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时”与明代社会生活



探究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与本质，显然无法离开“礼”。明太祖制定一代之礼，规范人们的生活。然究其制礼的观念，仍然遵行一种“因时制宜”的准则，强调的是其时代性。蕴涵在“时”背后的，无疑就是一种“变通”。尽管太祖定下了“祖训”，要求他的子孙继承，但他这种重“时”的观念，显然也为后来的君主遵行一种“礼自我起”，提供了方便。而明世宗即位以后的议“大礼”一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时”这一概念，其中蕴涵着一种变化，应该包括下面两个层次：一是时代性，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的生活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旧的生活方式的日益淘汰，新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开拓，必然会形成一些左右人们生活的“时尚”；三是一年中的“四时”乃至“月令”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生活的差异。

一 由继承与变化看社会生活的时代性

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俗，既有对前一时代的继承，但同时又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体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

明朝人的生活、风俗，对前代往往有很多继承性的内容。在饮酒习俗方面，诸如“把盏”、“换盏”，都是一种“胡俗”，也就是元代蒙古人的习俗，在明初尽管已被禁止，却时有人仍然沿用这种礼节。以妇女社会交往的拜礼来说，明代民间妇女的礼节，有些就自元代承袭而来。如明代士民家庭中的妇女，平常所行的“伏地顿首”之礼，几乎与男子所行无别，显然沿袭了“故元之习”。明代宫中端午节时所举行的“龙舟骠骑之戏”，尤其是“骠骑”之戏，实际上就是元代的旧俗。而宫中的翦柳之戏，更是源自胡人的“射柳”之俗。

生活、风俗的基本内涵，除了有继承性之外，还突出表现为差异性。以社交礼仪的表现为例，明代与宋及宋以前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同样是表示一种“敬”意，明代在很多方面就不同于前朝。在宋代，岳飞初次入狱时，垂手于庭，立也欹斜，被隶人呵斥，说：“岳飞叉手正立！”岳飞就悚然听命。可见，在宋代，以叉手、正立为敬，而从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中，也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但在明代，不论是胥吏趋承长官，仆从侍候主人，还是军队中偏裨卒伍事奉大帅，每当相见时，必定“軃袖撒手”，以示敬畏。所谓“軃袖”，就是将衣袖垂下；所谓“撒手”，就是垂手。一则是以“叉手正立”为敬，一则以“軃袖撒手”为敬，其间不仅是一种礼仪上的差别，甚至正好相反。在明代以前的历朝，凡是卒伍在公庭之上，全是横梃待命，只有对待那些怠傲不遵命之人，才直杖。在明代，无论是禁门守卒，还是在军营，每当遇到大僚出入，全是直立其杖，大呼“送迎”，表示一种尊敬。在明代以前，军队中的大帅莅事，下面那些文武属吏，不过是“庭趋声喏”。但在明代，这些属吏全都蒲伏叩头，不再敢说“喏”字。

在一家一姓的王朝之内，各朝的统治政策的相对不同，法律疏密或者礼教的松紧，生活、风俗也会随之改变。改变的前提或者说决定因素，乃在于“世道”或者“人心”。但如果以明朝人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表达，这种风俗的转变，是一个从“盛世”向“衰世”的变化过程。在明朝人自己看来，明初是一个盛世，在这样的盛世中，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无不尚同，人们同心同德，而其具体的体现则是“道德一，风俗同”。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发生了转变，已经属于一种“衰世”，在这样的衰世中，人们的生活与行为尽管未尝不尚同，却已是同流合污、败常乱俗、邪说破道，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是逐波随风，一颓百靡。正是这种传统观念所认为的从“盛世”向“衰世”的转变，才真正反映了明代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一种转向。

明代社会生活乃至风尚，在前后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时间，尽管各种史籍的记载互有差异，或以成化、弘治为界，或以正德为界，但无不肯定这种变化的存在。

以士大夫的生活趋向为例，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府为例，通过细微的观察及其记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明代士人从不讲“积聚”向无不求利的变化历程。按照他的记载可知，在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尚未追求财富、田产的积聚，如周佩之父周舆为翰林编修，而周佩自己也官至郎中，应该说已是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还是如寒士一般无异；曹时中之兄曹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声名，曹时中自己也官至按察副使，其弟曹时信也在京为官，门阀应该算是很高了，但他们家的产业算起来也不过是中人十家之产；其他如蒋性中、夏寅、许璘等人，致仕回到老家之后，所过的还是原来秀才一般的生活。至正德年间，士大夫开始竞相营产谋利。一中进士，其日逐奔走于门下之人，全是言利之徒。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于法无碍，而可以坐收银子若干。一时如宋恺、苏恩、蒋凯、陶骥、吴哲等人，其家产的积聚都到了十余万。

