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江湖之人



俗语道：人在江湖走，怎能不湿鞋？在明代，那些在江湖上混饭吃的黑道人物，不能不靠山吃山。这些游食光棍，身上穿的是短衣长裙，头上戴的是高帕细网，整日无所事事，游手无赖，在街上闲逛，生计的来源，无非是靠设计诱骗、讹诈、抢劫、乞讨、打人、偷盗获得。

一 逸夫、喇唬与光棍

明代小说《梼机闲评》中有一首小词，对城市中的光棍做了如下描述：“个个手提淬筒，人人肩养粘竿，飞檐走线棒头拴，臂挽雕弓朱弹。架上苍鹰跳跃，索牵黄犬凶顽，寻花问柳过前湾，都是帮闲蠢汉。”明代民间有谚语描摹这些市井无赖，说他们：赊酒时，“风花雪月”；饮酒时，“流星赶月”；讨钱时，“水底摸月”。这些词、谚语相当通俗，自不待释，但从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这些光棍与宦家恶少臭味相投，或者在坊间吃闲饭与白饭。

在介绍光棍以前，不能不提一下明初久已存在的“逸夫”。逸夫又称“逸民”，大致都是一个意思。逸者，游也。所谓逸夫，其实就是游惰之民，也就是过去唐宋两朝时经常出现的闲人。这些逸民，一般以松江、苏州二府为多，所从事的活动主要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公门中讨生活，阿谀奉承那些役吏皂隶，也即帮衬公门，夤缘害民。如当时衙门中的小牢子、野牢子、小官、帮虎等，都是由一些市井游手之徒投充，称之为流氓也不为过。

二是在市井游逛，不务生理，专干为非作歹的一些事，扰害市井百姓。这些游民虽无帮衬公府之名，却也浪荡成习，堪称逸夫。

“喇唬”的含义，清人著《六部成语注解》解释为“诈骗之匪”。喇唬在明初即已存在。据记载，当时有一些喇唬中的无能之辈，时常口称圣号，大白天在街上倒地撒泼，引人围观。至于那些刁猾的无籍棍徒，更是气焰嚣张。他们有时身背黄包袱，头插黄旗，口口称说要求奏告上诉，直入衙门，挟制官吏；或者自己根本没有冤枉事，代人捏写状本，教唆或扛帮他人赴京城或巡抚、巡按、按察司衙门告状，借此恐吓他人，获取财物；有时更是险恶张狂，上京诬告他人叛逆，或者诬陷他人犯有强盗人命。

喇唬在明初出现以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从而在中间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自正统以后，喇唬的势力重新崛起，并在社会上逐渐扩大，至成化、弘治时达到了极盛。正统五年（1440），通州张家湾军余邵文斌等九人，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往来上下码头，欺侮良善，吓骗财物，恃强凌弱，谁也奈何不了他们。成化六年（1470），山西太谷县民杜文翥，自号“都太岁”，与兄弟一起结交一批恶少，号“十虎”、“二贤”、“八大王”、“十条龙”，暴横乡里，时常聚众做一些奸恶不法之事。在湖广蕲水县，恶少群聚，纵横乡里，有“十虎”、“九龙”之号，全无忌惮。

明代的喇唬主要从事以下几方面的活动：其一，打架斗殴，行凶杀人。当时北京城内凡是军民杂处的地方，就有一些喇唬之徒，他们偶尔因为一些小忿，就大发雷霆，斗殴杀人，其后又将尸体扛抬，图赖他人钱财。有时在街上与人发生口角，喇唬就执刀持棍，纠合众人，行凶殴打。有时甚至将对方的“有钱器物尽数毁弃，或将房屋垣墙一概毁损”。其二，横行市肆，强取货物，他人莫敢谁何。在北京，专有一批不务生理的喇唬，他们三五成群，非华衣不穿，非美馔不食，宿娼买奸，百无禁忌。等到家业荡尽，别无财路，就只好开场赌博。赌博花样较多，或抹牌、下棋、打双陆，或踢气球。赢者得钱，肆意所欲，输者丧气，莫返原物，以致饥寒交迫，不能自存，只好做贼，往来于京师之间，肆行劫掠。其三，充当揽头，兜揽粮物，从中搀杂糠土，获取暴利。如顺天府涿州地方设有一座常盈仓，仓库周围军民混住。每当夜里，就有一些无籍小人，抛掷砖瓦，偷盗钱粮。经访察，得知是孙全、庞富等喇唬所为。他们奸恶相济，结党成群，势如虎狼。他们还强行充当纳粮揽头，作弊以后上纳，如果不收，就行凶撒泼。

据明代奇书《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所言，现代意义上的流氓，在宋代称“捣子”，而在明代则称“光棍”。光者，赤也。故光棍又叫“赤棍”。何谓“光棍”？清代一位姓李的作者在《俗语考原·光棍》中这样说：“俗谓无赖匪徒以敲诈为事者为光棍。今俗也以无妻之独夫，谓为光棍汉。”这种解释比较全面，也有道理。

明代光棍神通广大，可以买通官府，专门替人打官司。他们专吃闲饭，好管闲事，捕风捉影，寻人家的闲头脑，挑弄是非，扛帮生事，所以又被人叫做“没头鬼”。不管哪里有事，只要被光棍中的一个打听到，就合着伙去干，得利平分。他们结帮成伙，也有头领，或取绰号“钻仓鼠”、“吊睛虎”，或取绰号“洒墨判官”、“白日鬼”。光棍头的手下，当然是一些提草鞋的无名小光棍。

