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士大夫住宅



明代末年，绍兴城内有一处园林，名砎园，在当地颇负盛名，为张姓产业。此园得水之用，园极华缛。园中有堂、堤、山、台，有竹径，有内宅、长廊、曲桥。

一天，有两位老者游览了砎园。一老者叹道：“真是蓬莱阆苑。”另一老者不以为然，咈道：“个边那有这样？”可发一噱。不过，两位老者的对话至少说明，明代士大夫的园林巧夺天工，山水之美，确乎冶游的好去处。

明代士大夫，在当时都属于一些“有门槛人家”。他们的住房，可以分为宅第、园林两部分，而宅第有赐宅、自建之宅之分。

一 府第

士大夫的宅第，有一部分来自帝王的赏赐。当他们在朝为官时，由于深得皇帝的宠幸，就能得到赐宅。嘉靖年间，世宗皈依道教，对道士尤其推崇，就赐江西上清真人第宅，费用达银10万余两。在松江府上海县，有相国徐光启的阁老坊，成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秋天，也为踢建。

在京城为官的京官，若得皇帝宠信，就能在京城获得赐第。如胡忠安、李文达、李文正、张文忠均获得赐第。胡之赐第在麻绳胡同，文正之赐第在灰厂小巷李阁老胡同，张之赐第在五显庙前张阁老胡同，文达之赐第在东边王府街。

南京文臣得朝廷赐第者，只有张文僖一人。当他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时，因宅舍遭火灾，上书朝廷，获得英宗的同情，将坐落于聚宝门里镇淮桥东，原属于太仆寺少卿邓某的空房赐予他，成为一所赐第。

下以松江府为例，介绍明代士大夫的赐第。徐光启为三朝元老，他的赐第在松江城之南，三区并建，规制壮丽，甲于一郡。相国钱机山的踢第，在光启赐第后，南面临流，门宇宏敞，也堪称一城甲第。光禄寺卿顾正心的赐第，在府治南，城隍庙西，门楼龙额金书，特命“嘉义”，制极壮丽。

明徽州人胡文光石制牌坊（选自汪立信等《徽州明清民居雕刻》）

除赐第外，士大夫还自建宅第，也是规制宏敞，与一般民居有别。仍以松江、苏州二府为例，如王庭梅的宅第，南面临街，重堂邃宇，号称“东关第一甲第”。林仁甫的宅第，在普照寺西界，与寺相连，也是居第极为宏丽。张蓉宅第，在通波门之东偏，为倪氏旧业，改建后楼三层，备极壮丽。陆文裕第，在抚院行台之南，基地宽敞，堂宇宏邃，外门面西临街，内设高墙，重堂复道，庭立三门，俨然相府规制。陈沪海第，在县治东南，重门东西，朱楼环绕，外墙高照，内宇宏深，也是上海的甲第。张银台第，在城南大街之西，南面临街，高门邃宇，美轮美奂。又大学士申时行在苏州的宅第，共计八处，在衙前有四大宅，在百花巷也有四大宅，分名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居宅庭前都种白皮松树，阶沿全用青石。宅内“赐闲堂”一匾，还是明神宗所赐。

士大夫宅第的大厅，多为五间。在厅前还有屋，俗名“五厅三泊署”，意思是说可以借此障蔽炎热。又称“卷棚”，或“凉棚”，也作避署之用。如明宫中每当夏季就搭卷棚，小说《金瓶梅》中也提到西门庆搭盖卷棚。无论是“五厅三泊署”，还是卷棚，都是渊源有自。《夷坚志》一书将它称为“扑水扑风板”，又称“屋翼剥风板”，可见当时的作用是为了防水防风。又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蔡京赐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扑水稍低，乃作卧室。”这种“扑水”或“扑风”，在宋代又称“仆处”，意思是说“厅上待客，童仆供待，宜列于此耳”。

士大夫宅第之窗，流行一种“柳叶格”，俗称“不了格”。据明人考证，这种窗式，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其余则是疏棂。传说它始见于宋代的秦桧，又称“太师窗”。

