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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生活史——道教生活

历史大观园 古代文化 2020-06-18 23:33:42 0


根据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的看法,道家可以分为如下三等:一是讲清净无为,如老、关、庄、列之类;一是讲非升冲举,如刘向《列仙传》中所述之类;一是讲存想服食,却疾延年。然自方士一出,于是诸派也就混为一途,而且又在其中增加了许多名目,随之使道家更多歧路。

道教号称有南、北二宗。传统的说法,南宗始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传授关系如下:钟离权、吕岩、刘操、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柟、白玉蟾、彭相。北宗始自吕岩,经金代王喆,王喆有七弟子,分别为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马珏及珏之妻孙不二。在南、北二宗之外,又分出“全真”一派,其名始自王喆。据说大定年间,王喆到了宁海州,马珏夫妇筑庵事之,题曰“全真”。自此以后,凡四方之人以此道为宗者,均称“全真道士”。

一 明朝廷的道教管理政策及制度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下达给礼部的命令,是对释、道二教一并进行清理。不过从已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对道教却没有订立明确的制约细则。相比之下,太祖对佛教的整顿,却有《申明佛教榜册》。显然,太祖对佛教的约束比道教更为严厉,而他整顿宗教的目标主要是针对佛教。

(一)明太祖与道教

明太祖对道教相当重视,并采取了一些鼓励的措施。建国以后,他踢建了不少道教宫观,以示对道教的尊崇。他深知,这些道家者流所做的都是一些清净之事,于国极为有利,而且国家的祭祀大典也都“用以执事”,理应“有以居之”。在洪武十二年二月,他下令在郊祀坛两边建成神乐观,作为道士的居住地。洪武十七年,在南京永寿宫的旧基上,重新建成一座道教宫观,赐名“朝天宫”,并在内设立了道录司。洪武二十一年,金陵的“北极玄天真武祠”因灾而毁。明太祖下令,将此祠改建于钦山之阳,至第二年祠成。修成后,又命宋讷“为文记于石”。洪武年间,太祖还下令在都城内卢龙山上建卢龙观,并敕赐观额。在洪武年间,太祖多次派遣官员或道士到泰山致祭。洪武十年,遣曹国公李文忠及道士吴永舆、邓子方致祭于泰山东岳之神;洪武二十六年,又派神乐观道士乐本然、国子监生王济到泰山致祭。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洪武七年,明太祖亲自注疏了道教的经典《道德经》,显示出他对道教的礼敬。他在《御注道德经》一书的最后道:“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

重用道士也是太祖道教政策的一部分。洪武年间,明太祖听说道士刘渊然有道行,就把他召至阙下,“屡问天人相与,果何所感”。渊然“具实以对,深契宸衷”。太祖亲赐法剑,赐号“高道”,让刘渊然馆于朝天宫,眷待甚渥。后又命有司在朝天宫的西北建屋数十楹,称“西山道院”,专作刘渊然的住处。洪武四年,太祖下诏,让天师张正常“择其徒之可者以名闻”,送到京师,“问以雷霆鬼神之事”。

(二)道官衙门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在设立善世院以管理天下僧人的同时,又设立了“玄教院”,任命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统辖天下道士。洪武十四年,革去玄教院。至洪武十五年,专门设立道录司,以掌管天下道教之事。

道官衙门也分中央与地方两层。在中央,设道录司,掌管天下道教之事,主要职官有:正乙两员(左正乙、右正乙),正六品;演法两员(左演法、右演法),从六品;至灵两员(左至灵、右至灵),正八品;玄义两员(左玄义、右玄义),从八品。在地方,府设道纪司,掌管本府道教事,有都纪一员(从九品)、副都纪一员;州设道正司,掌管本州道教之事,有道正一员;县设道会司,掌管本县道教之事,有道会一员。

明太祖通过设立道教管理机构,将道教势力与道士的活动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道录司官员虽由道教人士出任,但就人格而言,他们已经异化。在他们的身上,宗教性的成分日渐丧失,而世俗性的因素却在不断增长,官方利用他们来控制道教的所有活动。他们只需对皇帝负责,而不必为下属的道士尽义务。这就是明太祖道教政策的成功之处。

道录司额设官员应为八员。至成化年间,据礼科都给事中张谦的上奏,当时道录司官员已经增加了“几三倍”,以致“异端太盛,名器太滥”。但实际的数字远远超过三倍。至成化二十一年(1485),道官真人以下已达130余人。尤其是到了正德三年(1508),道录司的官员可以通过纳银获得,更使道官骤然增加。当时规定,道录司有官员出缺,道士纳银50两,就可以赴礼部“准其承袭”。

(三)明宪宗与方士

成化年间,宪宗崇尚道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宠幸方士。成化六年(1470),翰林院编修陈音上奏,请求将佛子、法王、真人等降下名号,并建议凡是有请建寺观者,全都置于法。但宪宗的答复却是轻描淡写:“此事累有人言,俱已处置矣。佛子、真人名号,系祖宗旧制,如何辄更?”以祖宗旧制为由,就将陈音的建议置之不理。

在成化年间,宪宗宠幸的方士主要有李孜省、邓常恩二人。李孜省,江西南昌人。初为布政司吏,因受贿事发,应当罢为民,但他在北京隐匿了下来。听说当时宪宗喜欢道法,就从人学雷法,再私托太监钱义、梁芳,靠符箓之法得宪宗之宠。成化十五年,升任太常寺丞,后又改任上林苑左监副。不久,又升通政司右通政,宪宗踢予他金冠、法剑各一,图书印二,印文为“忠贞和直”、“妙悟道玄”。邓常恩,临江人。通过太监陈喜的关系,进奉内廷,传升太常寺卿。宪宗踢他图书印,印文为“橐籥阴阳”。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士、庙祝,通过太监的关系,得到宪宗的宠用。如大德显灵宫庙祝顾玒,自幼就习扶鸾之术,假神降言祸福,夤缘太监,以达内廷,得到了宪宗的宠幸,并被升为太常寺少卿;又赵玉芝,也是通过“左道”,转托太监,被宪宗特踢太常寺寺丞之职,历任不到半年,其母又获敕命。

