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住宅布置及其艺术化



在介绍了明代各类建筑以后，让我们再将视角转向房屋内的家具、陈设，以及居室的美化。生活风尚的艺术化，是明代（尤其是晚明）社会风尚的最大特点之一，而这种特点尤其反映在人们居宅的美化上。

先来看一般市民家中的摆设。《金瓶梅》第37回说到王六儿家“正面纸窗门儿，厢的炕床上挂着四扇各样颜色绫剪贴的张生与莺莺蜂花儿香的吊屏儿，上桌鉴妆、镜架、盒罐、锡器家活堆满，地上插着棒儿香。上面设着一张东坡椅儿”。

明代器物的制作，苏州人领导着天下时尚的新潮流。根据明朝人的记载，苏州人聪慧好古，又善于操纵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凡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苏州人的器物制作，举凡斋头清玩、几案、床榻，均以紫檀、花梨木为尚，其式则尚古朴而不尚雕镂，即使有所雕镂，也都是仿照商、周、秦、汉的式样。当时的制作名家，如陆于匡的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造（即铜器），一旦制作成品，收藏者趋之若鹜，而不论所花钱之多少，几乎成为“物妖”。

在一些商业较为繁荣的城市，街市中遍布专门替人订做或卖家具、陈设器具的店铺。如开封城中，其相关的店铺有：或卖皮匣、大箱、冠带帽盒、文具簪匣、七寸枕箱，为重铜饰件，都是从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等处贩来，买卖不断；或卖竹货，以及油漆家具的漆店，箍桶、打锡的店铺；或卖古董、粗瓷盆罐、炊帚、笤帚、擀面杖、蒜臼（捣蒜之臼）、笊篱、勺瓢之类；或卖皮箱、描金卷胎漆盒、桌围；或织竹帘，卖花梨木、大磁瓦罐；或订做妆奁、床帐、桌椅、木器等物，五彩朱红、描金退光，一切陪嫁家火，卷胎拔丝灰布，描金方圆缎盒、果桌等盒；或卖桌、椅、床、橙、衣盆等架、大箱、衣箱、头面小箱、壁柜、书橱；或卖锡器，包括各种走铜山水器皿；或卖大小竹货、莲桶、莲缸、珍宝古玩；或卖砂瓿、砂盆、瓷绣墩、花罇 。

一 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以其结构、雕镂的简洁明快而与清式家具迥然不同，在古代器物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由于居宅的差异，里面的家具陈设也相差甚远。

明代制作器物、家具的木料，按其等次，可以分为下面几种：铁力木，纹理相当坚致，木质起初是黄色，用后就变成黑色。此木最适合造船，坚固耐腐蚀，即使千百年而不坏。此外，也可以用于房屋的梁、柱与屏障。铁力木其性湿，所以用来制作器物时，必须用浓苏木水或胭脂水将木头染三四遍，然后再用浙中生精薄薄涂在木头的上面，光莹如玉，看上去如紫檀木，也可防潮。紫檀木，一名紫榆，主要来自番舶，以轻重为价，说明相当珍贵。广东人就用紫檀制作小器具，卖到全国各地。花梨木，又称花榈，属于产自海南的文木，色紫红，微有香气。因为这种木材的纹理有些如鬼面，相当可爱，又多如狸斑，所以又称“花狸”。此木也相当贵重，是制作诸如床、屏、几、案一类家具的良木，价格昂贵，但比起紫檀就稍低。乌木，质脆而光理，可以制作一些小的器具。此外，如香楠、虎子楠、黄楠一类，也是较为名贵的木材。

就器物而言，明人创制了很多前代所没有的东西。明人曾说：“国朝创制器物，前代所无者：儒巾、襕衫、折扇、围屏、风领、酒盘、四方头巾、网巾、水火炉。”这些东西是居室中必要的陈设物品。为此，在明代出现了很多的器物制作名家。

（一）明宫家具

明代皇宫，能工巧匠济济一堂。内官监所管的工匠号称“十作”，即十种专业工匠，分别有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东作、西作、油漆作、婚礼作、火药作。凡是御前所用铜、锡、木、铁之器，均由内官监造作。御用监所属有四作，分别为木漆、碾玉、灯作、佛作。凡是御前所用围屏、摆设、器具，诸如硬木床、桌、柜、阁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乌木、双陆、棋子、骨牌、梳栊、螺甸、填漆、雕漆、盘匣、扇柄等件，均由御用监造办。又有御前作，专管营造龙床、龙桌、箱柜之类。

这些皇宫内的工匠，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负责皇家日常器物的制作。所以，明宫中的陈设家具，均为精品，非民间所可比拟。如武英殿陈设着宫廷画士所画的锦盆，堆名花杂果，或是货郎担，百物毕陈。画围屏成架，御用监按节摆放。崇祯年间，曾在乾清宫西暖阁，放置《豳风图》。每年到了长至节，司礼监开始印刷“九九消寒图”，宫眷将这些消寒图贴在壁上。乾清宫的后庑，在几上陈设着金玉重器。宫中的五花宫，宫殿不甚高大，中置龙龛，中间所设则为龙交椅。又有很多方木墩，称作“接脚”。据说每当宫人祗候传班时，身材短小者就站在接脚上，使宫人高矮一般整齐。

宫中所用漆器，古有犀毗、剔红、戗金、攒犀、螺铀几种，而在明代则以剔红、填漆最为闻名。剔红，在宋代多用金银为里，明代则用锡木为胎，均为永乐年间果园厂制造。剔红盒的式样包括蔗段、蒸饼、河西、三撞、两撞。蔗段为人物，属于上品，而蒸饼花草为次。又有圆方、把角、绦环、四角、牡丹瓣等式样。匣有长、方、二撞、三撞四种式样。剔红的制法，先用朱漆漆三十六遍，镂以细饰，底漆黑光，针刺“大明永乐年制”四字。填漆刻成花鸟，填彩稠漆，磨平如画，久而愈新。填漆盒制以小为贵，深者五色灵芝边，浅者回文戗金边，价数倍于剔红。

（二）士大夫居室家具

士大夫书房中的陈设，床、几、桌、椅、屏帏、笔砚、琴、书几样，大概是必不可少的应用之物。稍为风雅一些的，就要增添一些法书名绘，及一些古董时玩。

至于那些园林，其阁中一般是花楠作几，几上摆放着官窑小胆瓶，瓶内插水仙，体现出几分幽人野客之致。假若在北京，胆瓶中必不放水仙，而是放牡丹，反映了长安富贵场中的繁华绮丽。

（三）平民家中什器

至于普通市民百姓家中居室的陈设，财产的多少决定了摆设、家具的不同。像西门庆这样的暴发户，虽也混迹官场，但审美情趣仍不脱市井气。《金瓶梅》是这样描写他家陈设的：家门上挂的是龟背纹、虾须织抹绿珠帘，地下铺的是狮子滚绣球绒毛线毯子。堂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交椅，两边挂的画都是紫竹杆儿绫边玛瑙轴头。

（四）明式家具品种与式样

明式家具品种繁多，式样时新，做工精致。葡萄牙人克路士曾记载了广州工匠所制作的各色家具：有各种柜子，有的涂上细漆，有的用皮镶里；有各色椅子，有的用上等白木制作，有的涂金涂银，制作精致；有舒适华丽的床架，四周封闭，用月桂木或檀香木制成；至于像小的涂金盒、大盘、篮、写字台和桌子，更是数不胜数。

1.床、榻

床、榻虽均为睡具，两者也有差别。床八尺，榻三尺五寸。与床相较，榻不仅狭窄，而且低矮。据《释名》，床与榻之别，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曰榻。可见，床的功能基本与榻相同，所不同者，榻较为狭长而低。

