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婚礼与民间婚俗



读过《金瓶梅》小说的人，应该还记得，在西门庆所娶六房小妾中，其中李娇儿是勾栏女，卓二姐（丢儿）是窠子姐，都是妓女出身，而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则均为再醮女。若用传统的家礼来衡量，这种行为都属逾礼犯规。不过，至少到晚明，在明代的民间乃至士大夫中，娶妓为妾已蔚然成风，即使是妇女再嫁，在民间也习以为常。这是明代婚俗的新动向。

一 皇室婚礼

皇室婚礼，包括皇帝的大婚，公主的下嫁，乃至亲王的婚礼。

（一）大婚之礼

明代皇帝大婚，其仪式包括定吉期、大婚年龄、纳采问名礼、整容上巾礼等程序。下面以明神宗大婚为例，对明代皇帝的大婚之仪作一简单介绍。

在皇帝大婚之前，照例先应由钦天监官员进行观象或者占卜，以定大婚的吉期。如神宗皇帝的大婚之期，据钦天监所定12月为吉期，但没有列出年份。

吉期已定，就需要择日举行婚礼。这当然就牵涉到皇帝的结婚年龄问题。按照明代的惯例，皇帝大婚的年龄多在16岁，正好是出幼之年。如英宗皇帝是九岁登极，正统七年（1442）正月成婚；武宗皇帝15岁登极，正德元年（1506）八月成婚；世宗皇帝也是15岁登极，嘉靖元年（1522）九月成婚。这三位皇帝，都是在16岁成婚。就神宗皇帝的婚礼而言，在吉期与婚龄的配合上逐渐产生了矛盾。当时神宗正好是15岁，选定的中宫也已经14岁。如果按照所定吉期为12月行大婚之礼，等到第二年12月行婚礼，那么就要等上一年多的时间，而假如用当年12月，则又太早。而钦天监又再三强调婚期只有12月是吉期，其他各月都有违碍。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下，当时的当朝首辅张居正就认为，皇帝的大婚就不应该完全讲究民间的禁忌，不可拘泥于时日牵合趋避，请求上奏皇太后，由皇太后定夺。最后，出于慈圣皇太后的懿旨，将神宗的大婚之礼定在第二年的二三月间，正好是万物发生之期，也算符合了古礼仲春会男女之说。

大婚之期定后，按照规矩，接下来就必须由礼部题请，钦命大臣两员，充任正、副使，行纳采、问名之礼。而照过去传下来的典礼，诸如纳采、问名和发册奉迎这样的礼节大事，都必须由班首勋臣或内阁首辅来充当。而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虽已“夺情”在任，但还是在服丧守制之期，所以一直上奏辞免参与行礼。最后，仍然是由皇太后定夺，让张居正暂时改易吉服，主持神宗皇帝的大婚之礼。

纳采、问名之后，皇帝就需要行整容、上巾之礼，以等待正式的婚礼。整容、上巾之礼成吉，所参与大臣一般均可得到皇帝的赏赐。

在明代，太孙在选妃婚姻之前，例当由钦天监官员举行占后星的仪式，将所占方位告知皇帝，以便选妃时作参考。

在晚明，皇帝的大婚、皇太子与诸王的婚礼，与明初相比越发变得奢侈。如万历初年，神宗的大婚，所费达10多万两银子。随后，皇太子婚礼，花费更是达20多万两银子，而福王的婚礼，其花费则达60多万两银子。

（二）公主下嫁

明代公主下嫁，也就是驸马的选择，一般不从衣冠子弟中选择，只是在畿辅一带的良家或武弁家中选择一些俊秀之人。驸马一旦尚主之后，就居住在自己的甲第之中，长安邸中，锦衣玉带，可与公侯相等。驸马之父封兵马指挥、文林郎，其母封孺人。值得指出的是，驸马虽贵为禁脔，然出入必须有时，起居必须有节，举凡动作食息均不得自由，大多受制于奶姆、太监。

在明代，公主出嫁有一套规定的仪注。出嫁三日，拜见舅姑，公主面朝东，舅姑面朝西，立受公主三拜之礼。在唐代，公主拜见舅姑时，舅姑可以“坐受”，而在明代已变为“立受”，这说明公主地位的重要性，但既然仍是要拜见舅姑，说明其间的尊卑关系尚是存在的，只是在具体的生活习俗中，公主是否能做到尊重舅姑，这尚有待于史料的证实。

事实证明了皇家之女，会凭藉自己家族的势力，欺压其舅姑。如亲王府中的郡主、县主，在出嫁民间之后，就持居尊之礼，与舅姑相抗。

（三）王府婚嫁

按照明代的旧制，诸王的子女婚嫁，全都必须由朝廷选授。后因宗室繁衍太快，全靠朝廷，难以得人，于是在宣德元年（1426）三月重新定制，诸王子女的婚嫁，全都改由各个王府自行选配，然后上报朝廷，朝廷再授予冠服、册诰、仪物。

万历十年（1582）议准：凡是宗室，欲选正配，必须上奏，封号也需要奏请。等到有了成命，才可以成婚。如在未封之前成婚，就称之为“擅婚”，那么所生之子，就只能请名，不许请封。同时又规定：凡是宗室中15岁以上的子女，奏行本境内官军、军民之家及居官入籍年久者选择婚配。即使是重结王亲，也必须服属无碍，才可以题请授封成婚。

在晚明，在王府成员的婚嫁上，存在着一条惯例，凡是官员、军民之家与王府结亲，也就是其女嫁入王府成为夫人，或其子娶王府郡主成为仪宾之类，那么其子弟仕宦就不允许选任京职。据明人杨一清的考察，这一规定，不见于《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大明律》。在成化年间以前，王府成员婚姻，尚不拘此例。至弘治十三年（1500），各衙门纂修《问刑条例》，才将此例载入其中，并成为定例。

明万历黄地紫人物出戟尊
（选自赵力成编著《中国明代瓷器图录》）

明成化淡描青花缠枝花碗

明成化斗彩灵云碟
（本页图片选自赵力成编著《中国明代瓷器图录》）

明成化孔雀蓝地绿彩龙纹圆盒

明成化斗彩灵云碟底款

明成化青花五彩鸳鸯卧莲盘
（本页图片选自赵力成编著《中国明代瓷器图录》）

明成化娇黄盘

明成化五彩莲池禽戏纹盘

明成化白绿彩龙纹碗内侧
（本页图片选自赵力成编著《中国明代瓷器图录》

明万历青花五彩人物灯笼碗

明万历绿地黄龙纹盖罐
（本页图片选自赵力成编著《中国明代瓷器图录》）

明万历青花五彩莲池水禽纹大缸

明万历青花五彩龙纹笔船
（本页图片选自赵力成编著《中国明代瓷器图录》》

明时大彬制三足圆壶

明时大彬制虚扁
（本页图片选自赵力成编著《中国紫砂图录》）

明供春制供春壶

明供春制六瓣圆囊壶
（本页图片选自赵力成编著《中国紫砂图录》）

这一规定，显然带来了以下的结局：一些诗礼之家或衣冠世族，都不再敢与王府结亲，惟恐因此而给子孙带来拖累。于是，各处王府中的夫人、仪宾，大多出身于市井白丁或田野愚夫之家。这也是明代宗室婚姻的新特点。