在对待道士或方士问题上,宪宗对那些伪造丹药者,所犯即使情重,处罚却是甚轻。如成化十九年(1483),右至灵高宗谅、右玄义史宗信、左玄义陈得静、道录司序班龙应奎,通过扶鸾,伪造丹药,谎称是神人所降,服之可以长生不死。正当要进御之时,此事被内侍发现。宪宗不过分别处以革职发原籍当差、拘收度牒为民、降道士本宫焚香、革冠带为民这样一些无足痛痒的惩罚。

其二,对灵济、显灵等道教宫观进行奖饰。成化十年,修北京真武庙成,并命都察院出榜禁约,禁止军民妇女入庙搅扰。

其三,随意度道童。成化二年,从左玄义许祖铭之请,再度道童三千多人。成化二十年,因正一嗣教真人张玄庆之请,给其“度牒三百”。

其四,增给道教宫观庙户、佃户。成化十八年,从真人胡守信奏请,增给朝天宫庙户三户、佃户七户。

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成化年间,“又妖僧继晓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师名号,与永乐等。其尊道教亦名耳”。对这种看法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观察。一方面,宪宗尊道,并不只是名义上的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之事。上面列举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不必赘言。另一方面,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并不如后来的世宗那样,对佛教进行排斥,而是给以同样的尊重。举例来说,在成化年间,北京确是“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尤其是成化年间,明宪宗因王恕的奏请,定下了“僧道犯公罪不还俗”之令,而常人的“收赎法”也同样适用于对待僧道。这无疑给佛、道势力的增强,大开了方便之门。

(四)明世宗崇尚焚修

在排斥佛教的过程中,明世宗对道教的信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到了晚年,明世宗更是整日在内廷焚修,深居简出,迷信更甚。崇信道教,虔诚焚修,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之术,而其迷信道教的方式,却是花样翻新,形式不一。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大体不外乎以下几种:

其一,修建道教宫观,以示对道教的宠幸与厚爱。道教宫观既是安神之处,也是道士丛聚的所在。道教建筑是道教信仰的物化,它的存废实可代表道教的兴旺与衰微。明世宗在崇道毁佛的过程中,对道教刻意维护,或派人修缮旧时的道教宫观,或创建新的宫观,或新赐庙额给一些道教宫观,以示对道教的崇信。西海子是皇宫游宴之地。嘉靖四年(1525)九月,明世宗下诏,于西海子建西海神祠,以示崇信。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在西苑内建大高玄殿,“奉事上玄”,还专门举行安神大典。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重修太岳、太和山玄殿,并应侍郎陆杰之请,御制碑文,派中书官亲往勒石,将御制碑置于山门前。秉一真人陶仲文很得世宗的宠幸。为了报答世宗,他在外建庙修桥,既是崇教,又示行善。他在黄州府就修建了城隍庙,在徽州府寿狮山建成三官庙,又在黄冈县修建三台河桥。对这些建筑,世宗都亲自赐额,如赐黄州城隍庙曰“威灵”,徽州三官庙曰“显应”,黄冈三台河桥曰“通济”。此外,世宗还拨帑重建道教宫观。嘉靖三十七年七月,世宗依从陶仲文的请求,发内帑银1万两,在山东修东岳泰山神庙。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又诏修江西许旌阳真人宫。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敕建真武殿于齐云山。修成后,世宗还派定国公徐延德前往行安神礼。嘉靖二十八年,世宗命在承天府敕建元佑宫,至嘉靖三十七年建成,以示“崇真妥圣,保国福民”。

其二,宠幸方士、道人,而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方士凭方术以进,得到皇帝的宠幸,这是历代皆有之事,但均未若嘉靖一朝为甚。明世宗宠幸的方士,前有邵元节,后为陶仲文。世宗对他们或加官封赏,或封荫子孙,宠幸备至。邵元节本不过是一方术之士,凭方术得以宠用,被世宗封为“致一真人”。嘉靖十二年,在原有俸禄的基础上,加邵元节禄米100石,并拨给他校尉40名,“仍掌道教事,赐之诰命”。嘉靖十五年,因皇嗣诞生,邵元节祷祀有功,加授邵元节为礼部尚书,“给文官一品服俸”。以一方士而加授主持天下礼仪的礼部尚书,很能说明世宗对道教的迷恋程度。不仅如此,世宗对邵元节的子孙也厚加封赏,如命邵元节孙邵启南以道录司右正一改升太常寺寺丞等。

邵元节死后,取代他的地位的是陶仲文。世宗对陶仲文的宠用,比起邵元节来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仲文“献房中秘方,得幸世宗”。一年内,就升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没过多久,又晋升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统领天下道教事,总“各观住持,知道录事,食正二品俸”。不久,加封为少保礼部尚书、少傅,食正一品的俸禄,旋兼少师,加“神霄紫府间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宣教忠孝秉一真人”封号,兼食大学士俸禄。最后,实封恭城伯,岁食禄 1200石。

明代术士得皇帝宠幸,一般均有封号。明太祖封张正常为真人,其号不过10字。宣宗宠用刘渊然,真人封号也不过18字,算是到了极点。成化二十三年(1487),诏封王文彬为“静一冲元修道清修履和养默崇教抱朴安恬真人”,也不过18字。在嘉靖一朝,真人封号少者不过10字,多者也不过18字,而陶仲文的封号却至22字,可见世宗对他的宠幸之异。自嘉靖十七年以后,世宗不再视朝,一些辅弼大臣也很难得以进见,只有陶仲文却时时被宣召,一至即赐坐,“与语之,称为师”。这种恩眷不仅是自古方士所未有,更是明代历朝所未曾见。