万历、天启年间，在明宫太监中时兴一种极其蠢重的大床，大到十余人方能搬动，其式样均由工匠按照极俗式样制作。过不了三四年，又觉得是老样子，不再新奇，再加更换。这是太监的心性所致。

由于南北风气的不同，北方人睡炕，南方人睡床。这是一种大体的情况，当然不可一概而论。北方之炕，有地炉、暖炕。按照古制，居室内的床长八尺，榻三尺五寸。明人所用之床，名称很多。《金瓶梅》中，出现的床就有螺铀厂厅床、螺铀床、黑漆欢门描金床等。其中螺铀床的式样，有栏杆，两边槅扇都是螺铀攒造，其画为花草翎毛。在《天水冰山录》一书中，有一份查抄严嵩家产的清单，清单所开列的床就各式各样，分别有雕漆大理石床、黑漆大理石床、螺铀大理石床、漆木大理石有架床、山字大理石床、堆漆螺铀描金床、嵌螺铀著衣亭床、嵌螺铀有架凉床、嵌螺钿梳背藤床、镶玳瑁屏风床。床又分为大床、中床、八步床、凉床、木床、藤床、大理石床。在八步床中，又有大八步与中八步之别。与床相配的则有帐幔、帐钩。小说《金瓶梅》记潘金莲所用，有紫纱帐幔、大红罗圈金帐幔、锦带银钩。在查抄的严嵩家产中，有各色新旧锦缎绢纱帐幔。

从上可知，床有暖床与凉床之分。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期间，曾说到士大夫以官府为家，上任以后，需要地方买办的“家伙”，其中之床，有暖床、凉床、中床、四柱床、小床、斗床、粗漆床。

在士大夫中间，还流行一种藤床，全用藤制成，不加寸木。

2.椅子与坐具

坐具古有胡床。明代居民家中的各种椅子，或用竹，或用木，制各不同，均由胡床演变而来。明代的椅子，分别有醉翁椅、方椅、圈椅、折叠椅、竹椅。在小说《金瓶梅》中，其提到的椅子有交椅、东坡椅、醉翁椅。在松江，有太师椅、栲栳椅、圈椅、折叠椅。此外，还有一种高士椅，坐卧两便。高士椅，即明代流传的绳床。在明代，高士椅已成为燕居便体之具。高士椅分为两种：用棕绵之类穿成的，称绳床；用藤制成的，则称藤床。

除椅外，城乡居民坐具还有杌、凳两种。杌、凳均为胡床别名。杌制方，凳制修长，均属后人以意取名。在明代，有竹杌、木杌、条凳。在一些富贵人家中，还有一种三脚木床，供歌妓坐，称作“鼎杌”。

3.桌、几

摆放东西及宴会、书房所用家具，有几、台、桌。汉李尤《几铭序》云：黄帝轩辕作。可见，几创自黄帝，起源很古。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于证实。在明代，此类家具有燕几、台、书桌、天禅几、香几、曲几，长短大小不一，均为方形，作宴会用具。

在明宫中，乾清宫后庑也设有几，几上陈设的是金玉重器。皇帝所用玉几，到了冬天，都要加上绨锦，故又称为“绨几”。

在士大夫中，流行一种枣根香几，全用天然的枣根制成，不加凿削，堪称奇品。

桌有长桌、方桌、半桌之分。明人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曾让地方买办的桌子，其名称分别有案桌、官桌、漆桌、考试桌、长桌、公座桌、一号大桌、小桌、大长桌。在松江，开始用官桌，其名称为“并春”，也即小副桌，一般在盛大宴席时才添设。后家中有宴会，就设天然几，书桌则用花梨、瘿柏、铁力、榆木等木料制成。

4.屏帏

屏风为明代独创器物。明代宫廷中所用的门帘，均由黄丝绢制成，并由湖广之衡阳、岳阳，浙江之严州、台州诸府解充大内。宫中围屏上多为戏曲故事，如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词曲，选整套，分编题目，按节令分别安设。文华殿内的围屏，中间几扇画舆地图，左边几扇贴文官职名，右边几扇贴武官职名，遇到官员升迁，就将围屏更换。据说这是万历初年辅臣张居正所创。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神宗移居启祥宫，另置一个小围屏，高二尺余，中、左、右亦同。

按照明代的制度，官员家中所用屏风、槅子，可以用杂色，但不许雕刻龙凤纹金饰，也不许用硃漆。屏风一类家具，又可细分为屏风、围屏两类，屏槅子大概就是围屏。屏风以“座”计算，围屏则以“架”计算。屏风的种类，无论是尺寸大小、质地、色彩，还是纹饰、漆髹，更是各式各样。仅以严嵩家藏的屏风为例，其品种就有大理石大屏风、大理石中屏风、大理石小屏风、灵璧石屏风、白石素漆屏风、祁阳石屏风、倭金彩画大屏风、倭金彩画小屏风、倭金银片大围屏、倭金银片小围屏、彩漆围屏、描金山水围屏、黑漆贴金围屏、羊皮颜色大围屏、羊皮中围屏、羊皮小围屏、倭金描蝴蝶围屏、倭金描花草围屏、泥金松竹梅围屏、泥金山水围屏，令人目不暇接。

岭南端州所产锦石，专出于高要峡，青质白章，多作云霞、山水、人物、虫鱼之象，专门可以用来制作屏风，可与大理石媲美，只是其品质稍微显脆。在羚羊峡西北岸，有一座叫黄冈的村子，居民500多家，专门以制作石屏风为生。

屏风之起，原本就有挡风之义。令人称奇的是，明代还出现了一种“肉屏风”，以人的身体来挡风。

宫中窗户窗格，一般用棂纱纸糊窗，而这种纸张均由江西广信府上解大内。

5.灯具

明宫的照明用具，有一种火把，一般由粗麻布捆扎而成，再蘸上油，就可以充火把。而这种粗麻布，大多由江西的袁州府上贡。正德八年（1513），琉球进贡一个玉脂灯台，注入油一两，就可以点十个晚上。其灯发出光焰，可以鉴人毛发，而且不怕风雨尘埃，最被明武宗所喜爱。

一般的灯具，多用琉璃烧制而成。煎化羊角，做成盛油或笼烛之具，则为琉璃碗；合化硝铅、泻珠、铜线，穿合而成，则为琉璃灯。

在明代，出自云南金齿卫的料丝灯，相当珍贵，仅限于官宦或富商人家使用。料丝的制作之法如下：用玛瑙、紫石英诸药捣和成屑，煮腐成丝，但必须用北方的天花菜点之，才能凝固，然后才可以缫成丝。成丝之后，再织成绢，上面绘上人物、山水，制成灯后，极其晶莹可爱，价格也相当昂贵

6.取暖用具

明宫中冬天取暖，多采用大地炕，在地炕中烧炭以供暖。

一般官府或衙门，当然无法像宫廷一样，费时费工去建造地炕，但在寒冷的冬季，同样需要取暖，利用取暖工具。这方面的取暖用具有火盆、火厢。

7.纳凉用具

在明宫中，夏天一般都搭大凉棚，并储藏很多的冰，以供去暑。每年到了三月，京城一些富贵人家，就开始赏牡丹花，修搭凉棚。

关于纳凉用具，不能不提扇子。明内府所用扇子，称为“宫扇”。到明末时，在北京城隍庙的庙市上，就能买到这种宫扇。宫中所用金扇，多由四川上贡。在明代，蜀锦、蜀扇、蜀杉，被视为罕见的奇产，说明其相当珍贵。四川所产之扇，无论是朝廷，还是官府，都是作为纳凉的基本用具。按照文震亨《长物志》记载，四川蜀王府进贡到皇宫之扇，有一种为金铰藤骨，面薄如轻绢，最为贵重。此外，内府还别有彩画五毒、百鹤、鹿、百福寿等式样。宫中尤其崇尚金字扇。这种扇子用的是红漆骨，绿笺为面，两面都写上金字，字为抄写《四书》之语，六字成一句。不过，到了晚明，蜀扇也滥恶不堪。这是商业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流行趋势所必然导致的现象。又如杭州所产的金扇，不过是假藉金色而已。事实上，杭扇是用银箔为质，再用红花子油刷盖，向火熏成。