二 民间婚礼

明初洪武年间，官方的法律规定，凡是民间嫁娶，一概按照朱熹所定《家礼》举行。可见，《家礼》在明代民间已经相当普及。

在说到婚礼及婚俗之前，不妨先以一幅《村落嫁娶图》为例，对明代民间婚俗作一简单的介绍。尽管我们现在已难以看到这幅风俗画了，但从当时人对画面上的婚俗所作的详细解释中，还是可以对明代村落间的嫁娶场面有一直观的认识。

这是一幅村落嫁娶图，反映的是江北某村落民间的嫁娶场面。画上的妇人跨牛，显然说明画中妇人是农家女，备不起彩轿，只好以牛代行。画上有一苍头牵牛而行，显然这农家虽穷，还是很看重自己的女儿，不愿意让她吃苦，有人在前面控牛。民间婚礼，一般行于黄昏之时。但农家费不起灯烛之费，所以送亲或迎亲也就变成了白天。画上女子有伞盖，其本意是为了蔽日，也是农家疼爱自己女儿的表现。画上有一妪靠近牛耳而行，一翁跟随牛后徐徐而行，这是送女儿出嫁的父母。画上一老翁拄杖而立，一老妪倚门而望，置幼儿于地，又一童子稍长，携其幼指指点点，说着话，面容都是一副唏嘘洒泣的样子，显然是为别离伤感。画中女子所骑牛之前，有四人，正在鼓吹，属于迎亲前导的吹鼓手。过了一片树林，又经一片树林，有两个童子欢欣雀跃；一妇人从篱笆中走出，怀抱一儿，还有一儿牵妇人之裳而行，有一老妪正用手招呼他们；畎亩间有两个农夫正在锄地，这都是看见嫁娶场面而在一旁谈笑看热闹之人。再过去不远，又是一片树林，树木郁郁葱葱，竹篱茆茨，大体与女家相同。门外有一个男子，衣冠而须，罄折而立。此人是谁？他就是今天的新郎官。古人三十而娶，明人男子婚姻年龄明显提前，惟有农家，因家庭经济状况所限，不得不三十而娶，所以画面上的新郎已是壮年，脸上长有胡须。他正站在门前，打算迎新媳妇进门。又有两个妇人向前，这是新媳妇的妯娌，其中一人持榼，一人持壶，将由他们迎接、招待新媳妇的父母。她们后面跟着的是一女仆，这是备使唤之人。又有两童子参差以从，其中稍大一点的，指而语之，仿佛好像说“新媳妇来了”。一老妪立在门旁张望，这是请来观言察色并主持礼节方面事务的傧相婆。

按照传统的制度，男女婚嫁必须“以时”，在婚姻上定出上、下两条线，以此规定男女的婚龄。下线是16岁、14岁，男子未及16岁，女子未及14岁成婚，称为“先时”；上线是25岁、20岁，男子25岁以上，女子20岁以上尚未成婚，就是“过时”。先时者易夭，过时者易病，都不能顺阴阳交际，以保合太和。这是明人黄佐在《泰泉乡礼》中对男女婚龄所定的标准，大体依照宋人朱熹《家礼》。在明代有些家族中，一般将13岁以上作为男女议婚的年龄。只有到了这个岁数以上，方许行聘。究其原因，就是担心早议婚，随着时事的变更，到后来会后悔，乃至做出悔婚的事情来。

事实上，在明代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早婚的习俗。所谓早婚，就是幼男娶长妻或幼女嫁长夫。

幼男娶长妻之俗，在明代存在的地域比较广泛，如湖广、四川、安徽的徽州，无不流行这种婚俗。在湖广边地，男孩年方十余岁，其父就为他娶年长之妻。“其父先与妇合，生子则以为孙也。”所以，往往做父亲者年才20岁，就有子“十余岁矣”。这被当时的士大夫称为一种“恶俗”。在四川，也是“俗尚缔幼婚，娶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安徽的徽州也是如此。不过徽州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娶亲之后，就要到各地经商，有长妇在家操持一家事务，这尚可以理解。而四川也盛行这种风俗，明朝人王士性就感到“不知其解”。有学者推测，这或许与当地男女比例失调相关。这是个大问题，是否如此，或许当地就是这么一种风俗，以此为美，或者盛行一种“童养媳”之俗，则有待更多的史料予以证实。

据现在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幼女嫁长夫之俗，仅存在于浙江吴兴一地。据载，当地之女，12岁时就嫁“壮夫”。

民间婚礼，古代有问名、纳采、纳吉、纳征（又称纳币）、请期、亲迎六节，尤以问名、亲迎为重。明代俗例，一般只行纳采、纳征、请期、亲迎四项礼节。

在明代民间婚礼中，已无问名礼，却有相近之礼。如在河南有些地区，流行先送启，后拜亲，略似问名之意。关于这种婚启，不妨引明人焦竑所作《何氏婚书》，以作说明：

伏以跂通德之门，驰诚数切；叙宜家之庆，敢贡尺书。恭维尊亲家先生大人阁下，许身欲比于双金，绩学有同乎二玉。业收名于异等，定策足于明时。何期声气之相求，辄辱菲葑之不弃。材非郭瑀，昂然上座之先登，鉴岂成公，密尔东邻之相缔。 日者吉占既协，序端之微币敢稽！奉秦晋之欢，忻成永好；望金张之馆，但愧衰宗。荣幸所兼，敷陈畴悉。谨启。

这张婚书，已无问名之意。从所言“菲葑之不弃”、“吉占已协”，云云，倒像是纳采、纳吉之后的请期之书。有些婚启，行于至交之间，就无多少客套，往往简而直言，颇有古人之风。如冯南江替其子文所聘徐南湖之女，南江给南湖的婚启云：“南湖兄：南江弟是其人、为人！令爱人小儿，良由天合。”

