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丧礼与丧葬习俗



传统中国的礼制，讲究一种“生者吊”、“死者伤”，这就是说“吊”是对于生者的一种安慰，而“伤”是对死者的一种哀悼。用诗来哀悼死者，这就是所谓的“挽诗”。关于挽诗起源，一般认为始于田横义士之作，究其实，却是一种出于人心之本然。换言之，挽诗发于人心之自然，形于声音，而后合于典则。

一 明宫丧礼及习俗

明代历朝皇帝的妃嫔，不论是死于皇帝生前抑或死后，都可以陪葬陵寝，或是近陵之金山，在本陵的享殿中岁时获得侑食。如南京的孝陵，是明太祖的葬陵，帝后以下得以袝葬之人，共计嫔妃40人。在北京天寿山陵区，太宗长陵有帝后以下16个妃子得以袝葬；仁宗献陵，则帝后以下有7位妃子袝葬；宣宗景陵，则帝后以下有8位妃子袝葬。以上三陵袝葬嫔妃，都是皇帝死后再殉节从葬。

按照明代制度，凡是诸王、公主夭殇，就葬在金山口。明景帝的景皇陵也不在天寿山，而是在金山口。金山口，距离西山不到十里，明代有很多妃子就葬在此地。明代皇帝，一般死后需要有后妃陪葬。陪葬不由隧道，而是列于外垣之内，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左右相列，以次而袝。但除了陪葬的妃子之外，还有一些妃子则别葬于金山，如仁宗有三位妃子，宣宗有一位妃子，英宗全部妃子，宪宗12位妃子，都葬在金山。

根据《明史·后妃传》的记载，明太祖死后，有很多宫人从死，也就是殉葬。建文、永乐时，相继给这些殉葬的宫人以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全是世袭锦衣卫千户或百户，人们称之为“太祖朝天女户”。宫人殉葬之例，历成祖、仁宗、宣宗各朝，全都如此。如宣宗死后，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全都从死。正统元年（1436）都追加赠谥。此可见当时宫嫔殉葬之例。即使景帝死后，仍然沿用殉葬之制。一般的说法，此例由英宗遗诏罢之，其后皇帝死后，才不再以宫嫔殉葬。其实，这其中还是有一个过程，应该说是历经了天顺、成化两朝，才最终废去宫嫔殉葬之制。

明代公卿士庶之家，平居无事，大多就事先造好坟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明宫之中，皇后若患病日久，病势已危，一般也预先选择山陵。其程序为：由礼、工二部委官同钦天监，选择谙晓风水官员，前往天寿山东西诸陵左右，选择相应的吉地。皇后死后，一度将殡殿定在未央宫，而哭临则在思善门。皇后死后，早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定下丧仪。至嘉靖年间，又有所改变，定下新的仪注。起初所定，为皇帝素冠、素服，共12天，这是取“期丧以日易月之制意”，百官27日，这是“遵斩衰以日易月之制”。后世宗在成服三日之后，又改为黑冠、素服，并下旨，将期丧从12日减为10日。又命百官在10日之后，改为乌纱帽、黑角带、素服朝参。

明宫丧礼，显然也已经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每当皇帝或皇后初丧，每座寺庙都要敲钟三万声。究其本意，“盖佛家谓地狱受诸苦者，闻钟声即甦，故设此代亡亲造福于冥中，非云化者有罪，为之解禳也”。此事见之历朝诏旨，显然已奉为惯例。另外，在明代，无论贵贱，都为死者烧冥纸。此俗也行于宫中。

北京禁城之外、北安门里，设有一座安乐堂，永乐十五年（1417）所建，原本是作安置那些有疾病的工匠之用。其后，改为安置那些宦官与宫人。据史料记载，凡是宦官中那些秩卑无私宅可居或者无名下官可依靠之人，遇到生病将死之时，就将他们安置于安乐堂，以等待死亡。死后，敛棺，再到净乐堂焚化。净乐堂在西直门外，由太监数人掌管。堂有东、西二塔，塔有眢井，就是用来贮藏宫女、太监骨灰之所。据说，熹宗奶母客氏被笞死后，也是在净乐堂被焚尸体。至于内廷的宫人，凡是没有位秩、名号者病故，或者宫人因谴责而死者，先传达至安乐堂，再转到停尸房，换成朱棺以后，再送出火化。其中不愿火化者，也有葬地安葬，大多为太监或嫔妃所舍。正是考虑到死后会有被焚尸之忧，于是一些比较富厚的太监，在生前就预先捐资摆酒，设立诸如“老衣会”、“棺木会”、“寿地会”一类的慈善组织，以便死后会有人替他念经殡葬。