在南京，诸如士大夫、读书士子、军民以及妇女，其生活风尚在正德、嘉靖前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正德、嘉靖以前，缙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读书士子，以佔哗帖括、授徒下帷为常；一般军民，则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抛头露面，以治酒浆、工织纫为常。正德、嘉靖以后，风尚大变。士大夫开始求田问舍，营声利、畜伎乐；读书士子，投贽干名，挟娼优、耽博弈，并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一般军民也开始在服饰上突破等级，几乎可与士大夫抗衡；而妇女则开始穿着珠翠绮罗，甚至与娼妓的打扮几乎相同，在外抛头露面。这是南京社会风尚从醇厚向浇漓的转变。

王可立（丹丘）《建业风俗记》一卷，所记之事，自冠、婚、丧、祭，以及饮食、衣服；所记之人，自乡士大夫、秀才，以至市井小民。从此书中，同样不难发现正德、嘉靖前后南京在社会风尚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引述如下：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已不逮先辈，也少涉猎，但聚会之间，还是言辞彬彬可听；然自嘉靖初年以后，士人只是诵读诗文，而在言谈之际，已几乎与村巷百姓没有区别。嘉靖中年以前，民间还是遵循礼法，见到尊长，多执年幼之礼；嘉靖中年以后，礼法荡然无存，或与先辈抗衡，甚至在道上遇到尊长乘骑不下。嘉靖初年，即使是在市井僻陋之处，也不乏丰厚俊伟的老者，不但忠厚朴实，而且其礼貌、言行也颇可观；但嘉靖初年以后，即使寻遍整个南京城，这样的老者也很难找到了。嘉靖初年，一些脚夫常常聚集在市口或十字路口，头上戴的是阔边深网，身上穿的是青布衫裤，手上拿的是青布长手巾，脚蹬靸鞋，看上去人都很肥壮，一遇到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礼娶亲，俱有青布摺，人也都很有行止；嘉靖初年之后，即使是在相当繁富的市口，所能见到的脚夫，也不过是三五个黧瘦之人，衣衫褴褛，已经没有旧时景象。正德中年，士大夫给自己取别号者，不过十之四五，即使有别号，但在交际之时还是称字居多；嘉靖以后，人在束发之时，就已经给自己取了别号；到了嘉靖末年，即使像奴仆、舆隶、俳优，无不都有了自己的别号。嘉靖十年（1531）以前，富厚之家，多谨守礼法，居室不敢太淫靡，饮食不敢太奢侈。但其后也发生了变化，变得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全都是僭拟使用。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即使是一些好事者，虽有一些雕梁或者画栋，也是朴素浑坚而已；嘉靖末年以来，士大夫家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一般老百姓家，造三间客厅，也能花费高达千金，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使用重檐兽脊，如同官衙一般，而所造园囿也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也都是画屋了。

二 时尚的出现及其流行

时尚的形成，无疑是生活时代性的最好体现。苏州在明代一直领导着天下时尚的新潮流。在明代，苏州风尚也处于一个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而其社会经济、生活的繁华，大概也是在成化年间以后。关于此，明人王锜有如下真实的记录：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居，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 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间檐负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心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这段记载所透露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苏州时尚是如何形成，并日益为天下所宗的历程。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建立在物产益多基础上的“人心益巧”。

流行时尚一旦形成，当然可以引动天下百姓翕然从之，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但既然是时尚，则如一股流行之风，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其变化之快，有时正如一阵风，转瞬即过。晚明南京妇女服饰的变化，正好是明代城市流行时尚的最好注脚。据记载，南京妇女衣饰，在嘉靖、隆庆年间，还是十多年一变。自万历以后，则是不到二、三年，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铀之样式，漂染之颜色，以及鬓发之饰，履綦之工，都有了新的变化。时尚流行、变化之快，其结果则是显而易见：正当流行之际，大众普遍以此为美，无不崇尚，殊不知时尚流行速度太快，先前还以为美妍的服饰，等到大众上身，穿戴出去，反而被人掩口而笑。时尚变化之快，令人咋舌。