上面所谓的“婚启”，其实就是两家结亲的婚书。在传统社会，婚书一定，双方就有婚姻存在的法律效力，除非男方另写休书，将婚姻予以解除。上面所引婚书，当然属于士大夫阶层流行的格式，因为他们掌握了文学的技巧，所以即使是一纸婚书，也可以各具格式，甚至各具风采。至于一般的百姓家庭，大多不识字，而婚书又是两家结亲所必需的法律文书。于是，可供百姓选择使用并且格式化的“日用类书”出现了，里面同样包括那种格式化的婚书。民间百姓只要临时请人从中选择，并加以填充姓名之类，即可告成。为示明晰，再引一份婚书如下：

主婚房长某人，有弟侄某人近故，弟孀妇愿守志，奈家贫日食无措，兼以弟侄棺衾银两无可计划理还。凭媒某人氏议配某人为婚，本日受到聘银若千两，分还棺衾及买地砌完葬某人外，即听从某宅，择吉过门成婚。此系两愿，再无言说。今欲有凭，故立婚书存照

这是一份新近丧夫孀妇再嫁婚书，完全是格式化的。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民间所行婚书，理应包括下面这些内容：一是主婚人的姓名；二是婚姻双方的姓名；三是媒人的姓名；四是聘银的多少；五是择吉成婚。婚书是双方成亲的法律凭证，所以下面理应有主婚人、媒人、男女双方的签名。

明代的法律对男女之间的婚姻作有详细的规定。法律规定了合格婚姻存在的必要条件：首先，两家必须订立婚书，对男女双方的基本情况，诸如残疾、老幼（年龄）、是否是庶出、过房或乞养，都要明白告知。婚书一旦订立，就不再允许反悔。其次，即使订立了婚书，但也必须依礼婚娶。第三，在某种程度上说，双方的“私约”，有时也具有法律效力。第四，即使没有订立婚书，但女方若已经接受了男方的聘礼，那么在法律上也是证明了这桩婚姻的存在。第五，作为卑幼之人，无论是仕宦在外，还是经商在外，其个人的婚姻决无自主权，必须接受“父母之命”。这样，也就有了“主婚”之人。法律规定，凡是男女的嫁娶，都必须由祖父母、父母主婚。如果祖父母、父母均已死亡，就由其他亲长主婚。所谓的其他亲长，主要是指伯叔父母、姑、兄、姊之类。如果丈夫已亡，携带女儿再嫁，那么其女儿就可以由其母亲主婚。照例说来，作为卑幼者根本无权自娶，但法律显然也网开一面，承认那些事实婚姻。如作为卑幼者因为在外做官或经商，未经长辈主婚，却自己做主在外成婚，虽说不合法律上的规定和民间的礼教，但法律同时也承认了这种婚姻，允许其“仍旧为婚”，而不是离异别娶。

当然，明代婚礼一般已多用“媒人”或“庚帖”代替古代的问名礼。关于媒人，传说中以女娲氏为“神媒”。《通鉴》云：女娲氏与太昊同母，佐太昊正婚姻，以重万民之判。《周礼·媒氏》也说女娲氏，“掌万民之判”。据注：判，半也。意思是说媒人是用来合作夫妇的。

明代民间结亲，只是选择吉日，同媒一拜，很简便。有些甚至家长不亲往对方家中，专派媒人前往说合。这种媒人，多由妇人充任，专门替人做媒，不知大体，骑两头马说话，所以又称作“媒婆”。媒婆，在明代属于“三姑六婆”之一，民间婚礼所不可或缺，但口碑却并不甚佳。

由于婚姻由媒人说合，这样婚姻庚帖也就必不可少。所谓庚帖，即由算命人根据男女双方八字加以测算，看是否适合婚配。在明代婚礼中，这种庚帖也十分流行。如上海人潘允端为他的大公子议婚，他的夫人“必欲求庚帖，积十余纸，取其最佳者然后拜允”。这种婚姻论庚帖之俗，不问女子的情性如何，但求命好，危害无穷。明代至少有两人已看出女家买通算命人伪造庚帖的可能性。如上面提到的那位潘允端见到自己的夫人如此重视庚帖，就笑道：“苟用命好，则女家用百文钱找街头谈星学者，辄能差排吉曜，供我所求。”另一个叫张孟奇的人在答亲友议婚书的书信中，也说：“庚帖，造命也。命曰造，便当造之。必欲得小女庚帖，迄迟数月，俟有精干推命者，令其造一八字，极富、极贵、多男，方送来，如何？”闻听二人醒世之言，实可给信八字者当头一棒！

纳采所用酒牲果品，随各地风俗而不同。至于礼银，上户不过三两，中户不过二两，下户不过一两。

纳征，又称纳币。《通鉴》上说：太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据注：俪，偶数也。后世的纳币，大概起源于此。凡纳征，所用钗币酒牲，一般也随各地风俗。至于礼银，上户不过15两，中户不过10两，下户不过5两。送礼的人，须管待酒饭，不必多给银钱。

请期，不分上、中、下户，一般只派人通书而已，不用礼物。

凡是纳采、纳征、请期，均须“具书”，即写明聘礼，送给女方。女方收到后，再回书，表明礼节。至于聘礼及妆奁，士大夫家一般多能安分循礼，多不论财。但有些富家，聘礼妆奁以厚相尚，里俗仿效，中人之家也取息鬻产，用来装饰门面，甚至有的家庭凭妆奁厚薄作青白眼。正应了文中子那句话：“婚姻论财，彝卤之道。”不过，在明代民间婚礼中，婚姻论财却极为风行。

聘礼、妆奁，均因各地风俗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北京，大体为先选吉日，前去相亲，留下簪花、戒指、巾帕之类，表示婚姻之意。然后行小茶礼，物品只用羹果，或四盘，或六盘，甚至十六盘，以家中财物丰俭而定。又有大茶礼，勋戚富贵家用金珠、玉石，费可达百千金。

在南京，民间行聘礼，也行纳币之礼，所送抬盒中用柏枝及丝线络果作长串，或剪彩作鸳鸯，有时鸳鸯也用糖浇成，或者用万年青草、吉祥草，以此为“吉庆之兆”。据《通志》所载，后汉之俗，聘礼之物有30种之多，分别为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糉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无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绿、得香草、凤凰、含利兽、鱼、鹿、鸟、九子妇肠、燧、钻，共计28种。此外，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东方之始。《酉阳杂俎》也载纳采九事，分别为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市、绵絮、长命缕、干漆，也各有义。可见，南京民间聘礼相沿仪物，也是渊源有自。