光棍们无孔不入。他们也靠衙门吃饭，充当囚户与铺户之间的中间人，获取回扣，有时甚至公开勒索财物。如当时有两个“打光棍”者，即王玉与王海，他们不务本等生理，专门在通政司与兵部衙门前，拦截告状人与送问囚犯，争先接到贯城街上的卖纸人家，以买纸送饭安歇为理由，向囚犯勒要银物。而那些卖纸人家，因为光棍们替他们招揽了生意，就高抬纸价，乘机大赚一笔，除掉本钱之外，所赚之钱与光棍平分。因此，良善者大多被光棍挟诈，贫难者也被他们逼迫，光棍可以任意为所欲为。更有甚者，有时光棍竟敢奸淫妇女，“剥捉衣服，留当行李什物，其害不可胜言”。

京城内外，是光棍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人口流动频繁，大有油水可捞。他们或者三五成群，人数多者达到数十人。妓院娼门成了光棍们的集会地，他们在此不分昼夜地游荡饮酒，替人报私仇。有时候，光棍们凭借一股蛮力，在街市中肆逞凶恶，拦截买卖之人，强索钱物。这些光棍常常随身配带流星袖棒、秤锤、尖刀等凶器，往来挟制良善，强霸他人妻女，欺侮殴打平民百姓。有时被害之人不服，前去告理，但官府良恶不分，是非颠倒，必然使受害者与光棍一同受刑，所以受害者只好忍气吞声。而光棍们更是肆无忌惮，日加月渐，一以成风。

泰昌元年（1620），御史张泼上言：“京师奸宄丛集游群，有谓之把棍者，有谓之拏讹头者。”显见，至明末，流氓又被称为“把棍”。“讹”音与“鹅”通，故明代史籍有时又称“拏讹头”为“拏鹅头”。所谓“拏讹头”，其实就是流氓所采取的讹诈方式。如明人姚旅就将“拏鹅头”解释为“挟人之私而诈财”。明末姚希孟也说，当时都城里号称“把棍”的游手无赖之徒，平日大多以“拏鹅头”与“生事诈人”为业。

那么，这些把棍又是如何“拏鹅头”呢？据记载，每当把棍侦知一人将去作奸犯科，于是就尾随其后。正当那人动手之际，把棍跳将出来，以告官要挟，藉此讹诈钱财。将“拏鹅头”说成“拏讹头”，其义盖源于此。

“把”是把棍的组织团体。恶棍聚在一起，结成团体，就称“把”。把棍时常假借会茶的名头，积聚银钱，或千，或数百，如果把棍的恶事被人告发，就用这些钱打点官司。把棍有各自的群，各把之间由于利害冲突，也时常发生群殴，即打群架。那些在打群架中吃了亏的把棍，也不甘心，于是“结把以求胜，以把胜把，而把遂不可胜穷”。把棍的诈骗行为，除了前述的“拏鹅头”之外，有时也采取一种“讨白债”的方法。所谓讨白债，就是引诱解官与客商到一个僻静的去处，威逼他们立下文契，公然讨取。有时候把棍冒用兵牌，勒取火夫，需索铺行。显然，这也是一个破坏性的组织。

二 打行与青手

自明代中期以后，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松江，出现了一批专职替人报私仇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这批不良之徒，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不可挡。这些无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名震江南的“打手”，又称“青手”，而打手的组织则称“打行”。

就打行的发展过程来说，先是兴盛于松江，随后才迁延到苏州。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最初出现于宣德初年，至嘉靖中叶以后，直至明末，此风趋于大盛。打行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既然号称“打行”，那么必须以殴人为专业。打行中人有时也称作恶少年，他们群聚殴人，一人不逞，就呼集同类进行报复，不残伤他人绝不罢休。打行中人打人也有独特的方法，内部转相传授，秘不告人。他们打人，或胸、或肋、或下腹、或腰背，可以做到定期让被打者死亡，或者被打以后三月死，或者五月死，或十月、一年死，一般不会出现差错。时间一久，如果有人以杀人告官，但早已出期限之外，这样也就不用抵命。所以打行的同党胆敢跳粱市肆中，为所欲为，市民只好“摇手而避之”。打行有时专门替人扛打。如果某人与他人有仇，打算进行报复，常常可以在暗地里贿赂打行中人，约好在某一天，在冤家所在或路过的地方，“徉相触忤”，故意寻衅，如果起而反抗，那么打行中人就群起殴之。有时打行中人又以不根之辞诬陷他人，再以他们的同党出来作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人不出金帛谢罪，此事就无法解释清楚。

其二，诳骗偷盗，专门在街上“撞六市”。有时候，他们碰到乡下人持物入城做买卖，就设计诓骗，到了偏僻之处，就半骗半夺；有时候，他们白天在地方上偷盗东西，被人识破，扭送官府，路上刚好遇到打行同党，就乘机救解脱逃，而扭送者反而受到他们的侮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炒盐豆”。

其三，打行中人大抵是一些侠少，中间选一些有勇力之人为头领，重报复，抱不平。这种无赖的做法，使打行中人给人狰狞可怕的感觉。但打行中恶少所行之事，有时也极巧慧，每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记载，当时有一僧业医，颇有赀财，但很吝啬，因而打行中的少年很厌恶他，准备好好作弄他一番。于是，让一妓打扮成少女，前去勾引这位僧人，最后狠狠地敲了他一笔。

