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宋朝人的一生——婚嫁



宋朝流行早婚

司马光二十岁（虚岁，下同）中进士，并在这一年娶了礼部尚书张存的女儿。

黄庭坚二十三岁中进士，并在这一年娶了著名经学家孙觉的女儿。

欧阳修二十四岁中进士，两年后才成家，娶了恩师胥偃的女儿。

司马光、黄庭坚、欧阳修，他们仨都是先中进士，再娶媳妇，正应了那句老话：“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双喜临门，好福气。

欧阳修二十六岁结婚，黄庭坚二十三岁结婚，放在今天还算合适，司马光的成婚年龄未免偏早了一些。如前所述，他二十岁娶妻，还是虚岁，实际年龄仅十九岁，与今日中国男性二十二岁才能成婚的法律规定相比，他当然属于早婚。

不过在宋朝，比司马光结婚还要早的例子多了去了。

苏东坡的爸爸苏洵十八岁那年就娶了苏东坡的妈妈，当时苏东坡的妈妈也是十八岁。

苏东坡本人十九岁那年就娶了第一任妻子王弗，当时王弗才十六岁。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十六岁娶妻，当时他的妻子才十五岁。

苏东坡的三姐苏八娘十六岁出嫁，男方程正辅十七岁。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提到自己的出嫁年龄：“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陆机二十岁作赋，可见清照是在十八岁那年出嫁。这里的十八岁仍为虚岁，实际年龄才十七，今日中国女孩子的法定婚龄是二十岁，李清照比这一法定婚龄早了三年。

当然，女生满二十岁才能成婚只是现在的法律规定，宋朝的法律规定要比这早得多。北宋前期法典《宋刑统》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男生虚岁超过十五，女生虚岁超过十三，就可以结婚了。所以说，李清照、苏东坡、苏洵、司马光等人都是过了当时的法定婚龄才结的婚，并没有违法，就连苏辙妻子的十五岁（周岁十四）成婚也是合法的。

男方虚岁十五，女方虚岁十三，都是孩子，生理上或许已经成熟了，心理年龄还远远不够，既没有独立谋生的本事，又没有抚养后代的能力，让人家这么早就结婚，很不负责任嘛！

早婚的司马光大概发现了早婚的风险，所以他在《司马氏书仪》一书中提出了较为科学的结婚年龄：“男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丧，皆可成婚。”男方虚岁在十六到三十之间，女方虚岁在十四到二十之间，男女双方及主婚人又都不在亲人的丧期之内，方才可以谈婚论嫁。

司马光提出的结婚年龄仅比宋朝法定婚龄大一岁，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还是属于早婚。

表哥娶表妹

南宋晚期小说集《醉翁谈录》甲集第二卷中有这么一则故事：

绍兴一官员张某，膝下一男一女，儿子名叫阿麟，女儿名叫琼娘。十余年后，儿女谈婚论嫁，阿麟娶妻梁氏，琼娘嫁给了一户姓吕的人家。婚后不久，琼娘和阿麟的媳妇梁氏都怀了身孕，琼娘向梁氏提议道：你我现是熟亲，情爱无间，若我二人生下男女，当再结姻亲，益修前好。咱们两家现在是至亲，关系好得不得了，假如我生的是儿子，你生的是女儿，我们就要亲上加亲，让两个孩子成婚配对。梁氏听了这个建议，连连称好。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琼娘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星哥；梁氏果然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织女。姑嫂二人每次会面，都会重新提到之前的盟约，一心要让星哥和织女结成夫妻。星哥和织女渐渐长大，也互相有了思慕之心。

但是事与愿违，梁氏的公爹（也就是琼娘的父亲）张某趋炎附势，结交权贵，非要把织女嫁给一个高官的儿子。织女与星哥一合计，决定私奔，于是双双逃到成都，在四川结成了夫妻。

在这个故事里，织女与星哥是姑表兄妹，两人的婚姻关系属于典型的近亲结婚。近亲结婚不符合优生学的原理，所以被我国现代婚姻法所禁止。但是宋朝人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姑嫂之间和姊妹之间往往热衷于亲上加亲，于是表哥娶表妹就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我们知道，陆游的第一任妻子名叫唐琬，她是陆游的舅舅唐仲骏的女儿，也是陆游的妈妈唐氏的侄女。陆游娶唐琬，正是表哥娶表妹的例证。

假如不考虑优生学，表亲结婚对女方来讲还是有好处的：姑表亲结婚，婆婆是自己的姑妈；姨表亲结婚，婆婆是自己的姨妈。姑妈疼侄女，姨妈疼外甥女，乃是人之天性，婆媳之间有亲情，容易相处，儿媳不会受到婆婆虐待。