明朝人夫妻房中之乐《选自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

在福建寿宁，婚礼礼帖被称为“乾坤书”，乾书写启，坤书写礼。礼帖形状如裱帖，但用绣续作装饰物。有些小户人家礼帖用红纸，才一二折，有的则用白古柬。聘礼的单子由女家开列，如盒担若干，聘礼若干，男家若依从，就成婚礼，最费不超过50两银子。女家的妆奁，盛厚的有笼20担，牛10头，按财力依次减等。有的家很贫穷，那么男家就预扣奁赀若干。福建寿宁县婚礼的聘物尤其看重饼，其意与江南用茶枣、广东用槟榔相同。女方一旦许配，那么女家所制婚衣，都可以不给衣匠价银。等到女子要出阁，男家若不是赤贫，均有挂帐之礼，专门犒劳衣匠，多的十余两银子，少的不过一二两银子，听凭女家随意犒劳。福建惠安下聘的聘礼，为酒一坛，鹅两只，布两匹，茶一合。

大体说来，明代民间婚礼中的聘礼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从全国来看，受奢侈之风的影响，聘礼日渐丰厚。如顺德府，婚姻纳聘，旧时只有牛、猪、羊、花红、布帛等物，仍不失荆布之意。自万历以后，渐改用银钱金玉。二是相对而言，聘礼的变化，南方大于北方。北方民间的婚姻礼仪虽不尽合古礼，但先民遗意犹存。南方则不同，婚姻只讲究金钱，尤以江南为甚。

聘礼下定，妆奁准备完妥以后，接下来就是“催妆”或“迎妆”。如在北京，娶前一日，婿家带一席、两只雄鸡和一些杂物，前往女家，称为“催妆”。而在松江，原先为婚前一日，女家携带奁饰、帏帐、卧具、枕席，鼓乐拥导，吹吹打打，妇女乘轿跟随，称为“送嫁妆”，以夸耀自家奁具之盛。男家预先送去的礼物，也用竹箩覆盖，挑到男家，称为“挑方巾”。

请期之后，则为亲迎。按照礼制，亲迎奠雁，不必酌酒加币。不过有些地方不奠雁，只饮酒。亲迎时，多用鼓吹杂剧。至于亲朋好友，均须送礼，作为贺婚。按俗，入门之后，新妇须拜见舅姑，用币。还要拜见诸亲，用币。有些地方，新妇还要见异姓众亲和邻里乡党。

迎亲之俗，各地也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男方迎亲之时，总有新郎好友一人随行，俗称“伴郎”。

在北京，新妇过门，初出轿时，婿将马鞍放在地上，让新妇跨过马鞍，称为“平安”。新妇进房以后，让一个阴阳先生高唱催妆诗，用诸果遍撒新房，称“撒帐”。妇家用饮食供送其女，或加服饰、酒礼，遍拜女婿的众亲。随时举行宴会，有“做三朝”、“做单九”或“做双九”几种。过一月，女家迎婿及女回门，留在女家，过一月才回。

在湖州，初婚之夕，有傧相在洞房外或花筵唱曲。

在松江，新妇将合卺时，头戴花簪，用彩纸剪成。

至于迎新妇所用彩轿，更是日新月异。崇祯初年，彩轿所用，不过是蓝色绸，四角悬挂桃红球。其后改用刺绣，不久又单用红绸刺绣，乃至改用大红织金或大红纱绸刺绣。轿上装缀，用大镜一面当后，或左右各一，后用数小镜缀于顶上，更觉轻便饰观。

亲朋故旧在接到参加婚礼的邀请之后，一般是随身带礼参加婚宴，而稍雅一点的，不论是否亲自参加婚礼，都需要写上一封贺信，表示祝贺。事实上，男女间的婚姻也并不如祝贺者所说那么美满，做丈夫者在外闯荡，就会结识新欢，于是也就有了纳妾的念头。而做妻子者，上要小心侍奉公婆，下又要侍候丈夫、照顾孩子。即使如此，或许公、婆尚有恶言相加者。时日一久，就会有男女双方离异之事的发生。但在明代这样的传统社会，尚未见到妇女有主动提出离异的权利，似乎主动权仍然掌握在男人的手里，只有他们才有权写下一纸休书，将妻子休掉。这种休书，其实就是“离婚书”，在明代也被收入一些日用类书，以供人们选择使用。下引一纸格式化的离婚书，稍作说明：

某里某人，先年娶妻某氏，因家贫反目，妇有二志，已告明亲长。今凭媒说合，情愿再出于某为妻。平（本》日纹银若干，并无债弄强逼奸娶之等情。某择日成婚，并无异说，立离婚书，手印为照。

从这纸离婚书中可知，除了女方是官宦人家，被休之女可以回娘家生活之外，显然一般的民间女子，在被丈夫休弃之后，并无权利回娘家生活，而是被转卖于他人为妻，再由原夫收取银两。从离婚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男女双方的离异，总是将责任推卸给女方，说其“家贫反目，妇女二志”，云云。两相比较，妇女在法律上尚没有得到婚姻权利的保障。

尽管只有丈夫才有“出妻”或者说休妻的权利，但明代的法律也对丈夫的权利作了部分的限制。换言之，法律赋予了丈夫“七出”的权利，但同时又通过“三不去”的条例，对丈夫的权利有所制约。如《大明律》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具”。所谓“七出”，就是妻子如果犯了下面七条中的一条，丈夫就有权将其休弃。法律所定的“七出”之条分别为：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忌、恶疾。所谓“三不去”，就是法律赋予妻子的部分权利，也就是在下面三种情况下，妻子有权利不被丈夫轻易休弃，即“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与“有所娶无所归”。当然，假如妻子所犯是奸情一类，那么即使有“三不去”作为依据，丈夫仍然有权将妻子休弃。

三 民间婚俗

上面所述，大体上是明代民间婚礼所执行的基本情况，相对于官方在礼制上的约定而言，或有相符者，或有不符合者。至于民间所广泛流传的婚姻习俗，更是与婚礼所定大有差别。下面所述主要是流行于明代各地的婚俗。

（一）双转马、弄新妇

在明代婚俗中，值得介绍的是“双转马”与“弄新妇”。按照古俗，亲迎婚礼中有弄女婿、弄新妇、障车、婿坐鞍、青庐、下婿、却扇等礼，但在明代多已不传，所用惟“双转马”和“弄新妇”为多。

新妇进门三日后，与新婿一同回娘家省父母，一般称之为“回鸾”，福建人称为“转马”，又称“双转马”。上述北京婚俗中，也有此俗。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始于春秋时。如《左传》宣公五年：“秋七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冬，来，反马也。”杜预注云：礼，送女留其送马，谦不自安。三月庙见，遣使反马。高固遂与叔姬俱宁，故经传具见以示讥。这就是双转马的滥觞。