其三,讲究灵异、祥瑞,追求方书、龙涎香、灵芝草,从而形成一时风气。世宗对祥瑞、灵异十分迷信,并自认为这是他崇尚焚修的结果。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内苑嘉禾生茎双德,凡六十有四,雩坛灵黍五出者一”。世宗坚信帝苑内田生双穗谷等,都是“仰天地所赐”,而数为六十有四,这是“卦之正也”。为此,他要求臣下“不可不知玄恩以崇天道”,“太上玄恩不可慢视”。上有所好,下必有所效。正当世宗以祥瑞沾沾自喜的时候,臣下与民间百姓纷纷投其所好,进献祥瑞之物。

世宗崇信道教,宠幸方士,归根结底是看中了方士那种所谓的黄白之术与长生不老之术。为了焚修,他势必去追求大量的龙涎香、灵芝草与法秘之书。明代《永乐大典》内,就有龙涎香的记载。按照嘉靖皇帝的解释,龙涎香旧例是用来制作“万岁香饼”之用的,而不是用于斋修。而事实上世宗刻意访求龙涎香,这两个目的实兼而有之。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世宗下令采香,其令一出,“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进香之人络绎于道。民间传说如果久食灵芝,人可以轻身。但此物世不常有,人亦罕所见及,所以得到灵芝,皆以为祥瑞。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世宗下令有司采灵芝于“诸玄岳、龙虎、鹤鸣、三茅、齐云及五岳”,仍令访之民间。当时正值宛平县民张巨估得灵芝五本,献给世宗。世宗大悦,以银币赏赉之。自此以后,“臣民献芝草瑞物者纷纷矣”。为了迎合世宗的旨意,嘉靖后期献法书之风也颇盛。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江西丰城县方士熊显进献法书66册。四十二年,方士赵添寿进献符法36本。世宗认为赵添寿所进法秘都是出自真传,特授他为道录司右演法,仍给冠带,敕遣还乡。

其四,建各种斋醮,祈祷上苍保佑自己长生不老。世宗在位期间,建各种斋醮无数。这种斋醮,有时假托为圣母祈寿,如嘉靖十七年二月,正值圣母寿旦,世宗在玄极殿设坛,“为母祈祷于上帝”,仍分命臣下分祷于各个神坛。有时也假托为民祈福,如嘉靖二十三年二月,世宗为了“民食”,“大祈于高玄殿”,仍命大臣张溶等祭告朝天等六宫庙。世宗所建各种大醮,名色众多。或名“金箓保安醮”,或名“春祈大斋”,或名“延寿大斋”,或名“秋报大斋”,或名“祈年醮”,或名“安神大醮”,或名“万寿斋典”,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亲王们也修建各种清醮,祈求世宗身体康健,籍此邀宠。世宗举行各种斋醮的地方,除了各玄岳名山及宫观外,有时候也在内殿、大光明殿举行。

综上所述,明世宗一生崇尚焚修,宠幸方士,广建斋醮。尤其自嘉靖十七年以后,世宗一意在内宫焚修,不理朝政。由于深慕仙术,一等修玄很久,他就自号“天台钓叟”。为了求得自己的长生不老,世宗有时也施药行善,以示诚信。如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命礼部左侍郎孙承恩等施药于朝天等宫又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因为春时“民多疾疫”,世宗假借“体上天好生之德”,命孙承恩施药于朝天门外,“以溥济众生”。

为了崇尚道教,以便扩充道教的势力,世宗一生度道几次,数目也较大。如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度天下道士一万人;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又从秉一真人陶仲文的请求,度天下道士2.4万人。

一等世宗去世,明穆宗继位,道教显赫的地位一落千丈。明穆宗有“太平天子”之号。他一即位,就对道教有所抑制,一些在嘉靖朝得宠的方士,都被按照各自的情罪,各正典刑。其中章王金、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因妄进药物,被锦衣卫拿送法司,从重究问;唐秩、章冕等各以符法滥叨恩赏,被押发原籍为民,而他们所授的真人、高士名号,也被“尽行革去”。随后,穆宗又下令撤除“西园内大高玄等殿、圆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事台扁额”。更值得一提的是,隆庆二年(1568)正月,穆宗下令革去“正一真人名号,夺其印”,龙虎山张氏的道教正宗势力也遭到了迎头的痛击。显见,道教因明世宗的崇信而盛炽一时,同时也因世宗的寿终正寝而渐趋衰微,进而降到一般宗教的地位。自穆宗以后,其气势再已无法与嘉靖一朝相比拟。

二 宫观统属制度

明代道教宫观统属制度,除了龙虎山、武当山各有自己的体系之外,南、北两京的道观,基本也与佛教寺院一样,采用一种大观统领中观、中观统领小庙的制度。当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下令归并天下道观之时,就规定,每座大观,其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

道教宫观的住持,也可分为两种:一是考选,具体由道录司、礼部负责;二是皇帝钦点。如洪武二十八年,重建朝天宫成,明太祖就下诏让道录司右演法曹希鸣住持朝天宫;正德二年(1507),明武宗通过司礼监太监李荣传下旨意,升道士刘奇清为道录司右玄义,兼宣灵庙住持。

至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不但信佛,而且还崇道,在北京的一些大的道教宫观中,常常设有一些“书办人员”,专门负责传录道书,由近幸太监一两人统领其事。书成上进,以供御览。

按照明代的制度,道录司是具体负责天下道教事务的官僚机构,而天下道教事务的实际掌管者是龙虎山的正一嗣教真人。当然,这仅仅是就其大概而言,事实上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各宫观的具体事务,却另有真人统一掌管。如嘉靖十八年(1539),明世宗封高士陶仲文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总各观住持,知道录事”。同时也封陈善道为“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兼三宫住持。上面所说的“总各观住持”,未必就是统领天下各观,可能仅是总领在京的道教宫观。如嘉靖三十九年,晋封高士陈善道为“清征演教崇真卫道真人”,所兼就是“在京各宫、观、庙住持”。而一人兼任三宫住持,也是皇帝钦点才有如此特权。

