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发饰



据抄没的严嵩家产清单可知，明代首饰种类大体可以分为首饰、金镶珠玉首饰、金镶珠宝首饰、头箍、围髻、耳环、耳坠、坠领、坠胸、金簪、玉簪、镯钏、帽顶、绦环、绦钩之类，至于首饰的花样、质地，就更丰富了。而明末人朱之瑜到了日本以后，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首饰之名，就谈到了簪、钗、花胜、戒指、耳环、耳色、雷圈、纽釦八种，或为男子所用，或为女子所佩。

在明代，首饰质地，或金或银，最被看重的用来做首饰镶嵌的宝石，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蜡、金鸦、鹘石、蜡子、珊瑚等。这些均因太珍贵，除了见诸皇家或富贵人家之外，在民间一般很少见到，民间最常用的首饰镶嵌物是琥珀、玛瑙。至明末，形成了一股崇尚珍珠首饰的风气。富贵人家以多珠为荣，而贫穷人家也以无珠为耻，甚至出现了“金子不如珠子”的说法。

据刘熙《释名》，所谓首饰，原本是指头上的装饰品，兼男女言之。后则专指妇女头饰、臂钏、指环之类，通称首饰。自宋代开始，已将妇女首饰通称为“头面”。在明代的方言俗语中，也通称首饰为“头面”。既然是头饰，就必须涉及男女的发式，以及相关的饰物，故下面的介绍，其首饰概念，既兼男女，又着重于女子在头、胸、臂、手上的饰物。

一 男子发式与饰物

明代男子之发，既不同于元代，又与清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按照史料记载，元代男子“其发或辫，或打纱罗椎，庶民则推髻” 。清代男子则不留发，实行剃发，只留辫子。为此，在满族入关后，还一度实行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辫发之俗，遍于全国。可见，汉族与少数民族发式的不同，在于汉族多束发于顶，而少数民族则编发被于背后，也即所谓的“辫发椎髻”。明初恢复汉、唐衣冠，男子也多束发于顶。

关于明朝人的头发迷信以及男子的一般发式，16世纪曾到过中国南部的葡萄牙人克路士有下面记载：

他们的头发留得跟女人的一般长，刷理干净，每天梳好几次头，他们把头发在头顶上系紧，拿一根细长银针穿过顶髻。没有结婚的年轻单身汉，把头发在前额梳成分缝形式，帽子戴在分缝上让它看得见。他们对头发有一种迷信，因此他们把它留得长长的，以为他们可以靠它升天堂。

这段记载，有下面三点值得引起注意：其一，明代的童子与成年男子之间的发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其二，男子的发髻上，同样有发饰，如上面所谓的“银针”，其实用中国准确的说法，应是发簪，只是其质是银而已；其三，明朝人对头发有一种迷信，这就是儒家传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男子长发之留，显然就是基于这种原因。

西班牙人拉达的记载，对克路士的记载显然是一种补充，使我们对明朝男子的发式乃至发饰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记道：

他们因一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长长的，把它盘成一个髻，留在头顶，然后他们给他罩上个发网，中央分开，以保持和固定发型，戴一鬃毛制的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但他们长官的帽子是另外的类型，用最精美的线织成，里头的发网用金线织成。他们每天早晨要花很多时间梳理头发。

可见，男子头上有髻，则是官民皆同，所不同者，仅仅是上面的网巾乃至帽子上存在着官民之别。

儿童在未成年时，一般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称为“总角”。此发式自古已然，明代也不例外。男子长到15至20岁间，方行冠礼，而后可以取字，也即所谓的成人礼。明代冠礼，士大夫一般行于自己家中，而乡人则行于乡校。

据《内丘县志》记载，万历初年，童子发长犹总角，至20余岁才开始戴网巾。但到了天启年间，童子长到十五六岁便戴网巾，已经“不使有总角之仪矣”。明人吕维祺同样看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近世以来，人性轻薄，过十余岁，便私自置冠，或彼此送字送号，无复古意。”除此之外，乡俗也以戴网巾为行冠礼。众所周知，网巾为明代所创。以戴网巾为行冠礼，也并不符合古意。为此，吕维祺主张，童子在行冠礼时，应该先戴帽，而后再束网巾。

