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文字游戏与语言生活



酒令、猜谜、顶真续麻、急口令、打灯谜之类，均属于一种文字游戏，不但存在于士大夫阶层中，而且也在平民阶层中相当流行。

语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晚明之时，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一种崇尚“清言”的风气，而在一般的平民百姓中，则盛行白话、俗语、歇后语乃至隐语。另外，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样也有不同的方言。

一 酒令与急口令

什么是酒令？不妨引明人杨大年的一首《闲忙令》为例。令云：“世上何人最号闲？司谏拂衣归华山。世上何人最号忙？紫微失却张君房。”当时一些士大夫在席间以此为令行酒，禁止用故事，只用常言。有人接令道：“云云闲，顺风顺水下平滩。云云忙，过关过坝抢头航。”田艺蘅接令道：“世上何人号最闲？娼家孤老包过年。世人（上）何人最号忙？妇女偷情夫进房。”众人听后大笑，称妙。

明朝人设宴喝酒，劝客人干杯，一般说“千岁”，不说“干杯”，南北士人大多如此。饮酒之时，又多以掷色、猜枚、投壶、抹牌助兴。南京、苏州两处士大夫饮酒，只用骰子掷色助兴。在松江，饮酒时则采用投壶、猜枚。这些习俗在小说《金瓶梅》中有所反映。如第16回说到“李瓶儿同西门庆猜枚吃了一口，又拿一付三十二扇象牙牌儿，桌上铺茜红苫条，两个抹牌饮酒。”第19回说到西门庆在李桂姐家，与应伯爵、谢希大等在院子内“投壶耍子”。

举凡掷色、猜枚、投壶，均不符合士大夫的风雅习气。如投壶起源于祭征虏的雅歌投壶，一旦用到饮酒上，就开启了起坐喧哗之端；猜枚为藏阉射覆的遗制，用之饮酒，不但有损闲心，而且攘臂张卷，殊为不雅。所以，士大夫饮酒时多采用行酒令，而且以较为风雅的诗文酒令为主。

（一）酒令

古人很重视饮酒。《诗》曰：既立之监，复佐之史。汉代刘章用军法行酒。唐人饮酒时则设觥录事。明朝人饮酒，设令官，又设一人为监令，不可谓不严。尤其是常熟人饮酒时的行令，更是成为一种苦事。据载，常熟士人饮酒立令，相当严酷，杯中余沥有一滴，则罚一杯。若至四滴五滴，也罚如其数。一切均由酒录事监管。又酒令的事例颇多，如不说后语及落台说话，不检举饮不如法，都要受罚。受罚而再为自己辩解，算是搅令，也有罚。即使十次受罚，也必须罚十杯，无一饶恕。又如饮者杯中早已干了，主令者故意找茬，就去验杯，喝道：“有五滴！”那么又径罚五杯。饮酒本是为了寻欢，反而苦人如此，也算是不仁之甚。

这种严酷的酒令只限于常熟一城。与其毗邻的吴江，虽也有一些完整的酒令，但并不如此严酷。在吴江，举凡设席饮酒、会客，均用干、格、起、住四字作为酒令。所谓“干”，就务要一饮而尽，不流涓滴；所谓“格”，则他人不得拦格，完全听凭饮者自斟；所谓“起”，意思是不许饮酒的人起身；所谓“住”，即不得叫住。犯此四字，都要罚主人出席，禀令自饮一杯。又由宾客推举能饮酒者一人或两人，称为“监令”，一席听凭监令察觉，举凡语言喧哗、礼容失错，都要议罚。有时监令自犯，那么众宾客加以检举。中间有人不善饮酒，就禀告席长，确定其分数。据说，此令一出，“四座肃然，主人安坐而客皆醉”。

（二）文字游戏

士大夫饮酒行令，虽说也是文字游戏，却讲究清雅。如田艺蘅与人饮酒，正好秋宵赏月，忽然轻云翳之。于是出一四声令。令曰：“云掩皓月。”要求接令者以四声为韵，一韵不叶，罚一杯；不成句，则罚四杯。还不许重出一字，相当难行。座客续令者有“天朗气烈”、“秋爽兴发”、“蟾皎桂馥”、“风冷露洁”、“情美醉极”。最后有一名妓名玉蟾，其接令为“行酒唱曲”。用常言合调，算是雅俗合流。

在市民阶层的饮酒习俗中，一般将掷色、猜枚与文字酒令合而为一，而行令则包括曲牌名、骨牌名和戏曲曲文中句子。如《金瓶梅》第21回说到西门庆在家中与众妻妾掷骰、猜枚、行令。令规为依照牌谱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名，合《西厢》一句。吴月娘先说：“六娘子，醉贵妃，落了八珠环。‘游丝儿抓住茶縻架’。”掷骰子色不遇，不用罚酒。轮到西门庆掷，说：“虞美人，见楚汉争锋，伤了正马军。只听‘耳边金鼓连震天’。”果然掷了个正马军，罚一杯。

