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官场与民间礼仪



相传永乐年间，明成祖曾临幸内阁，站在街上，对众太监说：“此处是三先生（按：指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所居，汝辈不可在此行走。”可见，内阁体面很重，即使为皇帝所宠信的太监也不能在阁下甬道行走。当时皇帝差太监到五府、六部禀事，太监必须在离府、部官一丈远之外行揖礼。在途中，太监遇到公侯驸马，则下马旁立。

嘉靖年间，有一位太监说过一段反映阁臣与太监相见礼仪的话，颇有意蕴，可以说明太监与阁臣之间权势的此长彼消。他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变矣。昔日张先生进朝，我们多要打个弓。后至夏先生，我们只平着眼看哩。今严先生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上述张先生，指张璁；夏先生，指夏言；严先生，则为严嵩。内阁大臣的体面，相对于太监而言，则是屡变屡下。至于像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专权时，一些官员甚至内阁大臣长跪叩头称九千岁，则更是一种极端的例子。

内阁大臣与太监之间礼仪的变化，只是整个官场风气的侧影。若想对官场礼仪有更深的了解，还应从明初所定的制度谈起。

一 朝会之仪

朝会之制，古有“正朝”、“外朝”、“内朝”之别。在明代，凡是遇到圣节、正旦、冬至，就在奉天殿举行大朝会，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平常之日，则在奉天门上朝，也就是古代的“外朝”。内朝之制，明代独缺。诸如洪武年间宋濂、刘基，以及永乐以后杨士奇、杨荣日侍皇帝左右，或者如大臣蹇义、夏元吉在便殿奏对，大概就与古之内朝相近。

百官常朝班次以及奏事等礼仪，牵涉到朝廷的大礼，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藉此辨上下，正名分。朝仪既关系到朝廷的尊严，又是天下四方瞻仰的所在。所以，自明太祖时，朝廷就定下规矩：凡是新任官员及诸武臣，如果对礼仪不熟悉，就必须事先由侍仪官率领，在午门外演习。在明代以前，朝仪无一定之制，时有变更。明代自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完整的百官朝会或皇帝上朝制度，其后率循旧章，并无多少变化。

明代朝会，最常见的是一日三朝，也就是“常朝”。所谓三朝，就是早朝、午朝与晚朝。每日清晨，皇帝穿便服，至奉天门，百官以文东武西站班，侍立两旁。鸣鞭毕，鸿胪寺卿唱入班，文武百官行叩头礼，分班侍立。翰林学士在皇帝座左侍御，锦衣卫官夹陛西立，六科给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鸿胪寺官则属立在御史之后。

先日谢恩见辞者，先在鸿胪寺报名。至陛辞之日，先进午门外，候百官叩头毕，鸿胪寺卿对着皇帝宣奏姓名员数，在午门外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五府、六部依次奏所司合行事宜。接着通政司引人于御前面奏，请旨。该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就出奏，无事就免。接着是礼科差使考满官员，再是六科合奏旨意题本、守卫揭帖、赏银钞锭，再是鸿胪寺奏藩府、边镇所遣使臣，皇帝以酒饭赏赐。接着两京堂上官、新任官及在外三使来朝赴任者，面叩头毕，鸿胪卿唱奏事毕，群臣侧身向上立。鸣鞭毕，皇帝乘辇往武英殿，或往文华殿，阅奏章。每日如此。至午间，再上朝，晚也如此。这就是常朝之制。

每月朔、望，皇帝穿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头毕，分班侍立。鸿胪卿奏谢恩见辞员数毕，皇帝再出奉天门，视朝如常仪。

明初之时，皇帝常朝为一日三朝，均为躬临臣下，以决庶政。此制至英宗朝一变。英宗皇帝冲年即位，军国大事尚不能对众处分。当时的辅政大臣杨荣等出于一时权宜之计，创立一种“早朝奏事”之例，所奏者仅取日常所行的数条，事先拟答上陈，临时只以所陈者传旨。自此以后，就相沿成为故事，导致上下之情未通，拟票之词难尽。于是，一些臣子不时建议，要求恢复明初时的旧制，但终难恢复。至明孝宗时，虽仍然遵行“早朝奏事”之例，但在奏事之外，还不时接见大臣或一些讲读之官，从容延访，虚怀听纳。弘治之政，遂称一时独盛。