士大夫宅第大门外有墙门。墙门或六扇，或四扇，或二扇，全用木作骨，削竹如箸，竖编上下，中间用横板，在上刻花，全用墨质，并用红绿二色作花。后来下面改用板，而上面仍编竹，或用细花篾簟，再钉上鎏锡钉，十分华美。

大门上有门帖，比较著名的门帖是明初太祖赐予学士陶安的一幅门帖，上写：“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厅堂之中，有堂联，有春帖。如徐阶家中堂联云：“庭训具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何良俊家堂联云：“诵诗读书，由是乐尧舜之道；耕田凿井，守此而为羲皇之民。”有时则有春帖。如顾东江堂中春帖云：“才美如周公且，着不得半点骄；事亲若曾子舆，才成得一个可。”又一春帖云：“以义处事，义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随至。”沈凤峰堂中春帖云：“身入儿童斗草社，心如太古结绳时。”这种堂联、春帖，既是警世格官，有谦逊之态，又悠然令人有林壑之思。当时一些书法家，专写署书，端楷庄重，替别人的宅第题匾。如张庄懿登第时，黄翰题“传桂”二字匾，榜于张氏楼中。

“缙绅喜治第宅”，这是明代士大夫的通病，也是实录。士大夫壮年之时，历仕朝廷，掌管王事，或家计未立，行乐之光景皆已蹉跎过尽，等到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奢华丽，以明得志，但不曾享用多久，人已溘先朝露。值得指出的是，明代是一个“科举社会”，也可以称之为“士大夫社会”（gentry society），其社会性质带有较大的社会流动性。尽管寒门布衣通过科举可以跻身于缙绅的行列，但随着罢官、身死或者后人的科举乏嗣，同样又会回到寒门之列。所以，士大夫宅第虽穷极土木，但往往是人一死，就子女争夺，尸骨尚自未寒，而宅第已易归他人。

二 林别墅

士大夫致仕家居，多购置楼房，以打发余生。楼房小窗杂植花卉，四时常新，凭栏把玩，皆足赏怀，过的是一种清雅的生活。他们厌倦城市喧器的生活，想置身于闲旷之野；深知钱财难以久守，欲娱情于山水之间。淡泊世味，独嗜佳山胜水。稍奢侈一点的，就购置别业，建有别墅。如在杭州，从昭庆寺沿西湖向西，在片石居一带，閟阁精庐，全是“韵人别墅”。杭州的青莲山房，又称包氏北庄，就是包涵所的别墅。山房多修竹古梅，倚莲花峰，跨曲涧，深岩峭壁，掩映林麓之间。一室之中，婉转曲折，环绕盘旋，精思之巧，一如迷楼。外面用石属砌坛，柴很编门，在富贵气中，又透出几分草野味。

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稽古定制，约饬文武官员家不得多占隙地，妨碍居民居住，又不许官员在宅内凿池养鱼，以免伤泄地气，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家里鲜有园囿。即使士大夫里居时粗有园亭，也不过是与贫交故旧往来盘桓的场所，或者是自己读书赋诗之处。如松江的傍秋亭、适园，起初并无层台危榭。到了中期以后，士大夫建园已成一时风气，而园林建筑更是靡极土木，奢华至极，或辇石疏渠，或黄石垒山，以供冶游。所以明人言：“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构室宇，巧结台榭，以为他日游息宴闲之所。”

据有的学者研究，明代江南城市园林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另一个是嘉靖、万历年间，而后一个时期较诸前者，声势更为浩大。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所谓乡居化，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万贯，追求高消费乃至高品质的享乐生活，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城市的喧嚣，追求一种“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境界，及四时均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二是在城内寻求乡村的野趣，财力雄厚之人就在城里建造园林美景，财力一般之人也罗致奇花异木或者怪石，植修竹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赏悦村景，饱览田园风光与大自然的野趣。换言之，园林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享受自然的山水之美。晚明著名武将杜文焕所建的“五岳草堂”，显然是以园林象征名山的典型一例。园中南边是“岣嵝洞”，金简玉牒，仿佛见之，象征的是南岳衡山；西边是“莲花庵”，三峰缥缈，象征的是西岳华山；草堂之前，凿石为池，称“天中馆”，象征的是中岳嵩山；东北以西是“蓬玄阁”、“太乙楼”，二翼八山，吞吐回合，象征的是北岳恒山、东岳泰山。