有时也用掷骰行令，掷着点，各人说骨牌名一句，合数点数。如说不过来，罚一大杯酒，下家唱曲，不会唱曲，说笑话。两样都不会，定罚一大杯。如《金瓶梅》第35回记道：应伯爵起令道：“张生醉倒在西厢，吃了多少酒，一大壶，两小壶。”掷骰果然是个么。就该下家谢希大唱，而应伯爵吃一杯酒。过盆与谢希大掷，轮着西门庆唱。谢希大拿过骰子来说：“多谢红儿扶上床。甚么时候，三更四点。”可是作怪，掷出个四来，被罚四杯。

在饮酒行令中，还有一些文字游戏，如“顶真续麻”、“急口令”、“拆白道字”等。

所谓顶真续麻，为宋以来流行的文字游戏的一种。其玩法：下句头一字，乃上句末一字。举例来说，乔梦符之《联珠格》、《小桃红》：“落花飞絮隔珠帘，帘静重门掩，掩镜羞看脸儿口，口眉尖，尖指屈将归期念，念他抛闪，闪咱少欠，欠你病厌厌。”《金瓶梅》中说到行令时，顶真更是与掷色、花名结合在一起，显得更为复杂。如“一掷一点红，红梅花对白梅花”；“二掷并头莲，莲漪戏彩鸳”；“三掷三春李，李下不整冠”；“四掷状元红，红紫不以为亵服”。一、二、三、四为顺数行令，一点红、并头莲、三春李、状元红为花名，红、莲、李、红为顶真续麻。

急口令，其实就是绕口令。《金瓶梅》小说中应伯爵就说了如下一个急口令：“一个急急脚脚的老子，左手拿着一个黄豆巴斗，右手拿着一条绵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个黄白花狗，咬着拿绵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子，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黄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黄白花狗，不知手斗过那狗，狗斗过那手。”

拆牌道字，又称“拆白道字”，也是宋以来流行的一种文字游戏。在明代，这种文字游戏在民间仍然颇为盛行。据《如梦录》一书，开封城内就流行行令、猜枚、拆白道字，此戏一般将一字拆为两字，成句道出。例如，黄庭坚之《两同心词》云：“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其中“女边着子”，即拆“好”字；“门里挑心”，即拆“闷”字。

二 打灯谜

灯谜是一种在明代民间相当流行的文字游戏，上自文人士大夫，下至一般民间平民百姓，都以此作为闲暇时的娱乐。

打灯谜，一般在元宵灯节中举行。何为灯谜？明人作如下解释：“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曰灯谜，亦曰弹壁灯。”清《清嘉录》之“打灯谜”条亦云：“好事者巧作隐语，拈诸灯，灯一面覆壁，三面贴题，任人商揣，谓之打灯谜。”

在古代，有一种所谓“度词”，相当于明代的“隐语”，俗谓之“谜”。一般认为谜语始于“黄绢幼妇”之说，其实自汉伍举、曼倩时就已有谜语。在《鲍照集》中，又可找到“井”字谜。到明代，杭州人多用谜语猜灯，任人商略。永乐初年，钱塘人杨景言“以善谜名”。

在明代，民间流传的佳谜甚多。概括起来，大体可以析为字谜、物谜、人名谜几种，下面依次作一些介绍。

（一）字谜

所谓字谜，就是谜底为字。举例如下：

“一”字谜云：“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

“门”字谜云：“倚阑干，东君去也。眺花间，红日西沉。闪多娇，情人不见。闷淹淹，笑语无心。”

（二）物谜

所谓物谜，就是谜底为物。物谜种类颇多，或为日常生活用品谜，或为动物谜，或为药谜、病症谜。举例如下：

“印章”谜云：“方圆大小随人，腹里文章儒雅，有时满面红妆，常在风前月下。”

“蜘蛛”谜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心中藏之，玄之又玄。”

（三）人名谜

所谓人名谜，其谜底为人名，不过所用方法甚多，稍为工巧者还可以将今人或近人之名藏于古人名中。举例如下：

一人名谜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长统），君实新来转一官（司马迁），门状送还王介甫（谢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温彦博）。”

三 清言

在明代文人士大夫看来，“俗语近于市，纤语近于娼，诨语近于优。士君子一涉此，不独损威，亦难迓福”。所谓俗语，就是一些市语，包括民谣、谚语、口号以及江湖隐语；纤语，虽无专门的指称，但据后面的记载来看，苏州、松江一些少年子弟的土语，很多已近于纤语，婊子行中的行语，其意亦少近之；而诨语，则无疑是指那些戏谑之言，一如优人的插科打诨。

照着上面的意思，所谓的“士君子”之流，无疑应与俗语、纤语、诨语绝缘。但究之明代的事实，却应从两个方面给以看待：一是明代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知识阶层，他们的语言确实与民间百姓有很大的区别。他们追求的是文与雅，而民间大众的语言则是俚与俗。所谓的“清言”及其在当时士人阶层中的盛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二是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的语言也在向着俗化的方向演进。换言之，在晚明风行一时的俗语、谚语、纤语、白话、谑语、诨语，不但很多是出自士大夫之口，而且还出自他们之手。

在明代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一种清言，显然与他们讲究一种清雅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这种清雅生活的构成中，谈谐固然是语言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有俗化的倾向，但他们同样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精神风貌，时常聚在一起，有一些“清谈”的生活场景。而这些清谈的生活内容记录，就是许多清言集的风行。