明代臣子奏事之制，在前后尚有另外一个变化。在明初时，凡是从内批下各衙门的旨意，只要稍有干碍，大臣就可以“执奏”，准则典章，援引事例，直陈其中的利害关系，明列其中的是非。这种“执奏”之制，事实上是大臣对皇帝旨意的封驳权。按照常例，人臣向皇帝随事建言，不过是一种尽忠尽职的体现。皇帝对于这些建言的奏疏，不论允与不允，均应及时降下明旨，表明皇帝的态度。万历中期以后，神宗却不时将臣下的奏疏“留中”，“不允者，未审何如，而允者，亦违常期矣”。

凡是亲王来朝，天子御正殿，亲王在丹陛上行五拜之礼。若亲王是尊长，天子在便殿叙家人礼，亲王坐东面西，受天子四拜礼毕，就坐。天子居中南面坐。这是为追求一种“亲亲之义”。凡诸王来朝，先谒奉先殿，随后就见天子，次见东宫太子，行四拜之礼。若亲王是尊长，东宫必须答拜。

明代君臣之间，通常所行是“四拜”之礼。在大朝会时，臣子必须行“五拜三叩头”之礼。

明代百官上朝的朝仪，照例是由鸿胪寺官员负责，并且有纠仪之责。不过，明代的史料已经揭示，在晚明，即使是上朝这样的大典，官员失仪也已成平常之事。诸如官员上朝之时，并非按品级穿戴，而是穿杂色衣服，系杂色带；又行礼之际，也常有一些官员咳嗽，甚至往地上吐痰。

二 京官社交

无论是因政事相见，还是公务之暇的聚会，官员之间时刻处于交际之中，需要有一套礼仪加以规范，以便辨上下，定尊卑。

明帝国刚建立时，官场行礼，仍然遵循元代旧俗，在宴会行酒时多行跪拜礼。洪武四年（1371），定官场揖拜礼。规定：凡是官员向皇帝奏事、听宣诏旨、以物进贡，及受赐、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读祝等事，仍行跪拜礼，其余一律行揖拜礼。揖礼大体如下：下属见上司官，躬身举手，齐眼为敬，上司可以随坐随立，不必答礼；其次，下属行举手齐口礼，上司用举手齐心礼答礼。拜礼如下：官员见皇帝之礼，稽首四拜，再叩首一拜；见东宫太子，稽首四拜。文武官员如若隔品，又是以下见上，就顿首再拜，上官可以随坐随立，不必答礼；如果品从相次，下官居下首，顿首再拜，上官控首再拜，算作答礼；至于品秩相等，相见时各行再拜礼。

洪武五年（1372），重新审定官员相见仪节，颁示天下。凡内外官员，每天清晨在公堂相会，必先肃揖，然后各自就坐。幕官也必须先向长官行揖礼，然后退回幕署。属官见上司，必须在堂阶上以序站立，行躬揖礼，上司随坐随立，用拱手作为答礼，而幕官则须用揖礼作为答礼。如果属官初次见上司，或者因公事外出，隔旬才回，见上司就须行再拜礼，见幕官也如此，上司用拱手作为答礼，而幕官则用拜礼作答。如果品秩相等，相见时行互揖礼。凡是内外掾史、令史、书吏、宣使、奏差人等，清晨谒见长官，必须在阶下序立，行一揖礼，退下，长官不答礼，幕官用拱手礼作答；如果是节序、公参或者差遣辞行，就须行两拜礼，长官不答礼，幕官要答礼。凡典史见幕官，也须在阶下序立，肃揖，幕官不必答礼；如果是节序、公参或者差遣辞行，须行两拜礼，幕官用拱手作答。

洪武十五年（1382），又制定了官员在路上相遇及公参时的礼仪。凡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驸马都尉，在路上遇见公侯，必须引马侧立；都督佥事、六部尚书遇见公侯，更须引马却避。在路上，品级相等的人相遇，则分路而行。金吾等卫的指挥在路上遇到公侯，引马却避；遇见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骑马都尉，引马侧立；遇见都督佥事、六部尚书，分路而行。如此类推。凡属官在路上遇到上司，引马却避；属官品级高，遇到上司官品级低的，分路而行。凡是未授职的官员，遇到有职的官员，均须引马却避。凡官员相遇，原本应避，但路狭不能避，就下马拱立；应行之路，不得中道占行，依次分为左右。凡是被宣召的官员及祠祭官至祠祭场所，在道上遇到应避之官，准许不避。