需要指出的是，对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在乡村建造园林毕竟财力不及，只能在城内因地制宜，修建大大小小、规制不一的园林。三吴城中，即可为例。时人载：“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一园。若士大夫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

明人薛冈言：“北土名园，莫多于都下；南中名园，莫盛于西湖。”北京和杭州是明代园林最为集中的城市。

明代北京，园亭相望，多出自戚畹勋臣以及中贵之家。北京名园，依次有：定国公园，又称“太师圃”，在德胜桥后。入门，古物三楹，除“太师圃”三字外，额无匾，柱无联，壁无诗。太师圃的特点是土垣不垩，土池不甃，堂不阁不亭，树不花不实。英国公新园，在银锭桥之观音庵。园的两面是海子，一面是湖，一面是古木古寺，有一亭、一轩、一台。宜园，创自正德中咸宁侯仇鸳，后归成国公，至明末又属冉驸马。园在石大人胡同。堂三楹，阶墀朗朗，老树森立，堂后有堂，台前有池，后又有假山。李皇亲新园，在三里河古道一带。园以水胜，中有梅花亭。除上述名园外，在泡子河沿岸，更是园林丛萃。河的两岸，分别有方家园、房家园；河的北岸，有张家园、傅家东西园。

南京园林，早在王世贞写《游金陵诸园序》时，就将其定为16座著名园林。下面根据王世贞之记，再结合顾起元的考辨，分述如下：东园，在武定桥东城下，西与教坊司为邻；西园，城南新桥西，骁骑仓南；凤台园，里面有一巨石，后废为上官瓦寺；魏公南园，在府第对门；魏公西园，在赐第之右，多石而伟丽，为南京诸园之冠；锦衣东园，在东大功坊下；万竹园，在城西隅，其地开阔，里面一概种竹；锦衣北园，在府第东弄之东；金盘李园，在卞忠贞庙西；九公子家园，在府第对门；莫懋湖园，在三山门外莫懋湖南；同春园，在南门内沙窝小巷；武定侯竹园，在竹桥西，汉府之后；市隐园，在武定桥油坊巷；武氏园，在南门内小巷内；王贾士杞园，在聚宝门外小市西之弄中。除此十六园之外，后起的有息园、宅傍园、乌龙潭园，也是南京著名的游览胜处。

明季文坛领袖钱谦盖居住之拂水山庄（陈达绘，选自《收斋先生年谱》）

杭州西湖胜景，天下闻名。在西湖南路柳洲亭一带，更是多别墅园林。有寄园，是戴斐君的别墅；有钱麟武、商等轩、祁世培、余武贞、陈襄范各家园亭；又有黄元辰的池上轩，周中翰的芙蓉园。西湖边上的名园，当数包涵所的北园与南园。南园在雷峰塔下，北园在飞来峰下。大厅用斗栱抬梁，大可以队舞狮子。北园有八卦房，园亭如规，分作八格，形如扇面。这是独具一格的造型。

在南方城市，尤其是江南，园林在在有之。如松江，有顾园，在东郊。此园规方百亩，垒石环山，凿池引水，石梁虹偃，台榭星罗，曲水回廊，画阁朦胧，宏敞堂开。凡是宦流雅集，名流胜会，以及往来过客，大多在此园寻芳觞咏。有世春堂，在北城安仁里。此堂面昭雕墙，宏开峻宇，重轩复道。后楼全用楠木造成，楼上均施砖砌，涂金染采，丹垩雕刻，极工作之巧。有乐寿堂，在世春堂之西，也为游宴之所。此堂环山临水，嘉树扶疏，高阁重堂，丹楹刻桷，园林之胜，冠绝一时。有尊德堂，在城南偏东。有露香园，在城西北隅，为顾汇海别业。有桃园，叠土山，垒假山，植名花，构堂榭，施丹垩，规方百亩，疏密得宜。