(一)朝天宫

洪武十七年(1384),建朝天宫。宫址在南京旧吴时冶城,晋为西州故址,南朝宋时置总明观,唐建紫极宫,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改为祥符宫,不久又改为天庆观,元代元贞时改为玄妙观,文宗时又改为永寿宫。至此时重建,赐名“朝天宫”,并在宫内设道录司。天顺五年(1461),此观毁于火。成化六年(1470)重建。

朝天宫属于官方道教系统的一大“丛林”,皇帝专门赐予“护敕”,对其进行保护。每当正旦、圣节、冬至,百官朝贺之前,均要在朝天宫习仪。宫内设道录司,有左、右玄义各一。朝天宫作为一座大观,其所统中观共计11座,分别为灵应观、卢龙观、洞神宫、清源观、仙鹤观、朝真观、洞玄观、玉虚观、祠山庙、移忠观、祐圣观。其属下中观,也各有所领的小庙。如灵应观所领小庙有火星庙、土地庙、修真庵、玄帝庙;卢龙观所领小庙有五显庙、龙王庙、神策门、祠山庙、碧霞庙、晏公庙、三官庙、真武庙。

朝天宫系统的道教宫观,根据其大小,其所设住持之职则稍异。朝天宫属大观,又是道录司办公所在地,而且额设左玄义一员、右玄义一员,都住在朝天宫内,事实上直接管理着朝天宫。当然,朝天宫也设有大住持两员,其下则为通经道士,共十名。再往下,则分别为教学道士、焚修提举、知磬、管事、书记、直库、直日、管殿、管庄,以及众道士和道童。朝天宫设大住持,而中观则设住持,小庙则设首道。

朝天宫系统的宫观住持,也分题补与考选两种。题补与南京佛教三大寺相同,由道录司提出候选名单,经礼部认可,再上报皇帝即可,或者皇帝直接钦点。而考选则用本宫之人,五别宫可以互调。其考补程序如下:左玄义出缺,道录司就右玄义、大住持三员内考取两员送到礼部。右玄义出缺,大住持两员都可以参加考选。大住持出缺,道录司就从通经道士中考取三名,再送到礼部。各堂考填考补,一般从《道德经》和《南华经》中出题。通经道士出缺,由道录司年终考补。中观住持出缺,由道录司考补,一般采用默写经典。小庙首道按道录司选补事例执行,大体与佛教三大寺同。

朝天宫直属道院,分为二十八房,额定食粮有度牒的道士200名,额定食粮学童100名。

照例说来,朝天宫应属于正一道系统。与朝天宫颇有渊源关系的几位著名道士,大多属于正一道。如刘渊然,曾经“往谒龙虎山道”,明太祖“试之符法,无不验者”;喻道纯,也是畅晓符法、金箓火符之秘;邓仲修,在明初曾奉诏设坛场,“行驱召风雷之法”;张友霖,被龙虎山的天师张嗣德“辟为教门讲师”;周玄真,在明初所作的法事,也是“握剑上坛,召风师霆伯”之类。但朝天宫中又专门设有“全真堂”,正如明人葛寅亮所记:“谓当时之盛,黄观白羽,群至如归,栖以丹室,课以金书。或闭关面壁,吐故纳新,各习其业。”很显然,在明初时,正一、全真二道,可以共处一观。这事实上与明太祖的宗教政策相关。当时明太祖所实行的宗教政策是“道不分正一、全真,俱入朝天宫”,正一、全真在道录司的具体管理下已有融合之势。事实也证明如此。在朝天宫的著名道士中,虽多倾向于正一道一派,但他们的道术也是混合了正一、全真二派。如前面提到的刘渊然,“尽得全真秘妙之术”;张友霖,也懂“九鼎丹法”。

(二)神乐观

明太祖有鉴于道家者流务为清净,朝廷的祭祀活动也都需要道士“用以执事”,必须给以居住之处。于是,下令在南京郊祀坛之西,建一神乐观。

成祖时迁都北京,郊庙之祀已改在北京,而南京神乐观也就只祭祀先师、岁大祭。明初南京神乐观额设提点一员、知观一员,统领观事。凡是太常寺所属的祠庙,全都归属神乐观统领,主要有龙江天妃宫、北极真武庙、都城隍庙、祠山广惠庙、五显灵顺庙、驯象街五显庙、玄真观、黄鹿观、天王庙、玄帝庙。

神乐观下辖食粮乐舞生270名,候缺道童270名。按照明初所定的道规条例,神乐观还设掌书、掌籍各一名。凡是本观一应事务,每月朔、望都要赴道录司陈递执结。观中乐舞生和道士岁报册,每年年终都要照道录司之例,造两本,一本留存,一本咨缴礼部。凡乐舞生的选拔,其程序如下:每十年,礼部札付太常寺,转达神乐观,尽将见在道童呈部,当堂考写乐章,能写者照乐舞生名数取足造册,咨礼部,填给各童度牒,再咨回本部。

至成化年间,由于很少给度牒,再加之退闲者有五六十人,神乐观乐舞生已相当匮乏,很难应付朝廷的祭祀事宜。正德三年(1508),考虑到乐舞生缺人充役,下诏度神乐观道士100名。

(三)城隍庙与东岳庙

传统中国一贯主张神道设教。而在明代,历朝皇帝也深知神道可以“暗助王纲”。因此,在道教诸神的统治系统中,往往也是模仿现实生活。如明代嵩县王以宁家,藏有钞本《玉华秘籍》数卷,“载仙官名号,极奇极详”。其中有“广寒点察使”一职,主掌科名。显然也是现实生活中尤其重视科举这一风气的真实反映。

城隍一名,最初见于《易》泰之辞,成为一种神庙的祭祀,已经很难知道其确切的时间。唐代乾元年间,李冰有《缙云县城隍庙记》一文,其中有云:“城隍,祀典无之,吴越有之。”可见,唐时城隍之祀尚未通行于天下。元代吴幼清在其所著《江州城隍殿记》中,也记道:“社祭山川,则城隍固在其中。但水与防庸尚有专祀,城隍以寇敌保人民而可不专乎?”又云:“祭必有配,如社以勾龙,凡有功于土者亦宜配食,城隍而立庙以棲神,礼也。”其中关于城隍之说,所论已是相当明显。当时南昌已经有城隍之祀,那么其他地区的城隍祭祀大体也是如此。