早在弘治二年（1482），苏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就有将自己的清雅生活的场景以及文人相聚所说的清雅之言记录下来，并编成集子的习惯，于是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清言集。如朱存理，就著有一本《松下清言》。据他自己所言，自他僦居松下之后，经常与他过往或到他舍中清谈之人，有杨君谴、都玄敬、祝希哲、史引之、吴次明、尧明宿等人。所交往之人，一概不是“势利之人”，而所谈也不是“势利之事”，不过是一些品砚、借书、鉴画之事。松下所设，有一几，可以摊书，以便主客共赏。来客以后，主人也不用酒宴招待，而只是“啜茗”。朱存理将每天过客之谈记录下来，也就成了这本《松下清言》。

从上可知，士大夫的清雅生活，所交往者都是一些文人雅士，或者是骚人墨客，决无说“势利之事”的俗客。而他们所谓的“清言”，就是谈论一些品砚、借书、鉴画一类的雅事。而在晚明，最典型的清言集代表著作是洪应明著的《菜根谈》。《菜根谈》作为一本清言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其真面目是把被迫归隐后实实在在的心情与佛、道思想及其生活观融合在一起，并将其寄托于发自内心的言语之中。而从《菜根谈》的思想来看，与其说是道教的，毋宁说是《老子》、《庄子》本身的思想精髓。

正因为具有如此的思想或生活观，才导致他们的言语是清淡的，是雅致的，是冷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脱世俗烦扰的清言，从中蕴涵着很多的人生哲理与经验。而从《菜根谈》一书来看，士大夫的清言可以概括为下列特点：其一，忘记纷华而甘于淡泊，这不仅是追求一种生活的恬淡，而且在语言上也要做到不谈纷华，专说淡泊。其二，深信只有“闲人”才是“福人”，看破尘情世态，在寂寞处引起一种“冷趣幽思”，做一个“幽人”，而所行则是“清事”。为了对这些“清言”有感性的认识，不妨引几例洪应明的清言高论：

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

芳菲园林看蜂忙，觑破几般尘情世态；寂寞衡茅观燕寝，引起一种冷趣幽思。

幽人清事，总在自适。故酒以不劝为欢；棋以不争为胜；笛以无腔为适；琴以无弦为高；会以不期约为真率；客以不迎送为坦夷。若一牵文泥迹，便落尘世苦海矣。

据日本学者考察，在日本流传的尊经阁文库和内阁文库所收藏的11册装的《遵生八笺》中，其中没有《菜根谈》一书，而在内阁文库所收藏的12册和18册的版本中，最后都附有《菜根谈》。由此也可证明，《菜根谈》一书与以“遵生”为主旨的《遵生八笺》，其思想和生活观上是一脉相承的。而其相承的中心内涵就是“清言”、“清事”，《遵生八笺》中有《清修妙论笺》、《燕闲清赏笺》，也正好说明了这种继承性，以及“清言”在晚明士大夫中的风行。

高濂《遵生八笺》中的《清修妙论笺》，其中心内容就是“摄生尚玄”，从而将儒、佛、道三教法门合于一处，从三教的典籍中，择取一些“清修妙论”，既有养生之理、卫生之方，又有保身之道，甚至神仙之术。此笺无疑是一部综合了古今或者儒、佛、道三教的清言集，而其所谓的“清修妙论”，就是在当时士大夫中颇为流行的“清言”。一方面这种清言与“轻言戏谑”是对立的。正如《清修妙论笺》所摘录的前人之言：“轻言戏谑最害事，盖言不妄发，则言出而人信之。苟常轻言戏谑，遇有正事诚实之言，人亦不信。”另一方面，清言又与“妄语”、“恶口”、“绮语”相别。如《清修妙论笺》引《华严经》所说“十善道”，其中“性不妄语”、“性不恶口”、“性不绮语”三善。

一般的论者均认为，晚明的清谈之风，多少与晋、宋之际的清谈有密切的关系。而晋室之亡，又是清谈所致，而明室之屋，也是清谈所误，这似乎也成了学界的共识。其实，一朝一代之亡，其因相当复杂。清谈固然与国家、社会无益，但士大夫聚在一起清谈，其危害也确非可以大到亡国。尽管如此，但在明代，直到嘉靖、隆庆之间，《世说新语》一书，尚未在学者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读书人都不知有《世说》一书。自王世贞《世说补》出，而当时的学界始重《世说》一书。其后，学风骤然一变，学者旁求百家杂撰，尤沉酣于《世说》以为奇。正如薛冈所言：“《世说》片语只词，讽之有味，但可资口谭。近日修词之士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余以饬文，而文斯小矣。”可见，习《世说》，尚“清言”，在晚明文人士大夫中已风行一时。

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乃至精神氛围中，才出现了郑仲夔的《清言》一书。此书与《偶记》、《耳新》、《隽区》合刻于《玉麈新谭》中。曹徵庸评说此书：“编则耦列，理实孤行，至其清妙，淹通奇属，隽远可以，味得尤难，以率赏知言之士。好风良月，炉烟乍飘，幽琴罢韵，或风雨如晦，忧从中来。手是编婆娑数则，宿俗新障，一时都洗，绝胜吞刀而饮灰也。”显然，自士大夫的“清言”成为一时时尚之后，传统的读书人也就出现了分化：一种是“韵人”，话语隽永，甚至为人简傲；而另一种则是讲道学或习举业者，话语味同嚼蜡，陈陈相因，为人循规蹈矩。换言之，同是清谈，韵人的“清言”，与道学的“讲谈”，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四 方言