扇有团扇与折扇之别。折叠扇，一名撒扇。其意是说这种扇子收则折叠，用则撒开。此扇始于明永乐年间，当时朝鲜进贡撒扇，成祖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匠如式制造。一般说来，南方女人全用团扇，只有妓女才用撒扇。其后，良家妇女也纷纷改用撒扇。到了明末，在北京城隍的庙市上，还出现了来自日本的“倭扇”。

在广东，出产一种蒲葵扇。此扇自晋时谢安即已佩之，说明起源颇早，而且在大江以南相当流行。扇用蒲葵叶制作，以天蚕丝作扇边，再以白鳞片镶嵌，扇柄用青琅轩之牌，再用龙须藤线缠绕。铜钉漆涂，甚至还在上面画上画。

在一些城市中，有一些买卖扇子的店铺。如在开封，有一家松字号店，俱是杂货、扇儿，包括粗细暑扇，都是从北京、杭州、青州、扬州运来的扇子。自镟匠胡同往南，有卖“老鸹扇子”的店铺。所谓“老鸹扇子”，即一种用乌鸦毛制成的粗糙扇子，中拦一横木板，缀毛于其上。

扇子虽小物，其实用的功能无非是供纳凉之用，却又能反映一定的时尚与人们的审美情趣。在有折扇（或称聚骨扇、折叠扇、聚头扇）之前，宫掖、闺阁、曲中女子所用，不过是团扇，或作为仪仗，或以遮面。一旦出现折扇，并使用更趋方便，扇子就成了人们的装饰物，其中就蕴涵着一定的等级差别，甚或审美趣味的差别。如川扇为折扇的一种，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女，至于像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鸣之类，尤为宫掖所尚。苏州所产折扇，也分雅、俗二制，凡是以乌木、紫檀、象牙为扇骨者，均属俗制，也就是富贵人家或暴发户子弟所用；而用棕竹、毛竹为扇骨者，方可称为怀袖雅物。晚明苏州折扇制作名家，有马勋、马福、刘永晖等人，所制之扇，其值数铢；随后又出现了沈少楼、柳玉台两位制作名家，所制之扇，一把价格高达一两银子；同时还有一位蒋苏台，在折扇的制作上尤称绝技，一柄价达三四两银子，甚至引起冶儿的争购。一时风尚，可见一斑。

在明代，人们夏天的纳凉用具还有一种“竹夫人”。史载，张居正在夏天时常畏暑难寝。当时有一官员得知此事，就制作了一个竹夫人送给张居正。此物以小斑竹管编列，如排笙，两头再装上墨玉，中间用五色玉镶嵌成蛟龙云水之状，五色璀璨，凉气逼人。张居正得此物，晚上抱之而寝，达旦不寤。

8.绒地衣

所谓“地衣”，古代又称“氍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毛织的地毯之类。如《风俗通》云：“织毛褥谓之氍毹。”此即其证。在明代，演戏场所一般需要铺设这种地毯。至于地衣一词，则起自唐人王建之诗句，如“地衣帘额一时新”，即是其例。

周忱在明代一直是被视为正人君子、清官，巡抚江南最久，三吴百姓大多称之。但周氏的为人，也是正谲并用。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掌权太监王振正好建了新的宅第，周忱就秘密派人将王振宅第中厅堂、内室广狭长短量好，命松江府织“绒地衣”，送给王振。王振将其铺于厅堂、内室，不差分毫，因此大喜。此后，凡是周忱有所奏请，无不如意。上面提到的“绒地衣”，就是地毯一类的东西。

万历年间，经筵大多是在文华殿举行。每当隆冬季节，殿中就会铺一片“毡”在丹地上。南京孝陵的飨殿、暖阁，地上也铺有毡，“走其上必去舄轻趾，稍咳，内侍辄叱曰：‘莫惊驾。’”显然，这种地毡的作用，是为了防止走路出声，惊动圣驾。这种毡，就是地衣，也即地毯。

9.杂项家火

官员以官为家，上任以后，衙门中的日用器具，不可或缺。一般老百姓家中，一日三餐，吃喝拉撒，每天的生活也离不开这些日常生活必需品。除了所述之外，明人所用家具有些属于杂项，暂系于此，一并介绍。

海瑞在任浙江淳安知县时，列出许多县衙门所需的杂项家火，主要有：伞，有凉伞、日伞、雨伞；衣架，有花衣架、粗衣架；卫生之具，有浴桶（供洗浴之用）、净桶、坐桶、夜壶（供解手之用）、脚桶（供洗脚之用）、花面架、粗面架（供置洗脸之面盆）；铺陈，有毛毯、红毡、硬褥、软褥、沿边席、锦被、红纻丝锦被、白绫卧单、红缎帐、红纱帐、帐钩、水裙、撒鞋、绣枕、凉枕等。此外，还有桶盘、砚匣、茶架、折尺、靴架（相当于今日之鞋架一类）、烛台、铜杓、蒸笼、、饭甑、水缸、水桶、床笆、斧头、钵头、粪箕、笤帚、扫帚、擂盆、淘米桶、挽桶，尚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沈榜任宛平知县时，县衙门平日需要为各项活动提供的杂项家火，主要的卫生之具，有锡面盆、浴盆、净桶、铜面盆。此外，还有面盆架、衣架、手巾、磁夜壶、缎坐褥等。

二 瓶花与盆景

在明代，瓶花、庭院种植之花乃至盆景，在士大夫看来，是“燕闲清赏”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一般民众看来，同样可以美化生活。

所谓“瓶花”，就是一种插花。明代插花已形成一门相当专门的艺术，对花瓶、花乃至插装的技巧都有一定的讲究。

以花瓶说，就按照场地不同分为下面两类：一是在厅堂中插花，所用花瓶大多是铜制的汉壶、大的用古代尊、壘，或者用官、哥窑的大瓶诸如弓耳壶、直口敞瓶，以及龙泉窑的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于几上，与堂相宜。折花须择大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令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生趣。若是直枝蓬头花朵，就根本不入当时士大夫所谓的“清供”。所插之花，一般取一种或两种为宜；若是蔷薇，即使是多取几种，也不算俗。冬天插梅必须用龙泉大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高散四尺以上，砍大枝梅花插供。此外，如明代所出饶窑白瓷花尊，高二三尺，或者细花大瓶，都可以作为堂上插花之具。二是在书斋中插花，所用之瓶就讲究短小，以官、哥窑的胆瓶、纸槌瓶、鹅颈瓶、花觚、高低二种八卦方瓶、茄袋瓶、各制小瓶、定窑花尊、花囊、四耳小定壶、细口扁肚壶、青东瓷小蓍草瓶、方汉壶、圆瓶、古龙泉蒲槌瓶、各窑壁瓶为佳，其次则为古铜花觚、铜觯、小尊壘、方壶、素温壶、匾壶，也可用于插花。此外，如饶窑宣德年烧制的花觚、花尊、蜜食罐、成窑娇青蒜蒲小瓶、胆瓶、细花一枝瓶、方汉壶式者，都可以文房插花之玩。但小瓶插花，折宜瘦巧，不宜繁杂，宜一种，多则两种，须分高下合插，俨若一枝天生二色。