冠礼虽属一种古老的成人之礼，但在明代基本流于形式，即使是一些士大夫家族也并非得到很好的执行，更不用说一般庶民老百姓家庭了。从这种角度来说，士大夫家族男子的发式或者发饰，与一般庶民或者乡村农民的发式实在不可一概而论。如在广西永淳县，其夫役大多“散发露顶，有骇观望” 。 明初名僧宗泐写有一首《古村诗》，所述为田家乐事，但其中所反映的乡村农民服饰也不过是“乌纱作巾白布襦”，也即用乌纱巾作为发饰。

根据明代的一幅“牛叟先生游泮图”，可知明代读书人入学成为秀才以后的打扮。图中所描摹的是阎修龄在崇祯八年（1635）入学时的情景：“方巾襕衫，树二金花于首，乘白马，前有彩旗，后张黄盖。”西班牙人拉达也对读书人中了秀才以后的穿着打扮有下面的记述：“他们在他耳上戴两朵银花，让他骑马簇拥着穿过城镇，前有旌旗和乐人。”可见，方巾、金花（或银花）是一般秀才士子的发饰。

关于明代男子的发式，史料记载较少，无法做详细的探讨。但据现存的一些材料，也大体可以知道明末在江南一带流行的男子发式。以明末的上海为例，男子发式及其装饰物，直与女子一般相同。按照当时的风气，男子16岁才留发，头发很长，披在肩上。有些人梳三把头、泛心头。如果头发较少，就用鬀作装饰。更有一些人，将头发团如冰盘一般大；或者在头发上插簪戴花，将披发扎起，称为“直掳头”。如将头发扎起，就要有系带，这种系带多为青丝带，而簪多为玉簪。

明代男子饰发之物，除了插簪或戴花之外，最常见的发饰就是网巾和方巾。道士所戴耳环，称“雷圈”；大人丈夫所用，还有“纽釦”，如蝉形，又称“蝉釦”。纽釦之制，以玉为上品，琥珀次之，玛瑙又次之。还有用黄金制成釦者，并在里面嵌上饰物，相当华美。

综上所述，明代男子首饰，头上有帽及其装饰之物帽顶，束发之网巾、插簪；项上有各式金牌；腰上所系，有各种带、绦环、荷包。

在明代以前，男子美容、化妆就有先例。汉代男子，用胡粉饰貌，始于宫中太监，但流风所及，一些元老大臣也开始注意容修。《北史》称“江东天子傅粉宫中”，唐诗也有“口脂面药”之说，说明在南北朝和唐代，男子也有化妆之习。明代万历年间，学道在巡视浙江湖州府时，也发现一些生员“俱红丝束发，口脂面药”，说明明代的读书人是以红丝作为发饰，而且也有化妆的习惯。

当然，明代男子的美容，面妆仅限于那些年轻的轻薄读书人，但美发或者美须就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为了生发，在晚明士大夫中流行服“首乌丸”的风气。如袁宗道《新正三日雪窗早起》诗道：“近服首乌丸，我首何曾黑？”而在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就收录了许多生发或美发的方子，或外敷，或内服。如：以大麻油傅头，“治发落不生”；以柚子花蒸麻油，作“香泽”，以此长发；用胡桃树皮加芸苔子油，熬成汁，涂在发上，“用七日即黑”；用生地黄汁、人参末、白茯苓末、白沙蜜拌匀，制成“琼玉膏”，内服此药，使“发白返黑”；以赤白何首乌为原料，加上其他药材，制成“七宝美髯丹”和“何首乌丸”，内服可以起到“乌须发”的功效。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的风气。