明代宫中专权的太监，大多为了自己的死后之事，选择一些吉利的葬地，称为“寿藏”，或称“寿地”。这些葬地一般都建在寺庙之侧。如太监陈矩在香山慈感庵之侧，预先卜好葬地。在塚上建一石塔，称“太极镇山塔”。墓道之前，树立一座石坊，上面有“敕葬中使神道”四字。此外，还有一座石门，上面有额，称“还一仙洞”。从这些记载可知，太监的葬地其实已经触合了佛、道二教。

明代太监寿地主要集中在“黑山会”这一地方，距京40多里远。黑山会仅是京城一处地方的名称，并无多少传奇的“故事”可讲，也并不是像“寿地会”、“老衣会”一类的慈善合会。不过是因一些著名太监的寿地大多集中在黑山会地方，时日一久，也就慢慢演变为一处太监集中的墓葬区域。如据史料记载，万历初年的权监冯保，他的寿地就在黑山会。后冯保籍没，寿地为永年伯王伟所乞，成为王伟的“兆域”。

二 民间丧礼及习俗

在明代，官员、太监、僧人死后，朝廷予以旌报，甚至由朝廷出资，替他们营葬，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赐葬”，也是为人臣者一生最高的荣誉。

僧人死后赐葬，始于正德年间。正德八年（1513），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明武宗命工部造塔葬之。当时工科给事中上奏反对，认为按照旧例，无为国师营葬之例，工部也据理力劝。但武宗不听，而且亲自下令，以使僧人赐葬成为一朝功令制度。

丧事当以哀为主。哀麻擗踊、衣表棺椁，均为哀思的表现。依据传统丧礼，人死后，丧家当有殓、殡、哭、吊、奠赙这几项礼仪。所谓殓，即盛殓死者，有“小殓”与“大殓”之别。小殓，在死的第二日举行。大殓，则行于小殓后一日。殓当根据家财，量力而行。所谓殡，即葬死者于墓，当按时而行。所谓哭，即孝子哀思，当哀而不文。所谓吊，即古代的“知生者吊，知死者哀”。所谓奠赙，奠是为了死者，而赙则是为了生者。

在明代民间，殓前有“浴尸”这一道程序。按照民间的一种说法，如果亲子能饮下替亲人尸体洗澡之水，那么死者就无入地狱之苦。殓有大、小之分。就小殓来说，在一些士大夫家族，除了客死他乡之外，一般不用殓，只是让死者手足伸舒，巾服端正，仅此而已。如果时值炎署，大殓也不拘泥旧礼，一概变通而行。在嘉兴、湖州一带，凡是祖、父客死他乡，棺柩一般不入室。据说，“冷尸入后，人不利也”。

至于殡，多拘于繁缛之习，以奢侈为荣。如在杭州，有一位姓王的富室，替其父举丧，丧仪繁盛，甚至请优姝“绚装前导”。

哭，原来是孝子对死者表示哀思，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所以明人有“天下哭死皆真”之说。然在嘉兴、湖州，哭死全都失真，哀痛很少。究其原因，据说“牵扯生人事多”。换句话说，死者去矣，生者却为争夺遗产而明争暗斗，无心为死者致哀，不过虚于应付而已。

吊礼在明代民间丧仪中也有变化。按照传统的礼仪，吊是为了“生者”，而哀才是为了“死者”。在明代，已非沿习古礼，而是一概对死者行拜礼，生者在旁答谢。所行吊礼，全施四拜之礼，或者接连叩头。按照古礼，苫次不应在幕内，应当设于厅堂的侧房，亲友就在此行吊礼。在明代，嘉兴、湖州的吊礼一改古俗。孝子都在幕内面南，吊客则面北拜，主人再出幕外拜谢。如吏部侍郎诸大绶死后，张居正前去吊唁。诸大绶的儿子仿俗礼，拜于幕内。张居正大感不悦，说：“我来吊若父，诸子如何南面临我？”由此可见明代丧俗吊礼一斑。