其四，打行中人有时又充当阉党余孽的打手，参与政治。此时的打手，又可称为“青手”。如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城，明亡。此时的南京，闻变以后，举行了一个哭临的仪式，阉党余孽也想随班行礼。于是复社中的一些志士草了一个檄文，攻击阉党。阉党余孽大为气愤，就雇募了数十名“青手”自卫，似乎有侮辱诸生的意思。为此，复社中徐武静与张子退二人，各率东阳、义乌的力士戴宿高等，也手执白棒，大白天在街上搜索行走，遇到青手，随即击逐。因此阉党余孽不敢轻举妄动，凌辱诸生，而士气由此大振。

此外，打行中市井恶少也采用“紥火囤”的方法诓骗财物，武断坊厢间。紥火囤，宋时称“美人局”，清代称“仙人跳”。有一诗专说紥火囤之害，引述如下：

睹色相悦人之情，个中原有真缘分。只因无假不成真，就里藏机不可问。少年卤莽浪贪淫，等闲踹入风流阵。馒头不吃惹身膻，世俗传名紥火囤。

所谓紥火囤，就是一些奸诈之徒，从世上这种男贪女爱的风情上面，想出一些题目来。他们用自己的妻子，或有时压根儿不是妻子，而是用娼妓假扮妻子，装成圈套，引诱良家子弟，一等成就好事，就率领光棍打将进来，诈他一个小富贵。此谓之“紥火囤”。

嘉靖三十八年（1559），应天巡抚翁大立到苏州上任，发檄给府县官员，要求他们捕治打手，严加督责，反而引起打手的变乱。经过这一次变故，苏州打手的势力渐损，但并没有被消灭。自此以后，打行的势力逐渐转移到松江、嘉定一带。如明末嘉定人侯峒曾就说：“打行薮愚，敝邑为甚。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显然，在明末，嘉定县不但成为打手的渊薮，而且遍布城乡各地，势力颇为繁盛。

至明末，打行的活动也有所变化。当时由于官府追赋急迫，百姓无法缴税，时常有挨杖之苦，于是一些无赖就专门开设“打行”，实行垄断，代人挨板子，而且定有时价，一般每挨一板向人收银二钱。

三 讼师、讼棍与访行

讼师又叫“讼棍”、“讼鬼”、“扛棍”。说其为“棍”，说明这些讼师颇有些无赖习气，是明代无赖阶层的一部分；说其为“鬼”，无疑也证明这些讼师本领阔大，似乎有翻云覆雨的本事。包揽或者起灭词讼，扛帮他人打官司，从中获利，这是讼师的职业特点。

（一）衙蠢

讼师的活动，无疑离不开衙门中的胥吏、衙役的暗中支持，而衙役人的活动，也就成为一种“衙蠢”。靠公门吃饭的人，在明代名色众多，除了胥吏之外，衙役之人，分别有门子、牢子、禁子、库子、巡栏、弓兵、皂隶、防夫、馆夫，大多是一些杂役人员。明人陈铎就这些衙役人员，都一一作了歌曲，予以描述，最能反映这些衙役的生活乃至习性，详细引述如下：

描眉掠鬓精神，铺床叠被殷勤。献宠希恩事因，虚名承认，看门那里看门。（门子）

当官待立公堂，归家欺侮街坊，仗势浑如虎狼。军牢名项，一生那到监房。（牢子）

巡更不离梆筹，收监先讨灯油，作伴常陪罪囚。牵枷扯杻，逐朝不得停留。（禁子）

赃罚常有收积，官员自判封皮，出纳虚担是非。甘当重罪，他人却讨便宜。（库子）

通识各色牙行，能缉漏税钱粮，常吃无名酒浆。诸般阻挡，瞒官却放猪羊。（巡栏）

充徭本是乡民，承批不惯拿人，应役却非正身。游食光棍，积年久占衙门。（弓兵）

锡牌出入随身，雉翎斜插头巾，多半村乡揽民。甘心招认，随衙办纳柴薪。（皂隶）

收拾锁漋刑罚，安排吊拷掤扒，说念关津递发。通些私话，登时打做一家。（防夫）

只凭应付寻钱，也须接递当先，比避笞鞭向前。总然通辩，不过养马撑船。（馆夫）

从上述歌曲中可知，衙役人员，实也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凭借衙门中所掌公事便利，有油水可捞者；二是纯粹的杂役人员，辛勤苦劳，实是服差役。

衙蠢在元末明初即已存在。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列述了野牢子、小牢子、主文、帮虎等几种，将他们都归入“逸夫”之列。经朱元璋的严厉整治，衙蠢问题一度沉寂。至永乐以后，衙役又变得肆无忌惮了，从而使衙蠢再一次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衙蠢之害也就成了明代的政治陋俗。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在《殿灾宽恤诏》中，就说到诸衙门中的吏卒、弓兵、皂隶、牢子，“多有久恋衙门，连年不替，专一浸润官长，起灭词讼，说事过钱，虐害良善者”。至宣德时期，在明初即已存在的衙役“帮虎”，又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他们成为一些钦差官员的鹰犬，帮助这些钦差鱼肉百姓。一至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在《南京殿灾宽恤诏》中，又一次说到这些吏卒、弓兵、皂隶、牢子，“多有积年民害，久恋衙门，父子兄弟更相出入，专一起灭词讼，把持官府，说事过钱，虐害良善”。成化年间，这些号称主文、书算、快手、皂隶、总甲、门禁、库子的衙役，似乎更加张狂，除了“说事过钱，把持官府，起灭词讼”之外，还洒派税粮，“买放强盗，诬执平民，陷害良善”。

明代官员在衙门审案（选自《人镜阳秋》）

关于衙役之害，明代奇书《金瓶梅》中也有比较形象的记述。如在小说第9回中，就说到有一位诨名叫“李外传”的人，专门在府县衙门前揽些公事，往来听气赚钱使。“若有两家告状的，他便卖串儿；或是官吏打点，他便两下里打背”。所谓“打背”，就是“打夹帐”，江西人又称“树背张风”，说白了就是拿回扣。