除美发外，明代男子还有染须之习。染须之习，起源颇早。唐代刘禹锡诗就有“近来少年轻前辈，好染髭须作后生”句。元代，中书丞相史天泽就用药染须，使其变黑。明人陆文量寓居京城时，曾有客人赠送他“乌须方”。文量口占一诗道：“染将纷白媚娇红，只畏痴心笑老翁。五色任生当顺受，二毛何况世人同。”染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娇娘献媚，以博娇娘一笑。这显然也与晚明士大夫生活风流蕴藉，即使年老而仍好娶小妾有关。

一些士人中的怪人，还戴假须。如张献翼，就置有五种色彩的假须，放在袖中。出门时，走不了几步，就换一种颜色，行为相当诡异。这是戴假须的最好例证。

二 女子发髻与饰物

按照古时之礼，男子十五行冠礼。而女子十五则及笄，又称“上头”。笄即簪，女子有云鬟，而且及笄，也是一种成年之礼。而娼家处女，初荐寝于人，也称“上头”，俗称“梳栊”，这是一种流变。妇女称发为“头”，而假髻则称为“假头”。女子发髻及发饰，在明代朝廷的舆服制度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化相当迅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妇女发式以及相关饰物的变化。以明代的留都南京为例，诸如首髻之大小高低，鬓发之饰，花铀之样式，起初还是十多年一变，到了后来，不到两三年，就是簇然变新。这是明代城市时尚流行的新特点，其结果就是“当其时，众以为妍，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显然时尚是日出日新。

明蚕妇头饰（采自《古代中国》养蚕图，上海圈书馆藏》

除了时代变化之外，妇女发髻风气也有南北的差异。就拿南京与北京的妓院作一比较：南曲衣裳装束，四方取以为式，随时变易，领导着天下的时尚；但北地巷曲中人，正如明人陈大声所嘲，却是头上发髻，高有尺二，完全是一副“蛮娘”的形象，根本谈不上“高髻云鬟宫样妆”！

明仇实父画中所见少女发饰《四川省博物馆藏》

明代妇女发髻或裹发、饰发之物，各有不同。在明宫后妃中，流行用花插头，作为一种时髦的装饰品。如崇祯帝之后周皇后就喜用茉莉花制成簪形，戴在头上。每天清晨，她“摘花簇成形，缀于鬟髻”。这种装饰，颇得崇祯帝欣赏，于是他命宫中才人将桂花“簪于冠”。宫人不仅用天然之花作为头上的装饰物，而且还剪彩为花，以此作为首饰。如崇祯帝的妃子袁贵妃擅长剪彩花，每年入冬就自制花朵，以为妆助，宫中称为“消寒花”。这样，在明宫中形成了插戴各色花朵的风气。尤其是崇祯帝宠妃田贵妃，专戴一种叫“象生花”的新式花。田贵妃很善于打扮自己，以博得皇帝的宠幸，成为宫人效法的榜样。在平时，她不戴首饰，只是将“副髲”藏在头发中间。

除花之外，明宫宫眷还用楸叶作为首饰。每当春日，宫娥还头戴“闹蛾”，“掠风撩草，须翅生动”。据考查，所谓闹蛾，就是逮蝴蝶，戴在头上，作为饰物。有时闹蛾又用真草虫制成，中间夹杂葫芦形状，如菀豆一般大，称作“草里金”，一枝可值二三十金。

以花作为首饰，这在民间也相当盛行。如茉莉花，民间女人就“穿为首饰”。

由于天启皇帝乳母客氏的倡导，宫中宫人都效法江南，作广袖低髻，形成一时风气。只有熹宗之后张皇后生性淡静，厌薄如此装束，喜欢窄袖高髻，装束如图画中所绘古人像一般，但这种装束在明宫中并不盛行。