时尚流行的结果，无疑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明初的新的“世道”。在这种世道中，读书的士人无不鲜衣美食，浮谈怪说，玩日愒时，而将农工视为村鄙；妇女开始傅粉簪花，冶容学态，袖手游乐，而将勤俭看成是一种羞辱；官员更是盛从丰供，繁文缛节，奔逐世态，而将教养视为迂腐。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时尚的形成，当然免不了有一个始作俑者。这从一些已成为人们普遍崇尚的器物中就可以得到印证。从明代前期已经形成并在明代成为时尚的器物，很多就是以一个人物命名的。宋人苏轼、秦桧所创之物，流传至明，并成为一时时尚者，有以苏东坡命名的东坡椅、东坡肉、东坡巾，以及以秦桧命名的太师椅、太师槅。在明代时尚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以人命名之俗，如陈子衣、阳明巾，则为陈献章、王阳明所创。尤其是明末著名的山人陈继儒，他所制作的花布花缬绫被，以及饼饵、胡床、溲器等物，无不以他的字命名。这显然已成为晚明的一种时尚。

在明代，大众传播往往以讲究时代性为主。歌谣词曲显然在当时具有很好的大众传播功能，而内容却正是紧贴时代。在松江，凡是士大夫的举措稍有乖张，就有人将他缀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凡是欺诳人处，必曰“风云”。这两个字就是时代性的体现，也是晚明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的一种明证。随之而来者，是妇女骂人也随手拿当时人人熟知的例子，如“活邢敖”之类，而这个邢敖，就是当时刚刚被处决的盗犯。

在晚明，出现了很多反映时事的戏剧作品。如张居正死后不久，就有人以张居正的事编成戏文，“传入禁中”。

一人倡之，众人应之，人们相习成风，于是也就有了“时尚”。这种时尚化的特点，同样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器物的喜好上。明人袁宏道专写《时尚》一篇，介绍了很多苏州一带的著名工匠，以及他们所制作的器物如何风行全国的过程。据他的记载，当时瓦瓶的制作名家有龚春、时大彬，每一件器物价至二三千钱；铜炉以胡四所铸最为有名，他人效铸，皆不能及；扇面当数何得之；锡器以赵良壁所制最为精良，一只瓶子可值千钱，敲之有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相购买，惟恐不及。这种时尚，起初始于吴中獧薄之子，转相售受，用来欺骗一些富人公子。其后慢慢浸淫至士大夫中间，于是也就形成一时的风尚。当然，这些著名工匠所制器物，确实精良，非别的工匠所可比拟，并非浪得虚名。

三 “四时”、“月令”与生活节奏

民间生活，通常无法离开日历。明代官方所颁之历，就是《大统历》。这一称呼，据说是取《春秋》大一统之义。按照传统的说法，《大统历》是国家正朔所系，理应受到重视。事实上，自明代中期以后，民间的日常生活越发与这种日历相关，而在成化年间，地方上布、按两司官员已将国家之历视为私藏之书，大量印刷，纸费动以万计，并用它作私门馈赠之物，藉此结交权豪，求得名誉，图谋升荐。

日历由钦天监监造。钦天监印造日历之纸，由浙江布政司所属及直隶府、州、县解纳，先上交到礼部，再由礼部下发给钦天监。每年六月，礼部发下样历，分发南北直隶各府以及各布政司，依式翻刻，毫无加损。颁发正朔之历，明太祖起初定为九月之朔，后来又改为十一月初一。但自万历以后，则为每年的十月初一颁历。就在这一天，御殿可与大朝会相比，一切士民呼拜于廷，照例都可以获得日历之赐。

《大统历》俗又称“皇历”。民间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皇历。但明代的历式，其中也有一个变换过程。据明代史料记载，洪武初年的历式与后期所用不同。明初历书的式样，纪年在洪武元年以前，有吴元年，再往前推，就只用甲子纪年，不用年号。历书上面有袭爵、受封、祭祀、祈福、求医、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险、收敛、货财等项内容，“通者曰宜，不通者忌”。这就是说，无论是祭祀、袭封，还是出行、求医、做买卖，民间都需要事先从历书中定日子，看哪一天是“宜”，而哪一天是“忌”。