至于公参，都督府同知、佥事参见左右都督，指挥同知、佥事参见指挥使，六部侍郎参见尚书，各卫指挥参见都督，在堂下行拜礼；千、百户参见指挥，也与此礼相同。各衙门佐贰官、幕职官参见本司长官，长官均须答拜；属下卑官参见，长官可以不答礼；品级相等，须答拜；品级高的所属官，参见品级低的上司官，礼节相等。

洪武三十年（1397），重新申禁官员之间的交往礼仪。总体上说，百官交往，以品秩高下分出尊卑。品级相近，相见时行礼，则东西对立，品级稍卑的居于西，官品高的居于东。品秩相差二三等，相见时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品级相差四等，那么相见时卑者在下拜，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着禀告。举例来说，一品与二品相见，二品官居西行礼，一品官居东答礼。一品与三四品相见，三四品居下行礼，一品官居中答礼。与五品以下官员相见，一品坐受，禀事则跪。其余仿此而行。至于司属官品级低于上司官，禀事时则须跪。近侍官员，不必拘品级行跪拜礼，但也不被允许与外官交接。同僚官员品级虽有高下，但不必拘礼。大小官员在内府相见，不许行跪拜礼。官员出入街道，不许抗慢。其余军民百姓在街上遇见官员，须下马却避，不许冲突，违者论罪。

明初所定官场交际礼仪，是官场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规范准则。其宗旨无非是维持一种官场的体面以及上下尊卑的等级。不过，官场中人人都想要保持自己的体面，官品高的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要求下属照礼仪行事，官品低的也要从自己的体面出发，不肯屈就原定礼仪。同时，在京城官场，四方流寓之人甚众，山人高士虽非仕宦，然出于自己的目的，纷纷来到都城，与缙绅大僚相交，以致游道大坏。京城交道原本不薄，自从游道一坏，交道也随之滥倒。

时移势易。自明代中期以后，明初官方所定官场社交礼仪已如一纸空文。一方面，僭越礼仪，低级官员在礼仪上欺凌高级官员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重文轻武风气的抬头，武官即使大僚，也无体面可言。按照《大明会典》，官员隔一品避马，隔三品跪。实际执行的结果却并不依例而行。诸寺大卿均为三品官，避尚书、侍郎。公侯勋臣，官在一品以上，反而避内阁。六部尚书是二品官，也避内阁。六部侍郎是三品官，却避吏部尚书。在文官中，有些八九品官也与公侯抗礼，在道上不避。那些史官、科道官，更是与六部尚书抗礼。到了后来，更是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权恃力，抗颜于大臣。显然，由于内阁大臣职掌朝纲，吏部尚书关系官员的铨选、考察，史官为内阁的储贰，科道官职掌官方言论，使得他们的地位日渐提高，在官场礼仪上任意超等越分。

与此同时，一些人出于本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宁可放弃自己的尊严，对下级官员或同僚百般献媚，导致交际之道的败坏。明人郭维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及其相接，甘言脆语，鞠躬为礼，交手相欢，究其中心，诚意略无。恬然相尚，莫之知丑。”可知明中期以后官场社交礼仪，并不与规定的“大明典礼”相符契，而是在不断出新。

在京城官场，社交自成一套礼仪。分别列述如下：

首先，从内阁大臣与太监交际礼仪的变化，可以看出太监权势的日趋膨胀。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臣交往，称阁老为“老师父”，阁老称掌印太监为“老先生”。内阁辅臣出入，即使九卿也要避道，但一些内监小竖，却可以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至于像正振、刘瑾这样的大太监，对公卿都可以颐指气使，将他们视若奴仆一般。

