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庙之外——散布长安坊里的皇家祠庙

在儒家礼制中，皇家宗庙是宗法制国家的象征，它是确定皇帝昭穆秩序，并体现儒家孝道的祭祖之地，因此在国家的祭祀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唐代的宗庙问题，章群曾有探讨，金子修一更从皇帝亲祭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这些成果都深化了我们对于唐代宗庙祭祀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不过，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得到他们的重视，那就是在宗庙之外，不断出现且为国家礼典所肯定的一些皇家祠庙（如诸太子庙与皇后别庙等）的问题。张萍《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此有所涉及，但在认识上还有可以深化之处，下面我们就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早在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长安丰乐坊就曾出现了文帝的别庙（仙都宫）。次年，炀帝又计划在东都的固本坊建文帝别庙，未果。到了唐初，长安城中还一度出现了高祖别庙与太宗别庙。贞观九年（635）太宗以丰乐坊原证果尼寺置高祖别庙（静安宫），实际上就是此前隋文帝的别庙所在。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去世后，高宗又于崇德坊原道德寺之地置太宗别庙，到仪凤二年（677）则皆废之。玄宗开元四年，因睿宗驾崩后须袝太庙，于是在八月九日，“敕宣于太庙西少府监赐坊，别造中宗庙，隶入太庙署。”这些所谓“别庙”都是在宗庙系统之外，为故去皇帝所建的。此外，还有为追赠皇帝所建之庙，如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之兄宁王薨，被追谥为“让皇帝”，“立庙于京城启夏门内立政坊”，但此庙建成则在天宝三载（744），废止于开成四年（839）三月。另如为皇室远祖所建之庙：天宝二年（743）三月二十八日，“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昭武王为兴圣皇帝，各与立庙，每岁四季月享祭。”据《长安志》卷一〇引《礼阁新仪》的记载，其庙址在城北的修德坊。

当然，更多的则是诸太子庙与皇后别庙。在《贞观礼》和《显庆礼》中，还没有相关的祭祀规定，在礼典中出现始自《开元礼》。该书卷一《神位》条记：“肃明皇后庙、孝敬皇帝庙。右二庙，新修享仪，皆准太庙例。……隐太子庙、章怀太子庙、懿德太子庙、节愍太子庙、惠庄太子庙、惠文太子庙。右并新撰享礼，每年四享。”至于具体仪式，则保留在同书卷四三《肃明皇后庙时享有司摄事》、卷四四《孝敬皇帝庙时享有司摄事》、卷七四《诸太子庙时享》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宗庙之外的皇家祠庙在《开元礼》之后还在陆续增加，为了对此有个大致了解，我们先列表如下（表1-3、表1-4）：

表1-3皇后别庙表

表1-4　诸太子庙表

①　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除了皇后别庙与诸太子庙，唐代甚至还新出现了一些公主的祠庙（表1-5）。

表1-5　公主的祠庙表

这些祠庙建立的原因多样，拿皇后别庙来说，有些是由于皇后先皇帝而死，只能等到皇帝死后才能入袝太庙；有些是因为追赠皇后不止一人，而依儒家礼制，入袝太庙者却只能有一位，于是只好立别庙祭祀。诸太子庙的情形也各不相同，有些是因为早殇，有些则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至于这些祠庙的性质，应当属于国家宗庙系统的附属物，因此，其管理多由太常寺来负责，而其祭祀乐章则以“郊庙歌辞”的形式在《乐府诗集》中保存下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皇家祠庙大多远离皇城里的太庙，而散布于长安城的不同坊里，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地图一），毫无疑问，它们的存在使皇家的祭祀礼仪大大贴近民间社会。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立庙祭祀的方式本身是受到民间风俗影响的结果，并因此受到一些儒家士人的反对。王符《潜夫论》卷三《浮侈第十二》载：“古者墓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坠，弟子请治之。夫子泣曰：礼不修墓。鲤死，有棺而无椁。文帝葬于芷阳，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宝，不造庙，不起山陵。陵墓虽卑而圣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可见在东汉末，这种死后立祠堂的风习已经比较普遍，但为儒家理论所不容。

地图一　唐长安城祠庙分布示意图

对于唐德宗为自己的两个女儿立庙一事，《唐会要》评曰：“庄穆、贞穆二主，德宗皇帝爱女，悼念甚深，特为立庙，权制也。”到元和七年（812）宪宗试图为永昌公主立祠时，就遭到山东士族出身的宰相李吉甫的反对，他说：“窃以祠堂之设，礼典无文，盖德宗皇帝恩出一时，事因习俗，当时人间，不无窃议。昔汉章帝欲为光武原陵、明帝显节陵各起邑屋，东平王苍上疏言其不可。东平王即光武之爱子，明帝之爱弟，贤王之心，岂惜费于父兄哉！诚以非礼之事，人君所当慎也。今者，依义阳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量置墓户，以充守奉。”显然，李吉甫认为祠堂之设只是一种民间习俗，属非礼之举。对此，宪宗表示：“昨日所奏罢祠堂，深惬朕心。朕初疑其冗费，缘未知故实，是以量减，及览所奏，方知无据。”

可以看到，虽然这些皇后别庙、诸太子庙、公主祠堂等本身与普通百姓无太多的直接联系，但这种立庙祭祀的方式被纳入国家礼典，则体现了唐代礼制对于民间祭祀形式的吸纳。事实上，唐代礼制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吸收民俗入礼典，对此，任爽曾略有涉及，但他忽视了一个最为突出的事例，那就是在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五月，寒食上墓被纳入国家的五礼体系之中。在《大唐开元礼》中，寒食拜扫被附在卷七八《吉礼·王公以下拜扫》之下，显示了国家礼制对于民俗的让步和承认，而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