明初最初设立的城隍庙系统,无疑可以证明神道同样是在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洪武元年(1368),诏封天下城隍神时,其所设的神灵体系完全是世俗的一种体现,诸如在应天府的城隍神称“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滁州的城隍神称“王”,而其他府、州、县诸城隍,则分别为公、侯、伯。

洪武三年九月,京师城隍庙建成,其城隍号称“天下都会之神”。当时礼部尚书陶凯曾建议在城隍神下设六曹,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并设左、右二司之神。明太祖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罢去六曹不设,只保留左司神、右司神。城隍神主“用丹漆字,涂以金,旁饰以龙文‘。当陶凯等迎城隍神主入庙时,所用的是“王者仪仗”,而且太祖亲自撰文告之。从神主用龙纹作为装饰,到迎神时用王者仪仗,无不说明太祖虽已革去京师城隍神下的六曹之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它的“王者”地位。

洪武三年所定官方祀典,已将先前的各种公、侯、伯的爵号革去,天下各地城隍之神,只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或“某县城隍之神”。这种做法显然基于儒家关于祭祀的观念之上。儒家思想体系规范下的祭祀,当然也有用“尸”之例,《诗经》、《尚书》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均用于宗庙的祭祀。这当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人死精神既散,所以祭祀者就替他设木主,立京庙,并“为尸以萃之”,目的就是为了让先人的神灵通过此有所寄托。至于像天地、山川之类,在儒家看来,尽管也有神的存在,但不过是一种神气的流行,未尝止息,一且设祭,就会“飨应”,所以不必设“尸”。

明代迁都北京以后,在北京建立了新的都城隍庙,但仍然保留了南京城隍庙。每年郊祀或祭祀太岁等神时,北京的都城隍庙均得以袝祭,而且在每年的五月十一日,朝廷还派遣太常寺官员专门祭祀城隍。与此同时,南京的城隍庙,则已无两祭之制,仅是在仲秋之时遣官致祭。

在官方祀典的诸神系统中,城隍神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篇《祷雨咨京都城隍神》一文,为我们提供了解剖诸神系统的一把钥匙。在文中,明太祖有下面一殿话:

予不敢径达上帝、后土,于今月十一日,亲告于钟山之神,望神转告于上帝、后土。惟京都城隍之神,先期与报,至日祝焉。

从上面的记载可知,官方祀典的诸神系统,从上往下依次为:上帝、后土→钟山之神→京都城隍之神。凡是祷雨,就先期咨文城隍神,由城隍神先期报与当地的“镇神”(亦即山神),然后再由镇神转达上帝、后土。

除了祷雨之外,城隍尚管辖阴间之事。如在开封,在每年的清明、中元、十月朔这三个鬼节时,城隍神就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必须预先请城隍神行至孤魂坛。一般的程序是请开封府城隍神到西门外孤魂坛,请祥符县城隍神到宋门外孤魂坛。僧道发文设坛礼忏,诵经超荐一切孤魂,并在疏头中伏乞显圣尊神,传谕远近地方枉死冤魂,至期赴坛听宣法言,早登净土,免堕幽冥。施食完毕以后,各地方官就回衙。会众事先预修旗幡、法驾、文武仪仗、敕印等物,提炉、香盒、龙灯高照,摆列队伍,传锣清道,大吹大擂,细乐喧天,送神归庙。三年会期满后,将灯、幡、旗号焚烧,归家治酒,酬谢香头。

就其本质来说,城隍神属于一方土地之神。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城隍神也有一个从自然崇拜向偶像崇拜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自然神得以人格化。按照明代的制度,城隍之神,应为木主,但随后都改作土偶,还让神像穿上衣冠。更有奇者,城隍庙还都立一后殿,设一夫人之像。不仅如此,很多地方还将城隍神“求一人以实之”。这是偶像化以后人格与神格的互动。如在明代,人们通常将孙策当作南京的城隍神。此外,如北京城隍神是于谦,杭州城隍神是周新,都是相同的例子。

城隍神同样起到维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功能。按照明代的制度,新官赴任,必须先谒城隍神,在庙里斋宿,并在神前起誓,向城隍神行四拜之礼,其目的就是“阴阳表里,以安下民”。刑部官员审案,有在城隍庙举行的例子,其用意无非是表明三尺神明在上,断案官虽可欺于明,却不可欺于暗,也就是其中蕴涵着神灵不可欺的意义,以示法律审理程序的公正性。明代官府衙门在道教宫观办公理事,并非仅有城隍庙一处,在北京的真武庙,一些公差御史、给事中、锦衣卫等官,也“常于庙前、庙内集众理事”。而在民间,如果遇到纠纷,而国家法律又一时无法给以判明,同样都是到城隍庙中赌咒起誓,剖明心迹。

城隍庙与东岳庙颇有渊源关系。明初在南京所建城隍庙,就是“改东岳行宫为之”。

在明代,天下各府均设有东岳庙。从传统的神道设教的角度来看,东岳庙代表着东方岱岳,而东方之德则又象征着“生”。过去的记载说东岳之功,诸如:触石生云,膏雨天下,是“生”之德;冥运阴骘,赫如雷霆,使人弗罹于天宪,或者说不犯天条,也是一种“生”德;君主施恩,则庆云显现,施威则出现迅雷,终究也是要使百姓归于“生”。一个“生”字,道出了东岳庙及其所供之神东岳大帝的特点。

明代北京东岳庙,在朝阳门之东,相传在唐、宋时已经建立。明代所存之庙,则创自元代。明正统年间,对东岳庙进行了修缮与扩建,并遣太常寺官员致祭。庙中所祀,是东岳天齐圣帝,规制宏广,像位崇严。两庑设有地狱七十二司,后面还有帝妃行宫,宫中又有很多侍者。每当遇到旱灾,朝廷就在此庙祈祷求雨;民间百姓为了禳灾,也到东岳庙祈祷;有时甚至祈子求嗣,也到东岳庙祈祷。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是圣帝诞辰,民间盛陈鼓乐幡幢,群迎以往,行者塞路。庙有两个神浴盆,可以容水百石,相传用盆水洗目,可以治疗眼疾。