其次，词林官之间相见，也与一定规矩。词林官见院中前辈，都矩步偻躬。每次一同赴宴，没有前辈的邀帖，就逡巡不敢前去。史料载，有一次早朝，一位词林官使劲格编修吴伟业，意思是让他向前辈表示尊敬。又有一位翰林院的送卷官，因小事触犯了前辈，就被笞责三十，而所谓的前辈，却不过是一名庶常。此官觉得冤，就向人泣诉。检讨沈廷嘉笑道：“此某四府某太爷，未可以庶常忽视也，若笞固宜。”词林官职至坊局，体面就更为威严。一有闲暇，就发单帖邀请馆中新进，相合就称知己。若新进才品较高，也有前辈“屈己下之”的情况。所以新进史官多策励发奋，不敢放荡，担心前辈突然来邀。在当时的词林中，流传着“前辈请后辈，后辈不请前辈”的说法。此外，词林官之间，如果相差七科以上，后辈遇到前辈，须“旁坐避马”，因而在当时又有了“七科以上，旁坐避马”的说法。

第三，中央六部属官，也讲求礼仪，要在六部之间排出座次，分出个轻重主次，以争一时体面。按照常例，六部的排列顺序，当为吏、户、礼、兵、刑、工。礼部由于清秩，与吏部相近，就压居户部之前，每每发生争执。到了后来，兵部也想压居户部之上，甚至工部都要压刑部。

第四，六科官员初次选拔时，也有一套礼仪。任命一下，科中就送来一纸《仪注》，内中开列新当选者拜谒部院大臣的礼仪。如拜部院大臣，“在宅则拜，不在宅只须投帖，即上马不得守候良久”。

第五，按照惯例，每当朔望，在北京做官的门生，都必须到师门投刺拜望。如李尚思为余同麓的门人，每次拜望，名刺必从袖中拿出，只雇一皂带马，并无一仆可持刺函。

第六，在南京，官场上流行下轿对揖之礼。南京的小九卿，除国子监祭酒外，凡是在路上遇到大九卿，都先下轿等候。走近后，大九卿也下轿，隔街对揖。等到大九卿上轿，小九卿才可上轿。自成化以后，六科给事中改乘马，在街上碰到大九卿，并不下马，只是直前而拱。后海瑞到南京做官，不从众例，只在轿上举手。到了后来，只有光禄寺卿仍沿用街次对揖之礼，其余小九卿已废弃不用。

明朝人的见面礼（选自《人镜阳秋》）

第七，原本士大夫相见之礼，当揖则揖，当拜则拜。然自嘉靖初年以来，在官场进退酬酢之间，新出现了一种“打弓”的礼节，俯首曲腰，两手沓合，似揖非揖，似拜非拜，大概是在揖、拜之间。在明初所定官场礼仪中，有一种拱手的礼节，但从打弓的样子看，并非是拱手的翻版，而是一种新创的礼节。

第八，在京的官员，每当冬至或年节，流行一种贺礼。不问贵贱，奔走往来达数日。“家置一册，题名满幅”。自正统年间“土木之变”之后，此礼顿废。后虽慢慢有所恢复，但仍是寥寥无几，“不复昔比”。

三 地方官社交

明代分封诸王，原本体貌甚重。其后因为宗人繁衍，族属益疏，而宗室的禄粮支给又必须看地方官的脸色，于是这些宗室成员的体貌就日以衰薄。即使贵如亲王，也不敢接受巡抚的一拜之礼，甚至亲王以名帖与地方百官平交；地方守臣外出，遇到郡王，郡王反而引车相避；更有一些知县，进了府城，也胆敢不去拜见亲王。如此等等，都是在交际上一种“非礼”的表现，却是晚明的实情。

太监到了地方上，或为镇守，或为矿监、税使，其权犹如开府一般，即使地方上的藩、桌大臣，也不敢与之相抗。至于知县一类，就反而要向太监行属下之礼。

在地方，巡抚、巡按大吏巡历地方，需要与府县地方官打交道。巡抚与巡按之间，因公务的需要，也多交际的场面。所有这些场面，都有一些约定成俗的礼仪。

按照明代的制度，文官至总督才可以称“军门”，巡抚、操江都督均不许称“军门”。巡抚、操江经过所督地方，要谒见总督，一般在大门外就下轿，由中门入，在后堂相见，总督上坐，巡抚、操江列坐。其送迎，总督到大门外看轿。各地方总兵谒见总督，礼仪大体参照巡抚、操江事例。不过，总兵见总督，须行跪礼，即使勋臣，也由旁门庭参，身份比巡抚、操江减少许多。到了后来，巡抚、操江也都称“军门”，以至于御史也可以笞打参将，凌僭已极，从中也可以看出武官地位的下降。