衙役确实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利用手中极其微小的一点权力，胆大妄为，坑害百姓。衙役最拿手的好戏是靠起灭词讼赚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衙蠢之害就是讼棍之害。

（二）讼师

讼师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需要具备熟悉本朝法律、擅长撰写符合格式的各类词状以及交通衙门等本领。讼师之学，亦有秘密相传的习学范本，号称“讼师秘本”，从最早出现的《新镌法林金鉴录》，到后来的《萧曹遗笔》，就是这种秘本的代表作。

明代民间俗谚曰：“衙门日日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清代也有一句谚语：“一家入公门，九牛拔不出。”诉讼之耗时间，费钱财、人力，于此可见一斑。明中期以后，不仅城市，而且乡村，也均“健讼成风”，所以当时的江南有“耕肥田，不如告瘦状”的谣谚。这固然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形成冲击，利之所趋，不免导致词讼增多，但确实也与讼师的播弄、扛帮、教唆相关。而“健讼成风”一旦形成以后，反过来又为讼师的生存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土壤。

讼师有“刀笔先生”之称，在福建同安，则称之为“状师”，民间或称之为“邓思贤”，其业务主要与词讼相关。据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研究，讼师的业务主要有“包揽词讼”或“教唆词讼”、代作呈词或诉状以及与胥吏、差役交涉等等。

早在明代初年，讼师即呈零星出现的迹象。洪武年间，有一些犯有死罪的犯人，被发往沿边充军。永乐年间，又有一批造反、谋叛者，其本人均已伏诛，而他们有一些亲戚，却被宥罪，发往各边充军。这些发配充军之人，本来就是一些奸儒猾吏，或是一些不从当时朝廷教化的顽民。这些平日怀奸挟诈、欺压良善的刁顽无籍之徒，一旦宥罪充军，仍然不思悔改，在一些边地三五成群，教唆词讼，告状实封，上书陈言，把持官府。明初之时，在十三布政司中，以江西所出讼师最为著名，而且此风最盛。在江西，专门有一等“顽民”，代人告状，获取钱财。

至正统年间，讼师更是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如当时南直隶丹徒县，有徐义等数人，不事生产，只是持人短长，通过告讦以取钱帛。他们共刺血誓，发誓生死无相背，以此吓诈当地百姓。至成化年间，讼师更是有增无减。在南直隶苏州、常州一带，讼师成了一种令人艳羡的职业。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就是罢闲的吏典，曾在衙门中混过饭吃，熟悉官场的法律程序，藉此替人写状纸，捏词教唆，有时甚至鼓动事主直接上京城击登闻鼓，告所谓的“御状”。另外，在常熟、江阴等县，也有一些富户，不安本分，用钱雇觅他人，出名告状。每当此时，讼师就有了用武之地。自正德、隆庆以后，在北直隶的保定、真定二府，更是出现了一些号称“刁头”、“歇家”的讼师。刁头又称“圆头”，其特点是“聚党伙告，欺戕善类”。歇家本指开店之家，以安顿过往行旅客商为职业。但在明代，这些歇家也接待告状之人，并包揽词讼，所以也有讼师之意。刁讼牵连，觊觎的当然是厚利，而其获利之法，也是名头繁多，如在湖广蕲水县，就有“打铺”、“大网”之名。

（三）访行

访行也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大陋习。说到访行，不能不先谈“访恶”与“窝访”。明代巡按御史访察恶人这一举错，究其源头，当始于历史上的“收取人”。而明代的访恶，则诸如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均得以访察。窝访的出现，则与明代官员的考察制度密切相关。按照明代制度，京官考察，主要凭籍台谏与吏部的访单。又据明代的制度，匿名文书当然是被朝廷的法律所禁止的。但在内外官员考察之时，吏部发出的访单，等到填注缴纳之时，上面却不落姓名，即使在上面开列秽状满纸，也不知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地方上巡抚、巡按等考察府、州、县官员，除了寄耳目于吏胥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毁誉，主要采自“窝访”，于是一些不肖的府、州、县官，就“阴结窝访，阳事上官，而吏事毕矣”。窝访起到了左右地方官毁誉甚至仕途的关键作用。

窝访的存在，并不仅仅局限于访察地方官员的政绩乃至声誉，有时也承担地方上法律诉讼案的实情。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左都御史詹仰在奏疏中就主张“严禁访察”，其中建议“御史亲受词讼，虚心谘访，则奸恶毕见。或拿问执问，自足行法。无待访察，且令省窝访之弊”，云云。这是窝访参与地方法律事务的最好例证。

在明代，大江南北及山东等处都有窝访的存在，其参加者多为一些积奸巨猾，而地方上的富豪也不得不跟着与他们结纳。窝访所为，“专以卖访买访等业，招权纳贿，假手报复，肆无忌惮”。随着窝访势力的扩大，也就陆续出现了一些行业组织，在淮扬等府，私称“躲雨会”，其意是说“不避风雨”；而在山东，则私为“三只船”，其意是说“不畏风波”。

访家其谋其术之巧，有时实在出人意表。明末人陈仁锡深知其害，其中揭示道：

谨启访家之害也。有永巷也，一白染卓。叩者至，童子出开门，即入，仍扃第二门。以白镪置卓，维书某人单款，趋出。主人收镪，抄誊，不面一人，不留一笔，盖亦巧矣。欲陷某为次犯，于是借一极恶人为之首。首恶如是，次犯可知，而其意非为首也。欲陷某为首犯，于是又借一极恶之人为之次。次恶如是，首恶可知，而其意非为次也。于是以不相识之人牵作一人，以不相干之事并成一事，戍者戍，徒者徒。间遇明府推评暴白，而家已罄矣。