宁波日月湖一带，全是士大夫的园亭。有屠隆的娑罗馆，而晚明园林中很著名的“雪浪石”，就在某氏园中。

在福建，也颇具园亭之胜。如泉州城大而土旷，士大夫纷纷营建园林。每至六月，嘉瓜四垂，朱槿熠熠，短垣之内，绿油扶摇，碧叶之上，丹荔点缀，令人目不暇接。

广州旧多名园。城东，有东皋别业，陈子履营建。有湖有楼，芙蓉、杨柳与花林相错。林中亭榭多以花为名，器皿几案窗棂，多肖花的形象。城西，有西畴，为吴光禄所筑，梅花最盛。有显德园，在荔枝湾。有华林园，在半塘，有花坞。城南，有望春园，有芳华苑。城北，有芳春园，一名甘泉苑，桃花夹水二三里。

在园林建筑中，堆石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建筑工艺，正是靠了所堆之石，园林才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假山始于西汉。至宋宣和间，朱勔、童贯以花石自娱，其后人争效之，堆假山遂成一时风气。至明代，朱勔的子孙仍居住在虎丘之麓，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称为“花园子”。至于苏州的富豪之家，也竞相以太湖石筑起奇峰、阴洞，占据名岛，凿峭嵌空，形成很多妙景。而一些下户人家，当然造不起花园，就用湖石制成小小盆岛，作为装饰。

太湖石是园池中必不可少之物。此石产自太湖中之洞庭西山，黑质白理，高逾寻丈，峰峦窟穴，颇有自然之致。在明代，太湖石名声大噪，不胫而走。所卖价格，佳者值百金，劣者也不下十数金。而在福建，因条件所限，很难得到太湖石，就只好用当地的汤院石代替。汤院石出自白沙溪北的山上。此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峦、礧磈之奇，不可名状。然与太湖石相比，毕竟稍逊一筹。太湖石不论时间长短，终究可以看到原始的石质，而汤院石岁月一久，就苔滋草生，荟蔚其上，虽有小山的风格，但还是失去了原本的石质与石貌。

假山作为园林的点缀，虽属不可或缺之物，但终究与真山有别。为了使假山有真山的效果，据说宋代的巨室造园建假山时，大多用雄黄、焰硝和土筑山。雄黄能辟虺蛇，而焰硝则能生烟雾。每当阴雨天，云气沉郁，仿佛真山一般。工艺可以提高假山的观赏感觉，但无法抹去人造斧削的痕迹。所以，在一些士大夫看来，假山仅可存在于北方无山之所，而在南方，出门就是真山真水，根本无此必要。

明园林中常用的太湖石（选自明刻《素园石谱》）

尽管文人士大夫就是这些假山的始作俑者，也是假山的享受者，但他们的审美情趣终究决定了他们对假山的理解，会与那些商人、太监有所出入。按照文人士大夫的趣味，堆置假山，最好是用山石，大小高下，随宜布置，不可斧凿。假若石去其皮，便会枯槁，不再润泽，也很难生出莓苔。在园林中，太湖石虽不可或缺，但只能装点一二，如果一概都用难得的奇品，就会让人感觉到粉饰太甚，进而失去丘壑天然之致。但在江南商人、江北宦官建造的园林中，其风格却迥然不同，更显一些俗气。举例来说，园池已踞名山之胜，“必壅蔽以亭榭，妆砌以文石，缭绕以曲房，堆叠以尖峰，甚至猥联恶额，累累相望”，徒滋胜地之不幸。

堆假山，既费工、费时，还费钱财。在苏州，造一假山，除土石毕具之外，再请一妙手制作，或加上舁筑之费，算起来非千金不可。钱财还是其次，更应看造假山之人技能的工拙、胸襟的阔狭，如果找一个胸无丘壑的庸手，徒费钱财、人力而已。造假山，讲究的是事事有致，景不重叠，石不反背，疏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偪侧之地而又具野意，令人终岁游息而不厌。造假山最忌讳的有：琐屑而可厌，整齐而近俗，夸多斗丽，太巧丧真。大体说来，造假山之石易得，水却难得，而古木大树尤为难得。