方言是各地特有的语言形式，显然带有各地独特的方音，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地方风俗的基本特点。换句话说，各地方言的不同，乃水土风气不同所致。而方言事实上又成为“风”之一部分，进而成为地方风俗的重要内容。

（一）方音

在明代，不论是行政区划内的版图，还是一些属于卫所管辖的边地，因其所处的地域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各地独特的方音。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一旦在京城为官，虽然需要用一种“正音”（即所谓的官话）加以整齐划一，但难免会在官场交际中保留各地自己的方音，于是，在明代的官场中也就出现了互相讥诮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苏州一地无疑领导着天下的时尚，无论是服饰、饮食，还是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语言上，除了昆山腔兴起后，在音调上对各地有所影响之外，苏州方言乃至方音，其影响力就远远小于南、北两京。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尽管从商业的吸引力而言，苏州与南、北两京都可以说是五方杂处，其影响力完全可以与南、北两京比肩。但是，语言受政治的左右往往比商业要大，而南、北两京作为明代的政治中心，其对语言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因其乡土的原因，八方各有其音，很难纯粹用“正音”加以统一，而更不可因此而成为各地之人彼此讥诮的理由。换言之，声音的地域差异，无疑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明代各地方音的区别，或以一郡一邑而异，或分大江南北而别。明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游天下之后，同时也作了最好的各地方音的调查记录。下面根据他的记录，对各地方音稍作概括如下：

以声音的南、北之别而言，如：“巫”字，北方发为“乌”，南方发为“扶”；“轩”字，北方发为“萱”，南方发为“掀”；“鹤”字，北方发为“豪”，南方发为“涸”；“详”字，北方发为“瓤”，南方发为“长”；“寻”字，北方发为“镡”，南方发为“秦”。又北方多以入声为平声，以平声为上声，如“屋”发为“乌”，“乌”发为“坞”，“笔”发为“卑”，“卑”发为“彼”。

以声音的一省一郡之别而言，如：齐、鲁发声洪，淮、扬腰声重，徽、歙尾声长。又山西以“东”为“敦”，“北”为“鳖”，“公”为“昆”，“风”为“分”，“俸”为“粪”，“兄”为“薰”；福建以“洪”为“逢”，“冯”为“红”，“虎”为“甫”，“府”为“浒”，“风”为“薨”，“文”为“门”“书”为“疏”，“主”为“祖”；吴地以“何”为“湖”，“县”为“院”；而越地方音则以王黄、周州、陈秦、山三、星声、申辛、舒胥，共为一音；广东以“东”为“冻”，以“管”为“官”，以“人”为“能”，以“屋”为“窜”，以“刀”为“多”，以“久”为“苟”，以“酒”为“走”。

从明代方言的实际例子来看，有些方言的语音，却与古韵相合。换言之，语音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每当一个朝代确立一代“正音”之后，往往是与古音的差距越来越远。而古音正好保留在一些方言之中。如在明代，山西人将“去”读若“库”，福建人将“口”读若“苦”或“走”读若“祖”之类，均是古音保存于方言的最好例证。与此相反的是，北方的方音中，有很多却并非正音，如以“玉”为“裕”，以“禄”为“虑”，以“国”为“归”，以“德”为“呆”之类，就是最好的例证。

上面所举之例，可以说仅是明代语言中方音比较浅显的例子。如果从声律的角度加以探求，那么对明代各地的方音的辨析将更为细微。在这方面，即使如沈约的《韵书》，也不免有人说其渐染吴音。这一方面说明声音之道的研究，确实相当困难，但另一方面也可证明，即使所谓的“正音”中，也难免夹杂着一些地方的方音。这无疑导源于商业发展、人口流动的日渐频繁。无论是出任京职、外任，还是流寓、冒籍、寄籍，或者商人到各处贸易经商，无不会给语言的融合、尤其是方音与正音之间的互相渗透留下至为深远的烙印。

（二）方言

明代各地方言，无不有其本身的地域特点，但由于现有资料的匮乏，无法一一对各地方言作深入的探讨。下面以南京、北京、福建、广东、关中等地的方言为例，对明代方言作一简单介绍。

南京方言，自具特色。明人顾起元对南京的方言作了广泛的收罗，并将其记录下来，颇便于今人的考察。下据顾氏的记录，摘要引述如下：媌条——言人物之长；标致——美；干净——蠲；龌龊、邋遢、鏖糟——不蠲；忽刺、砰磅——大。