明代妇女发髻的变化，大体可以概括为渐趋高大：在太康县，弘治年间，妇女髻高寸余；到正德年间，发髻逐渐趋高；嘉靖年间，发髻高如官帽，都用铁丝胎制成，高六七寸，口周长一尺二三寸多。正德初年，京城女髻高至五寸，首尖向后，当时有“妇人髻倒戴”之谣。自嘉靖以后，南北两京的女髻已恢复旧制，但流风所及，影响已及于四方，各省妇女之髻，高五寸，首复反向，俗称“反面髻”、“背夫髻”。崇祯末年，髻变得越来越大，而且扁，只用乌纱为质，任人随意自饰珠翠，不用金银。

女子之髻，随时而变。明末，在苏州妇女中，盛行一种“牡丹头”，其式：“发本无多，纳乱发其中，以己发覆之，强饰为多。”又当额正中，头发显得相当臃肿，高达一尺多。松江女子髻式分别有：发髢，小而矮；纯阳髻，有云而覆后；官髻，有梁。髻的装饰物，或用珠作缀，或垂络于后，也有用翠装饰成龙凤式样。在隆庆初年，松江妇人头髻崇尚圆扁，顶用宝花，称为“挑心”，两边再用捧髩；至后，已改用满冠倒插，年少者用“头箍”；崇祯年间，开始流行鬆髩扁髻，发际高卷，虚朗可数，临风吹拂，甚为雅丽。

妇女裹发之物，命妇用金冠，称为翟冠，以金凤衔珠串，其式照品级不等。这种翟冠，在古代称为“副”，又称“步摇”。命妇家居，或庶民妻女，则有“冠髻”、“珠箍”和“包头”。

冠髻高过二寸，大如拳，有的用金银丝挽成。若用乌纱，则在顶上装珠翠沿口，又另装金花衔珠，如新月样，抱于髻前，称为“插梳”。其后式样有变，髻扁而下，高不过寸，大仅如酒杯，虽仍用金银丝挽成，插梳之制却废弃不用。银丝髻内映红绫，光彩焕发，并与素色有别。

珠箍是明代妇女的一种特殊发饰，原本仅为如命妇这样的贵者所用，如上述严嵩家被籍没时，所列家产清单中就有金镶珠宝头箍、玉花头箍等，就是最好的例证。但随后就起了变化，至如一般妇女以及长班、教坊等的妇人外出，也一概头戴珠箍。

所谓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称“额帕”。在古代，用锦制成。到了明代，妇女包头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崇祯以前，包头用全幅斜褶，阔二寸许，裹在额上，即垂后，两杪向前，打成方结，并无裁剪。崇祯中期，缠头之制又是一变。式样开始崇尚狭窄，将整幅料子截为两半，将单幅又分为二幅，幅方寸许，斜褶阔寸余，一施于内，一加于外，外面的稍狭一二分，而在外幅的正面装成方结。

妇女常服，戴在头发上的，有冠、丫髻、云髻，俗称“假髻”。所谓假髻，其实就是妇女的一种首饰，用头发制作，又称“假头”。假髻始于汉、晋之“大手髻”，也即郑玄所谓的“假紒”，唐人所谓的“义髻”。其制用铁丝制成圈，外面用头发编织，高相当于髻的一半，罩于髻上，再用簪别之。如果假髻用头发制成，则称“头发”。前面提到的“副髲”与“发髢”，也都属于假头。尤其是一些天生头发不美甚至秃发之女，更是希望通过假头以掩饰自己的缺陷。当然，明代妇女用假头作装饰，更多的还是反映了一种时尚。

明弘治末年，北京的妇女也流行戴假髻，而且全都反着戴，成为一时风尚。明人张弼《假髻篇》云：“东家女儿发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西家女儿发及肩，买装假髻亦峨然。金钗宝钿围珠翠，眼底何人辨真伪。夭桃窗下来春风，假髻美人归上公。”所言即指此。

值得一提的是，自正德以后，妇女喜欢珠结盖额，称为“璎珞”。此外，在明代妇女中流行一种“发拨”。拨者，捩开也。明代妇女理鬟，尚有“拨”，用木制成，形如枣核，两头尖尖，有三寸长，用漆涂上光泽，用来松髩，称作“髩枣”。髩枣后来也不再使用，而是作薄薄妥髩，犹如古代的“蝉翼髩”。

