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真好玩——礼乐，何以一崩涂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左传》里说的。那会儿，国家称得上是大事的就两件：祭祀与打仗。

祭祀，是礼制的标配，对现代人而言很是陌生。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是一个情感特丰富的国度，表达礼的时候，不光靠说、写，还得有乐、有舞、有诗。

礼为善心所向，乐为凡心所感。音乐是礼仪之邦不可缺的组成配件，这些配件构成的是礼制！

《礼记·月令》上说：“凡用乐必有礼。”在一些大场合，礼乐一体。西方人听音乐会衣冠楚楚，那原本就是咱的传统。

明代奇书《金瓶梅》里有不少诲人的礼乐。只是此乐已混同于娱乐，为众生视而不见。

（一）

祭祀的礼与乐，似乎与现代人渐行渐远。古人敬天法祖，对祭祀心怀敬畏，国家或个人祭祀是制度更是规矩。

所谓国家大祭，明代《太常续考》中说要祭四样：天地、宗庙、社稷、陵寝。

历朝历代，每逢大节日，如冬至、春节、春分等，国家都是要祭天地、祖先的，都配有规定的乐队、音乐。

《金瓶梅》中，涉及祭天地的国家大祭，也曾写过，但语焉不详，作者只是一笔带过，第71回，说皇帝冬至日郊外祭天，以祈国泰民安。

冬至祭天，从唐至清，没有间断过。不只有大祀，还有许多小祀。平头百姓，柴米油盐，头上三尺也有神明。国祭时，音乐是黄钟大吕；小祀时，地方老百姓也不含糊，也有笙箫唢呐。这是几千年都有的传承。

只是，这小祀，大明时祀些什么？

《金瓶梅》写的是发生在山东省的事，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改元代的益都路为青州府，下辖潍州、莒州、胶州三州，在地缘上与《金瓶梅》里的山东接近。

明《青州府志》对当地小祀有过梳理：一共列出了十六项，其一为三大节（皇帝生日、春节、冬至）的庆贺；二为赦免犯人；三为日月食；四为鞭春（即立春之日迎春，地方官鞭打芒神土牛），明、清两朝皇帝都要鞭春垂范；五为奠孔子；六为祀孔子父亲；七为祀名宦乡贤；八为祀社稷之神；九为祀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十为祀无名鬼魂；十一为蜡祭，“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十二为乡饮酒礼；十三为射礼（武射礼）；十四为宾典（迎送官员、使节，地方官仪仗鼓吹等）；十五为新官上任，有赴城隍庙誓神文、谕僚文；十六为朔望行香。

这十六项，一般均由地方政府主导，给神敬礼，给神吃喝，项目繁多。但是，这样的小祀，一般用什么样的音乐，史书少有记载。

（二）

小祀在明代多为吉礼。地方志对“小祀”名目，啰唆了一堆，可用得最多的还是官员迎来送往——什么东西时间一长，准变味儿！

大明朝教坊司本属礼乐之源，音乐人、歌手、乐舞生养一大堆，但后来却越办越俗，以致后人误以为教坊司只是妓女娼优的训练场和大本营。

实际上，教坊司的优，虽歌舞侑酒，但绝不至于不堪。《三国演义》有段内容最能说明此事。第8回，司徒王允请董卓吃饭，欲用女色擒董卓，“留女使进酒供食。允曰：‘教坊之乐，不足供奉；偶有家伎，敢使承应。’卓曰：‘甚妙。’允教放下帘栊，笙簧缭绕，簇捧貂蝉舞于帘外……”

教坊伎人只卖艺，不卖身，这是明代地方吉礼机构的特征。

教坊之职，重在礼乐。《金瓶梅》第65回，朝廷钦差大臣黄太尉来山东，山东省省长借西门庆家招待：“黄太尉穿大红五彩双挂绣蟒，坐八抬八簇银顶暖轿，张打茶褐伞，后边名下执事人役跟随无数……随路鼓吹而行……直到西门庆家大门首。教坊鼓乐，声震云霄……”