婚礼中的打闹，戏弄新妇、新郎，大概唐时即有此风。“娶妇之家弄新妇”句，即为其例。

在明代，绍兴流行戏弄新郎，亲友必将新婿在房内灌醉。在浙江仙居，每当男子娶妇时，也群聚肆闹，称为“打郎”。显然，也有戏弄新郎之俗。而在徽州等处，娶新妇入门，亲戚都百般戏侮调弄，称为“弄新妇”。新妇的衣服鞋履都用线缝缀，恐有疏脱，以及于乱

（二）特殊婚俗

在明代，民间婚俗中还存在着一些较为特殊的习俗，值得予以简单的介绍。

第一，明初从法律的角度对婚姻作了许多规定。如无论官或民，“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杖九十，并改正”；至于老百姓，“若有妻，更娶妾者，亦杖九十，离异。其民四十以上五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禁止官吏娶乐人为妻妾，“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反过来，又禁止贵贱互通婚姻，“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妾以奴婢为良人，正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

第二，关于世婚，即亲上加亲，当时流行姑舅或两姨子女为婚，尤以江西、两浙为甚，由此也引发出许多民间婚姻诉讼，因此明初在法律上加以禁止。洪武十七年（1384），朱善上言，除了尊属卑幼相与为婚有禁外，请求允许姑舅、两姨子女互为婚姻，重新得到了明太祖的认可。显然，姑表或姨表结亲，随后已获得法律准许，并一直在民间十分流行。

第三，婚俗中有婚宴，民间习俗多以客多相夸尚，有的甚至请客达到百人。有的女方为图好看，壮门面，追求客多，彼此竞从奢靡。当时有一种“抄手筵席”，男女两家迭为备办，一往一来，糜费无益。

第四，婚俗中还流行“就婚”、“借亲”之俗。所谓就婚，就是弟娶孀嫂，或兄娶弟媳，本来是元代遗留下来的蒙古收继婚习俗，《大明律》已明令禁止，如法律规定：“若收父祖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妾各减二等。”但民间相沿日久，恬不为怪。所谓借亲，就是在丧期内婚娶。这种习俗在明代中期以后已习以为常。除此之外，为了便于“养赡”，在浙江温州府乐清县的丐户中，还流行弟兄“合娶一妻”之俗。此俗直至弘治年间才被禁绝。

第五，诈冒结婚，也为律所明禁。如本人原有残疾，或者其人过老过幼，或者是庶出、过房之类，隐讳不言，却让妹妹、兄弟代替，诈令看视，均为法律所禁止。但媒婆的盛行，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习俗在明代民间仍然很风行。原因很简单，媒婆巧言令色，走东串西，为了谢媒钱，不得不采取这种诈冒的做法，以此瞒天过海。

第六，指腹为婚。按照明太祖所立的规定，男子必须15岁以上、女子必须14岁以上，才可以行礼、成婚，严禁“指腹结襟”。但在明代民间甚至士大夫之族中，指腹为婚之俗还是相当盛行。男女方在襁褓，就苟且徇情，先行聘礼，在杯酒谈笑之间就轻于许诺，或者希图财产势要，造成成婚以后，或发现对方有疾，或贫富悬殊，多有匹配不宜。无奈之下，只好悔约，甚至告官。

第七，再婚。尽管朝廷所倡导的是妇女守节，但事实上在民间还是存在着不少妇女再婚的俗例，只是民间仍然不以此俗为善行而已。如在江西南昌，将妇女再嫁称为“过婚”，而且其俗相当厌恶再婚妇女上轿，“谓在人门前，即主其家不利，故一巷之内有过婚者，邻家各持棍石以待之。婚家亦知旧俗，皆以午夜背至旷地而后登车。又闻过婚女家，亦不肯令从门出，甚至穴墙而径焉”。

第八，婚姻论财的时尚。按照传统的说法，婚姻论财，是一种“夷虏之道”。但在晚明，人家结亲，或者婚娶，论财已是一种时尚。在民间婚姻风俗，所崇尚者，专是附势图财，而善恶、尊卑，全然不顾。即使聘定嫁娶，还是最看重“以茶礼、妆奁迎于街路，以夸富盛”。这种风气，即使缙绅之家也是不可避免。

第九，《大明律》规定，凡是娶同母异父姊妹，以奸处论，并判离异。至正统年间，据闽县知县陈敏政的条陈可知，当时民间世俗之人存在着与此相类的婚姻，诸如：将后妻所携前夫之女娶为自己儿子的媳妇，将后妻所携前夫之子作为自己的女婿。在传统的礼教看来，尽管婚姻的双方无血缘关系，但其结果则使“不惟兄妹男女之别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不正”，同样有“乱伦”之嫌。

四 性生活风俗

中国儒家传统虽有“食色性也”之说，但儒家所谓之“性”，不过是一种香火的延续，根本不是生理的体验乃至享受。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朝人的性观念，乃至由此而形成的性风俗，尤其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

（一）宫中性教育

太子生长宫中，为了防止他们成人以后不懂人事，所以明宫之中也有一套性的启蒙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喜神”与“猫儿房”。

正在脱衣的女子（选自仇英绘制《列女传》）

喜神在明代又称“欢喜佛”，起源于元代的“演揲秘密法”。元成宗时，建天宁、万寿两座寺庙，寺中塑“秘密佛”，形象丑怪，这就是“演揲秘密法”。而在明宫大内，也有一座秘殿，内塑一“喜神”。每当皇帝大婚，就事先入参喜神。明人沈德符的记载，使我们对明官中的欢喜佛有了更多的了解。据他所载，两佛各璎珞庄严，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关可动。皇帝大婚时，就先到殿中参拜欢喜佛，令皇帝抚揣隐处，暗暗体会男女交接之法，然后再行合卺之礼。显然，这是考虑到皇帝从小生活在深宫之内，懵懂纯朴，其中就蕴涵着性的启蒙教育的深意。

这种欢喜佛，北京人称之为“圣囊”。宫外的崇国寺与能仁寺，佛阁的佛龛中，“像铸交接形，而供之南响”，显然也是供奉着欢喜佛，并演绎着“哈麻教”。

在外间骨董市场上，同样出售这种欢喜佛，制作精巧，价格不菲，但与皇宫中的欢喜佛相比，明显小了许多。此外，欢喜佛还有玉琢与绣织两种，玉琢者多为旧制，而绣织者则新旧都有。当时有一些福建人，用象牙雕成欢喜佛的形状，红润如生，几遍天下。