在地方上，朝廷官员的黜陟之权，由巡抚、巡按共同操持，而瘅恶之权，仅由巡按一人所操。究其实，也并非自操权柄，而是将它委任于府中的推官。推官也不是自操权柄，而是将其委任于胥吏。于是，就出现了这些“窝访”。他们与胥吏相与为奸。窝访的做法，大体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卖而纵之”，于是凶人可以漏网；二是“买而内之”，于是善类蒙受无辜之累。当时江西贵溪有一处访家的巨窝，各处“采访者”全会聚于此。后被地方官所破，从中找到了他们交通为奸之状，如凡是官吏士民各种不法之事，他们全都“款列而籍记焉”。将这些记录下来，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

明代的史料已经真实地揭示了下列事实，自嘉靖以后，一些地方上的上司官员也已经开始“访察拿人”。如何访察？显然需要利用这些“窝访”或者“访行”。所谓“访察拿人”，就是在既无原告、又无指证的情况下，通过访察就将犯人拿获，并将他们发到所属官员问罪。采用的方法就是逼令犯人想象供招或认罪，中间当然也有因此而审得真正的犯人，但被诬陷的也确乎不少，甚至有些人还被枉问死罪、充军。于是，奸人乘机报复私仇，刁徒藉此肆行诓诈。这些所谓的“奸人”、“刁徒”，其实就是那些“窝访”或“访行”中人。

访行以苏州为最盛。明代苏州的风俗倾险狡悍，上官如果想察觉州里的豪蠢，不能不假借一些下面的耳目。于是，一些猾胥大奸，就投身到衙门中，交通近习。如果想害人，可以通过暗地里偷偷行贿，将仇家置于豪蠢名单之列，罗织罪款，暗投陷阱。等到对簿公堂，官府虽然心知其冤，但也无法替他们开释罪责。有时候，这些访行中人也派出缇骑，偷偷地拘拿一些人，“设局讲款”，从中勒索。这种行为，在当时有专门的称呼，叫“造访”。这些造访之人，必须公推一人为宗主，而其他群凶则在下附和。这样，一倡百从，竞相标榜，就被称为“访行”。

尽管访察之习在嘉靖年间就已出现，但从事访察者组成访行，还是到了明末以后才出现的事情。这些访行出现以后，最初不过是访察衙蠢，虽千百成群，还必须仰仗乡绅的鼻息，窥伺官长的喜怒。一至其后，访行中的奸猾胥吏或在城，或在乡，势力渐增，威权猛长，徒党一日多似一日，因此乡绅转而仰仗他们的鼻息，官府也“因之为喜怒”。

考访行的源流，大概以邵声施为宗主的时候为较盛。当时，邵声施创设了“保生社”，其下面的同党有朱灵均、邹日升、陆惠云等人，再下面还有一些人，称为“干儿”。不久，巡按御史秦世贞将访行中人一律逮捕杀戮，但其中的朱灵均却漏网了。事后，他召集旧时同党，汲引后进，复相团聚。不久，访行的组织就有八大分、八小分这些称号，势力又增，号称“邵氏中兴”。直到王九玉执访行牛耳之时，内部开始分门角户，党徒一分为二，于是就有了南北两部。等到王九玉死于狱中，其下面的徒党竟相雄长，出任访行宗主的人，不下数十人，而依附于他们的无赖也以千百计，“访行之盛，至于斯极矣”。访行的势力颇盛，他们钳网作弄人的本领，鬼神莫测，所以常熟一带的人对他们极为畏惧，为之谚曰：“有饭吃不如饿，有衣穿不如破；莫逆前，避访蠢。“访行之害，转成一种“访蠢”。

四 山人清客

山人在晚明已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甚至已被官方所重视。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巡城御史陈汴上奏，请求驱逐“山人游客”，并论列周训等十人各种违法之事。明神宗下旨，将这些人下锦衣卫逮治，法司究罪。

考“山人”一称，从其起源上来说，应该是指那些既有“名山不朽之业”，却又“标韵高绝”之人，诸如太白山人孙一元、弇州山人王世贞、李山人（梦阳）、何山人（景明）、徐山人（祯卿）、李山人（攀龙）、宗山人（臣）、祝山人（允明）、王山人（龙）、文山人（徵明）、沈山人（周）、唐山人（寅）之类。史载，有一布衣投诗于王世贞，自称“山人”。王世贞批其诗尾云：“此曹何所长，而称山人耶？”可见，得山人之称，颇为不易。

随着时代的变迁，山人一称也发生了变化。于是，时人开始以“有位”与“无位”作为区分是否山人的标准。换言之，只要是公卿，即所谓的“轩冕”者，尽管他碌碌无为，也必须称为“青云之士”；反之，只要是布衣，即使他挟诗文奔走公卿之门，也可以称为“山人”。于是，方术之士或医生，也以“山人”之称为高。

山人虽奔走于公卿之门，但有时也多简傲、自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人格的独立性。这可以一些山人对联加以说明。如王稚登家的桃符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钱象先家之对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这两副对联都是从杜甫诗句中化出，无疑显得有点自夸。而陈继儒堂中一联云：“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所用是陆游之语，表面上看来有些谦抑，但内心实际上很简傲。从这些联句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山人的双重人格。