北京方言，明人沈榜也有记述。下根据他的记述，引述例子如下：猫食——内官家人；倒儠匠——弹唱人；挂搭僧——代替人；傻子——痴人；拐子头——总角；乌卢班——不明白。

在福建，一般称客不曰“兄”，而是称“人客”。福建莆田、漳州、泉州一带，称夫为“翁”，而漳州人又将妇人私下的相好为“路头翁”。

据明朝人的观察，两广之音，尽管难以通晓，但南海、番禺，犹有可推，潮州、惠州、雷州、廉州之间，则不再有清浊。下面根据明代的史料记载，对两广方言稍作介绍如下：游乐，一般称之为“则剧”，此说见之于朱熹《朱子语类》，闽、广两地基本相同，又有“仙”、“仙欣”、“料”诸说；问“何如”，则说“点样”；指“何处”，则说“蓬蓬”；语人，则说“蔑地”；无，则说“毛”，音如“耄”；移近，则说“埋”；称小孩，则说“仔”；称不检点者，则说“散仔”；斥男女之贱者，男的是“獠”，女的为“夫娘”；称子弟之汰不晓事者，为“大头虾”，明人陈献章曾经对此有解释，大概以大头虾的虚张形状而实不足啖来比喻这些人。

在关中，军士到了冬天必须守冬，多不在家。其妻在家中与人私通，不甚向人索钱，当地人称之为“趿破鞋”。

（三）方言之字与音

在一些地方的方言中，或字音相沿而呼，却与原来的本音不同；或相习而用，而与本义相乖；或通用于全国各地，却不知其起源。所有这些，均需要给以适当的辨讹。下以南京为例，稍作考察。

首先，方言字音与本音相谬，却相沿而呼。举例如下：“惹”之音，应为“人者切”；“野”之音，应为“羊者切”“；写”之音，应为“悉姐切”；“且”之音，应为“七也切”；“姐”之音，应为“子野切”。在明代所常用的二十一马韵中，上面所举这些字，字音均应与“鲊”字之音相叶。但在南京，这些字的发音，却有所不同。如“惹”作“热”之上声，“野”作“曳”之上声，“写”作“屑”之上声，“且”作“切”之上声，“姐”作“接”之上声，一概不与马韵所定相同。此外，如皂隶之“皂”，造作之“造”，音与“早”同，但南京人都读作去声，音同“躁”字；“大”之音，不作“徒盖切”，也不作“口个切”，而是念作“打”字的去声。

其次，方言习用之字，已多与本义相乖，但习用已久，不但失其本义，甚至流行到全国。这是语言的古今变化与地域融合的综合体现。举例如下：“钞”字，原义为“略取”，但在明代南京，已是将写书称作“钞书”，官方的文案称作“钞案”，造纸称作“钞纸”。“弔”字，原义为“问终”，但在明代，官府取文书称作“弔卷”，或称“弔钱粮”。“打”字，本音应作“都冷切”，但在明代却作“丁把切”。此字原义为“击”，但在明代已将预事称作“打叠”，探事探人称作“打听”，预先计较称作“打量”，卧称作“打睡”，买物称作“打米”、“打肉”，治食具称作“打饼”，张盖称作“打伞”，属文起草称作“打稿”。

上述这些字，均在明代民间沿袭运用，而且已远离字的原义。尽管如此，明代有些方言语音，往往也暗合古韵。如山西人以“去”为“库”，福建人以“口”为“苦”、“走”为“祖”。又如昆山之吴淞，“呼”入“虞”字韵，而江北则“呼”入“灰”字韵。这又说明了明代方言之音的地域差异及其复杂性。

在明代的土语方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苏州、松江人的土音。明人李乐言：“天下土音皆真，唯苏、松不真。何也？少年各尚纤巧，而自立其说也。”显然，各地土音，均由各地风土所定。但在苏州、松江，由于一部分人崇尚纤巧，刻意说一些与本地土音不同的话，使其语言已经失去了当地土音的特色，而是与大众化的市语相近。

五 俗语、白话与隐语

明代民间或市井语言，丰富多彩，值得介绍的有俗语、隐语。

（一）俗语

俗语是人类语言长期积累的产物，是为大众所认可并形成固定形式的大众化共同语言。这类俗语，在明人小说中频繁出现，其表现形式为“自古道”或“常言道”，有的干脆称“俗语道”。如小说《金瓶梅》中有“自古道”云：“幼嫁从亲，再嫁自身。”“欲求生快活，须下死工夫。”（第5回）有“常言道”云：“世上钱财傥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第7回）有“俗语”道云：“过了一日是一日。”（第64回）

民间常用的俗语，当然与士大夫习用的所谓的“雅言”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在明代，民间百姓一般用“辱末祖宗”或“辱末世界”，作为骂那些不肖子孙或者恶人之贪不知耻之人的用语，而在士大夫中就不这么说，而是用“玷辱”、“汙辱”。但民间所用“辱末”二字，其实也是有出处的，出于《汉书》的“污衊”。据颜师古注，“衊”音“秣”，是“涂染”之意。这又可说是“俗言亦有所本”的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人的很多俗语，却是来自当时发生的人与事，显示出明人语言生活的时代性。这有三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可以列举：一是“傅相”。乡人将谷中之稗称为“傅相”，其实起源于当时确实有一位败家子，姓傅名相，继承先业，家世巨富。但他终年迷恋花酒，很快家业荡尽，一贫如洗，妻离子散，只好乞食妓门，乃至最后饿死，葬于沟渠。二是“活邢敖”。在松江，隆庆以后民间妇女骂人必说“活邢敖”。其出典就是“贼犯邢敖”。隆庆时，华亭县有一越狱之盗邢敖，被知县张烛“抉其目，暴尸于市”，后来却成为泼妇的口实。三是北方人骂下劣的妇女为“歪辣骨”，又作“歪刺骨”，在小说《金瓶梅》中也经常出现。这一说法，显然也与明代的时事相关。据当时京城中熟谙市语的人说，明朝宣德年间，蒙古族瓦刺部由于经常受到明朝廷的征讨，衰弱贫苦，就将他们的妇女售卖给边地的汉人，每口不过酬几百钱而已，因其貌寝而价廉，故称之为“瓦刺姑”。