巡抚自称军门以后，也就在抚台衙门前立竿，用黄布贴“军门”二字，算是门旗，也是官场体面的一种象征。在外的兵备道也仿照此例，在衙门前门旗上贴“饬兵”二字。巡按一向无门旗，后来也在衙门前挂黄色门旗，上贴“贞肃”二字。

为了争权夺利，巡按御史一直与巡抚发生争执，以求在体面上求得平等。如庞尚鹏任福建巡抚时，偶接皇帝诏书，与巡按御史李乐都在地上拜接，不分上下。当然，由于两者官品的不同，巡抚有时在体面上总是要高出巡按一等。如杨博任巡抚时，与巡按同拜圣节。胥吏在地上都铺设了地毯。杨博对巡按说：“老夫若有不是，任凭道长指摘。此行礼君前，自有等级，不可并也。”于是，巡按的地毯“为下尺余”。

根据宣德年间所定的《宪纲》，巡按御史到了地方，与方面相见或交际，自然需要遵行规定的礼度。制度规定，方面官（都指挥使、布政使、按察使）与巡按御史初次相见，左右对拜。方面官来拜访御史，在前门外下马，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后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等到御史回拜，也是在三司衙门前下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后堂，御史坐左，方面官坐右。指挥、运使、运同、知府、知州在面对御史的问答之际，不许行跪礼。事实并非如此。自弘治以后，巡按御史到了地方，即使方面官与他们相见，也只是旁坐，而运使以下的官员见御史，更是一概行跪礼。

巡抚、巡按巡历地方府、州、县，府、县属官均须沿街跪迎，甚至提学道入司，知府也要在头门下跪。据说这是主人迎客礼，并不为过。

四 官场交际内容

明代官场社交流行的礼仪，无非包括期会、迎送、酒席、供具、寿仪五方面的内容。

所谓期会，就是定期聚会，饮酒娱乐。如朝中六科每年都有公宴。未入席，主宾先行酬酢礼。礼毕，在中堂置大桌，陈设酒菜，主宾大饮，饮酒数行。宴毕，主不送客。

所谓迎送，指上司官巡历地方，地方官须依礼迎接，或地方官到任，乡绅依礼迎接。同时，大官离开本地，往他处巡历，或地方官卸任，也均须依礼送行。明初所定的法律，从根本上是禁止这种官场送往迎来活动的。如明律规定：“凡上司官及使客经过，若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出巡按治，而所在各衙门官吏出郭迎送者，杖九十。其容令迎送不举问者，罪亦如之。”但事实并非如此。明代的官场相当盛行送往迎来的习俗，如巡抚、巡按巡历地方，分守、分巡、兵备各道须陪迎，新任布政使、按察使也要前去相随，都指挥使也随时跟随，更有一些府、州、县官甚至越境迎送。地方父母官去省城考满，或者父母官到任，地方学校诸生也要前去迎接。甚至童子游庠入学或生员中了举人，也流行迎送之礼。以松江府为例，过去子弟游庠，或送科试，地方官例用彩绒披红、药绢及红旗一对，有人乘肩舆，也有人步行。到了后来，一些巨室宦家子弟，新进送学，多乘马张盖，罗绮绸经，彩旗百竿，簪花也用珠翠做成金龙状，亲戚争相用酒礼花币迎接，交错于途。中了举人，南归，船至西墅，迎接之礼，更是一派盛况。

所谓酒席，就是巡按临府巡历，或知府到任，均须摆酒接风。如巡按巡历至松江府时，知府作东款待，僚友陪席。湖州知府上任，斋宿城隍庙，有酒席接风，并演戏。甚至县里送秀才去省城应试，或者童生新进学，也都在明伦堂摆酒演戏。

所谓供具，就是方面官巡历地方，或者官员赴任途经当地，当地需要供给食宿，甚至还送“下程”。自宣德以后，曲阜孔府衍圣公入京，官府送的下程单子为：羊1只，鹅2只，酒6瓶，面20斤，茶、盐、酱各2斤，油烛10支。巡按巡历松江府，所送下程中有燕窝菜二斤一盘。御史钱梦得从北京回来，嘉兴知府王贻德过访，送上下程仪一两，算是薄礼。沈应龙在北京被论劾，回原籍，寓居湖州城中。乌程知县张冕前去拜访，送沈下程一副及果酒盒一副。