插花艺术讲究花与瓶相配相称，花高于瓶四五寸则可。假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实，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就必须折去斜冗花枝，铺撒左右，覆瓶两旁之半，才显得比较雅气。若是高瘦之瓶，却宜一高一低双枝，或屈曲斜袅，较瓶身稍短数寸。最忌讳的是花瘦于瓶，又忌讳花繁杂，如将花缚成把，殊无雅趣。若是小瓶插花，令花出瓶，须较瓶身短少二寸，如是八寸长的瓶，花只六七寸才妙。若瓶较矮，花高于瓶二三寸，也可插花有态，可供清赏。

插花之瓶，最忌讳有环，也忌放成对，忌用小口瓮肚瘦足药坛、葫芦瓶。凡是瓶花，最忌讳放在雕花妆彩的花架上，也忌讳放在当空的几上，致有颠覆之患。

插花所用之花，按照四季不同，选用不同的花卉。如瑞香、梅花、水仙、粉红山茶、腊梅，都是冬天插花的妙品。除了花之外，如竹枝、松枝、灵芝草、吉祥草之类，也可以瓶插，即使是野草闲花，无不可以采插几案，以供清玩，并得幽人雅趣。

明宫举行赐宴时，席上一般设大花瓶，瓶中插鸡冠花。在南薰殿，也摆设着海榴红的盆花，而缸则用宣德年制的青花。万历年间，宫中牡丹盛开，神宗打算用瓷瓶装盛牡丹，最后由太监从一江阴百姓家买得一均州窑瓶，高数尺许，用盛牡丹之花。皇宫中所用之花，多为各地进贡，再加之采用一种在土窖中窖藏的方法，使得宫中确乎可以享受“不时之花”。即使是在隆冬季节，宫中照样可以摆列牡丹花。

宫中太监也大多好花木，在院宇之中，喜欢摆几盆花木，主要有红白软子大石榴、葡萄树等。在天启年间，从两广的药材中混入了很多异种花草。一些好事的太监就在熹宗经常临幸之处，栽上这些花草，有蛱蝶菊、红水仙、番兰、番柿等品种。番兰，或云就是美人蕉，熹宗“爱而玩之，摘供案间”。

在民间，园林中多种植一些花木，作为景色的点缀。如南京人家的园亭中，花木品种很多，主要有：桃，又可分为绯桃、浅绯桃、白桃、扬州桃（花如碧桃而叶多）、盒儿桃（以其所结果实，核扁如盒，故名）、十月桃、油桃、麝香桃。李，除开白花这一品种外，还有紫李与黄李。梅，除白玉、绿萼外，还有深红梅、浅红梅、白梅，尤其是腊梅，花大而香馨口。碧桃，有粉红与白之别，而花色粉红之娇艳，尤为称绝。海棠，其品分为六种：第一是西府，天姿国色，举世无双；第二是垂丝，缥缈轻扬，风流自赏；第三是铁梗，分为深红、浅红、蜜合、纯白四色，挺拔韶秀；第四是毛叶，果称富艳；第五是木瓜，独吐芬芳；第六是秋海棠，翠盖红妆，吟风泣露，种在阶旁檐下，尤堪生怜。其他如牡丹、芍药、菊花，名品最多，不堪胜载。竹子也是南京园亭常见之物，其品有斑竹、牙竹等，如西华门之郭府园，魏国公之万竹园，其园均以种竹著称。

在庭前，如能放置一些玩石，也是很奇绝之事。这种玩石，较有名的是出自福建永安溪中之石。此石多如悬崖倒覆之状，高者五六尺许。当地人将它稍加斫削，就可置之庭前，以供玩赏。但此石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绿沉色，价格也稍减。

在庭畔阶砌，也种植一些杂卉，其中较为雅靓者，分别有虞美人、罂粟、石竹、剪红罗、秋牡丹、玉芙蓉、婕蝶花、鸳鸯菊、秋海棠、矮脚鸡冠、金凤花、雁来红、雁来黄、十样锦、凤尾草、金线柳、金丝荷叶、玉簪花、虎须草。

院落围墙边，或者作为篱笆用的花草，则有黄蔷薇、粉团花、紫心、白末香、酴醾、玉堂春、十姊妹、黄末香、月月红、素馨、牵牛、蒲桃、枸杞、西番莲、火秧之类，芬菲婀娜，摇风漏月，最为绵丽。

庭园中，往往也有一些来自海外的名花异卉。如大红绣毬花，中国原无此种，是海舶从暹罗携回中国，才得以引种，但也不好侍弄。

园圃中除花卉外，还有树木，而树木又以多而且长大为胜，其中最名贵的品种有天目松、栝子松、娑罗树、玉兰、西府海棠、垂丝海棠、楸桐、银杏、龙爪槐、频婆、木瓜、香橼、梨花、绣毬花、罗汉松、观音松、绿萼松、玉蝶梅、碧桃、海桐、凤尾蕉。

南京几案上供设的盆景，原本只有刺虎等一两品而已。后有一些花园子（即园丁）从吴中运来很多盆景品种，有天目松、璎珞松、海棠、碧桃、黄杨、石竹、潇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银杏、梅华等。盆景多有讲究，一般要取根干老，而枝叶又要有画意，再配以古瓷盆、佳石，其价高者，一盆可卖数千钱。此外，凤尾竹，纤小猗那，将它种在盆中，也可以作为“清玩”。

三 案头清供

所谓案头清供，就是供奉于书斋案头并供人赏玩之物，尤以文房四宝为大宗，但也包括其他诸多可供清玩之物。

（一）文房四宝

说到案头清供，首先必须提到文房四宝，即所谓的纸、墨、笔、砚。

根据制作原料的不同，纸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竹纸，用竹、麻为原料制成。竹纸中的精品，极其洁白，供书写、印书、柬启之用；粗糙品则为火纸、包裹纸。二是皮纸，用楮树（一名榖树）皮与桑穣、芙蓉膜为原料。

竹纸主要产自南方，尤其是福建省，堪称“独占其盛”。在明代，市场上所卖的竹纸，阔幅的，称“大四连”，成为贵重人家的书写用纸。用废纸洗尽重造，称“还魂纸”。因南方为竹贱之国，颇不重还魂纸，故还魂纸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又有火纸、糙纸，其十分之七用来作纸钱，以供冥烧，其十三供日用。其中最粗而厚者，称为包裹纸，用竹、麻和稻草制成，主要用于包裹东西。

竹纸中最有名的当数柬纸。如江西铅山各县所造竹纸，全用细竹料厚质荡成，以便能卖个好价钱。其中的最上品，称“官柬”，富贵之家“通刺用之”。这种纸敦厚而无筋膜。将这种官柬纸染红，就可以作“吉柬”。

皮纸，因皮料坚固，按纵向将纸撕断，如绵丝状，故又称“绵纸”。最上等的皮纸，供宫廷中糊窗格之用，称为“窗棂纸”。此纸主要由江西广信制造，长过七尺，阔也过四尺。其次为连四纸，连四纸中最白的称“红上纸”。名为皮纸，其实是用竹和稻草掺和而成，则称“揭帖呈文纸”。用芙蓉等皮制作者，统称小皮纸。还有用桑皮制作者，称桑穣纸，极其敦厚，由浙东生产，凡三吴收蚕种时必用此纸。而糊雨伞、油扇，则全都用小皮纸。

明代纸的名称很多，根据沈榜任宛平知县期间所提供的纸名，依次有：榜文纸，供写榜文之用；奏本纸，供写奏本之用；呈文纸（型号有大、中之别，并有蓝色者），为皮纸的一种，供写呈文之用；连七纸（色有黄、青、白、大白、蓝青之分），因其阔幅而得名；大红纸，因其色红而得名，供办喜事之用。此外，还有毛边纸、碗（一作宛）红纸、毛头纸、大黄央榜纸、中夹纸、行移纸等。