（二）淫风与性病的流行

明代的士大夫中，渔色之风颇为盛行，甚至有的人已年过八十，还在渔色渲淫，作少年伎俩。如山西阳城人王国光，官至吏部尚书。据说此人善房中之术，甚至老而不衰。王国光致仕家居时，已经年过七十，但御女仍如少壮之时。万历十八年（1590），他已年过八十，听说阳城白好礼病亡以后，其妻李氏乃国色天香，王氏早就垂涎此女之艳，就托诸生田大狩等为媒，希望娶其为妾。起初李氏之公公不允，他就用势威胁，再诱之以利，才不得不应允。但李氏立誓不再嫁人，在王国光的威逼下，李氏就以刀自刎。此事一时传为奇闻。

所谓性病，在中国民间多俗称“花柳病”。在花柳病中，又以杨梅疮为最重，也就是今人所谓的“梅毒”。

性病是一种通称，其实根据病情来说，可以分为轻、重两个等次，轻者为淋病之类，重则为梅毒之类。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在中国显然已经有一些较轻的性病出现。从唐代的一些医术文献记载所显示的病症，诸如男女生殖器官典型部位的慢性溃疡、尿道狭窄等等，无不都是一些淋病的症状。尽管这些较轻的性病，在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性交传染，但文献记载已经说明，唐代的医生确实清醒地意识到，正是淫风盛炽以及由此而来的堕落的乱交，才助长了性病的传染与传播。

重症的性病梅毒，在中国的传统典籍或医学文献中，也有不同的称呼，如“恶疾”、“广疮”、“杨梅疮”、“霉疮”、“棉花疮”、“砂仁疮”等称。至于它在中国的出现乃至流行，被学术界所一致认可的看法，则是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也就是16世纪之后。更确切地说，此病的流行始于明弘治末年（1488—1505），至正德年间始盛（1506—1511）。

关于梅毒这种性病，究竟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疾病，还是从海外传入的疾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种性病是从海外传入中国的，而且与葡萄牙人的东来相关。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葡萄牙人初次来到广东是在正德六年（1511），第二年再次来到广东。欧洲花柳病的出现，确是从海地传入西班牙的。但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欧洲大陆尚无梅毒的流行。中国“杨梅疮”的记载，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就已出现，显然与葡萄牙人的东来并无直接关系。

关于梅毒这种性病在中国的初次出现时间及地点，以及流行的途径，可以先引俞辨《续医说》之“萆薢土茯苓”条的记载作一说明：

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痼疾，终身不愈云。

此书出版于嘉靖二十三年（1545），这是最早关于杨梅疮出现及其流行的记载。继此之后者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此书初版于万历十八年（1588），其中记道：

土茯苓，楚、蜀山菁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薰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狠，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 自南而北，遂及海宇云。

医书关于杨梅疮的记载，当以上面两书为详。可见，弘治至正德年间是此类性病的第一次流行时间。杨梅疮的第二次流行，则是在明末崇祯五年（1632）。据陈司成《霉疮秘录》一书的《自叙》和《总说上》所言，当时又有人因为到杭州“狎邪青楼”而染上此症。这种病大多是在“公子王孙”或“膏粱子弟”中流传。得病之后，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

梅毒出现之后，逐渐流行到江南地区。这与江南的商业乃至性业的发达不无关系。明人李诩的记载揭示，在南直隶的江阴县已经有一种当时民间称之为“广疮”的性病的出现。从传染者是“使女”与“甲首”来看，既有女性，也有男性。当时民间所传治疗之方，号称传之上方道人，有两种方子：一是只用干荷叶一味，浓煎汤当茶，每天饮用，尽量而止，不过六七日即可痊愈；一是用麦、母子草根捣汁，和好酒同服，即可痊愈。

一至明末，在浙江嘉兴府一带，有两位游冶或好色的公子，同样传染上了一种“恶疾”。从史料记载可知，这种性病患者，到了最后，则是“下体糜烂，不能起，人恶近”，甚至须眉尽落，可见，就是染上了“梅毒”。从他们得病的情况来看，一是“与仆妇通”，一是“买妓为妾”，其传染的途径，显然是通过性才得以传播。

综合上面的几家记载，可知杨梅疮这种性病，最初确实是弘治末年在广东出现，至正德年间开始流行。至于出现在广东的原因，大概均与当地诸如卑湿而暖、湿毒与瘴气相蒸的气候及地理环境乃至“男女淫猥”的民风有关。其传染的路线，大体上是自南而北；其传染的途径则是性传播，而在性传播中，又与商业乃至性业的发达颇有关系。值得指出的是，从明代诸如《金瓶梅》一类的色情小说中可知，明朝人存在着一种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男女在性交前或性交后都会清洗阴部，并用琼脂冻一类沟润滑剂涂在生殖器的小伤口和擦伤处，以避免感染。可见，在晚明以前，性病的传播并没有达到令人惊恐的地步。直至晚明，由于性业的发达，淫风甚炽，导致了性病的广泛传播。至清初，著名学者朱之瑜到了日本以后，就专门向日本人介绍了“杨梅疮”这种性病，说明自明末以后，此病在中国已相当流行。

（三）好男风

所谓“龙阳之好”，其实就是好男色之风。好男色，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即同性恋。早在《周书》中，就称美男为“破老”，这与将嫖客称为“孤老”可作一对。在明代，同性恋之习，不仅存在于男子之间，而且在妇女中间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如南京坊曲中的一些名妓，就通过与姊妹相好，籍此博取游婿的爱宠，甚至在女伴中互相夸耀戏谑，把它看成是一件风流佳事。从总体上说，女子同性恋问题在明代尚未形成一时之风，多以男风为其特色。

佛经将男色称为“旃罗含”。明代好男色的行为，有些属于不得已而为之，诸如：巡按御史出巡外省，身辞闺阁，身边没有家小，就只好偶一行之；法律不允许僧人与民间女子通奸，无奈之下，僧人之间有时也做出这样的事情；塾师在外教学，客羁馆舍，长夜寂聊，却又无钱去嫖院，当然也不乏此举；北京监狱中的罪囚，久系牢房，时常也有同类相好之事；西北边地的戍卒，因贫穷而无夜合之赀，也只得在队伍中自相配合。这些人的男色行径，有些是迫不得已，有些是托物比兴，见景生情，显是理势所不可避免。但在晚明，确实又形成了一股好男风或好娈童之风，而北京的小唱和福建的“契弟”，就是最好的例证。尤其是一些士人，得志以后，又广泛罗致娈意，作为厮役，或者钟情年少狎丽，这是晚明男色之风的最大特点。此风起初盛行于江南，后来慢慢延及中原。在苏州一带，男色之风最盛，“甚至有开铺者”。以男色开铺，犹如青楼一般，这又是晚明男色之风的一大特点。