这“鼓吹而行”就是用于道路行进的吉礼，朝廷钦差莅临指导工作，由教坊司的乐队鼓吹迎接的吉乐。

南宋《中兴礼书》记载：“鼓吹者，军乐也。”“鼓吹歌曲”，有“导引”“十二时”“降仙台”等。乐队用杖鼓、羯鼓、大鼓、小鼓、琵琶等乐器。

《金瓶梅》第65回接着写：“太尉落下轿进来。后面抚、按率领大小官员，一拥而入，到于厅上。厅上又是筝、方响、云璈、龙笛、凤管，细乐响动。为首就是山东巡抚都御史侯蒙，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参见。”

南宋《都城纪胜》中写：细乐不用大鼓、羯鼓等，是以箫、管、笙演奏的静乐。

宋代以降，教坊司的鼓吹乐并非“华夏正声”，多为社会流行通俗乐。到了大明中晚期，更是通俗得一塌糊涂。

第65回：“太尉正席坐下……教坊伶官递上手本，奏乐，一应呈应，弹唱队舞四数，各有节次，极尽声容之盛。当筵搬演的《裴晋公还带记》。一折下去，厨役割献烧鹿花猪……又有四员伶官，筝、琵琶、箜篌，上来清弹小唱。唱了一套《南吕一枝花》。”

酒席之间，一切乐皆为娱乐歌舞。四海升平，喜闻乐见。

《裴晋公还带记》是当时流行的戏目，而《南吕一枝花》为元曲，亦是当时流行音乐。

这里需注意“箜篌”，箜篌是中国古代传统弹弦乐器，从明代起不再流行，以至失传。

教坊司的官伎虽演奏的是通俗乐曲，可毕竟是有绝艺在身的。诗人吴梅村的《圆圆曲》：“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就是赞明末名妓陈圆圆的诗。

或许陈圆圆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弹箜篌的绝代佳人。自她脱籍为人妾，江湖再无人侍弄箜篌。

（三）

国乐，在西周时就有了定式，而且后世还不断地完善。

教坊这种机构产生成于大唐。唐以来，教坊遍布道府州县，大量音乐人聚集教坊，礼乐与富庶相伴。

乐籍制度下，教坊女乐声色娱人的功能推进了当时的娱乐事业，这类似今天的一些歌舞团。只是，礼乐教化之职，全被人们抛在脑后了。

明代的教坊机构统辖着各种专业音声艺术形式，歌、舞、杂技、戏剧等艺术品种，乐籍制度也发生了畸变。

那时，各级官府所辖在籍乐人中虽多为罪民，但人才济济，为地方官府用于道录、五礼等不同场合提供相应的礼乐乐曲。

《金瓶梅》第75回，宋巡按摆酒为山东巡抚升官饯行：“后厅筵席，治酒、装定果品。大清早辰，本府出票，拨了两院三十名官身乐人。两员伶官，四名俳长领着，来西门庆宅中答应。”第76回：“……先是教坊间吊上队舞回数，都是官司新锦绣衣裳，撮弄百戏，十分齐整。”

一次就是三十个人的歌舞团队，而且，载歌载舞还不算，还有变戏法等节目。这完全是以综艺晩会的规模办的，只是，排场声势浩大，礼乐教化全无。

明万历二年（1574年）《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本记载：在吉礼使用的供盏曲目中既有鼓吹样式的器乐，亦有戏曲，还有舞蹈的样式，可见是多种音乐技艺声色并用。

别以为教坊里的伶官表演的都是清一色的歌舞，杂技、戏法、曲艺，他们各自都有拿手绝活儿。《金瓶梅》第76回，从西门庆在家中请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须臾上罢汤饭，厨役上来割一道烧鹅，献小割。下边教坊回数队舞吊毕，撮弄杂耍、百戏、院本之后，四个唱的慢慢才上来……银筝玉阮放娇声”，当筵弹唱。

明末那等乱世，人们怎么高兴怎么来。连皇帝对自己家的事业都不上心，还想指望教坊司里那些罪身红颜乐传礼教？那是做梦呢！

古代世风淳朴，一祭一祈，祀神娱人。大明世道急转直下，“娱人”是真，这“祀神”的礼制已崩坏无疑。国之大祀用雅乐（雅舞），小祀用教坊乐。庙堂之高，遥及九天；江湖之近，触手可及。

当年孔子见周礼崩乐坏，喟然悲歌：大山坏乎，梁柱摧乎……两千多年后的大明朝末年，泰山巍巍依旧，其他的都没了，这就是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