在明代民间所传的官方历书中，每日之下注有“伐”、“制”、“义”、“专”、“宝”等字。关于它们的出处，在明人中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主要得自相生相克之说。从相克的道理出发，以确定禁忌的日子。如《淮南子》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传曰专，母生子曰制，子胜母曰困。”可见，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就是明代历书中诸如“义”、“宝”、“专”、“制”、“困”等字的出处。而另一种则认为起自《周易》的八卦。如八卦中言：鬼为“击”爻，“击”就是“伐”；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天地即父母；福德为“宝”爻，福德即子孙；同气为“专”爻，同气就是兄弟。应该说，明代官历中的禁忌，显然已将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之说与《周易》的八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授时历图：明人日常生活指南（选自徐光启《农政全书》）

明代的历书中，专门表明春秋“二社”和“三伏”，所有这些，都是本于古人“时祭”之名，使民间百姓知道某日社或某日伏。所谓社，就是上古时期的王社、国社之属，也就是《月令》中所说“仲春之月，命民社”之类。伏祭始于秦，如《史记·秦本纪》云：“德公二年初伏。”又如《史记》中的年表也载：“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所指即此。在明代，伏祭已经不行，但民间春秋醵钱祠醮，还是称为“社”。不过，民间往往将此礼行之梵宇丛祠，已很少有人知道“报地德”的本意，这是一种变化。

明代所用历书，按其日子不同，分为不同的颜色，如以一、六、八为白色，二为黑色，三为绿色，四为碧色，五为黄色，七为赤色，九为紫色。这种说法，据说起源于《河图》之数。

乡村的农民，除了历书之外，其时间概念似乎相当模糊，不过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却得以从钟、鼓之声中知晓一天时辰的变化。

北京皇城晚上，则用大铃巡更。据载，在皇城的四周设有巡更铺。每当夜晚，从内发出大铃，周流传警，从东华门出，至后宰门收，一一交递，共72枚，完毕后，天就亮了。明代宫中每日的时辰，由刻漏房与更鼓房掌管。刻漏房专管宫中每日时刻，有官员十数员。白天是在文华殿后报时，每一时，就让直殿监官入宫换牌。每当晚上，从攒点后一直到天明，则在隆宗门外报时，报几刻水第一声，而宫中答应、长随接报第二声，如某时初一至初四，某时正一至正四之类，作为接班早起之候。打更之事，是一件苦差，所以宫中更鼓房一般是由有罪的太监负责，每天夜里共五名太监上玄武门楼打更。从起更三点起，至五更三点止，按照数目，用藤条击鼓，檀木榔头击点。

明代各地晨、昏之时的钟声，一般都是108声，但各地声音的缓急、节奏却有所差别。如杭州对钟声的节奏作如下描述：“前发三十六，后发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声急通共一百八声息。”绍兴钟声的描述已有所不同：“紧十八，慢十八，六遍辏成一百八。”台州钟声歌道：“前击七，后击八，中间十八徐徐发，更兼临后击三声，三通辏成一百八。”从上面三首歌曲中，可以知道杭州、绍兴、台州三地钟声节奏的细微差别。杭州的钟声，分为三通，在三通之间当然有一缓冲的节奏。每通钟声36声，节奏较快。绍兴的钟声，是打六遍，先是紧打18声，再慢打18声，重复六遍。台州的钟声，也是分为三通，但每通的钟声却与杭州不同，是先击7声，再击8声，中间18声比较舒缓，最后再击3声。

至于鼓声，则分都城与一般城市两种。都城禁鼓，鼓声是1230声为一通，打三通，共计3690声。而一般城市的更鼓，330挝为一通，千挝为三通。

关于每天的时间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值得指出的是，自万历中期以后，由于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将西方的计时制度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计日之制，一般是将一天分为100刻。但按照一天分为12个时辰，每一时辰八刻计算，总计应该是一天96刻。不知何故？在明代的漏刻中，一般又增加了24刻，分寄12个时辰中，这样一天也就变成了120刻。这种计时制度，大多有牵合之处，而且有些也不知其取义的本意。关于此，明朝人已经感到这种计时制度有缺陷之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与日益繁华的商业生活不符。正当此时，利玛窦来到了北京，带来了西方相对精确的计时方法以及计时之器，这就是自鸣钟。从此中国人也就了解到，西方每天分为24小时，每小时又分为4刻，合计一天为96刻。在西方的自鸣钟中，以子正、午正为始，午初、子初为终，共计24声，以为一天之时。