在明代，清客这一阶层的外延在逐渐扩大，即使像相面、算命之流，他们游于公卿之门，被公卿视为“狎客”。如胡可泉任苏州知府时，曾在门外贴一对联，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

在明代，还有一种“帮闲”，也属于游闲之民。什么是帮闲？明人朱权作如下解释：“无藉之徒，不务生理，专帮富家子弟宿唱饮酒，以肥口养家而已。宋柳隆卿、胡子传是也。”这种帮闲，也可以称之为“狎客”，俗称“篾片”，其实就是善于趋奉凑趣的门客。明代南京秦淮河畔旧院中，有一些著名的狎客，如张卯官之笛，张魁官之箫，吴章甫之弦索，钱仲文之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朱维章之串戏，柳敬亭之说书，全都凭藉自己的一技之长，或集于李十娘与李大娘家，或集于顾媚的眉楼，每集必费银百两，靠此帮衬，才得以维持生计。

在明代，一些少年浮浪子弟，仗着自己家里有几贯钱财，自家又有一些小才艺，于是浪迹逛游，无所顾忌，其实并没有那些豪杰的本领。有时候遇着一些下流匪类，就引入嫖赌一路，诱他们一掷千金，还胡说这些都是豪杰的本色，又引诱他们偎红倚翠，胡诌这是才子的风流。这些浪荡公子手中本钱有限，过不了多久，就被弄干净了。这一批人，专门白手骗人，在江湖上打憨虫，这在北京叫作“帮衬的”，意思是说鞋有了帮衬，外面才好看。苏州人把这批下流匪类称作“篾片”，这如同那些做竹器的，先有了篾片，那竹器才做得成文。苏州人有时又称他们为“老白鲞”。意思也很好理解，那鲞鱼是海中贱品，但若与各色肉菜一起烹煮，吃起来就津津有味、妙不可言了。因此，这种人极是有趣，喜的是趋炎附势，惯于阿谀奉承，不好的也说好，不妙的也说妙，帮闲热闹，乃至凑趣，确实让人一时舍不得他们。到后来，苏州、杭州人又把这些人称做“陪堂”，统称“帮闲”。

帮闲已如上释。下面引述两段描绘帮闲的诗与短歌，以便对他们有更感性的认识。一首诗摘自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卷31，诗曰：

每日张鱼又捕虾，花街柳陌是生涯。

昨宵赊酒秦楼醉，今日帮闲进李家。

另一首短歌引自方汝浩《禅真后史》第13回，短歌道：

白面郎君，学帮了介闹，勿图行止只图介钱。脸如笋壳，心如介靛；口似饴糖，腰似介绵。话着嫖，拍拍手掌，赞扬高兴；讲着酒，搭搭屁股，便把头钻。兜公事，指张介话李；打官司，说赵介投燕。做中作保是渠个熟径，说科打诨倒也自新鲜。相聚时，卖弄介万千公道；交易处，勿让子半个铜钱。话介谎，以捕风捉影；行介事，常记后忘前。害的人虎肠鼠刺，哄的人绵里针尖。奉承财主们，呵卵脬，捧粗腿，虚心介下气；交结大叔们，称兄弟，称表号，挽臂介挨肩。个样人勿如介沿门乞丐，讨得个无拘束的自在清闲。

上引诗与短歌中，已把帮闲的嘴脸刻画得栩栩如生。

除了帮闲之外，在明末还有一种叫“老白赏”的人，大致也与帮闲相同。老白赏可能与“老白鲞”是同一类人，都是指“清客”，只是写法不同，其释义也就稍有差异。

那么，这些清客究竟是一种什么人呢？在明代，苏州、松江一带到处传诵着一个讽刺清客的谚语，其中云：

一清诳，圆头扇骨揩得光浪荡；二清诳，荡口汗巾折子挡；三清诳，回青碟子无肉放；四清诳，宜兴茶壶藤扎当；五清诳，不出夜钱沿门跄；六清诳，见了小官递帖望；七清诳，剥鸡骨董会摊浪；八清诳，绵油直裰盖在脚面上；九清诳，不知板腔再学魏良辅唱；十清诳，老兄小弟乱口降（音扛）。

这个谚语虽极通俗，但绝不会出自大字不识的下层平民之手，也不会出自乡村的陋巷之士，必定出自一个轻薄文人之手。从这一则谚语中可知，清客比起那些闲汉、帮闲来，面子上似乎要清雅一些，但究其实，正如明朝人何良俊所言，也不过是一些游手好闲之人，是“百姓之大蠢”。

清客又称“老白赏”，取这一名字，其本意如何，现在看来已不太清楚了。据有人猜测，这些人光着身子，身无分文，但随处插脚，不管是人家的山水园亭，还是骨董美女，不费一文，就可以白白鉴赏把玩，故称“老白赏”。老白赏又称篾片。这是嫖行里的行话。譬如嫖客本领不济，望门流涕，不得受用，所以只好靠着一条篾片，帮贴了方得进去，所以叫做“篾片”。有时又叫做“忽板”。此名也有来头。如大老官嫖了婊子，这些篾片陪酒夜深，巷门关紧，不便走动，就只好借一条板凳，一忽睡到天亮，所以又称“忽板”。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还出现了“女山人”与“女帮闲”。所谓女山人，就是指那些懂得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凭藉她们的技艺，往还、周旋于公卿士大夫中间，被人称作“女郎”。如明末竟陵派文人谭元春就记载了一位女山人，名澜如，善于画兰，还懂书法，粗知韵事，“与一时素士交处”，故时人称之为“女山人”。所谓女帮闲，就是凭藉自己的技艺、口舌周旋于一些大家闺秀或名妓之间的女子。万历年间，松江的吴卖婆，就是最好的例子。吴卖婆，名木樨，原为范太卿家女奴，后长卖吴姓，在当时有“女帮闲”之称。说其为“女帮闲”，则是因为她借助“卖婆”的身份，亦即借兑换首饰，又略有姿色，得以出入大家，而一些士大夫也颇与她狎昵。随后她又制造淫具、淫药，“以干妇人之好淫者，多得重货”。至万历二十年（1592），被“去衣重责，追赃”。