(四)全真道与白云观

北京白云观为全真道士丘处机出家之处。在很多关于白云观的传说或民间风俗中,均与全真道士丘处机有关。

在明代,北京正月里的灯市,照例到正月十八就收灯,城中冶游顿显沉寂。至第二天,京城士女就出城到西郊白云观,联袂嬉游,席地而饮,北京人称之为“耍烟九”,其意是说火树星桥刚收声采,而以烟火得名。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认为应作“淹九”,其意是说灯事阑珊,未忍这么快就过去,其中取“淹留之义”。最后一种说法就与白云观中的全真道士相关。有人认为丘处机在正月十九这一天就阉,故称“阉九”。据传,丘处机开始从黄得祯出家。明洪武初年,以张三丰的推荐,为五龙宫住持。有司又荐丘道士为御史,明太祖又踢予其两个宫人。丘氏考虑到不能辞去,就自宫。明代白云观中所保留的丘处机遗像,确乎俨然如一老妪。后丘处机转升太常寺卿,并被封三代。死于京师。丘处机的事迹甚著,但其自宫的月、日并不可考。在正月十九这一天,四方的全真道士也大多聚集于京城白云观,状貌诡异,衣冠也很诡僻,分曹而谈出世之业,说明“阉九”之说,也并非全是妄说。

(五)正一道与龙虎山

元末之时,正一道掌门之人是张正常。他是“天师”的第42代孙,号“正一主教天师”。正当明兵攻取江西之时,正常遣人朝见,后又屡次至京师朝见皇帝。

洪武初年,明太祖对群臣说:“天至尊,岂有师?以此为号,甚亵渎。”于是革去“天师”之号,只称“真人”。又给“真人”之印,秩正二品。真人之下有僚佐之职,分别为“赞教”、“掌书”。尽管太祖革去了“天师”之号,与掌管天下道教之事的道录司衙门仅为正六品之秩相比,定真人之秩为正二品,显然对龙虎山正一教还是相当重视。

洪武十三年(1380),正常之子宇初继承“真人”之职。字初嗣取以后,向朝廷上书,说在元代时曾给“正一玄坛符箓之印”,专门用于盖在符箓之上,而今钦给“真人”银印,只敢在上表笺时使用,乞求皇帝再赐“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印如六品之制,以便在符箓上使用。明太祖下诏,同意其请,赐印,曰“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制同六品。宣德中,宇初死后无子,由侄子张懋承嗣。弘治中,懋子玄庆病,由子彦頨继嗣。

明代道教之事,事实上掌握在龙虎山正一嗣教真人手中。在北京的朝天宫中,有一“东方丈”,为皇帝赐予真人“往来居止之所”。真人每次回龙虎山,就令道录司左至令看管。天顺元年(1457)六月,明英宗改封“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法妙契玄机弘悟大真人”张元吉为“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仍然掌管天下道教之事。此外,又改封其妻“志和履善冲静玄君”胡氏为“冲和恭静玄君”,并给以诰命。

明初之时,正一教的道士就开始与亲王结交。如在齐王府的宫中,齐王命龙虎山道士在殿廷内置“道家神像一坛”,并在各门柱上“书写一门对妄言”。另外,又“将玉帝诸神像名号刊为板,五寸阔,八九寸长”,其中一幅在上面书写“玉帝天神名号”。

龙虎山旧有上清宫。此宫起于唐会昌年间,当时赐名真仙观。至宋大中、祥符年间,王钦若奏改为上清观。弘治八年(1495),此宫毁于大火。因正一嗣教真人屡次请求,明武宗“命工部遣官修造上清宫”。随后,太监李文奉明武宗之敕前往龙虎山建造上清宫。完工以后,武宗下令让翰林院撰写碑文。至嘉靖年间,由于明世崇奉道教,就在江西营造上清真人第宅。隆庆元年(1567)四月,因正一真人之嗣孙张永绪荒淫不检,而修炼符水之术也越发猥亵,吏部主事郭谏臣上奏,建议不再让其世袭真人一职,而应永为革除。至隆庆二年正月,明穆宗接受江西地方守臣的建议,革除其真人封号,仅以张氏裔孙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并改铸提点之印。至万历五年(1577),因张国祥上奏请求,明神宗命铸“龙虎山玄坛”铜印一颗,赐予张国祥,并给还“正一嗣教真人”金印。

(六)武当山真武殿

武当山,一名太和山。武当之名,最早见于《水经》。因是玄武修真之地,考虑到非玄武不足当此山,所以称之为“武当山”。永乐时,明成祖将武当山尊为帝畤,赐名“太岳”。至嘉靖时,世宗再将其尊为“玄岳”,据说还有将武当冠于五岳之上一说。

在明代,武当山属于著名的道教名山,山上有真武殿,供奉真武大帝。明朝廷对武当山的道观与道士,设立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加以控制。永乐十七年(1419),明成祖颁下一道圣旨,专差礼部郎中葛平出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不管布政司的事务,专在太岳、太和山提调事务,并兼管均州地方事务的提调;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敕太常寺丞任自垣,特命其专门提督太岳、太和山上“宫观一切之事”;宣德十年,明英宗刚即位,就派尚膳监左监陈埜前去武当,与原差礼部员外郎吴礼一同提督山上宫观,这是太监出任武当山提督之例。此后,就专设提督太监一职,负责武当山的香税事宜。