奠、赙之礼，古所不废。在明代，民间上祭奠赙，大多过分奢侈。丧家一有丧事，就请客征礼，奠赙之物，有大盘、蜜楼、绫锦、旛幢、人物、楼阁、像生、飞走、铭旌之类。更有甚者，丧家还实行“散孝帛孝布”的仪式，名为给他人送孝帛、孝布一类的“凶物”，让别人替己亲挂孝，实则“或以为钓取赙仪之计，赙薄则争”。正如张履祥所说：“今之吊者，重则致牲醴之奠，多陈俎豆以侈美，轻则纸钱束帛以为文。”

按照明代的制度，丧礼一般孝子守制27个月，算是“三年之期”。湖州人在终制之日，出外还是素青服，而家居则用素服。有些号称“心丧”的孝子，直至守制满三年，才穿吉服。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的士大夫居丧期间，在接待客人之时，大多头戴苏巾，身穿深衣，显然已是一种俗化的表现，在一些正统的士人看来，显然也是非礼的行为。

三 民间丧葬礼俗的断动向

丧葬礼俗，无疑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如在明代，葬婴儿一般是不穿衣，并将其葬在路旁。此俗自唐代就已形成。明代民间丧礼的变化，事实上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桴鼓相应。在尚奢风气的影响下，丧礼难免出现讲究脸面、追逐排场的倾向。有些居丧之家，甚至“张筵饮宴，歌唱戏剧，殊乖礼法”。

民间丧俗，大多循俗，不合古礼，而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已成“恶俗”者，可以列为下面几项：

（一）成服

丧家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招亲宾，多的达十余日，少的也不下五六日。

（二）度亡

所谓“度亡”，就是在初丧后之三日或五日，请来僧道作佛事。在明代，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民以及娼优下贱之家，莫不如此。

（三）折祭、送轴

为死者祭，自然应有祭品，亲厚者常折金钱若干，侑以香帛，而致灵几，即为“折祭”。泛泛之交，照例用空名列公轴，送给丧家悬挂，即为“送轴”。

（四）伴丧

人家有了丧事，就请来戏班子，“扮戏唱词”，称为“伴丧”。明人吕柟也记：“近见都城大邑于初丧之时，亲朋携酒肴及歌者，甚有自夜达旦之实，谓之‘伴丧’。”在有些地方，伴丧又称“娱尸”，也就是在初丧时作乐，既是娱尸，又算是迎接吊客。

（五）迎丧

引发这一天，亲友制一些锦绣亭阁，再雇梨园子弟，身穿五彩服饰，扮演杂剧名色，在榇舆之前陈列。这就是所谓的迎丧。

（六）谢孝

孝子谢吊，早的在数月之后，迟的达一年，乘素车，张素盖，至门不拜，仅投一帖，还兼行了岁节拜旦之礼。

（七）破孝送帛之俗

古人遇到死丧，凡应该服某服者，不论内亲、外亲，还是知交好友，都应自制所应服之服前往哭临。究其原因，是因为哀戚在心，故变服哭临。但在明代已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人顾起元以南京为例，对此作了下面的揭示：

乃今自同宗外，凡应服者，必丧家送布，始制而服之。不送，即应服，而玄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丧家力不能送，共以诟厉加之，而大家复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无论何人，但入吊者，即赠以布或绢，有生平不一识面，闻名为布而吊者矣。不知变服致哀，乃衷之旗，心既不丧，服于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属无谓。至送帛，则本不为服，直以币帛将孝子之敬为酬酢而已。

（八）“奠”之变化

奠者，置也，其意是“置其物于前也”。人死就有奠，这就是《礼记》所谓的“余阁”。成服后诸祭，均有主人自己主持。只有奠，则为姻友之事。奠，包括赙、燧、赗。赙是钱帛，燧是衣服，赗是车马。可见，所谓奠，就是宾客到有丧者之家，哭之，吊之，将赙、燧、赗奠上。而在明代，赙、燧之礼，间一行之，而赗礼则在江南几乎绝迹。一般奠礼，也不过是宾客屠割羊豚，再崇饰一些瓜果、寓钱楮币和其他祭祀食品，酹酒致敬。按照古礼，酹酒致敬应该是丧家主人之事，但在明代民间已演变为由宾客在设奠时代行。