毫无疑问，园林是一种综合的艺术。从其功能来看，除了游息宴闲之外，很多园林还是读书、静修甚至讲学之处；从园林的规制、结构来看，或浑朴宏敞，或工雅纤巧；即使园林建筑物的各种组成部分，诸如堂、楼、廊、亭等等，也是各有各的讲究。如园讲究幽敞，这是在宏敞之上的一种幽静；廊讲究曲折，也就是曲廊层折；楼讲究轩敞，以显壮丽；堂讲究幽邃。园林美学境界的极致，就是要达到一种“物外之致”。

士大夫的园林，自具特色，风格各不相同。有的以幽人野客之致取胜，如北京的勺园，人力若天工，天工若人力，一洗繁华蒿径，板桥带以水石，亩宫之内，曲折备藏，丘壑自与人殊。有的以绮艳绝世，如北京的李园，苑囿亭台，无不侈丽。有的因假山出名，如瓜州于园，园中无他奇，奇在磥石。前堂石坡高二丈，上植果子松数颗，绿坡植牡丹、芍药，人不得上，以实奇。后厅临大池，池中奇峰绝壑，陡上陡下，人走池底，仰视莲花，反在天上，以空奇。有的讲究自然风致，如无锡愚公谷，园亭很有意致文理，磥石为垣，编柴为门，堂不层不庑，树不配不行，与别的园林特栽花树、故造园亭不同。有的以园内种植桃树而名闻遐迩，如松江桃园，内种桃树，取桃为利。有的则以园中刺绣取胜，如松江顾氏露香园，家姬刺绣，巧夺天工，号称“顾绣”。

南北园林，各具特色，风格上有差异。北京的园亭，多属戚畹勋臣以及中贵所有，大抵气象轩豁，多廊庙气，而无山林味，并且园林中缺水，无法供人游泛。北京城西北净业寺侧，有前后两湖，似已选胜，但所造堂宇缺乏幽致。尤其是在大门上，写上“太师圃”三字，这座园林所带的廊庙气息也就可想而知。显然，北方的园林虽也高台崇榭，新构亭馆，甚至穿池叠山，但终究不过是藉此点缀京华的太平佳事，缺乏园林本身所具备的清幽之致。仅有米仲诏的勺园，由于事事仿效江南，才稍具幽洁。

江南城市园林都属致仕或归隐山林的士大夫，即使由商人所造，由于仰慕清雅，也是处处效法士大夫的雅致。士大夫独具的清趣，决定了他们所建的园林，虽仍是假山假水，但更多地模拟或接近自然，编柴为门，亭台馆榭也不加崇饰，洗尽繁华气息。即使垒石为山，也讲究实与空的相配，使人力与天工完美结合，表现得天衣无缝。这样，江南士大夫的园林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山林隐幽的风致，而无廊庙繁华的景象。

毋庸讳言，无论是北方的园林，还是南方的园亭，均是奢华与雅素孪生，廊庙与山林并存。按照传统儒家的生活原则，宫室不过是为了“避燥湿”，除了追求朴素浑坚、取以利用之外，不必过分崇饰。过饰则僭，尽美则奢，为有道之人所耻。不过，士大夫营造园林，在家中享受山水之美，本身就是对生活享乐的一种追求，更何况有些士大夫为了求得美观，在所造园林材料的选择上，不免显得过分奢侈。如松江的世春堂，后楼全用楠木建成。一向以清谨自持的倪元璐，他所造的园亭楼观，一律用徽墨粉刷。在明代，徽墨至为贵重，其价等同于黄金，其奢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建造园林一旦成风，就难免会趋于俗化，缺少园林原本所具的清幽之致。大量俗恶的园林匾额的出现，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这种匾额似乎已经落入一个庸俗的套子：入门曲径，首揭“城市山林”；临池水槛，必称“天光云影”；在鱼塘边，最常见的是“濠濮想”的匾额；“水竹居”之名，多施与筠坞；“日涉”、“市隐”，常用于园名；而“环翠”、“来云”，则以楼额居多。此外，像园林中的一些对联，更是俗不可耐。这种俗风，福建最多，江西次之，吴中差少。