明朝廷又给予武当山很多优厚的待遇,诸如定期给以油、蜡、香烛,允许截留均州岁办獐羊皮等科及户口食盐等钞绢,用作修理宫观之费,甚至地方有司和军卫,还每月拨出丁夫,负责宫观的修理与洒扫。举例来说,永乐十四年下旨,“武当山各宫观别无田粮供赡,著户部差官去,同所在有司踏勘本处附近荒闲田土,著法司拨徒流犯人五百名,去那里做佃户,专一耕种供赡。若是本山宫观边厢有百姓每的田地,就取勘见数拨与佃户耕种,另寻田土拨还百姓”;永乐十七年,明成祖在给武当山管理者的敕文中也规定,凡是山上道士,每年给予绵布二匹、夏布二匹,至于香、烛、灯油,就任凭管理者“计较了来说”;洪熙年间,明仁宗也下敕,专门免除均州一千户所的杂泛差徭,由他们负责修理宫观渗漏损坏之处,或整治沟渠道路有淤塞不通之处;宣德年间,再次敕谕湖广都司、布政司,让其遵守宣德年间的敕谕。

武当山上宫观,在永乐年间所定的有玄天玉虚宫、太玄紫霄官、兴圣五龙宫、大圣南岩宫。此外,在天柱之顶,又建一座真武殿,“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神之像,享祀无极”。静乐宫之东旧有紫云亭,传说是玄帝降生的福地。明成祖下敕,在旧址上重建紫云亭,“务要弘壮坚固,以称瞻仰”。在太子岩、太子坡二处,各安童身真像。正统十三年(1448),明英宗敕踢武当山紫霄宫、南岩宫、五龙宫、静乐宫“道经各一藏”。

明代各朝皇帝,对武当山都相当重视,除了修宫观之外,还通过铸造圣像、法器,并派人到武当山安供,以示对道教的崇奉。如成化年间,明宪宗曾经踢给武当山各宫圣像、法器甚多,以便“永享四方之香火”。踢给太玄紫霄宫者,有圣像一,从官像四,全都用铜铸造,外面镀金;水火神二,也是铜体金饰;香炉、瓶盂、钟磬等供器共11件。踢给太岳太和宫者,有真武神像一,从官像四,全用银铸造,而间饰以金;神帅十,全用铜铸造,外面镀金。踢给玄天玉虚宫者,有真武圣像一,从官像四,全都用铜铸造,再在外面镀金,而神座则全用白玉雕刻而成。万历三年(1575),明神宗派御用监太监王名送真武圣像到武当山安供,还拨与黄船一只,用于路途上的运送。

武当山四大宫观的住持,除了皇帝钦命之外,一般是由龙虎山的正一嗣教真人举报、分派。这显然可以说明,在全真、正一两派中,只有正一一派在明代颇为得势,而全真道已近乎湮没无闻。明代武当山各宫的住持制度,明成祖《敕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中有一段记载,不过颇为混乱。为了辨析的方便,引述如下:

今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举报道士,分派各宫。道录司右玄义任自垣、道士邵庆芳为玄天玉虚官提点,高道、周惟中提点,林子良为副官;兴圣五龙官以李时中为住持,道士吴继祖为提点;大玄紫霄宫以李幽岩、胡古崖为提点;大圣南岩官已命右正一孙碧云为住持,以王一中为提点副之。

此前明成祖有《敕真人张宇清》这样一篇敕文,上面指定孙碧云为大圣南岩宫住持,而其余三宫则指令张宇清选择有道行者“各二人为住持”。但从后一敕文所体现出来的实施结果来看,却并非只是每宫各两人住持,以住持为正,提点副之。从上面的这段史料中可知,事实上各官观之职已包括住持、提点、副宫三种头衔。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值得作一简单的辨析。上面所提四宫,其住持系统显然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以住持为正,提点为副,如兴圣五龙宫、大圣南岩宫。第二,只设提点,有两人并为提点,如太玄紫霄宫。第三,设有四名提点,一名副宫,如玄天玉虚宫,似乎提点为正,副宫为副。但何以设有四名提点,而无住持之称?这只能有下面两种可能:一是玄天玉虚宫在武当四宫中位居首宫,需要加强管理;二是文字有讹,如前面任自垣、邵庆芳之任“提点”,或许为“住持”之讹。具体若何,俟考。

武当山道教势力,在明代有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永乐、成化与嘉靖三朝。

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下令开始营建武当山宫观,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听“董其役”。参与修建宫观的军士达20余万人,所建宫观有30余处。至永乐十六年,武当山宫观建成,赐名“太岳太和山”,并亲自撰写碑文记之。

明成祖对武当山的道士也相当重视。永乐初,明成祖多次派遣使臣请武当山道教真人张三丰,但终究“不获”。永乐三年,明成祖给武当道士李希素敕文,并赐他彩缎一表里、纻丝衣一袭、钞四十锭。永乐四年,再次给李希素敕文,所赐之物与三年相同。在武当山的宫观建设过程中,明成祖也吸收了李希素不少建议。

永乐年间,武当山食粮道士不过400人。到成化年间,其食粮道士就增加到800余人,另外还有1000余人的道童。而太监陈喜则别带道士30余人,全都“领敕护持”,到远离武当本宫百余里外的深山之中,私创庵观。

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月,明世宗下诏,添设武当山太乐太和宫、太玄紫霄宫、大圣南岩宫提点各一人,而且还颁下敕文,予以保护武当山各宫。

三 法事活动

清朝人陶越认为,道教分为“全真”与“正一”两派,而正一教所从事的法事活动,主要以“符箓”与“科教”为主。

道家在法会时,往往设有“监斋”一职。玄门之设监斋,犹如朝廷之设“执法”,其职甚重,所以需要选择“德望闻于时,文学推于众”之人,出任监斋一职。

(一)符箓

符箓原指道家的秘密文书。屈曲作篆籀及星雷之文为符,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为箓。后世将道士用以召神驱鬼、治病延年的符,也称“符箓”。

道士符咒中,其末都说“急急如律令”。传统的解释认为“律令”是雷部鬼神之名,善走,故“用之欲其速也”。但明人都穆对此另有新解,认为“急急如律令”,是汉代公文常用之语,犹如宋朝人说“符到奉行”,都是一样的意思。汉末张道陵创五斗米道,用符咒,也就借用了公文这种表迷法,遂为后来的道士所宗。此说很有道理。