（九）暖丧

亲友为丧家“暖丧”的习俗，也是丧俗趋于奢侈的一种体现。所谓暖丧，就是用鼓乐优人做杂剧，或者扮演戏文。又俗尚奢侈，发丧时路设祭棚，陈列玩器，大张鼓吹，排设酒筵，招妓演剧，歌舞喧闹，骇人听闻。最可笑的是，孝子谢棚，每到一处，劝酒数杯，以致酩酊大醉。

（十）做七

人死以后，每遇七日，就作佛事超度亡魂，一般称为“做七”。这种习俗的出典，有以下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七是火之数，而火又主化，所以小孩生下来时，七日一变。逢七而祭，这是为了合变化之数。而另一种则主张，人生49天而魄生，那么也必然人死49天才会魄散。至于人的魂魄为何遇七而散，也有其中的道理。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则往下数到庚午正好是一七。甲，属木；庚，属金。金能克木，午又冲子，称之为“天克地冲”。所以，民间以人死魂魄遇七而散，至七七之日散尽。

除了“做七”之外，如百日、期年、再期（即两周年）、服除，以及以后每年的七月十五、十周年、二十周年，也都请来僧道作法事，称为“追荐”。

（十一）夺情

明太祖以孝治天下，为了扶植纲常，维持世教，制定了丧葬之礼。其中规定，现任官员凡是遇到父母之丧，都必须“斩衰三年”，也就是在家守制三年，而冒丧有禁，匿丧有罚。洪武二十三年（1390）因百官之请，定下制度：除了父母、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诸如伯叔父母和兄弟一类之丧，不必再奔丧。这原本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政。但相沿一久，乃至明末，反而将不奔丧守制视为“礼法之当然”。

按照明代的惯例，百官一闻父母的丧事，不待上报朝廷，并获取朝廷的许可，就可以去官离任，回原籍丁忧守制。但这一制度仅仅是对于文官而言，明代的武官却并不需要丁忧守制。又据规定，只要没有遇到“金革”一类的重大军事行动，不得“夺情起复”。自明代中期以后，因为国家多事，允许内外近侍或方面官遇到父母之丧，“暂令夺情起复，以共济时艰”。一旦边事宁谧，虽再定新例，在外方面官不许夺情，但在京官员夺情，仍不乏其例。

做人子者听到父母之丧，号泣奔走而赴，所以称“奔丧”。到了晚明，一些地方上的总督、巡抚重臣，闻讣告以后，却总是不愿离开自己的职位，赶快去奔丧，而是“以候代迁延，或半年，或一年，甚至服已阕而后行者”。至于那些知府、知县，闻到讣告以后，“亦以署篆交盘迟留不去，间有比追赎锾于私衙者”。

（十二）打旱骨桩

在山东，民间有一种陋习，对丧葬影响很大。每当大旱，民间就挖“初葬者塚墓，残其肢体，以为旱所由致”，称为“打旱骨桩”。

（十三）荒亲

在杭州，盛行一种“荒亲”之俗。当父母濒死之时，就让媒人说亲议姻。张履祥也说：“乘丧嫁娶，俗多有之。至于缙绅之家，亦莫不然。”初丧而行婚娶，又称“乘凶”。

（十四）代哭

按照朱熹的《家礼》，原本也有“代哭”之礼，仅仅是五服内外之人，更代而哭，以便节哀。在明代民间，其世俗的做法则是以妇女“替哭”。在北京，一旦人家有了丧事，就用仆隶代哭，甚至有雇乞丐代哭者。在济南城中，也有代哭的例子，称为“号丧”。按照明末清初著名礼学名家张尔岐的解释，代哭或者说号丧这种丧俗的出现，其实是误读朱熹的《家礼》所致。按照张尔岐的解释，朱熹《家礼》所用乃《仪礼》，其中“代哭”一说之“代”，应解释为“更”，其意思是：“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礼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已。”一旦在丧葬之俗中出现了请人代哭之习惯，于是，本无哀情，“强之使哭”，丧礼之虚假仪文，于此不难想见。