妇女理发之具，有梳，有篦，有栉。其齿较为疏者，称为梳；其齿较为细密者，称为篦；而其齿连节者，则称为栉。又有油刷、掠子。在明代城市中，有一种梳篦铺，专卖各色梳篦。明人陈铎用“小梁州”调，写了一首《梳篦铺》歌曲，道：

象牙玳瑁与纹犀，琢切成胚，黄杨紫枣总相宜，都一例，齿齿要匀齐。（么）清浊老幼分稀密，向清晨栉裹修饰。拂鬓尘，除发腻。诸人不弃，无分到僧尼。

从上可知，明代梳篦铺所卖梳篦，有象牙、玳瑁、犀牛角、黄杨木、紫枣木等几种，其功能无非是供妇女清晨理鬟修饰之用。

由于妇女发式趋于繁复，使得她们对头发的梳理，无法自己承担，需要请专门的人加以梳栉，有时一人头式须请二三人装刷，时间也长达一二十刻。于是在明代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篦头之人，即所谓的栉工。明人陈铎有一首《篦头》曲，专说篦头之人及其职业。曲道：

高人见喜，梳儿光荡，篦子匀密，整容取耳般般会。手段轻疾，风雪儿汤着就起，虮蝨儿刮尽无遗，脊背儿时常立。有谁知就里？人头上讨便宜。

由上面的资料，再结合李渔小说《无声戏》，可知这些篦头人业务范围，除篦头外，还包括取耳、按摩、整容等等，而且时常出入“姊妹人家”和一些闺房小姐的闺楼，甚至不乏在女子的头上“讨便宜”。

这些从事篦头、取耳、按摩、整容之人，在明代通常又被称为“修养家”。在修养家的眼中，无不称梳子为“木齿丹”。他们认为，每日清晨，用梳子梳头千下，就可以固发去风，容颜悦泽。

秦淮名妓柳如是妆镜拓本（选自《金石书画》）

妇女尤其是闺房少女的梳妆，需要妆台和镜。妆台又称镜台。相传镜为轩辕创制，而镜台则由秦始皇创制。这当然仅是一种传说而已。古人之镜，多为铜镜，由铜铸成，再以水银附体。铜无光泽，发光鉴人，靠的就是水银。唐开元年间，宫中之镜尽以白银与铜等分铸成，在当时就每面值银数两。所以唐镜、宣德炉，在明代铜器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视为盛世的产物。

到了明代，铜镜仍是闺房不可或缺之物。明代有一首咏镜的民歌，道：

结私情，好似青铜镜。待把你磨得好，又恐去照别人。你团圆不管人孤零，知人不知面，知面不知心，当面见的分明也，你背后昏的紧。

可见，好的铜镜需要磨，于是也就出现了磨镜之人。铜镜一直与闺房有情少女相伴，供其梳栊，同欢面，共愁颜。

明代所产铜镜，由于水质的关系，北方以易水所产为最佳，而南方则数吴兴。其实，相比之下，易镜品质远远低于吴镜。

在明代，还出现了玻璃之镜。玻璃，本作“颇黎”，属于西国之宝。玻璃镜内外皎洁，向明视之，不见其质。显然，与铜镜相比，这是一种进步。

明人熊稔寰辑《精选劈破玉》中有一首《病》的民歌，记病中女子道：“花不戴，钗不戴，连环儿也不戴。”可见，明代女子首饰有花、钗、连环儿。按照明代制度，命妇金冠，用金凤衔珠串。命妇私居时，首饰可用金钗、金簪、金耳环、珠翠。到明末，已一概用珠翠，并无等级之分。一般以金银为主，在上面装饰上翡翠，如捧髩、倒钗之类，就用金银花枝制成，并在上贴翠加珠。如明末松江妇女，两耳用嵌宝石的大耳环。

