”显然指的就是像叶公子高出使这样的事。“凡事亦然”，看似轻描淡写，却语重心长，直接点明“以巧斗力”“以礼饮酒”这样有违初衷的例子很可以作为叶公子高出使齐国的前车之鉴。在孔子看来，外交使节出使就如同参与“角力”游戏、与众人饮酒一样，稍有不慎，哪怕是一点儿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祸乱，从“谅”到“鄙”、从“简”到“巨”，其实就是一场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角力游戏。显然，如果叶公子高仅仅恪守“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是不可能达到“则几乎全”的目的的。

三 “恶成不及改”

叶公子高出使齐国的详情虽已无从得知，但从其自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中可知，其使命当关乎楚国的重大利益，是楚国有求于齐国，而对齐国来说此事却无关紧要，也就是楚“急”而齐“不急”。因而这次出使实际上是一场两国之间利益与权力的较量。叶公子高作为外交使节，如何传“言”，如何以“言”为楚国赢得此番“角力”，而又要赢的得体，不致“卒于阴”“卒于乱”“卒于鄙”，这不仅仅关乎楚国的利益，更直接决定着叶公子高自身的命运。有感于此，孔子特别强调“言”对使臣出使的重要性：

夫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于是并生心厉。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

“风波”，形容语言如“风波”一样，风一吹来，便会波动不已；“丧”，丧失；“易”，更换，改变；“忿”，忿怒；“设”，发作；“茀然”，喘息急促，指忿怒发作；“心厉”，内心产生恶念；“克核”，苛责，逼迫；“不肖”，不善。这里的“夫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两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郭象说：“夫言者，风波也，故行之则实丧矣。”认为“言”如风波，很难真实地传达本意，一旦出口便丧失了原意。而成玄英认为“实丧”指“丧于实理”：“夫水因风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故因此风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则丧于实理者也。”就是说由于使臣之言激发了听者心内的喜怒之情，于是便不讲理地胡搅蛮缠。而郭嵩焘则认为“实丧”指“得失”：“实丧，犹言得失。实者，有而存之；丧者，忽而忘之。佹得而佹失者，行之大患也，故曰危。”（郭庆藩《庄子集释》）

其实，“风波”指的就是使臣所传之“言”犹如风起波动，可挑起是非争执，难以预料最终结果；“行者，实丧也”之“实”就是实情，这里指出使的目的。这样，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使臣所传之言一旦引起风波，出使之行的目的便丧失了。言语引起的风波很容易发生，而出使的目的一旦丧失，危险也就随之而来。因此，忿怒的发作并非出于其他原因，而是由于使臣在传言时“巧言”、偏激之辞使用过度失当。困兽临死之前狂号，喘息急促，于是迸发出伤人之心。如果传“言”时言辞相逼过甚过急，也一定会让人顿生报复的恶念，有时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倘若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谁又能预知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呢？！

在孔子看来，外交使节如何传“言”，如何以“言”达意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外交使节，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谨言慎行，用词得当，避免由于话锋过于犀利尖锐，气势过于咄咄逼人而将对手逼得铤而走险，造成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结局。如果事情真的走到这一步，不但危害国家君主，更危险的还是造成对自己的伤害。因此，对叶公子高来说，他虽然已经面临“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而“事若不成”，除阴阳之患以外，还会加上“人道之患”，但这样的“两难”处境仍可通过“传其常情，而无传其溢言”来化解；然而，一旦让“困兽”“并生厉心”，或者让对手萌生“不肖之心”，那才真是后患无穷，世事难料。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孔子又引用了另外一条古代格言加以解说：

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

“迁”，改变；“令”，指君主交给的使命；“益”，增加，同前文“溢恶”“溢美”之“溢”。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因此古代格言说：“出使时，不要改变所接受的使命，不要竭力促成事情的成功。做事太过就是‘溢’。”假如改变君主之令来促成事情的成功，是会危及出使的使命的。成就一件好事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而坏事一旦铸成，就来不及更改了。因此一定要格外慎重。