俗语的形式很多，既有歇后语、双关语，又有谚语、俚语。

1.歇后语

在明代，一般又将歇后语称作“通方俏语”。所谓“通方”，无非是说这些话在全国各地可以通行；所谓“俏语”，是说这些话多少带有一些俏皮之处，可以供人谈谐解颐。现存戏曲《大明天下春》卷8的中栏，专门附刻了《通方俏语》一书，其中收录了很多在明代相当流行的歇后语。下面根据此书，引述几例如下：“顺风使帆进北京——都是南风”，“铜钱孔里打秋千——小人”，“一枝牙簪三厘重——轻骨头”。

在《金瓶梅》小说中，所用歇后语甚多，诸如“班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椅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第60回），“南京沈万山，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第33回）。

2.双关语

双关语在《金瓶梅》中也经常使用。如有几句双关，说老鼠云：“你身躯儿小，胆儿大，嘴儿尖，武泼皮。见了人藏藏躲躲，耳边厢叫叫卿卿，搅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伦，偏好钻穴隙。更有一桩不老实，到底改不的偷馋抹嘴。”（第86回）说的虽是老鼠，却一语双关，暗寓潘金莲又与王潮偷情。

3.谚语

里巷谚语，虽然粗俚，却深可体味。试举南京流传的民间谚语如下：“闲时不烧香，忙时抱佛脚。”“热灶一把，冷灶一把。”“办酒容易请客难，请客容易宽客难。”“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人算不如天算。”“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儿亲戚。”“强龙不压地头蛇。”“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牡丹虽好，绿叶扶持。”“锅头饭好吃，过头话难说。”“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的贴天飞。”这些谚语，都是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经验总结。尽管语言有鄙俚之处，但对人情世事的看法，显然也包含着很多至理。俗云：迩言当察。而一般老百姓就是从这些“迩言”中获取人生经验的，也可以放映他们的生活观。

4.俚语

有些俗语，有时其实就是当地的方言俚语。如北京人称那些好以言语督过人的人为“糁金榔头”，意思是说言语虽美，禁止不易；说人之将死为“去天渐远”，意思是说入土已近；说人脸有病色为“阎王未勾，何自押到？”其言均戏谑尖雅。有时又将这些说法合称，讥讽他人，说：“未勾先押到，已识去天远；若受糁金椎，冥途可回转？”在明代北京官场，至迟在嘉靖十一年（1532），出现了“京油子”一称，是指那些做官持禄保位、模棱两可之辈。

下面详细列出南京的里巷俚语，其中有些则是市侩的“流言”。请看下列几例：

趋、呵——阿承显富；

吹——惯于用言语依人得财或饮食

吸——徐吞而取其訾；

卤——以言语诳人而渐入之

醋——彼此相妬娼；

淡——示若不置人于意中者

热——久而益昵；

扫——摧折之，使兴败而反

儾——物宽缓不帖贴者；

崩、裂——若事之败而不可收拾也

5.诨语

所谓诨语，也作诨话，原本是指一些令人发笑的话。在明代，诨语多存在于妓院中，大体又与婊子行的行话相近。

这种诨语可以举下面两例：一是“黄六”。在京师勾栏中，一般将喜欢欺哄人的人称作“黄六”。此语起源于黄巢。黄巢兄弟六人，巢排行第六，而又多诈，所以将诈骗别人之人称作“黄六”。二是“孤老”。在明代，诨语中，一般将宿娼之客称作“孤老”。

（二）白话

在明代的语言中，一直存在着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大体说来，凡是形之文字的东西，多为文言，而民间的日常语言则为白话。文言的特点是文雅，有时甚至是古奥，而白话的特点则是浅显易懂。即以“岂有此理”一语为例，稍为文雅的说法是“焉有此理”与“岂有是理”，而直白一些的则是“岂有此理”与“岂有此说”。

在说到明代的白话问题之前，有一个误解需要给以纠正。这就是，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在他们的日常交谈中，也并非都是温文尔雅的文言，有时大多也是采用一种白话。

为了更好地了解明初皇帝在圣旨或在召见臣子时所用白话，可以先引用明初之例。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二十五日的圣旨，其中云：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