明造纸工艺图（采自宋应星《天工开物》）

在北京的城隍庙庙市中，也有很多纸可以买到，有些甚至是读书人文房四宝中必备的纸，如宣纸。在明代，有“纸不如旧”之说，故庙市所售，多为旧纸。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笺色古光，文藻精细。城隍庙庙市所售之纸有：绵料，式如榜纸，大小方幅，可揭至三四张，边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纸”印；白笺，坚厚如板，两面砑光如玉；磁青纸，坚韧如缎素，可以用作书写泥金；宣纸，以陈清款为第一。此外，还有贡笺、洒金笺、洒金五色粉笺、金花五色笺、五色大帘纸、薛涛蜀笺、镜面高丽纸、松江谭笺、新安仿宋藏经笺。

明代之纸，当以四川蜀王府所产之香笺最为著名。据《陇蜀余闻》，成都府有一口薛涛井，在万里桥西，与锦江相通。

明时蜀王府在井上建一亭，每年三月，汲井中之水，造笺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进御皇宫。又据《西清笔记》，清代内府藏明代香笺很多，这种香笺，基本继承了宋代蜡笺遗意，而坚致过之。

明宫中，还有一种羊脑笺。据《西清笔记》，羊脑笺用宣德磁青纸制成。其制法：用羊脑和顶烟墨，窨藏很久，取出，用来涂纸，再砑光成笺。此纸墨如漆，明如镜。始自明宣德年间，用它写经，历久不坏，也不会被虫蛀蚀。

墨的制作，一般采用烧烟凝质而成。取烟之质，用桐油、清油、猪油烟者，占十分之一，而用松烟者占十分之九。

在明代，流传着“墨不如新”之说，说明明代的制墨技艺已相当高，很多名墨已可与古墨相媲美。明代最为贵重之墨，当数徽州人所制的徽墨。

明代皇帝御用内墨，有宣德年制的龙凤大定、光素大定，用青色或金色填“大明宣德年制”字样，另外还有朱、蓝、紫、绿等墨锭。制墨名家，明初有查文通、龙忠迪（制有碧天龙气、水晶宫两种）、方正（制有牛舌墨）、苏眉阳（制有卧蚕小墨）；嘉靖至万历年间，有罗小华（制有小道士等墨）、汪中山（制有太极十种、玄香太守四种、客卿四种、松滋侯四种）、邵青丘（墨上自印小像）、邵格之（青丘之子）、方于鲁（制有青麟髓等墨）、程君望（制有玄元灵气等墨）、汪仲嘉（制有梅花图墨）、吴左干（制有玄渊、髻珠二种墨）、丁南羽父子（其所制墨，一两可染三万笔）；到明末崇祯年间，有潘嘉客（制有紫极龙光墨）、潘方凯（制有开天容墨）、吴名望（制有紫金霜墨）、吴去尘（制有不可磨、未曾有墨）。从市场价格的高低来看，初期是方正、罗小华所制之墨受到市场的欢迎；随后，是方于鲁、程君望所制之墨，能卖出好的价钱；到了明末，则是吴名望、吴去尘之墨广泛流行于市场。

明代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天下笔工，惟z称吴兴云。”湖州人善制笔，所制笔之精良，自元代以来就已名闻遐迩。尤其是湖州归安县的善琏村，如冯应科、陆颖、王古用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笔工，所制之笔尤其精妙绝伦。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知道，皇帝所用之笔，每月十四、三十日两次进御，各20枝。冬天用绫裹笔管，里面用绵作衬，春天用紫罗裹笔管，而夏、秋两季则用象牙、水晶、玳瑁等制作笔管。弘治年间，吴兴笔工造笔进御，有细刻小标记云：“笔匠施阿牛。”孝宗见到后，觉得其名鄙陋，就赐名为“施文用”。神宗皇帝所用之笔，大多是笔匠杨彦章所制。

吴兴之笔，自兔毫外，还有鼠毫、羊毫两种。后来又改用兔毫为柱，羊毫辅之，刚柔适宜，称为“巨细”笔，一管值钱100文。但因南北气候的关系，兔毫笔一至北方，经过霜风就会变脆，所以北京多用水笔，但主要是佣胥之辈使用。而明代靠卖字为生的人，他们所用的笔大多以羊毫笔为主，因为羊毫笔不但柔便耐书，而且价格便宜，易于购置。湖笔最为奢侈者，是用貂鼠毫制作，圆劲殊甚，但稍觉肥笨，用起来反而感觉不得自由。湖笔价格，在嘉靖中期，大概是用银一分，就可以买到一枝上好的湖笔。至嘉靖末年，其价上涨，一枝湖笔需银三分。到了万历年间，一枝湖笔甚至卖到三钱银子。

明人高濂曾说：“砚为文房最要之具。”一般以端砚为首，而端溪又有新旧坑之分。其实在唐代，柳公权论天下之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根本没有提及端州。至宋代，唐彦猷论砚，仍是以红丝石为天下第一。所谓的红丝石，就是明代山东青州所出石制作的红丝砚。此外，铜雀瓦砚，在砚中也属奇品，发墨虽倍于端砚，但终究燥烈亦干；洮河绿石，贞润坚致，其价更是在端砚之上，却不易得；江南李氏有澄泥砚，属于陶砚，坚腻如石，其形或方或六角，旁刻有花鸟，甚为精致，四周还有罗笺纹，比起铜雀瓦砚来，又更显精良。在明代，砚已推肇庆府所出的端州砚为第一。正德、嘉靖年间，明代的士大夫开始崇尚端砚，于是端砚流入苏州，为士人所争购。但明代端砚流遍天下，其实都是福建人所造的赝品。明代官府衙门中所用之砚，多为锡砚，最为俗陋。

（二）文具

古人曾有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明人高濂也说：“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所谓的文房器具，除了上面所介绍的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外，还包括下面这些文房器具。

1.文具匣

所谓文具匣，就是书房中总藏文房器具的匣子。匣制或三格，或四格，用提架。一般用花梨木制作，不用镶嵌、雕刻，以求观美。其口也不用竹丝蟠口镶嵌，仅是如蒋制倭式，用铅钤口。

2.砚匣

所谓砚匣，就是用来藏砚的匣子。一般以豆瓣楠、紫檀木制作，有时也可用花梨木。

3.笔格

所谓笔格，就是用来搁笔的器具。其形状各种各样，或为山形，或为卧仙。其制作材料也各有不同，或为珊瑚，或为玛瑙，或为水晶，或为刻犀，或为宣铜。

明人所见最有特色的笔格，一为树制，完全是用老树根制成，蟠曲万状，长止七寸，宛若行龙，鳞甲爪牙悉备，摩弄如玉，堪称是“天生笔格”。二是石制，蟠曲状龙，不假斧凿，可以架笔三矢。

4.笔床

所谓笔床，也是用来搁笔的器具，一般行世较少。其制或用紫檀、乌木制作，或为鎏金。如有一笔床，长六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上可卧笔四矢。

5.笔屏

所谓笔屏，就是用来插笔的屏风。宋人传下来的笔屏制式，有方玉、圆玉、花板，内中做法多为肖生，如山树、禽鸟、人物，种种精绝。笔屏大者可四寸，高三寸，有些用大理石制作。

6.水注

所谓水注，就是一种贮水之器，为磨墨添水之用。其质或为玉，或为铜，或为瓷。一般用玉制作的水注，其形或圆或方，其花纹甚工。尤其是苏州治玉大家陆子冈所制的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上嵌青绿石片，法古旧形，滑熟可爱。瓷制水注，有官、哥二窑所制的方、圆水壶，有立瓜、卧瓜壶，有双桃注，有双莲房注。明代宣窑瓷注，分别有五彩桃注、石榴注、双爪注、双鸳注、鹅注，或彩色类生，或工致精极。