五 乞丐

乞丐的来源，或是乡村中失去土地而衣食无着的农民，或是因灾荒而逃离故乡的农民，或是浪荡子堕落而为乞儿，或是生性好吃懒做之人。无论是哪一种人，乞丐都以求乞而生存。

在宋代，朝廷设立悲田院，安置这些乞丐。到了明代，朝廷同样设立养济院，安置这些衣食无着的乞丐。乞丐也有自己的户籍，称“丐籍”，大概属于贱民之籍。不像流氓、无赖，属于“无籍之徒”。这种丐籍，到清雍正年间，才正式撤销。

作为游民群体中的一员，乞丐也有自己的行业神。首先，乞丐奉佛教中的“独孤长者”为自己的守护神。如在明代，除在天下府州县设养济院外，还在南北两京设“舍饭寺”，“以济贫贱”。北京的舍饭寺有两处，都由内臣“主饕飱之出纳”。西边的一所叫“蜡烛寺”，近燕山左卫；东边的一所叫“幡竿寺”，靠近井儿。幡竿寺的伽蓝殿内，塑有“给孤长者”的像。这位给孤长者，又称“给孤独长者”，是“须达多”的别称，本为古印度拘萨罗国舍卫城富商，释迦的有力施主之一。因常为孤独的贫贱者施食，故世称“给孤独长者”。其次，乞丐又将南宋刘宰奉为自己的行业神，俗呼“猛将”。据载，“南宋刘宰漫塘，金坛人。俗传死后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江以南多专祠。春秋祷赛，则蝗不为灾，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

乞丐也分临时性乞丐与职业性乞丐两类。凡是临时性乞丐，大都因为灾荒或失去土地等生存条件所致，一旦有机会，他们仍会成为编户齐民。而职业性乞丐由好吃懒做者构成，他们贪图流浪乞讨的自在与快活，一生专以乞讨为生。

明代北京，乞丐之多，确乎令人惊讶。明人谢肇淛记：

京师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大抵游手赌博之人，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裤，不数掷，保呼道侧矣。荒年饥岁，则自北而南，至于景州，数百里间连臂相枕，盖无恒产之所致也。

在北京，一般将乞丐称作“花子”，或叫“叫化子”。为什么有如此称呼，其义在明代巳不知其详了。每当数九寒冬之夜，在城内五坊有铺舍专门供这些乞丐晚上歇宿，但每晚必须向守门者交纳一钱，方许进入。无钱进入者，就只好在干粪堆中挖一土窖，在里面稍避风寒。

从唐、宋以来，京城乞丐游食就相当众多，蜡烛、幡竿二寺所养贫人，不及万分之一，所以叫号冻馁者还是充满天街。于是，“公卿大老有载钱自随，车马所过，辄散以予之，每逢呵殿，罗列两旁，小民相传以为美谈”，成了京城的一景。

在明代北京，还有一批行同无赖的强丐。正如史籍所言，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有一种“游手好闲，不务生理，强横少壮之徒”，一手提着酒瓶，沿街索讨酒食财物，号称“叫化子”。这些叫化子到了晚上，随处歇宿。如果遇到盗贼，就“随同行劫”，等到“被获追问同起之人，姓名不知，面目不识，又分赃不多”。可见，在明代，乞丐不仅行如无赖，在街上强乞，而且有时与“盗贼”混在一起。在北京的乞丐中，更有一些瞎子乞丐，还结成一种“茶会”，每会达到数十人。

六 穿窬攘窃

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位神偷懒龙，本事高强，非一般的穿窬逾墙的小偷所可比拟。此人颇重信义，决不扰害贫弱。小说说他虽是偷儿行径，“却有几件好处：不肯淫人妇女，不入良善与患难之家，与人说了话再不失信；亦且仗义疏财，偷来的东西，随手散与贫穷负极之人。最要惹那悭吝财主，无义富人”。可见，这种神偷，也算得上是穿窬小人中的大侠，比起那些峨冠博带，却面是背非、临财苟得、见利忘义之人，不知强了多少。

其实，在明代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神偷确实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偷盗之辈，按其性质，实可分为下面两类：一是行窃之徒，乃暗中做事；二是公开抢夺，乃强盗之辈。

（一）小偷

小偷大盗，由来已久。在明代，这类人的活动相当活跃，称呼南北各不相同。《燕京杂记》说：“窃行道人佩物者，南方谓之‘剪绺’，京师谓之‘小利’。方其割物时，旁见者不敢言，言之则以暗刃相仇。”在淮安，则称小偷为“爬儿手”，其实都是一些渔船上的水手。在杭州，骗子、小偷、流氓各有插号，如：“白手骗人，谓之‘打清水网’；央剪衫袖，以掏财物，谓之‘剪绺’；撒泼无赖者，谓之‘破落户’。”

踰墙穿壁，这是小偷惯用的伎俩。当然，偷窃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如南京专有一批偷仓米的“白龙挂”，党羽很多。因为他们在偷米时，“以白布为长索，跨墙出来”，所以被称为“白龙挂”。扬州有一种“水老鸦”，其实就是“舟猾”，专门在水上讹诈来往的客商。其法为：“舟人多托与客哄，其一即跳入水中，久不出，其一与索命，行旅亦爽然自失，不得不多与金帛求息。然跳水者伏行水中，已在二三十里外登岸矣。”

