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艺术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从点滴培养起来的。
古代的上流社会，对艺术有种难言的挚爱。从孔子删编《诗经》《礼》《乐》开始，艺术便成了名门望族的标签。
所谓“三代后方出贵族”，不是说第三代人更有钱了，而是指文化素养逐渐升华，其中，当然包括艺术素养。小人乍富，虽然身享荣华，气场和气派都有了，但气质、气韵却总差一截，这真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事儿。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书画作品，出自晋代的是时间最早的了。那时的大艺术家顾恺之、王羲之、王献之等全是望族，他们都是不为稻粱左右——不差钱的主儿。
在古代，虽说艺术的标签全让贵族搂着，可一般都差钱的平头百姓，他们追求艺术的劲头和脚步也从没停止过。
《金瓶梅》中山东首富西门庆也不差钱，书画满墙，有的在今天已成为稀世之宝，价值不菲……
（一）
艺术品这玩意儿，需要鉴赏者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相当的物质基础，如果它们都是白菜价，那就不是艺术品了。
古代的艺术品为贵族所垄断，这种垄断其实是指定价权。有人说书画市场在汉代已现雏形，即佣书取资。《后汉书·刘梁传》上记载：“刘梁字曼山……卖书于市以自资。”
其实，以卖书糊口只是反映了低端消费，并不能说明“有钱阶层”的艺术消费状态。
而唐代以后出现的书法作品按润例收费，才算是为诗文书画定下了报酬标准。
《新唐书·柳公权传》说：“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凡公卿以书贶遗，盖巨万。”
名人之家祭先人，不用柳公权这种大家写的墓志铭就意味着不孝。为省几个钱，不请名家，让人笑话小气是小事，关键是会被说成没艺术品位。没有名家之作，你还当什么贵族？
元代《圣朝名帖记》载，唐褚遂良、颜真卿等大家墨宝，每书一通碑值黄金二百两，少者一百两。
这才是真正的盛世景象！没有天价的艺术家和艺术品，那才是没有贵族的时代。
而《金瓶梅》第77回，西门庆为贺乔大户升官送贺轴，由尚举人推荐同窗聂两湖拟写。西门庆送去两方手帕，五钱银子，“写成轴文，差人送来。西门庆挂在壁上，但见青段锦轴，金字辉煌”。
在当时，五钱银子不算少了，一般一桌酒席大概是一两银子。更何况，那个时代能读书的人，哪个在书法上没两把刷子？可这类书法作品仍然是低端大众消费。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世风奢靡，士大夫对艺术品的追捧几近疯狂。大众摊肆消费（对书画等艺术品的消费）是《金瓶梅》中的常态。
《金瓶梅》第7回，写孟玉楼前夫布贩杨家：“正面上供着一轴水月观音、善财童子，四面挂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风。”
大明一朝，但凡有头有脸的人，若家里没挂几幅画，别说出去见人，就是自己坐在家里待着，都会觉得臊得慌。
万历时，虽然北有边扰，南有倭患，但世间是一片承平气象。以士商为主体的“有闲阶层”声色犬马，收藏书画类艺术品不仅是时尚，更是区分雅俗的标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连不在三界内的宗教人士，也沉溺此俗流。
《万历野获编》记：嘉靖末年（1566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
《金瓶梅》第39回，写玉皇庙方丈的松鹤轩景象是：“左壁挂黄鹤楼白日飞升，右壁悬洞庭湖三番渡过。正面有两幅吊屏，草书一联：‘引两袖清风舞鹤，对一方明月谈经。’”
呵呵，好一幅超尘脱凡的清境！
（二）
长物，本就是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这类闲适玩好之事，自古就有雅俗之分。
清学者钱泳《履园丛话》道：“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
大明官员、名士若不是以在朝堂上被打板子出名，就得以书画名人而出名！这是多么雅的爱好啊，在所有的奢侈品中，权贵把书画类的艺术品捧到了最高的位置。
明代“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