概言之，明代民间丧礼及其相关丧俗，事实上受到了两种观念的冲击：一是丧礼本应讲究“宁戚之义”，是孝道的一种表识。而在尚奢风气的影响下，利欲观念已冲击了传统的孝道观念。如在北京，父亲刚下葬，“孝子”就与友党、妆头弹唱，歌唱酣饮，有“颓然至醉者”，完全是一副假孝子的面目。上述暖丧时的招妓做杂剧，路祭时的设棚，均属此例。二是丧礼采用做佛事，并非真正为了超度亡灵，目的是为了讲门面、攀比，显示出丧礼的虚伪。下面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出“孝子”们的虚伪心态：“某某尚能作斋，我不能也，教人笑话。”正如当时的记载所说，“今世俗不畏礼，而但畏人言。……今之为主者，有好客之名，而无居丧之礼。”这样，就使丧礼变成了孝子应尽的一份义务与责任，一种应执行的惯例，趋于程式化，外面虽热闹非凡，而内心却无丝毫哀死的真情实感。

四 佛、道与民间丧葬礼俗

明代民间丧礼或丧俗，已经受到了佛道的熏染，以致水陆道场一类的法会已习以为常，甚至盛行火葬之俗。关于此，明人田艺蘅有如下揭示：

今俗疾病则用僧道做斋醮，丧死则用僧道作道场，送葬则用僧道为引导，不惟愚民之家，虽士宦亦有为之者。间为正人君子之所讥笑，则托曰：“我固知其非礼，乃此先人遗命，不敢违。”

在明代，丧家一般用僧道作斋，或者作水陆会，写经造像，其目的是为了让死者减轻罪恶，让其在天堂享受种种欢乐。正德元年（1506），当时的礼部尚书张昇、都察院都御史张敷就向明武宗条上十三事，大多是关于明代风俗发生变化之事，其中一条就说到了民间丧俗的变化，即“扬幡设坛，修斋追荐”。所谓“追荐”，就是在死后七七、百日、期年、再期、服除，以及随后的每年的七月十五、十周年、二十周年这些日子，请来僧道作佛事。

明人何白曾在一个居士家看到佛教丧礼，并作了如下记述：当追荐法筵时，“顾其坛字靓洁，旛花庄严，主礼惟虔，僧仪惟肃”，使人油然产生了信心、欢喜心、皈依心。而到了深夜，点燃药师灯，缁流举行“散花”仪式时，环绕灯下。“交相嘲谑，哄然一堂，纪教渎尊”，又使人先前的信心、欢喜心、皈依心荡然无存。此例不仅说明了佛教礼仪已渗人传统的丧礼中，并为民间广泛习用，而且足证佛教丧礼同样存在着不严肃性的痼疾。

从事这种丧仪的人，当然不乏一些正经寺院、道观中的僧人、道士，但更多的还是由一些“道人”来承担。正如明人陈铎在《道人》歌曲中所言，这些道人虽称自己是佛教中人，但根本没有师傅，沿门打听哪儿需要念还经愿，宣一卷《金刚经》，图一些斋食。

中国民间传统的葬俗，尽管会因地域而稍有差异，但大多是以土葬为主，并讲究先人以入土为安。土葬所用，必有棺材。棺材在民间又称“秘器”，而其所用木材，又称“沙板”，以川、贵等处所产为上等。所谓“沙板”，其实就是用楠木制成的棺材。据记载，这种木材主要产于湖广、四川、贵州的深山穷谷之中，不知年月，百丈之干半埋沙土，截取此木，用来制作棺材，故称“沙板”。其佳者掊开之后有纹理，坚如铁石。据说在夏天时，将生肉放在用楠木制成的棺材里，经过数天，打开后还是其色不变。显然，民间崇尚用沙板制作棺材，其实蕴涵着一种以“不朽为贵”的思想。但此类棺材相当昂贵，一棺之值，甚至超过100两银子。一般中等人家的墓葬，在棺材之外，还砌有砖椁，并用石灰置于砖椁四旁。所用石灰，必须筛过，去掉其火气，才可放入椁内，时日一久，石灰与砖萦结，就会使砖椁更加牢固。

在佛教的影响下，火葬之俗也迅速在中国部分地区盛行。佛教对民间丧礼的影响，莫过于火葬的流行。据史料记载，明太祖号称以孝治天下，即位以后，“即下火葬之禁”，主张“葬之以礼”。但随后火葬之俗又重新抬头。如明人谢肇淛言，“吴越之民多火葬”。永乐年间，巡按福建御史上奏：“今福建之俗，凡有亲丧，率多火烧，弃置不葬。”在福建寿宁，更有一种“金瓶位”葬，实际上就是火葬的特殊形式。所谓金瓶位葬，其法为：“别为虚棺，内设木板，凿数孔，以置骨瓶。”金瓶位由家族各房共同享用。将族内所停棺柩火化，拾取尸骨，依次以厝。金瓶位有余，可以转让，但仍收取费用。别族人也可付酬而取得金瓶位。不过，这种转让，应先亲族，然后才可转给他人，否则就要引起诉讼。