7.笔洗

所谓笔洗，就是用来洗笔的器具。其质或为铜，或为玉，或为瓷。明人也有将笔洗认作杯者。其实，杯与洗之间的差别甚为明显：洗是厚卷口，而且扁浅，杯则卷口薄，而且较深。其中混淆的原因，或许是明代有一种像笔洗一样的杯式。

铜制笔洗有鏒金小洗、青绿小盂、小釜、小卮、匜，这五种原本并非是笔洗之制，但传至明代，已多将其用作笔洗。玉制之洗，有钵盂洗、长方洗、玉环洗，或素或花，工巧拟古。瓷有官、哥圆洗、葵花洗、磐口圆肚洗、四卷荷叶洗等。明代宣窑瓷洗，有鱼藻洗、葵瓣洗、磐口洗、鼓样青剔白螭洗。

8.水中丞

水中丞，疑是笔洗一类的器具，仅是在形制上与笔洗稍有不同。其质或为铜，或为玉，或为瓷。

铜制水中丞有小尊壘，其制有敞口、圆腹、细足，高三寸许，属于墓中葬物，在明代已被当做水中丞用。有一种古玉水中丞，圆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掌，精美特甚。明代吴中琢玉名家陆子冈也制作水中丞，与古尊壘相同。瓷制水中丞，有瓮肚圆、钵盂小口、爪棱肚诸式样。

9.砚山

所谓砚山，其实就是一种砚。依石之天然形状，中凿为砚，刻石为山，砚附于山，故称砚山。

一般说来，制作砚山之石，以灵璧、应石为佳。在明代，有一些好事者，用新应石、肇庆石、燕石通过斧凿修琢，在上面弄出岩窦，摩弄莹滑，也叫作砚山。

明名砚天成七星砚图式（选自高濂《遵生八笺》）

10.糊斗

所谓糊斗，就是用来盛浆糊的器具。糊斗以铜制为佳，以便出洗。此外，如建窑外黑内白长罐，定窑圆肚并蒜蒲长罐，都可以用来作糊斗用。又有一种哥窑方斗，如斛，中置一梁，也适合盛糊。

11.镇纸

所谓镇纸，就是用来压书、压纸的器具。其质或为铜，或为玉，或为瓷。

镇纸的特点一般都是成双，也就是古人所谓的“见必成双”。如上古时期的铜蹲螭、眠龙、鎏金辟邪、卧马、大铜虎，遍身青绿，重二三斤，就不但是压纸之物，甚至可以压书。玉制者有古彘，古人用来殉葬之物，一般也是两条。明代镇纸，有玉蟾，有红绿玛瑙二大蟹，有白玉玛瑙辟邪，都是用作镇纸的佳品。

明代的史料记载显示，明成祖御案上所用的镇纸，是一只金狮。

12.压尺

压尺，其制不详作何用。其质或为玉，或为紫檀、乌木，或用铜，再鏒金银。明代所传压尺，以日本人所制为巧。其尺如常，上以金鏒双桃银叶为纽，面以金银鏒花，工致动色。有一窍透开，内藏抽斗，中有刀锥、镊刀、指锉、刮齿、消息、挖耳、剪子。明代著名铸铜工匠潘铜曾照此仿造。

13.图书匣

文房四宝自然是文人案头必备之物。而文人无论是藏书、泼墨，还是举凡土地的交易买卖，都需要有一方印章，也就是“图书”。所谓图书匣，也就是用来盛印章的匣子。

图书匣子，宋制多为剔红三撞、二撞或有罩盖。明代图书匣之制，有新剔红黑二种，也有二撞，但以方匣居多。此外，如填漆，或紫檀雕镂镶嵌玉石。至于一般常用之匣，以豆瓣楠制作者为佳。

14.裁刀

裁刀，古人用以杀青为书，在明代已经成为一种文具，用作裁纸之用。在明代裁刀中，以姚刀最佳，后有崇明裁刀，也颇堪使用。

15.书灯

所谓书灯，就是书房所用之灯。古有铜驼灯、羊灯、龟灯、诸葛军中行灯、凤龟灯、圆灯盘。在明代，如定窑所产三台灯檠，或宣窑所产两台灯檠，都是书房中常用的之灯。

16.墨匣

所谓墨匣，就是藏墨之匣。明代墨匣多以紫檀、乌木、豆瓣楠制作，并用古人的玉带、花板加以镶嵌。若是用做旧的长玉螭虎人物作为镶嵌，一般被认为是墨匣中最佳之品。此外，如雕红墨漆匣，也属于佳品之列。

17.印色池

所谓印色池，就是用来盛印泥的器具。明人普遍认为，印色池以瓷为佳，即使是玉制之品，亦未能胜过瓷制印色池，因此在明代，如官、哥窑所产印色池，价格相当昂贵。二窑所烧印色池，以方形者居多，四八角并委角者较少。明代吴中著名玉工陆子冈所制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并多为人所效仿。明代新烧有盖白定长方印池，并青花白地纯白者，为自古未有之品，多为文人所收藏。

18.琴剑

按明代文人的观念看来，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文人、居士凑在一起谈古，即使没有古琴，新琴也必须收藏一把。不论是否能操琴，都必须家中藏琴，清夜月明，操弄一二，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

佩剑并非仅是武士专利，也是文人雅事。在书室中，悬挂一把利剑，即使不能用以御暴敌强，也可以壮怀志勇。家中所藏之剑，以古剑为佳，明代新制宝剑，则以云南制者为佳。

（三）铜器

铜器原本讲究三代之器，而在三代之器中，又以钟、鼎居多。明代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就连花纹款识，也都是从古器上翻砂，不差分毫。元代杭州姜娘子、平江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明代淮安所铸法古鎏金器皿，如小鼎炉、香鸭等物，其做旧水平已较高，人不易识。此外，还有大香猊、香鹤铜人、烛台、香球、酒炉、投壶、百斤兽盖香炉、花瓶、火盆之类，虽说是仿古之物，但也算是明代的铸造名品。

明代铜器，首推宣德年制的铜器，而在铜器中，又数宣德炉最为闻名。宣德炉也是明代文人士大夫经常使用的案头清供之物，可以放置在书斋中，登几、案，并能入那些讲究清雅的士大夫的赏鉴法眼。从制式、色彩、款识等三个方面，可以将宣德炉分出高下。由制式来看，百摺、彝炉、乳炉、戟耳、鱼耳、蜓蚰耳、熏冠、象鼻、兽面、石榴足、橘囊、香奁、花素、方圆鼎等，尤其是那种口径三寸的彝炉、乳炉，属于上品；角端象头鬲、判官耳、鸡腿脚扁炉、翻環、六棱、四方、直脚炉、漏空洞炉、竹节、分裆、索耳等，属于下品。从色彩来看，初年之色，尚沿永乐年间炉的制式，一般为仿宋烧斑色；中年之色，为蜡茶本色；到了末年，本色更淡。后人评宣德炉之色有五等，分别为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以藏经纸色为最好。从款识来看，也需要与制式、色彩互相参照，一般为阴印阳文，真书“大明宣德年制”，字完整，地明润，与炉色等旧。

其后，宣德炉也多有伪造者，或是旧炉伪款，或是真炉真款，仅是钉嵌在炉上，实非原炉款识。伪造之宣德炉，分为三种：一是北铸，如嘉靖初年的学道，明末的施家；二是苏铸，如苏家；三是南铸，如甘家。

（四）斋案观赏石

案头清玩，是士大夫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山石造型，或自然逼真，或玲珑有趣，或奇形怪状。闲时摩挲玩石，或近观玩石，使人顿有尘外之想。案头所用玩石，品类很多，举例如下：