所谓寿仪，就是官员做寿，属下别官都要送礼。如权臣张居正做寿，官员送礼无数，轰动一时。《金瓶梅》小说中，蔡太师做寿，西门庆也派仆人来保到京城上寿礼，显然也是当时官场礼仪的一个侧面反映。在明代，送礼之风盛行，寿仪只是其中之一。如知县为地方诸生的提调官，一些富家宦族子弟就馈赠知县厚币，拜为门生。一些在乡士大夫与诸生为了与县官交际，就送册叶、锦屏、册诗，多请人代作，由士大夫署名，再装为墨帖，而装潢之费，甚至达到数十两银子。

五 绅士与官员交往礼仪

（一）乡宦之社交

在明代，一些乡绅出于各自的目的，也时常拜访巡抚、巡按或府县父母官，同样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规矩。

凡是两榜出身的地方绅士，无论官职尊卑，谒见巡抚、巡按，均可以用名帖抗礼。即使乙榜出身，选授京职，或者当过体面的布政、按察两司之官，也可以与巡抚、巡按交际，并用名帖。至于那些出身举人、贡生、监生并只当过府佐或京职散员的乡绅，只能在府、县两级中交际，不便与巡抚、巡按交往。如果只出任过其他散职，即使是府、县官，他们也无资格交际。

凡是科甲出身的地方绅士，无论官职尊卑，都可以与府、县官交际，府、县官均许答拜。贡生、监生出身的地方绅士，府、县官只用名帖致意。贡、监出身但未曾出仕，谒见知府，都用名揭。按照旧例，缙绅设席宴请知府，即使是公宴，举人、贡生等均不得与席。地方绅士互相见面，必须穿公服，晋谒当事，更应如此。举人、监生、贡生、生员谒见官长或遇到大的礼节，必须穿公服。平时交际，或见武弁、县佐，只穿便服，而县佐、武弁反而要穿公服迎接。地方绅士吃了官司，前往公堂，穿着服装应与庶民相同。那些因丧守制的乡绅，谒见当道官员，或者见宾客，必是麻冠丧服，轿伞都用白布。

地方绅士与官员相交时的礼仪，有的很俗气，而有的则稍显清雅，也是千差万别。如万历年间，地方绅士见入觐回任的知府，须先四拜，后再四拜。其中包含的意思，先四拜表示久别，后四拜表示欢迎知府复任。然也有一些乡绅前辈，接待后进门生弟子时也相当谦虚。如徐阶，为几朝元老，在接见门人李乐时，出二门迎接，交谈时也情词真率。有一次，因有事，对李乐说：“临川（按：即李乐别号），我告假一进。”有湖广人廖道南，字明河，科第高于徐阶三年。徐阶在宴席间提到廖道南时，必称“廖明河先生”，不单称“明河”。

（二）生员之社交

生员的社会交往，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与庶民百姓的交往；二是生员间的交往；三是生员与上官的交往。

生员是一种身份，在庶民百姓眼里，是读书识礼之人，因而普遍得到民众的尊敬。如，闾阎父老、阍阓小民同席聚饮，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若一个秀才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又如在山西，妓女在城中不敢骑马，道中见人，一律举手称“拜”。见秀才，则不敢称拜，而是称“磕头”，“而膝略近地矣”。城外骑马见到秀才，在一里之外就下马称“拜”。可见，在社会交际方面，生员受到庶民百姓的礼重，生员有其自身的体面。

同庠生员之间，无疑是一种同学关系，照例遵行一种长幼之礼。秀才见到同学长者，悚然恭敬，不敢在旁高言大笑，更不敢在班上乱序先行。道上骑马见到同学长者，勒马道旁；与长者同席饮酒，告坐隅迁，听从使令。同庠生员之间，除了一种同学关系外，尚具一种过失相规的朋友关系。在明代，生员之间多以“朋友”相称。若生员在一起结成文社，于是在生员之间又确立起一种结盟的兄弟关系，以盟兄、盟弟相称。