五 风水与葬俗

在人的生与死方面，儒、佛两家的观点明显不同。儒家认为，人生在世，不过是形、神二者而已。生则神守其形，死则神散，不再知其有形。而佛教则认为，人之形是由四大偶聚幻成，神之视形至轻，而无所顾恋，正如行人之视蘧庐，没有一毫顾恋之心。此二说各有其意，未可相非。历史的事实却是，即使是深受儒家教育或者并不信佛的士大夫，在丧葬问题上仍然相信风水之说。当时的人们认为，葬地可以“作人祸福”，如得吉壤，家必兴隆，反之如得恶地，则家必衰替。

丧葬讲究风水，葬穴择求吉地，传统的说法认为始于樗里。但直到汉代时，在丧葬方面还是不甚讲究风水。至郭璞著《葬经》，以其风水之术显名于世，于是葬择吉地之俗已是牢不可破。

郭璞之后，传其术者，有黄拔沙、厉伯招，都以风水之术而久负盛名。至明代，民间还是颇讲风水。即使一些士大夫，也惑于风水。如谢廷柱，福建长乐人，于书无所不读，聪颖绝人，尤以择地自负，所著《堪舆管见》，人争传诵。

关于丧礼或者葬俗，事实上存在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是惑于阴阳家或方士风水之说者，主张葬地以生气为主，故称之为“龙经”。所谓“空手抱锄头，步行骑水牛”者，究其实无非是为了认得真龙。龙真则穴真，断无水蚁、风杀之患。更有一些好奇者，甚至先看向背沙水，而后强求与己意相合。另一派则不信风水，主要是受儒家的丧礼思想影响。在这一派看来，葬无非是为了求得“速朽”，或者不使土侵入死者肌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只要山形完固，不犯水蚁，不近田畴，土膏明润，梧楸森郁，自可死者之宅永安，子孙阴受其庇。

值得指出的是，风水之说已完全渗透到了民间的葬俗之中。明代有一谚语云：“三吴无义，死无葬地。”这显然是说因为受到了风水之说的蛊惑，造成了死者死无葬身之地。所谓的风水之说，其实包括下面两层含义：一是“福利”之说。大约丧家之惑，多是为了求“福利”。民间家中死人，总要等待有了吉地，才将人安葬，甚至有人在生前很早就选定了吉穴。更有甚者，那些身为“孝子贤孙”者，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后嗣的发达，将已葬多年的祖宗坟茔重新迁移，却不顾祖宗骨肉零落，魂魄无依。二是“妨害”。死者的邻居，总觉得死者之墓，对其家的风水或运道有妨碍。因此，“小则厌胜之法，大则断港塞流，掘壕纵火，以至发久远之墓，戮既朽之尸，破家结讼而未有已，虽宗族亲戚不顾也”。

选择葬地讲究风水，但如何选择，也即何为吉壤？这也是因各地风俗不同而稍有差异。以居庸关以北为例，民间在择葬地时，就会选择“蛇盘兔”之地，以此为吉壤。即使如昌平侯杨洪葬母之处，也是如此。在陕西，从秦、汉以来，均在平原卜葬，而江南民间卜葬，则多贵山麓。这说明风水之说同样存在着地域差异。

古人墓地多种梧、楸之数。在明代，南方人的墓地上多种松、柏，而北方的墓地则种白杨。

在这种普遍信奉风水的形势下，于是也就广泛出现了专门主持婚丧之礼的“山人”，或单是替人寻龙点穴的葬士。明人陈铎有一首《葬士》歌，对其生活及其形象有很好的描述。这种山人，在明代着实不少，而且在民间颇具影响力。他们平日坐卧相随，形影不离的是一本“通书”，专门替人推详岁煞，选择凶吉，并写一些“殃榜”。除了此类山人外，民间遇到丧事，往往还须聘请专职的“司丧”，办理一切与丧事相关的事务，举凡与亲友、邻家的应酬，到亭子铺、棺材行购买与丧事相关的祭品或棺材之类，当然他们也免不了从中“打偏手”，并“捞上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