蜡石，产于岭南从化、清远、永安、恩平等地的溪涧之中。大小方圆各不相同，色大黄嫩者如琥珀，而玲珑穿穴者，又常有小菖蒲在石头里面结根，可以作为几席之玩。

昆山石，其品与玉相类，高不过二三尺，可以作为案头清供。

灵璧石，据宋人记载，曾经有高达四尺许、价值八百金者。但在明代，灵璧石几乎很少高过四尺，而且价值也很难达到八百金。

岭南英石，产自英德县，峰峦耸秀，岩窦分明，丝毫没有斧凿之痕，并有金石之声，置之斋中，堪称奇品。

福建玉华洞石，似昆山石，但晶莹过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许。但玉华洞石，一般只有一二面形状可看，有些往往背后蚀土，殊为粗恶。若得四面如一，有无粗石皮附于表面，也可算是石中奇品。

四 宠物点缀

在明代，从宫中一直到士大夫家庭，或者是民间一般家庭，无不喜养宠物，体现一种闲情逸致。这种宠物，既有猫、狗，也有禽鸟与观赏鱼。

明代大内除了畜养虎、豹或其他奇兽之外，还有百鸟房，海外珍禽，无所不备。据记载，明武宗好养画眉，酷爱其叫声。有人说如果用鹅脑喂养画眉，那么就会声巧而善鸣。于是，他就下令光禄寺，日进300只乳鹅脑，以作画眉之食。又据《禁御秘闻》，明初在宫中设猫之意，“专为子孙生长深宫，恐不知人道，误生育继嗣之事。使见猫之牝牡相逐，感发其生机。又有鸽子房，亦此意也”。可见宫中养猫或设鸽子房，原本是为了对所谓的“龙子龙孙”进行性教育。但到明末天启年间，熹宗好猫，就完全是为了供玩耍。他专门设立了猫儿房，十五成群。牡者称为“某小厮”，而牝者则称“某丫头”，还给这些猫加职衔，称“某老爷”，而关支俸禄与赏赐，则与宦官同例。太监所养的骗猫，最高大的比寻常的家犬还大。但宫中所养之犬，却以小为贵，其中最小的犬，如波斯、金线之类，反而比猫还小数倍。每次将它藏在袖中，呼之即出，煞是可爱。

翊坤宫有放鸽台，在此饲养善鸽。每当风和日丽，以一二只带铃的鸽子领头，纵之群飞，盘空而上，铃声直逼层霄。可见，明代玩鸽，所用者为铃，而非哨。

明人顾起元言：“今白下富豪之家，侠少之士，往往笼畜禽虫以供耳目，代博弈。”可见，笼养禽、虫或鸟，其功能有二：一是供耳目之娱，二是代博弈。

笼养之物，可分为下面几种：一是用作败猎，有黄鹰、鸦鹘、鹞子；二是用作斗胜负，有雄鸡、鹌鹑、促织、黄豆；三是用作听言语，有鹦哥、鸜鹆（或称八哥）、画眉、“必利”，或仿人言，或作禽语，或效鸟啁啾；四是供玩弄，有黄鹂、鸳鸯与鸽。鸽之最贵者称“袍袖”、“点子”，其形体雄异，毛羽整刷，翱翔矫健，嬉舞空中，有“决云儿”之称。

笼养、观赏之鸟，在南京人家中可见者还有：红鹦鹉，由海舶从暹罗带回，形如中国常见的绿鹦鹉而稍大，金色眼睛，嘴、爪都是淡红色，羽毛殷赤如腥血，惊慧动人；锦鸡，万历三年（1575），王元燿家就在笼中畜养一只，价值五两银子；了歌（也即鹩哥），有人从粤东带入南京兜售，毛色玄如鸜鹆，微瘦而长，嘴、爪均作淡红色，两目上有黄皮一道，如眉，性殊慧，叫声似自呼其名；孔雀，有人从粤中携归，养于家中，颇驯；翠鸡，由番人从粤东入贡，形大略如常鸡，而毛羽如翡翠欲滴；黄鹦哥，番人带入，色如鹅黄，而娇腻过之，顶上毛一丛，有时奋发；白鹇，大如野鸡，嘴、爪均红色，毛羽内黑外白，白中又央杂石青，纹如笔画；大晨鸡，据说是小人国入贡。

明代绍兴著名文人张岱，其祖父张汝霖夫妇，颇喜豢养珍禽，所养有舞鹤一对，白鹇一对，孔雀一对，吐绶鸡一对，白鹦鹉、鹩哥、绿鹦鹉十数架。尤其是一只异鸟，名宁了，身小如鸽，黑翎如八哥，能作人语。如张岱的祖母呼使婢，它就应声道：“某丫头，太太叫。”有客人至，就叫道：“太太，客来了，看茶。”有一新娘子善睡，到了黎明，此鸟就叫：“新娘子，天明了，起来罢！太太叫，快起来！”如果再不起床，鸟就骂：“新娘子，臭淫妇！浪蹄子！”

养鸟不仅是为了观赏，有时也是用它使一室芳香，起到芳香剂的功效。如有一种倒挂鸟，大如雀，绿色，睡时就倒挂，故名。在明代，有些人家就将此鸟养在笼中，先用好香薰它，鸟就展翅，羽毛中到处充满了香味。有客人到来，就将鸟放到几案间，供客人观赏，再用香引它，鸟就展翅，一室芬馥。

养观赏鱼，从明代的宫廷，一直到民间百姓人家，都有这种风尚。据记载，明武宗好养金鱼，南城池中所养金鱼，日食蒸饼、白面20斤。据史料记载，明神宗游息之处，几上就放着一些玉盆，盆中所养的小金鱼才寸许长，是神宗平日所玩赏之物。明宫中的太监也喜欢在院子中摆上鱼缸，再在缸内养一些金鱼，藉此夸示侈富。

金鱼其实就是金鲫，因其颜色至赤如火，故民间又称“火鱼”。除金鲫之外，金鲤也成为一种很好的观赏鱼种。南北二京太监所养的金鱼，与杭州的品种稍异，其红真如血色。

将金鲫鱼养在盆盎中，以供观赏，在明代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叶权出生于嘉靖元年（1522），卒于万历六年（1578），安徽休宁人。从他的记载中可知，在嘉靖初年时，在休宁尚未能见到金鱼，而到了万历初年，已是家家有之。而金鱼的品种或名色，从单纯的其赤如火，到红白相间，乃至全身如玉、仅有头上有朱点，可谓相当丰富。

南京人所养观赏鱼，通称“花鱼”。花鱼种类，原本只有金鱼一色，后品种越趋繁多。从色彩上看，有的朱色如腥血，有的白如银，有的翠而碧，有的斑驳如玳瑁，有的透彻如水晶。从尾巴上看，有的双尾，有的三尾，有的四尾，有的尾上带金银管，堪称是盆盎间奇物。

五 书法、绘画与藏书

在居室中，布置一些古今名人的书法、绘画作品，或者收藏这些作品，甚至设立专门的书斋、藏书楼，以收藏古代著名典籍和当代其他书籍，这是明人居住生活习俗的又一个特点，部分反映了生活艺术化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明人谢肇淛在探讨历代书画发展的轨迹时，发现了下面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自晋、唐以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一些缙绅士大夫，而很少有山林隐逸之士依靠技艺而得以显名于世。但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相当之多。这主要是因为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再留心，所以使这些山林之士独擅其美。令人欣慰的是，谢氏已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是一种“世变”。换言之，在明代，无疑已经出现了艺术职业化的倾向。而这一事实，正好与美国学者列文森的判断相左。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根据晚明画坛文人画的重新崛起，官僚本人就是画家，以及专业画家的被冷落，藉此说明中国艺术中存在一个“反专业化的文人传统”。列文森的观点尽管值得引起注意，但揆之明代的事实，则这种见解至少是片面的。进一步说，虽然宫廷画家主要存在于明代的初、中期，而在晚明主要是被文人画家所控制，但列文森所忽略的是，在这些文人中，官僚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还是布衣文人。