符箓一派,主要以龙虎山正一教为主。据史料载,在元末时,“正一主教天师”张正常颇有道术,尤其擅长符箓之术。他将符投入永寿宫的井中,有疾之人,饮用此井之水,就可病愈。在元代时,正一道所用符箓,上面专门盖有“正一玄坛符箓之印”。至明初,已改用“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

景泰五年(1454),据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元吉的上奏可知,当时各处的道士,“多有私出符箓,惑民取财者”。

正德五年(1510),龙虎山正一真人利用自己的特权与在民众中的宗教威望,唆使家人,持真人府的批文,开始出卖符箓,以获取钱财。

此外,在一些道士中,也多具“书符召鹤”之技。如大学士严嵩致仕归家,路过南昌。当时铁柱宫的道士田玉就自称能书符召鹤。严嵩一试,觉得颇有灵验。当时正好是明世宗派御史到处访取一些法秘之书,严嵩就向田玉索要所藏各种符箓,进献给世宗。

(二)科教

所谓科教,就是一些孝子慈孙为了报效祖父母之恩,请一些道士“演诵经典”。按照明初的规定,这种法事活动,必须遵守“颁降科仪”,决不允许道士自己“妄立条章”。

一至明代,道教继续对道法科仪进行了修订,编纂出了许多这方面的经籍文书。洪武七年(1374),道士宋宗真、赵允中、邓仲修、周玄真等奉明太祖朱元璋的圣旨,编订《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这部科仪。规定诸醮之节次仪文包括咒、白文、偈、赞、颂、经目、戒、疏等,其科目大略有发直符、扬幡、敷座演经、灵前召请、立寒林所、参礼咒食、安符、济孤、设醮、献供、读疏、送神、化财满散等。与宋元以来诸家醮仪相较,《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的程序与内容已大为简化。至正统年间,在其编纂的《道藏》“威仪”类中,一共收录了30余种明代初中期的科仪经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期以后,道教斋醮科仪经典不但大量涌现,而且其内容也逐渐摆脱重在为统治者服务的倾向,转而面向民间大众。

(三)斋醮

所谓“斋醮”,当为修斋设醮的简称,是请道士设斋坛,并向神灵祈祷的一种仪式。

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加以区分,修斋与设醮虽同属宗教仪式,但其宗教属性有所不同。修斋属于佛教仪式,起于梁武帝;设醮属于道教法事,起于林灵素。斋醮之事,在明代很少在宗教属性上予以严格的区分,这一方面与明太祖在整顿释道时往往两者并提、不予区别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密切相关。故佛、道二教全有斋醮仪式。

按照惯例,明朝廷斋醮“各以时节”,一般僧人是在大兴隆寺举行这种仪式,而道士则是在朝天宫等处。成化年间,斋醮活动开始流行到宫禁之中,在内府,不时有“修斋醮,写经咒”的活动。成化年间,明宪宗曾下旨,在乾清宫建黄坛,作为皇帝修斋行法之所,后误以“黄”为“皇”,黄坛也就变成了“皇坛”,而光禄寺则负责监造和收藏皇坛所用器物。

弘治年间,明孝宗不但多次派人出外“烧香祈祷”,而且斋醮活动也不断。为了斋醮,在南京成造器皿10余万,取香10万斤;派真人王应琦领银前往武当山、龙虎山“修斋设醮”;又因陈应循之请,为显灵宫广买地基,开拓修饰,一次斋醮,就“赏赐过倍”。

万历五年(1577),因为星变未弭,再加上宫中火警,明神宗下谕礼部,在朝天宫建醮三日,并遍告各宫庙,百官修省,停刑禁屠。万历八年十一月,奉慈圣皇太后的慈谕,本月二十八日在朝天宫建“保国安民穰(按:应作禳)灾谢祐醮典”三昼夜,又停刑禁屠三日。

(四)青词、表文

所谓“青词”、“表文”,就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因为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又称“绿章”。而表文则用黄纸。按照明初的法律规定,道士拜奏“青词表文”,将被处一“杖八十”,并还俗。

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明太祖对佛、道同时进行整顿时就曾明确规定,道士设醮,“不许拜奏青词”。但这一法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行。首先起来违犯的是明太祖自己的子孙。在嘉靖一朝时,明世宗每次斋醮,就拜奏青词。嘉靖二年(1523)四月,世宗即位不久,就在钦安殿修设醮供,亲自“拜奏青词”。

上有所好,下必效尤。嘉靖十年十二月,礼部右侍郎顾鼎臣进《步虚词》七章。在嘉靖朝中,因撰写青词得宠的大臣甚众,其中以袁炜、董份两人所撰青词最为工巧。试举袁炜所撰一对联以说明之。其上联云:“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下联则是:“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这是世宗斋醮时袁炜所进之联,也是属于青词一类,并且在当时是脍炙人口,但其中也不过是谀妄不典之言。

(五)设坛

道士法事,必设坛。坛之设,或为雷坛,其目的是为了祈雨;或为醮坛,这是一种修行。

祷雨之事,原本在儒家祭祀之典中也存在,一般是皇帝亲自至山川坛祭祀。如洪武三年(1370)六月,因久旱不雨,明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蒿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有时祷雨,也采用道教法事。洪武元年,京师大旱,从夏五月一直到秋七月,均无雨。于是就召道士周玄真在冶城山设雷坛。先是研朱书铁符,投扬子江中,顿时波涛汹涌。随后,玄真又夜坐斗下,存神窈冥,绕身达且。最后,才握剑上坛,“召风师霆伯誓之。俄阴云蔽空,大风拔木,雨降如翻盆”。这种雨又称“法师雨”。

永乐四年(1408)冬十一月,成祖命道录司合天下道士,在朝天宫、神乐观、洞神宫建坛,共祷祀达七昼夜。成祖自己也“居斋宫,端祓一心,敬戒有严”。

在民间,设坛祈禳也成一时风气。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民间祈禳,往往“悬榜高筑坛场,张盖而公行衢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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