盗风一炽，以致在当时出现了一批遐迩闻名的大偷、神偷。如当时北京有一位大盗，叫朱国臣，“其党数十人”。又据明人谢肇淛的记载，嘉靖末年，北京有一位盗魁，与缉盗衙门的首领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开了一个大玩笑。谢氏记道：

嘉靖末年，有盗魁劫大金吾陆炳家，取其宝珠以去，陆气慑不敢言。一日与巡按御史言，偶及之。其夜即至，怒曰：“嘱公勿言，何故不能忘情？”既而嬉笑曰：“虽百御史，其如我何？我不杀公也。”一跃而去，不知所之。

明代小说《喻世名言》中那位“贝去戎”，其实就是与上面所记一样的神偷。他神出鬼没，去来如风雨。“果然天下无双手，真是人间第一偷。”偷盗本领，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万历年间，在南京有一位神偷，更是堂而皇之地与缙绅士大夫交往。这是一位“飞贼”，出入王侯之家，如履平地。平常日子大白天出来，“其人冠带驺从，出入呵殿甚都，与缙绅交，人不疑也”。后因盗取魏国公的玉带，又为家人所告发，才最后伏法。

从上面的几则记载可知，神偷之技，确乎能做到飞檐走壁。为了行动方便，他们一般在脚上多着皂靴，至于身上所穿，是否如小说所言是夜行衣，则史无明载，不敢妄测。因偷技高深，就不走门窦，而是上房揭瓦。即使高一二丈的墙垣，借助一尺长的木头，即可飞跃而过。

（二）强盗

小者入室偷窃，强横者则明火执仗，公开抢劫。这些人在明代被称为“强贼”，其实就是强盗一类。明代强贼，以北方的“响马”与南方广东的“飘马”最为著名。

据载，在北京，“响马阻截道路，口出危言，有同叛逆。从者尽劫财物，否者便至杀人”。“口出危言”云云，大概就是戏曲小说中强贼经常用的那些话，如“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打此过，留下买路钱”。响马在北方相当盛行，尤其是华北，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强盗骑上马，马挂铃铛，如风驰电掣一般，来无影，去无踪，官府很难缉拿。无奈之下，只好开堑筑垣，阻挡马匹的奔骤，以稍减响马之扰。鄚州在雄县之南、任邱县之北，在明代已是一座废治，但城墙的土基还是完好无损，于是响马就在里面盘踞，而任邱县的很多豪家也成为这些响马的窝主。

一般说来，山东以北一带，强盗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短路的”，也就是剪径之贼，拿了一条杠子，偷偷躲在道旁两边的土墙缺口里，遇着孤客，才做打劫的营生。二是响马，属于一种有本钱的强盗，大多是由一些大户充当。原因很简单，单是做响马所必备的马匹，一匹就要百十两银子，而且还要有马房以及每天的马料，这无不需要很大的本钱。

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1595—1596）之间，京畿南部的霸州、文安一带，出现了一位健妇，也就是女响马，诨名“母大虫”。其人年约30多岁，貌也不陋，能在马上用长枪，横行三四年。

响马贼一旦上山积聚，成为土匪，就会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如大首领称“掌盘子”，下面各派小首领，则称“小掌盘子”。

到了明末，在北京的玉河桥一带，每天到夜幕降临，就成了恶少年经常出没抢劫行人的地方。据《查浦辑闻》一书记载，这些人狡狯百端，常常身蒙驴皮，黑面利爪，吓唬行旅客商，谋抢钱财。而在浙江嘉兴府，一些无赖埋伏在草丛中，遇人持布人市，就掩击抢夺，称为“打布贼”。

广东之盗，分为“山盗”与“海盗”两种。两种强盗所为，全以捉人为先，也就是绑人，然后再勒金赎取，打票为约期。大概“绑票”一词起于此。所绑男女，富者称为“沉香”，贫者称为“柴”。

山盗的首领称为“都”。一般这些头领家多资本，人又有谋力，分物也平均，所以为下面的徒众所悦服。山盗长在巢穴中者，称为“飘子”，又称“飘马”。在花山一带的称“东飘子”，而在铁山一带的则称“西飘子”。山盗中流行一些江湖黑话，如将在墟市中假装商旅牙侩，乘机窃发者为“牵白线”，将官兵称为“水”，用财贿赂官兵，则称“买水”等等。海盗所用，或以龙艇，出没如飞，有时也用一种拨桨“飘风子”，白天将这种船埋在泥中，到了夜里，再挖出来行劫。

小偷、强盗偷窃、抢劫来的财物，都有专门的销赃去处，并有窝家提供藏匿、保护。如南京，有专门的夜市，其实就是“鬼市”。此市在笪桥廊下，每到五更天，“盗者以所盗物至；不带灯，暗中度物，又不出声，物值随其所指，即度钱。或价与物等，或得利数倍。习以为常，略不致讶，盖所从来久矣”。据《镇吴录》一书载，在苏州，专有一批替盗贼窝赃的窝家，称为“纲头”。他们一贯招引四方无籍之徒，在家窝养，以应夫差。如果遇到闲暇时日，白天就让这些人到街市上掏摸剪绺。到了晚上，或者在河路上钻舱，或者在陆地上穿窬，偷窃财物，得财分用，大为民害。而在山东济南历城县，一些捕役成了盗贼的窝家，衙役与盗贼打成一片，坐地分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