男宠的出现以及在晚明的盛行，除了上面所说这些不得已的原因之外，根据明人谢肇淛的考察，还可以归结为下面几点：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遇，亦难谐于倚玉。显然，朝廷禁止之宽，费用省于嫖妓，家中悍妻禁绝稍宽，如此等等，无不导致了好男色之风的盛行。

明代的士大夫，好男风已成一种风气。史载，松江的习俗“多龙阳之廨”。其中有这种嗜好的著名人物有朱文石、孙雪居、陆咸斋、顾君实等。有些人由于过分追求龙阳之好，以致“艰于举子”，就连自己的子嗣都成问题浙江吴兴人臧懋循，多才艺，为浙中名流，却也有龙阳之好。在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之时，浙东项一元，少美丰标，正挟赀游国子监，臧氏就“与之狎”。他的同里兵部郎中吴仕铨也有此好，“朝夕过从，欢谑无间”。最后两人均因风流罪过，被外贬。时人语曰：“诱童亦不妨，但莫近项郎。一坏兵部吴，再废国博臧 。”

值得指出的是，士大夫广蓄优童，除了教唱戏子之外，另有一番龙阳之好的心思在内。如明代无锡的缙绅巨室，多蓄优童，诸如俞宪安、安如山等人，“皆有龙阳之癖”。他们藉着自己的富贵，以重赀购蓄优童，不可胜计。究其本意，“大都以色不以技也”。

自宣德年间，顾佐上疏严禁官妓以后，北京的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开始盛行。所谓小唱，其实就是“小娼”，无非都是一些歌童。至万历以后，小唱之盛，“几如西晋太康矣”。这些小唱善解人意，为人又多狡猾，士大夫多溺之，大有“断袖分桃”之势。据记载，起初这些小唱多是浙江宁波人，后来如临清、开封、真定、保定的儿童，其中的无赖者也冒充歌童，加入小唱之列，但还是打着浙江宁波人的牌子。关于此，还有一件笑事可记。当时沈德符在京城见到一位北方优童，就问他是何处人，小童答道：“浙江慈溪。”又问：“你是慈溪府慈溪州人吗？”又答：“慈溪州。”再问：“你曾渡钱塘江乎？”答：“必经之途。”又问：“通过什么过来？”答：“骑头口过来。”原来这些北方优童平日习闻浙东话，但又没有亲身去过，所以留下了这么大的笑柄。

在明代北京，帘子胡同多是各地戏班歇息、下脚之处。“小唱”流行之后，随之出现了“帘子胡同”一说，并成为“娈童”的代名词。如明人张岱记，万历二十九年（1601），浙江绍兴龙山放灯，“有无赖子于城隍庙左借空楼数楹，以姣童实之，为帘子胡同”。此即其例。京城中“政府”中的官员，也大多有龙阳之好。如京中诸生巢士弘，年少，姿容甚美，眉目如画，肌肤如玉，“政府妇之嬖之”，后将他推荐给翰林黄葵阳，黄氏也“嬖之”。于是，京城的人就将巢生称为“巢娇”。

这种好男风的习气甚至影响到了一般的读书人中。如史载，嘉善秀才夏绳与马五俩人，就“为龙阳之宠”。

明代的福建，其俗好男风，并将“男淫者（”即男性同性恋）称为“契兄弟”。据史料记载，福建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年长者为“契兄”，年少者为“契弟”。兄入弟家，弟之父母也很疼爱这位契兄，犹如自己的女婿一般。而契弟日后的生计及娶妻诸费，也都由契兄置办。其中互相爱慕者，即使到了而立之年，还是在一起寝处，如同伉俪。至于其中一人另有相好，形成告讦，则称“要奸”。在契兄弟中，因相好昵厚，不得遂愿，也时常发生相抱一起投河殉节的事例。除了年貌相若者称契兄弟之外，还有一种“契儿”。一些壮夫好淫，就花重赀购入姿首韶秀的美少年，与其讲“衾裯之好”，自己以父自居，而将诸少年列入子舍。

（四）春画

所谓“春画”，就是男女之间的秘戏图。一般的说法，认为春画起于汉代的广川王。据说这位广川王将男女交接之状画在屋顶，召来诸父姊妹饮酒，仰观春画。至齐后废帝，在潘妃诸阁的壁上，也画有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时，出现了乌铜屏，白昼与宫人在里面戏影。唐高宗时所制镜殿，也可视为春画一类。从徐陵与周弘让的书信中，可知宋代画院同样有《春宵秘戏图》一类的春画。元末明初的诗人杨维祯有诗云：“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摹。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浴锦被。”可谓已尽秘戏之能事。

后代所传春画，大体不出汉广川、齐东昏的模范。在明代，从古墓中发现了汉代的画砖，砖上也有很多春画，而且还有男色的春画。明代有许多著名画家就工于春画此技，前有唐伯虎，后有仇瑛，但后来仿冒他们的伪作也很多。在明代，还流传一些从日本传入的春画，更为精致，而且与唐、仇所画不同。尤其是画在扇面上的日本春画，上面画两人野合，旁有一人奋白刃驰往，又一人挽臂劝阻，情状栩栩如生。与中国春画的鄙亵不同，日本春画相对就显得雅致一些。所用之绢极细，点染也颇精工。除了画在扇面上的春画之外，有些春画就画在绢上，画面“惟远相注眺，近却以扇掩护面，略偷眼觑”，即使是女子洗浴之画，女子也是在帏中，仅露一肘。

明代的皇帝有很多“好内”之习。如明穆宗就是一例。他在命内府烧造的瓷器中，诸如酒杯茗碗之类，“俱绘男女私亵之状”。这是春画进入明宫瓷器的例证。

在明代，春画开始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行。即使是一般的民间百姓之家，其家中妇女同样有机会看到这些春画。当时有一首民歌道：

姐儿房里眼摩矬，偶然看着子介本春画了满身酥。个样出套风流家数侪有来奴肚里， 得我郎来依样做介个活春图。

书院所聚集的多是一些读书识礼的秀才，但就在这些书院中，也经常能见到一些春画，甚至有些秀才还在上面题上全是“淫言狎语”的诗句。

（五）春药与淫店

明代皇帝中，也有一些比较注意用“媚药”，并喜欢收集“房中秘方”。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春方、春药。据史料记载，景泰皇帝曾临幸教坊司，与妓女李惜儿关系颇密，锦衣卫百户殳崇曾向景帝进奉“淫药”。成化年间，当时的大学士万安就靠向宪宗进献媚药获宠，而万安的媚药，则来自御史倪进贤。至于像方士李孜省、原任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都曾经向宪宗进献过房中秘方。成化十七年（1481），道录司右至灵邓常恩凭借向宪宗进献房中术，得以升任太常寺卿一职。嘉靖年间，罢任府丞朱隆禧，制一“太极衣”，以献世宗，其实也是一种房中术。嘉靖年间，世宗虽号称注意“长生”之术，其实他所注意的这些方药，大多是为了供“秘戏”之用。于是，当时无论是方士，还是官员，纷纷向世宗进献方药，藉此邀宠。从当时的房中秘方或春药来看，又可分为两派：邵元节、陶仲文这些方士所献房中秘方，是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而顺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所进秘方，则是用秋石取童男之尿，取头尾，炼之如解盐。明穆宗即位以后，年值壮龄，也被太监所惑，使用这些房中秘方，阳气大发，“阳物终日不仆，遂不能视朝”。