妇女包头上作装饰用的珠花，下用珠边口，簪用圆头金银或玉。老年妇女用玛瑙。后来起了变化，改用金玉凤头簪，口衔珠结串，下垂于髩；继而用金银珠林，式样斜方，但不用玉；最后干脆直接用金扁方。包头上用珠网束发，下垂珠结宝石数串，两髩也用珠花、珠结、珠蝶等作装饰。又有一种碗簪，起固定冠髻的作用。起初以大为美，玉质，镶金银装珠。后以小为美，用蜜珀镶金缀珠，或间用侧簪。有时也用金，制成团花式样，或纯金不镶，但装饰珠翠。总的说来，大抵有钱人家多用赤色精金及大白圆珠作首饰，寒素之家宁可淡妆无饰，也不屑用银花珠翠作首饰。

用金、玉、珠、宝石作华爵，长而列于鬓旁，称“钗”，即古所谓的“笄”。齐、梁间始有花钗、金钗之名，其实钗这种首饰起源于汉代。比钗稍微小一点的，称“掠子”，相当于古时的“搔头”，取“掠发”之义，有人认为与古代的“导”相类似。

妇人穿耳，戴上耳环，大称“环”，小称“耳塞”。而年轻女子所戴，则称“坠”，也就是古人所谓的“耳珰”。塞也即古人所说的“瑱”。此风起源颇早。一般论者从晋、唐间人所画仕女多不戴耳环，以为古无穿耳之习，穿耳不过是蛮夷之习。其实，穿耳之俗，自古就有，《庄子》中有此记载，三国时葛恪也有“穿耳附珠”之说，唐杜甫更有“玉环穿耳谁家女”的诗句。这些都是明证。

明人已经知道铅性能入肉，所以女子多用铅来“纴耳”，就会自动穿孔。“实女无窍者，以铅作铤，逐日纴之，久久自开。”耳环之质，一般为金、银。

在明代，富贵人家的妇女去赴宴席时，往往满头都是金玉珠翠首饰，自己无法簪妆，就需专门雇用插带婆，由她们来帮着妆插。首饰颜色间杂，四面均匀，一首之大，几如合抱。即一插带，顷刻之间就费银二三钱。等到上轿时，几乎不能上帘轿。到了别人家里，入席，又需俊仆四五人在左右服侍，仰观俯察，但恐遗失一件首饰。这种插带婆，主要存在于杭州，后来在江西建昌也日渐流行。

妇女臂上首饰，称为“手镯”。镯，即“钲”，《周礼》说“鼓人以金镯击鼓”，所指即此。古之镯形如小钟，原本是击鼓之物。后沿用为妇女手臂的饰物，从这种意义上说，应该相当于古人所谓的“钏”。明代妇女臂上首饰，又称“臂钗”、“臂环”、“条脱”、“条达”、“跳脱”。

环珮，俗名“坠胸”，又称“坠领”。大抵用金丝结成花珠，有时也用珠玉、宝石、钟铃等物，有山云题、若花题，贯穿成列，施于当胸。便服放在宫装之下，命服则放在霞帔之间。如果是系在裾之腰上，则称“七事”。环珮与耳上金环，一向只在礼服上使用。此外，还有用玉作珮，系在身上，走起路来声音丁当，称为“禁步”。换言之，就是要使妇女走路舒缓，符合礼教规范。这些相当于古人所谓的“杂珮”。

用金、玉锤炼约于指间，称为“戒指”。又用金丝绕而箍之，称为“缠子”。这就是繁钦诗中所言“约指一双银”。清人褚人穫《坚瓠集》也载，俗用金银为环，贯于指间，称为“戒指”，又称“手记”。这种首饰，其来已久，原本是宫中后妃进御君主的一种记录和标记，后来演变为男女共用的首饰。明代妇女也用戒指作为装饰，故朱之瑜到了日本，才需要向日本人介绍戒指这种首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