这是太祖时期的圣旨，已可看出白话的意思。洪武六年，孔子第55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克坚曾朝见明太祖，下面是他们君臣之间的一段对话：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圣五十五代袭封衍圣公孔克坚于谨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圣奉旨：“老秀才，近前来，您多少年纪也？”臣对曰：“五十三岁。”上曰：“我看您是个有福快乐的人，不委付您勾当，您常常写书于您的孩儿，我看他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您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您家里不读书是不守您祖宗法度，如何中用？您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息情了。于我朝代里，您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二十日，于谨身殿西头廊房下奏上位：“曲阜进表的回去，臣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备细写将去了。”上喜曰：“道与他，少吃酒，多读书，钦此。”

这种君臣间的对话，事实上与家庭间的闲语及拉家常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完全是一些大白话。其中“您”、“您老”之为日常口语的尊称，“我”之为皇帝自称，以及“的”、“者”、“呵”、“了”等助词或语气助词的运用，事实上已开启了现代汉语的先河。

明中期以后，乃至晚明，圣旨中所用白话现象依然存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神宗有给宫内太监的“御札”与“御批”，其中云：

御札：奏帖后本内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何人？今现做何官？可开奏来。钦此一件。办事蒋臣等密访得：王公名世系锦衣卫正千户，现任銮驾库掌库。王公承恩系锦衣卫正千户，现任本卫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忧危竑议》后有名无名？张位怎么打发了？作速查写来看。钦此。

如果将这圣旨与明初的加以比较，虽仍是白话，但更多的已内涵一些文采。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两个：一是明神宗与开国皇帝朱元璋相比，显然已是更多地接受了儒家良好的教育。二是这些圣旨，不论是密谕，还是御札、御批，多不为原件，而是经臣下记录而成。在记录过程中，难免有臣下的润色之词掺杂其间，很难保证还是皇帝的原话。

我们不否认确实有些皇帝，在经历了良好的儒家教育之后，在日常语言中，也更多地带有一些文采。同时，我们也承认确实也存在一些读书人，在读了一些书以后，喜欢掉书袋，在日常交往中会说一些一般百姓不知所云的话，但大部分士大夫还是以说平直的大白话为主，而且这种掉书袋的语言，也同样成为士大夫所创作的笑话的讽刺对象。尽管如此，即使是白话，士大夫的白话，与民间百姓的白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一提的是，自明代中期以后，在士大夫的作品中，出现了类似民间很通俗的白话，而且拟白话而进行文学创作。这是明人语言生活的一种新动向，其主要的表现为下面两点：一是作为一种公文形式的“告示”，出现了采用白话并使语言通俗化的倾向。二是在文学作品中，除了专门的白话小说之外，即使在士大夫的古文（即所谓的散文，以与八股文之“时文”相对）中，也同样出现了广泛使用白话或其他民间通俗语言的倾向。下面依此予以简单的介绍。

明代地方官员上任，往往喜欢出一些告示，以示一番新的振刷。公文告示之言，自有一定之式。这一点毫无疑问。毋庸讳言，确实也有一些官员，在出告示时，故意采用一些“词古意深”之言，令百姓不能句解，以藉此炫耀自己之广博。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上面这种情况仅是个别的例子，而告示采用白话，才是晚明语言生活的一个新趋向。为示明晰，可引冯梦龙所作一告示为例，如他的《禁溺女告示》有几句云：

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况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若是有家的，收养此女，何损家财？若是无家的，收养此女，到八九岁过继人家，也值银数两，不曾负你怀抱之恩。如今好善的百姓，畜生还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

这是冯梦龙任福建寿宁知县时，看到当地盛行溺女之风而出的一张告示。通观全篇，明白易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洗官府文牍旧习。

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白话文字也被广泛使用，而且成为一时的风气。如毛聚奎有一篇《题弥勒像》的文字，就采用了白话的形式。引述如下：

咄！看这厮笑甚的？那里来许多白饭黄荠干屎橛囊成这个大肚皮。唉，不也，不也！却都是往古来今说不尽张家李家的是是非非，若不开著这张口呵呵笑也，还要胀得这肚皮比而今十二分大些。

这是在正经的题跋文字中，采用的却是民间通行的民歌写法，其语言的通俗性则不言而喻。

在明末，盛行一种小品文，看似在写正经的文章，却其中蕴涵着很多俳谐的句子或内容。这类文章，全篇似用文言，但白话又随处可见。这方面的文章高手，应数王季重、张岱二人。王季重《文饭小品》卷3有一篇《游满井记》，其中云：

语言嘈杂，卖饭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贵有贵供，贱有贱卖。

上面所云“邀诃”，即“吆喝”，而“果子”，就是“油炸鬼”，这些都是当地的白话与俗语。张岱的文章也擅长用白描的方法写文章，并全用当时的口语。如《扬州瘦马》一篇记道：

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 曰：“姑娘往上走。”走。 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 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 曰：“姑娘睄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 曰：“姑娘几岁了？”曰：几岁。声出。 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

上面所言之“姑娘”、“往上走”、“转身”、“睄睄”，无不都是当地或当时的民间口语或白话究之此类文章的写法，不问古今，也不论雅俗，收入笔下，悉听驱使，显然是前无古人的事，同样反映了明季文学创作中广泛运用口语或白话的新动向。