上面所用两种房中秘方，其特点无非是一些热剂，靠此以发阳气，对于治疗阳痿（传统典籍又称之为“阴痿”）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如成化年间的大学士万安因为年老阴痿，后来就是靠他的门生倪进贤所进的秘方，才“洗之复起”。但毫无疑问，这些房中春药又大多用于秘戏，时日一久，必然有碍身体。

在明代的士大夫中，也是使用春药成风。如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谭纶，起初也从方士陶仲文处学得房中秘方，行之颇验。后谭纶又将此方进献给张居正，才获得高官。谭纶用此药达20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临终遗嘱张居正，告诫他慎用此药。谭纶死时年刚过60岁。张居正使用此药不已，后来身体也日以枯瘠，不及下寿而段。死时肤体燥裂，如炙鱼一般。又如滁阳有一位聂道人，专门出售红铅丸，当时的庐州知府龚廷宾多内宠，听说后大喜，就花100两银子买了10丸，在一月之内，将所有红铅全都服下肚去，不久，七窍流血而死。

春药的制作，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法之外，其中如云南所产的江鱼与山东登州海中所产的腽肭脐，都是制作媚药的必备之物。据记载，云南孟艮府小孟贡江所产肥鱼，“食之能御百女”，故当地“夷性极淫，无贵贱，一人有数妻，不相妒忌”。这种肥鱼，虽有此功效，却很少传之内地，故在明代典籍中也无关于它用之春药的记载。腽肭脐，俗称“海狗肾”，产自山东登州海中，在明代常被用作制作春药。如张居正在晚年因姬侍过多，不能遍及，就专用腽肭脐取药。据说，这些腽肭脐都是由戚继光每年进献，而戚氏就是山东文登人。腽肭脐虽功效奇特，但终究属于一种热剂，久服之后，就会热发，终日燥热。如张居正，就因久服此药，即使到了数九严冬，也不能戴貂帽，后竟亡于热病。

媚药的制作，大多需要壮阳之物。在明代，普遍用作制作媚药的壮阳之物有肉蓯蓉、蛤蚧、山獭、紫河车等。肉蓯蓉产自西北边塞的堑中或大木上，据说是群马交合，精液滴入地中而生。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不足取信。此物皮如松鳞，其形柔润如肉。据载，此物一得阴气，就会变得更加壮盛，采之入药，能增强阳道，补阴益精。蛤蚧，是一种偶虫，雄为蛤，雌为蚧，常常相随不舍。每当它们交合之时，将其捕获，虽死还是牢抱不开，人们就用它们制作媚药。又有山獭，淫毒异常，诸牝避之，无与为偶，所以山獭往往抱树而死，其势（即阳物）入木数寸，人们破树取之，能壮阳道，据说比海狗肾的功效还好。至于紫河车，在明代更是被人们视为至宝。医家一般称其为“混元球”，以取自男胎首生者为佳，其实就是男胎的胞衣。此药虽无毒，但性也是大热，虚劳者服之恐长其火，壮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在明代的富贵之家，常令稳婆从产妇家盗出胞衣，取紫河车为丸，其价达千钱一丸。在桂州一带，更是保留了一些“夷俗”。妇人生子以后，就取胞衣，洗净细切，再用五味调和，烹之以享亲友。

在云南，专产一种房中之物，称“缅铃”。在云南文武官员的简牍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以缅铃互相馈赠，而且称之为“太极丸”。按照中医的说法，琥珀可以起到宁心魄而利小遗的功效。广东专产一种“抱龙丸”，也属春药，并为天下人所贵。此药所含成分，就有琥珀，而且是自然形成的真琥珀，并非是那种金珀，仅仅是以油煮蜜蜡制成。

上面所有这些药物，总体上说就是“房中药物”，也就是用于房中秘戏之用的药物，说得雅一点，就是春药，说得俗一点就是淫药。其所用之物，不过都是一些热毒之物，如蛤蚧、海马、狗肾、地龙、麝脐、石燕、倭硫、阳起、蜂房、蚁子之类，其实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保生”观念。但就是这些药物，往往在表面上总是打着“海上奇方”的牌子，对一些好色之徒还是颇具诱惑力。细分之，不过是外用与内服两类，举例如下：进入到耳朵里的，有“耳珠丹”；进入鼻子里的，有“助情香”；进入到口中的，有“沉香合”；握于手中的，有“紫金铃”；封在肚脐内的，有“保真膏”、“金蒸脐饼”、“火龙符”；固于腰的，有“蜘蛛膏”、“摩腰膏”；含在龟头上的，有“先天一粒丹”；抹在龟头上的，有“三厘散”、“七日一新方”；用来缚龟根的，有“吕公绦”、“硫磺箍”、“蜈公带”、“宝带”、“良宵短”、“香罗帕”；用来兜小腹的，有“顺风旗”、“玉蟾裩”、“龙虎衣”；用来搓龟头的，有“长茎方”、“掌中金”；纳其阴户的，有“揭被香”、“暖炉散”、“窄阴膏”、“夜夜春”；用来塞肛门的，有“金刚楔”。所有这些，都是用于皮肤，靠气来感应肾家相火，使一时坚举，以助情逸乐。至于服食之药，也是其名种种，如“桃源秘宝丹”、“雄狗丸”、“闭精符”之类。可见，外用者除春药外，有些就是“淫具”，至于内服者，全属春方之药。

明朝人佚名所著《如梦录》一书，其中内文有七处提到了“淫店”，而且都设立在钟楼南北，靠近一省最高衙门巡抚、都、布、按三司的左右，足以证知淫靡之风已经在明代上层社会中日益传播。书中初时仅记“淫店”二字，颇为费解，以致被人误解为是一种“误书”。其实，从后文所提内容中，不难理解“淫店”一词，并非误书，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书中所记淫店，后面又连载“广东人事、房中技术”，“角皮淫店”，甚至说“淫店二座，助老扶幼，走马、乌须”，诸如此类，均已足证淫店就是专卖春药、淫器的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