当然，士大夫毕竟是清雅生活的鼓噪者。这从他们对书斋的过分讲究上可以反映一二。在士大夫的生活习俗中，书斋既是追求功名的起始，又是功名成就之余的一方宁静之区，即所谓的藏修之地，更是激流勇退之后的消闲去处。他们对于书斋，不求过分的奢华，但求与败屋、图书、老树、修竹、鲜花为伴。请看下面几位士大夫的书斋——

李日华，他理想中的书斋是：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结构只三间，上加层楼，以观云物，四旁修竹百竿，以招清风，南面长松一株，可挂明月，老梅蹇蹇，低枝入窗，芳草缛苔，周于砌下。东屋置道、释二家之书，西置儒家典籍。中横几榻之外，杂置法书名绘。朝夕白饭、鱼羹、名酒、精茗。一健丁守关，拒绝俗客往来。

张瀚，致仕以后在杭州家居，屏居陋巷，营造小楼三间，在此饮食，往来应酬。虽处城市，足迹不及公府。小窗杂植花卉，四时常新：初春，水仙开，金心玉质；梅花同放，清香幽远；蔷薇满架，如红妆艳质，浓淡相间；白茶蘼、黄棠棣，尤堪把玩。入夏，石榴吐焰；蜀葵花草木高挺，花舒向日；莲花两种，并头、合莲，绿叶亭亭，红花艳艳，香芬馥郁，芳妍可爱；更有茉莉，馨香无比，花朵繁茂。入秋，芭蕉淅沥，修干巨叶；桂花满树，次第开放；秋葵色蜜心赤，干细叶稀。入冬，山茶花开，红浅二色；梅花虬枝如铁，苔藓翠碧，点铺老干；菖蒲名荃，四时常青，历岁寒而不凋。

胡应麟，在明代算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之室称“二酉山房”，书房的匾额由黎惟敬用古隶书题写。书房之中，除藏书外，只有一榻、一几、一博山、一笔、一砚、一丹铅之缶而已。每当亭午深夜，坐榻隐几，焚香展卷，就笔于砚，取丹铅而雠之，倦则鼓琴以抒其思，如此而已。书房雅致生活，于此可见一斑。

张岱在绍兴城内造梅花书屋、不二斋。梅花书屋内，设卧榻，对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数峰。内植花草树木。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梅骨古劲，岁寒而花；滇茶数茎，妩媚动人；窗外修竹，修影婆娑。非高流佳客，不得入内。不二斋，图书四壁，充栋连床，鼎彝尊罍，不称而具。春时，四壁下全是山兰，槛前芍药半亩，多异本；夏日，建兰、茉莉香泽浸人，沁人衣裙。重阳前后，移菊北窗下。入冬，梧叶落，腊梅开，暖日洒窗，红炉正旺。

明文人书屋（选自徐渭所绘《青藤书屋图》）

即使诸如轩、园、亭之类的休闲场所，无论是取名，还是布置，也是具备清雅有趣这种独特的审美情趣，而且反映了一种处于“自适”与“济世”、“乐”与“劳”之间的人生态度。如李明之造有一轩，作为自己平时燕休之所，取名叫“竹鹤轩”。轩之前种竹数十竿，庭中养二鹤。用竹的疏简抗劲、春阳而荣、秋霜而悴，比拟君子的节操；用鹤的清远闲放、洁不可污、介不可狎，比拟君子的德行。又有一位孙孔阳，所造燕休之室，称“半乐窝”。其意无非是既怀有范仲淹忧世之志，又要享受邵雍的自适之乐，江湖与庙堂之情，均难以忘怀。还有一位名华爱菊，少勤以立宗，至老创辟怡老园，为三吴城市园林之冠。从其取名来看，显然也别具一种境界，即乐与劳的合一。专乐不劳，其乐不久；专劳不乐，又必为人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