生员与地方有司、上官交际，自当遵行一种尊卑有别的原则，实是以势相交的一种反映。按照惯例，生员谒见官长，都必须穿公服；遇到大礼，亦必穿公服。至于平时交际，或见武弁、县佐，不必穿公服，县佐、武弁反而以公服相接。生员有讼事，赴公庭，不再穿公服，只能降同庶民之服。而当生员新婚或假仪，则可加本身服色一等，不算僭礼。生员与武弁往来，即使对方是总兵，也只投“侍教生”名帖，不轻用“晚生”帖。降而下之，至于参将、游击等，更不必说了。

送往迎来，是生员平日社交生活的主要内容。明代故事：生员迎院司官于道左，无有跪者。其后，生员自贬身份，行跪礼。地方父母官去省城考满，或者父母官到任，地方学校诸生也要前去迎接，如浙江桐乡县父母官去省城考满，学校诸生到杭州北新关迎接。桐乡的父母官到任，若从浙江来，则至钱塘江边迎接；若从镇江来，则远至镇江迎接。

生员与知县交际，得用“治下门生”名帖，分宾抗礼。惟附郭县则用揭，必须庭参，一跪一揖。

凡乡绅，如国子监祭酒致仕回家，无论南雍、北雍，凡贡、监生往谒，必须穿公服，用名揭，乡绅北面坐，客西面坐，不论年齿。如提学院道官回籍候补或内升给假回里，无论各直省官员，相见之礼与上同。

明代社交礼仪，大体以嘉靖中叶为界，前后迥然不同。嘉靖中叶以前，循礼蹈法；以后，礼法荡然，一如史籍所言：

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杭衡，甚至有遇尊长乘骑不下者。

生员社交之礼，亦当作如是观。嘉靖中叶以后，同庠生员之间已尊卑不分，而是互相编取绰号。与上官相见，无论是附郭抑或外县，俱用名揭、长揖，不再行跪礼。坐则诸生俱面向西，而令长独坐，面南向西，略存师生之意而已。

学校教官与生员之间，其名分犹如官民、师生。在嘉靖三十年（1551）以前，教官可以对学生行“朴作教刑”。其后，顿失尊卑之礼，教官对待生员，已不再呼名呼字，而是称兄称号，“延诸生上坐者有之，诸生虽不坐，博士实有此虚套”。

就称谓而言，初时士称庠师为“先生”，或“老先生”，自称“学生”。其后，则变为士称庠师为“老师”，而自称“门生”。生员一登进士，通刺于旧庠师，不再用“门生”刺，而是改用“侍教生”。

对生员来说，知县为提调官。在嘉靖中叶以前，提调官与诸生之间，体统悬绝。每当考试，提调官对生员可以“鞭朴”，而生员对知县惟口称“老大人”而已。其后，不再以“老大人”为尊，而是以称“老师”为尊。一些富家宦族子弟，大多馈赠厚币，拜入知县之门，以“门生”自居。不仅如此，每当提调上任，诸生可以通贺仪，甚至具花币祝贺。至万历二十年（1592）后，更是提调官称生员之号，而诸生也安然受之，不以为非。更有甚者，“先生”为长者通称，而晚明竟有提调官称生员为“先生”者。长者称其弟子为“先生”，生员社交礼仪的变化，至此已发展到极至。

综上所述，晚明生员社交正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正如前述，生员抛弃礼法，傲气日生，以致师媚其生徒，守令轻易与生员结交；另一方面，则是生员自贬士气，舍礼以媚人，士媚其守令，甚至媚其胥吏。

六 民间礼仪生活

在北京，每当春节，流行拜年之习。正月初一早晨，街上随时可见作揖、对拜、叩头之人。这是明代北方民间的节日礼仪。

葡萄牙人克路士曾在16世纪到过中国南部的福建、广东一带，对中国南方民间的社交礼仪有记载，引述如下：

中国人是很讲礼节的百姓。一般的礼节是，左手握紧，包在右手里，在胸前不断上下移动，表示他们彼此都包容在心里。随着手的移动，他们互致问候的话，而普通互致的词句是：“食饭未哂？”犹言吃过饭没有，因为他们认为现世的一切好处都取决于吃饭。

有教养而又有些日子没见面的人，他们之间特殊的礼节是手臂弯曲，手指互相扣紧，他们弯腰说些很殷殷的话，各自极力伸手要对方起来，越是显贵，行这种礼的时间就越长。

上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下面三点：其一，抱拳拱手之礼，其中含有双方“彼此都包容在心里”这样一层意思，尽管不见于明代的史料记载，但显然是作者得之于当时向民间的询问，还是有事实依据的。其二，在民间，见面时拱手作揖与弯腰而拜，在礼节上是有差别的。其三，中国人见面就问吃过饭没有，这种习俗在明代就已经存在，正所谓源远流长。