西方计时制度以及自鸣钟的传入，对于一个仅以历日纪年、月、日以及以刻漏、日晷计时的明朝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新鲜事物的出现，而是更加适应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更为精确的计时制度。西方自鸣钟的传入，对民间生活习俗应该说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明代民间习俗中，有“得吉日不如得吉时”之说，说明“时辰”在民间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时辰中，像巳、午、未诸时，均归属于吉时，但历法所用的日出、日入之时，乃是建立在太阳出海、入地的基础上，并非挂檐际之时。明朝人谢肇淛通过同是九月在泰山、黄山观察日出、日落记录，指出与正历所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明代的民间相当相信占候家的推测，而时辰在八字算命中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这些所谓的占候家，在选择吉时之时，做事临期，不过是凭他们的臆断而已。在烈日中还有晷表可测，在阴夜时就只好凭沙漏定时，但沙漏比起晷表来已是不得其真，更不用说在山村中无漏可考了。可见，推禄命之说，完全建立在推定时辰的基础上，而自鸣钟的传入，以及它本身所具有的整年无顷刻差讹的优越性，使得民间所信奉的禄命之说，开始建立在一个新的比较准确的时辰之上。

农民或者说一般民众的四时，显然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四时。这是生活的社会阶层性在“时”的领域的渗透。

农民生活的“四时”，是基于他们靠天吃饭的无奈。从《尧典》开始，就已经有了“授时”的说法。所有的农、桑之节，无不需要占四时的节气。将一年分为四时，而在四时中又各有其务，十二个月中又各有其宜。这就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准则。他们需要通过了解四时，以安排劳作、休闲。单就种植的时节而言，如果先时而种，就会因失之太早而不生；反之，如果后时而艺，又会失之太晚而不成。所以俗语有云：虽有智者，不能冬种而春收。

农家四时，按部就班，大体如下：二月，正当春气生发之时，天气和暖，就要趁时务农，宜时栽种桑、麻；三月，就要上紧耕耘、播种；四月，田苗盛长，已是农忙时节，就要上紧着耘锄；五月，时雨沾足，不但要用心耘锄禾稼，而且还要防止牲畜作践田禾；六月，田禾趋于成熟，既要当心牲畜践踏田禾，又要开始想着纳粮当差之事；七月，更是不敢早眠晏起，有些地方是田禾旺发，成熟在迩，有些地方已是禾稼成熟，需要按时收割，收割以后也不敢胡乱消费，还要想着撙节用度，防止青黄不接；八月，正当秋收时节，需要及时收获、上仓；九月，秋收已毕，还是不敢随意浪费，必须在仓里备上一些余粮；十月，一方面是天气向寒，有些地方需要上紧着种麦，而有些地方正好是农闲时月，需要勤着做些别的生理，贴补家用，也有一些地方，乘着农闲，依时修理桥梁、道路；十一月，正当闲暇，就需要预先修理农器，以备来年之用，或者被安排夜巡日检，以防不虞。

农家不但要知道四时，同时还需要知晓“五行”，即所谓的“田家五行”。尤其是五行中的水、火与土。从这种角度出发加以思考，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民为什么如此崇拜水神与五土、五谷之神。因为水、土是他们生活的希望，而水涝或者干旱，或者说土地的肥沃或者贫瘠，决定了他们生活的质量。

士大夫当然也讲“四时”，但他们生活中所渗透的四时观念，则是“四时幽赏”、“四时清闲”。因为他们是有闲阶层，其生活的目的显然是如何打发这些闲暇。他们高明其怀，旷达其意，超尘脱俗，别具天眼，从四时景色中获取真趣。景是幽景，事是幽事，赏是幽赏，趣得幽趣、真趣。但从中不难领悟一个“闲”字。闲而无事，闲而寂寥，就觉得与清风明月为伴，就成了一个“幽人”。

天迁图：明代民间禁忌用品（选自邝璠《便民图纂》）

“时”的观念同样体现在商业的交易之中。民间百姓去市场赶集，或者买卖人到市场上去做买卖，他们的心中时常有一个时间概念。因为在明代的城乡，每天开市的市场，相对还是较少，很多都是一些定期的集市，或者三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或者逢三、五之日（即每月的三、五、十三、十五、廿三、廿五）开市。即使是一些以神庙为集散地的“庙市”或“会市”，也是以神的诞辰之日，作为开市的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