夏商周三代的国之重器，都排在书画之后。真的让人明白了《金瓶梅》为何每逢隆重场所，必描写书画——敢情这是全讲艺术的社会。
《金瓶梅》第34回，西门庆书房一明两暗，“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蜓脚一封书大理石心壁画的帮桌儿……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
这名人山水、匾额、对联，装潢极为讲究。天青衢花绫（天青色四出缠枝花卉案）裱，是当时最贵最流行的用料及装裱方式。
明代裱画大师周嘉胄在《装潢志》中写：“宣德绫佳者胜于宣和，糊窗棂其次也。嘉兴近出一种绫，阔二尺，花样丝料皆精绝……余多用月白或深蓝。”
“月白”不是白色啊，而是淡淡的浅蓝色！
《金瓶梅》第49回，写西门庆家大厅：“两边挂的画，都是紫竹竿儿、绫边、玛瑙轴头。”
这种紫竹竿，实际上，《装潢志》对此有专论。画轴“用犀为妙。余以牙及紫檀……间用白竹雕者，及梅绿竹，斑竹为之，又令漆工仿金银片、倭漆及诸品填漆等制各种款样，殊绚烂可观，皆余创制”。
这样的竹竿为周嘉胄所创，他是嘉靖万历年间的人，可推想《金瓶梅》的成书年代。
对李瓶儿的遗像，西门庆在装裱上的要求是“衢花绫裱，象牙轴头”。
书画之雅，在画面的内容。西门庆家一味追求象牙、玛瑙轴头，天衢绫装裱，真是富丽堂皇得俗气逼人。
（三）
商人西门庆热衷书画类艺术品，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雅好，不过是免俗斗侈。明人王世贞在《觚不觚录》记时俗：“法书名画，盖以免俗且斗侈耳。”
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写了明代“悬画月令”之习：元旦宜宋画福神及古名贤像；元宵前后宜看灯、傀儡；正、二月宜春游、仕女；三月三宜宋画真武像；清明宜牡丹、芍药；四月八日，宜宋元人画佛及宋绣像佛；十四宜宋画纯阳像；端五名笔端阳、龙舟；六月宜宋元大楼阁、大幅山水；七夕宜天孙织女；八月宜古桂；九十月宜菊花、秋山；十一月宜雪景、蜡梅；十二月宜钟馗、迎福；腊月廿五宜玉帝、五色云车；搬家则葛仙移居；称寿则寿星、王母；立春则东皇、太乙……文震亨所提到的仅仅是悬挂的“大画”。书画是“大者悬挂斋壁，小者则为卷册，置几案间”。
挂满墙壁得需要多少幅画？这样的开支绝不是小数目。当时，士绅之家，堂馆必书画。名家文徵明就书匾额无数。
《金瓶梅》第59回，写郑爱月儿家：“进入明间内，供养着一轴海潮观音；两旁挂四轴美人……上面挂着一联：卷帘邀月入，谐瑟待云来……上面楷书‘爱月轩’三字。”
而第69回，写林太太家：“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迎门朱红匾上‘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对联书法，是晚明书法家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创，大大拓展了书法形式。青楼官邸皆宜，雅俗共赏。
《金瓶梅》第69回：“王三官见西门庆厅上锦屏罗列，四壁挂四轴金碧山水，座上铺着绿锦段厢嵌貂鼠椅座……上面牌匾，下书‘承恩’二字，系米元章妙笔。”
明代书法家李日华说：“晋唐墨迹第一，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隋唐宋古帖第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手迹第四，元人画第五，鲜于（枢）、虞（集）、赵（孟頫）手迹第六……”
西门庆家的米元章大字匾，就是米芾的墨宝，大名鼎鼎的宋四家之一。
王羲之《二谢帖》，文徵明定价一字值一两黄金，跋字值一两白银，该帖共七十六个字，其后跋三十一个字，价格当为七十六两黄金又三十一两白银。
而宋四家不如晋唐，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大收藏家项元汴购黄庭坚书《法言》费银百两；购黄庭坚《法华经》费七百两银子；购苏轼《阳羡帖》价格是八十两银子。
看来，西门庆家这些名家作品，在明代价值为几百两银子。要是保存到今天，或许能达到亿元级别了。只是，对于这“承恩”二字，西门家族并不贴切，尽管西门庆认的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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