书法与绘画，与明代的居住生活习俗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一方面，书、画成为人们的收藏之物，一些士大夫在书房中专门设书画收藏之室，以收藏唐、宋之书画；另一方面，无论是园林、宅第的题匾，还是书室、厅堂中所张挂，也多有古代或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

宋米芾《画史》中，就将收藏分为鉴赏、好事两家。到了明代，同样可以分为这样两家。两家的区别在于，鉴赏家往往笃好收藏，遍阅记录，又确乎有自己的心得，而且自己也能画或写上几笔，故收藏的都是一些精品；而好事家对收藏原非酷好，仅凭自己的赀财，意作表韵，只好假耳目于人，或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但实际上赝品不少。

有意思的是，在明代的收藏者中，好事之风盛行，好事家远多于鉴赏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纨绔子弟的加入。他们凭藉祖上所积，金银堆积，无复用处，只要耳闻世上有一种珍贵书画，就散漫收买，列之架上，挂之壁间，但物一到手，就不再展看，只是堆放于橱簏之中，任其朽蠢。二是富商贾客的加入。他们凭着雄厚的财力，挥金争买，但不管书画的好坏。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商业化倾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商业化的影响下，书画已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品，而是带有商品的很多属性。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射利大驵，专门从事书画的买卖，贱买贵卖，只要有赢息，他们就可以随时转手，而不管买家是真正的鉴赏家，还是好事的俗手。但有一个事实不得不承认，即在明代，商人或纨绔子弟已经成为收藏队伍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他们将这些书画或古董买到家中，不供鉴赏，仅仅是附庸风雅，但这种附庸风雅现象的广泛出现，显然也证明了在明人的社会风俗中，已经出现了一股艺术化的潮流。其实，在商人的收藏之风中，同样也出现了一些以商人身份而精于鉴赏的收藏家。如吴廷，虽为商贾，却名重公卿，“荐绅争引上宾”，“徒以鉴赏家目之”。尤其是他所刻的《余清斋帖》，受到了当时学者的好评。

在明代的鉴赏家中，对鉴赏之物即所谓的古董进行了顺序排列，具体如下：以古书法名画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代的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最后才是明代的永乐窑、嘉靖窑。关于明代的其他古董，另作介绍，此处仅就书画进行阐述。

（一）书法

明代士大夫以收藏古今名家法帖为风雅。如在抄没的严嵩家产中，就发现严嵩收藏有很多古今名家石刻法帖、墨迹，共358轴、册。属于古人者，有王羲之此事等帖、赵孟頫经等帖、圣教序帖、盛唐墨迹帖、颜鲁公书诰等帖、蔡襄诗表帖；属于明代者，有祝枝山真草帖、文徵明临怀素自叙帖、李西涯帖、祝枝山四体帖。在南京的鉴赏和收藏家中，有些就收藏了很多古代著名的法帖。如胡汝嘉，藏有宋拓《黄庭经》肥本，被称为墨帖之冠，另外还有《兰事记》；姚汝循藏有宋拓《淳化阁帖》，还有黄山谷书《法华经》七卷。

在明代建筑中，有很多与明人书法紧密相关。如一些宫殿、官署或士大夫居宅的匾额，均由当朝的书法家题写。这种署书有专门之体，笔法极其端楷，只取庄严典重，称为“中书格”。明初写署书的著名书法家是詹孟举，南京的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主要有南京宫殿诸榜，南京府部、列寺、寺观及诸牌坊、太学门、堂诸榜。随后，则有姜立纲，其法度之严整，更是超过了詹孟举，一时声称籍甚。

到了晚明，吴中诸公改用八分书题匾。较之真楷而言，八分书用作题匾，稍能藏拙。

（二）绘画

收藏古今名画，这在明代士大夫看来，也是一件清雅的事情。在明代南京，存在着很多鉴赏家和收藏家，诸如金润、王徽、黄琳、罗凤、严宾、胡汝嘉、顾源、姚淛、司马泰、朱衣、盛时泰、姚汝循、何淳之，或鉴赏，或好事，均负有隽声。其中，如黄琳、胡汝嘉多藏书画，罗凤藏有法书、名画、金石遗刻至数千种。举例来说，黄琳藏有王维著色山水一卷，还有王维画《伏生授书图》一卷，此外还有数轴唐画。吴中都穆见了这些珍品古画后，连连吐舌，说“生平未见”。胡汝嘉曾藏有王维的《江天霁雪卷》。又有一位王元燿，故富家之子，本人也善画，家多畜古代名画，几达数百轴，最珍贵的是李成《看碑图》。

根据抄没的严嵩家产清单，可知严嵩曾藏有许多古今名家的绘画作品，有名画手卷、册页，共计3201轴、卷、册。属于古代名画者，有阎立本瀛洲学士图、王维圆光小景、董源山水、宋徽宗秋鹰、晋顾恺之卫索像、晋人画女史箴图等；属于明朝人的作品，有宣宗御制白骢紫芥、宪宗御制判字、武宗御制仙图、吴小仙白描神仙、吕纪翎毛、文徵明祓禊、仇十洲子虚上林等。

这些绘画作品，一旦到了收藏者的手里，往往是被挂于厅堂或书斋之中，成为居住的装饰之物。如严嵩在北京的宅第，其堂上挂的是吴小仙的《月明千里故人来图》，就是例证。

绛云楼画图：钱谦益的藏书楼（陈达绘，选自《牧斋先生年谱》）

（三）藏书

收藏图书，在明代士大夫中或民间也被视为一件颇为风雅的事情。诚如明人谢肇淛所言，明代的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中一病就是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耀。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明明朝人在居室生活习俗上，开始用图书作为装饰，美化自己的居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的官场，普遍盛行送书之习，以书为贽。一些达官只要有好书之习，诸如经、史、类书一类卷帙浩繁的书籍，很快就能放在这些大老的书斋中。

在明代的图书收藏中，一般以宋板书为收藏的精品。明初“慎独斋”的刻书，也相当精美，入了收藏家的法眼。由于宋板书相当珍贵，很难寻找，于是出现了“作假宋板书者”，其技神妙莫测。

在藏书家中，当然首先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他们一方面有雄厚的赀产可供购书，另一方面也确乎对书籍有浓厚的学习与研究兴趣。如在南京，著名的藏书家有司马泰、罗凤、胡汝嘉，都是现任官员。据载，司马泰家书目，尤多秘籍，其中苏东坡《论语解》钞本四卷，尤为珍贵；胡汝嘉所藏书籍，也多珍异之本。

明代私人藏书，蔚为一时风气，远超宋、元两代。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明代著名的藏书家达427人，尤其集中于江、浙两省。据前辈学者吴晗对两浙藏书家的研究，从晋至清，两浙共有藏书家399人，其中明代有80人，约占总数的20％。从地域来看，杭县、海宁、绍兴、鄞县、海盐、吴兴、嘉兴出藏书家最多，余姚、桐乡、萧山、兰溪、嘉善、慈溪、平湖、浦江次之，他县又次之。

明代江苏的藏书家，多集中于苏州一府。陈冠至对明代苏州地城藏书家的研究清楚表明，明代苏州一地的藏书家达185人。若以上面提到的427人作为统计的基数，那么，苏州的藏书家，约占总数的44％。浙江、苏州，其藏书家数量，则已约占明代总数62％。在明代苏州一地所出的185名藏书家，其中明代早期（洪武至天顺），只有32名，约占总数的17％。而在成化以后，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和文化、经济等因素，使苏州的藏书风气在短短的100年内跃升至全国的首位。

在明代，江、浙两省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如江苏常熟钱氏的绛云楼、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毛氏的汲古阁，浙江鄞县范氏的天一阁、绍兴祁氏的澹生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