即使是给儿童预备的童蒙读物，明朝人在运用文言的同时，更是时常夹杂一些白话。如塗时相在其所著《养蒙图说》的一则评论中说：

为人子者，须趁父母在的时节，竭力供养，临终丧事尽礼，不使少有后日之悔，庶几无憾耳。若存时不知敬重，身后方才念想，赶不上了！ 虽悔，何益哉！

“赶不上了”一句，白话色彩相当明显。

（三）隐语

所谓隐语，即为行话。从官场，到市井各行，乃至于江湖，都有流行于圈子内的行话，有时甚至带有黑话性质，属于江湖切口。

明代官场贿赂公行，士习犹如市习。为避人耳目，行贿者或受贿者均采用隐语。如正德时刘瑾擅政，贿赂风行，凡行贿钱钞，说馈“一干”，即为“一千”，说“一方”，即指“一万”。这种数字隐语，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据载，宋人以“千”为“撇”，以“万”为“力”，多有其例。至元末明初，这种采用拆字的方法，仍然流行于官场。如明初苏州知府张亨就将得钱一万，称为“一方”，而将得钱一千，改称“一撇”。显然，这种隐语多采用拆字之法，以“千”为“撇”，则是取其首；以“千”为“干”，则是平其首；以“万”为“方”、“力”，则是加其点。这是因为，自宋以来，“萬”字已有写成“万”字之例，而“万”字与“方”、“力”二字，字形又极相似。此外，明朝人还将黄金称为“黄精”，白银称为“白蜡”，或称黄金为“黄米”，白银为“白米”。送人金宝二罐，上面标题必为“黄雀银鱼”。

隐语大多采用换字的方法，使原本明白的意义变得曲折、隐晦起来。这当然是一种雕虫小技，但在明代的北京相当风行。如说一人多钱财，则说“力量大”；说一人善于乞哀，则说“有作用”；人们之间的酒食绸缪，则称“联络声气”；人们之间交相面谀，则称“精神流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城市市井各行均有自己的行语，在本行内流通，非他行中人所得详知。即使如妓院中的妓女，也有婊子行语。小说《金瓶梅》第32回谈到，帮闲应伯爵与粉头李桂姐、郑爱香打趣，郑爱香骂他：“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山虎儿、汗东山、斜纹布。”据清人张竹坡的眉批，可知这是婊子行中的市语。“望”作“王”，“巴”作“八”，“汗”同“汗”，“斜”作“邪”，合起来应为“王八汗邪”。杭州三百六十行，均有市语。有一种“四平市语”，称“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

至于江湖黑道中人，也有自己圈内的隐语黑话。如河间、保定等府地方，军民杂处，有些军民专门邀请盗贼，凡有偷来马、骡、牛、驴，或半价收买，或勾引窝藏，称为“接手”，又称“收买短脚”。

明代江西，商民辐辏，军校混杂，于是就有了一些光棍、喇唬，专门生事害人。他们所行之事，均有一些专门的语言称谓，流行在这些流氓、无赖之中。这些江湖隐语可举例如下：牙行经纪，结党合群，把持行市，故意阻拦客商货物，贱揽而贵卖，称为“屯船”；一些贫难之人，哄弄孤客，故意寻求事端，掇筹而混货，称为“签大会”；串通铺家，瞒骗客商钱财，称为“打夹账”；倾银匠上梅刮锡，打下落头，称为“画丝抵搭”；银匠沉铅灌铜，就称为“皮吊角”；校尉强买货物，包取脚钱，把持河岸，称为“把头”；军人或捕快借着巡逻的名头，私通盗贼，诈害平民百姓，称为“绰露水”；在途争斗，群凶助打，称为“傍不忿”；提买货物，抵换原银，称为“撮包子”；秤尾抹胶，黏带碎银，称为“黏干鹊”；铺行船家，粜卖米谷，手刮斗斛，称为“打鸡窝”；私结盗贼，贱买赃物，称为“接短头”；遭风失火，抢搬财物，称为“趁哄打劫”；指称衙门，进行诓诈，称为“撞太岁”；停住囚犯，替其打点，称为“穿珠眼”；白身衙门，营求勾当，称为“野牢子”；跟随坊甲，下乡提人，称为“送丧吏”；农民承应官差，身死而弟侄顶冒，称为“茅鬼”；吏役问革，隐匿复充，称为“还魂”书手久恋衙门，掌；案作弊，称为“主文”；揽纳官粮、买米，私卖干筹，称为“趁仓”；擅入府第，保债勒取信钱，称为“领头”；捏写词状，教唆索钱，称为“掉笔头”；伪造印信，诈拨吏农，称为“假布政”。

明代戏曲《大明天下春》卷8的中栏，刻有《江湖方言》一书，收有流行于晚明的各种江湖方语150余条，应该说是保存至今较为完整的明代隐语选集。所谓“江湖方言”，就是明代江湖上广泛流行的隐语，可以部分反映明代交际场中说话的技巧。当然，上述所引的江湖方言，同样也有规律可寻，有些还可以解决过去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凡是需要动嘴或者靠嘴吃饭者，均用“皮”字，或用“牙”字。其实，“皮”、“牙”乃嘴也。过去的研究者，往往轻易忽略了《金瓶梅》小说中西门庆的相好“王六儿”一名的出典。据此《江湖方言》，可知所谓的“王六儿”，实际上是“美人”之意，所用不过是隐语常用的拆字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