孔子从使节出使的基本责任与使命说起，旁征博引，先指出“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然后又连用“以巧斗力”“以礼饮酒”两个比喻说明天下之事最终的结局往往背离初衷，走向反面，最后又回到使者传“言”的基本责任与使命上，以格言“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强调“忠”与“信”对使者来说的重要性，看似是兜了一个圈子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但孔子的目的正是通过这样的反复论说，突出使臣务必忠实地传达君主之“言”，不溢美，不溢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这个最根本的主题。

四 最难的是“乘物以游心”

对于像颜回这样立志入仕、怀抱社会责任感的改革者来说，只需做到“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而对于像叶公子高这样本不情愿出使，却又不得不出使的外交使节来说，仅仅止于“无迁令，无劝成”还不够，还不足以保身全生。因此，孔子对叶公子高的告诫也仅仅限于“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而不是“无迁令，无劝成”，“则几矣”。那么，叶公子高怎样做才能像颜回那样“则几矣”呢？孔子进一步指出：

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乘物”，顺应事物；“游心”，游心于“虚”境；“养中”，即《齐物论》所说的“寓诸庸”；“报”，指报效君主；“致命”，传达君主之命。这几句是说，出使时，要顺应事物的变化，游心于“虚”境，让人人都了解到你是处在不得已的状态之中，这样就可以“养中”，也就达到最高境界了。（你）不必刻意想着如何报答君主的重托，只需如实地传达君主之“言”。但要做到这一点，对使者来说大概是最难的。

就“此其难者”一句，郭象解释说：“直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难也。”认为只要忠实地传达君命，必定不难，倘若在传言时“溢”出了自己的喜怒之心，才会陷入困境。成玄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挥说：“直致率情，任于天命，甚自简易，岂有难邪！此其难者，言不难。”郭注成疏都认为此处的“此其难者”意为“不难”。可是，孔子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其实，要理解“此其难者”究竟是“难”还是“不难”，关键在于对其中“此”字的理解。郭象与成玄英都把“此其难者”的“此”理解为指代“莫若为致命”，可是类似的话，孔子已经说过不止一次，“无迁令，无劝成”“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都与“莫若为致命”的意思相同。从逻辑上说，孔子在为叶公子高讲解了“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两全之法之后，不会突然又说“莫若为致命”不是一件难事。所以，我们认为这里的“此”，当指“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这一段话。这段话的重点不在“莫若为致命”，而在“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意思是只有做到“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才能像颜回那样进入“心斋”的境界，迎接“虚室生白”的一片光明，一切潜在的危机就会迎刃而解。可以说，叶公子高出使时“莫若为致命”的确不难，真正的“难者”是“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这才是“此其难者”的真正含义。

“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可视为庄子为在现实社会中求生存的人指出的一条现实版的“逍遥游”境界。有了这样的精神，一切将要面对的艰难险阻都不复存在，更不可能会有“溢美”“溢恶”之心。进入了这样的心“虚”境界，万事万物都不再存在，又如何会遭受“阴阳之患”或“人道之患”？“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难是难，却是现实社会中唯一可行的处世方法。面对这样一个混乱黑暗、各种祸患随时可能降临的社会，庄子教人们的不是去抗拒，也不是去躲避，而是要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乘物以游心”的态度参与其中，不要挑起任何的风波，要顺着事物的自然之理，绕开各种各样的障碍、阻断，就一定可以“养中”。虽然这样做很有难度，但这是唯一避免阴阳、人道之患的途径。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说：“乘物以游心，因理而行，不逆虑成否也。不得已以养中，理极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为以报其君哉？莫若为致命，言但听其死生祸福，则处此亦何难之有？夫子始告以命、义大戒，终亦归于本意。观此一段，曲尽物情，孰谓南华傲睨物表而略于世故邪？”说得甚是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