明初官方所定民间交际礼仪，具有下面两个特征：一是长幼之别。凡是平日里相见揖拜之礼，必须是“幼者先施”，也就是幼者先向长辈行礼。而在岁时的宴会之时，凡是座次的排列，也是长者居上。二是贫富乃至贵贱之别。凡是佃户遇到田主，就不论齿序，也就是年龄的大小，而是一概用“少事长”之礼。只有双方是亲属，才不拘泥于主、佃之礼，而仅仅行亲属之礼。

在明代，贺节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民间礼仪习俗。明人陈铎有一首《嘲人贺节》之曲，其中就有关于贺节习俗的反映：

满街泥泞马难骑，草履钉鞋拜这的？这家灌得醺醺醉，那家里依旧吃，不思量还有明日。这一个搀回去，那一个扒不起，不知道有甚便宜》？

这是讽刺民间贺节习俗中的部分陋习。贺节需要送上节礼，一旦送上节礼，就不得不开怀畅饮，喝得醉醺醺，以便能占些便宜。即使在东家喝了，到了西家，还是照喝不误。

明太祖制定了官场礼仪之后，一整套的民间交际礼仪也相继确立。如果说官场礼仪是以官品的高低以定上下，那么民间礼仪则以长幼或身份的高下定尊卑。

洪武四年（1371），定民间的拜礼。凡是子孙侄甥婿见尊长，学生见老师，奴仆见主人，须行顿首四拜礼。其余长幼亲戚，各以序行顿首再拜礼。如果是平交，就互相行控首再拜礼。至于揖礼，则根据长幼，随宜施行。

在上古，以右为尊。至中古，则流行以左为尊。凡是平常的宴会，其中揖逊拜跪等礼仪，无疑都应以左为尊。在明代民间，南、北方的礼仪有所不同。在南方，凡是客人至，行相见作揖礼时，一般主人让客人在东首，是右手。在北方，则主人让客人在西首，则是左手。这貌似南北不同，若究其原因，实则南北均合古意。古人初见必拜，先令人布席，南方人东西布席，则宾客应当在东，主人当在西。这是因为，一堂之中，东是左，西是右。显然，这种习俗正好是以左为尊。北方人朝北布席，比肩而拜，则宾客应当在西，主人应当在东，也是以左为尊。在明代，南方人已不知古代布席的原因，向北作揖，也让客在东首，反而变为尚右。根据古人冠婚礼仪，主人肃客，宾客由西阶入，主人由东阶入，岂有肃客而使人为卑，又以尊自处之礼？由此可见，升堂作揖，应当让客人在西首。尽管如此，明代南方礼仪，仍是沿用让客在东首。

在民间，卑幼见尊长，大都推让尊长在东首。据古礼看来，这种做法也属不知礼。一般说来，卑幼作揖，尊长只当在上面还揖。有时主人谦逊，也可立在侧边答礼，但卑幼只能在北面向上作揖。如果尊长在东首，明显是与尊长比肩而立，这是拿敌体礼对待尊长。在一些人家中，子弟事奉父兄，都用客礼相待。每当遇到父兄生日或其他节序，就大摆盛筵，供其享受，如待神明一般。

按照规定，子弟对自己的父兄，必须行四拜之礼，甚至朋友的长幼之间，也须行四拜之礼。在晚明，民间拜礼也发生一些变化，以致被当时的人称为“乱礼败法”。如女婿见岳父母，或儿媳妇见公婆，全都改行八拜之礼，号称“拖泥八拜”。

在一些士大夫家中，一般以行亲情礼为主，并无多少客套。如顾东桥与其弟并一个叫王子新的在一起吃饭。不久，王子新起身告辞。顾东桥送至门槛外，命一童子说：“看七老爹出门。”并不远送，就入座，而王子新也径去。至后，在士大夫家，即使兄弟之间，也流行迎送之礼，以客礼相待。如中原、西北士大夫家，长幼之礼很严，年长者常常直呼年幼者之名。饮酒献酬，幼者必须跪献。至于贵贱，反而一概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