可惜陆游和唐琬的婚姻是个特例，因为陆游的母亲竟然十分讨厌自己的儿媳兼侄女，硬逼着陆游跟唐琬离了婚。陆游很爱唐琬，可是母命难违啊，只能照办。后来唐琬改嫁，陆游再娶，两人在城郊花园中偶然相会，那真叫一个伤心欲绝。

那么陆游的母亲为什么要让陆游和唐琬离婚呢？有三种解释：

第一，老太太看不惯儿子和儿媳卿卿我我，吃醋了；

第二，她希望陆游建功立业，不想让他沉迷于儿女私情；

第三，唐琬不会生育。

据我分析，最后一个解释可能才是最符合史实的解释。

唐琬与陆游在一块儿生活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后来她改嫁给宋太宗的第六代孙、陆游的远门表兄弟赵士程，仍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赵士程有一个儿子，名叫赵不柠，但是这个儿子并非唐琬所生，而是赵士程的小妾所生。

再看陆游，他与唐琬离异后，续娶了一个姓王的姑娘，此后又接连纳了几个小妾。这些妻妾总共为陆游生下七个儿子，以及至少一个女儿。由此可见，陆游是有生育功能的，唐琬没有。

《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的中国人，特别是老年人，将生养子嗣看得比天还大。《仪礼疏》则更进一步，将“无子”作为男人休妻的七条合法理由的第一条。唐琬嫁入陆家，不能帮陆家生养后代，分明犯了七出之条，陆游与她离异，在那个时代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

同姓不婚

记得大学毕业那年，一位男同学和一位女同学结婚，在酒店里举行婚礼。按照规矩，我要送上一笔礼金，顺便再去喝一顿喜酒。为了不耽误喝喜酒，那天我老早就赶到酒店，只见大门口电子屏幕正滚动播放如下内容：

恭贺张××先生、王××小姐，喜结良缘，永结同心。

我看得一愣，不对啊，这对新人我都认识，都是我的同学，××小姐明明姓张，怎么改姓王了？莫非酒店工作人员马虎大意，把字幕弄错了？又或者张××先生和张××小姐闹翻，临时换人，另娶了一位姓王的姑娘？

我赶紧杀进大堂，新郎在，新娘还没到。我把新郎拉到一边，悄悄问他：“哥们儿，王××是谁？”

他说：“就是张××啊！”

“她怎么改姓了呢？”

“嗐，婚礼主持人让改的呗！人家说我们俩都姓张，不太吉利，临时给她改个姓，等结完婚再改过来。”

我恍然大悟。

同姓男女不能成婚，这是中国的传统习俗。

《左传》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男女婚配，不利于繁衍后代。

《国语》云：“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娶妻要避开同姓，否则上天会降下灾祸。

《白虎通》云：“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同姓之间为什么不能婚配呢？因为违背人伦。

二十四史中的《北史》载有北魏孝文帝关于婚配的论断：“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假如北魏孝文帝没有说错的话，在传说中的夏朝和远古的商朝，同姓同族应该还是可以成婚的，但是从周朝开始，同姓不婚已经成为中华习俗的一部分。

在远古中国，同姓往往意味着同族，意味着同处一个部落，部落成员血缘相近，血脉相同，假如结婚，那就是近亲结婚。咱们现代人都知道，近亲结婚违背优生学，生出的后代有可能存在智力或生理上的先天缺陷。先民未必懂得优生学，不过他们在漫长的近亲婚配史中必定发现了许多失败的案例，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不好，最终将同姓同宗的婚配列为禁忌（但是却没有将表亲婚配列为禁忌）。

按《左传》记载，晋国公子重耳逃到郑国，郑文公不接待他。为什么不接待呢？因为重耳他爹姓姬，他妈也姓姬，他是同姓婚配的产物，所以重视同姓不婚传统的郑文公看不起他。

从周朝到秦汉，从魏晋到唐宋，中国一直有同姓不婚的风俗，甚至还把这个风俗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以宋朝律法为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同姓的一男一女结婚，被官府发现，将会处以为期两年的徒刑。

当然，古代中国的法律和现实往往是脱节的，纸面上的规定未必总能在现实中得到实施。

查《三朝北盟会编》：“俊有爱妾，钱塘妓张秾也，知书，俊文字，秾皆与之。”说的是南宋大将张俊纳杭州妓女张秾为妾，张秾知书达礼，文化水平高，张俊平日里的公文和书信，都由张秾代为处理。

张俊姓张，张秾也姓张，他和她同姓，但是却结了婚。

大家可能认为，同姓不婚仅限于娶妻，不限于纳妾，张俊娶一个同姓的小妾，并不违背传统习俗。但是被儒家奉为传统习俗之圣经的《礼记·曲礼》写得很清楚：“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娶妻不可以娶同姓，纳妾也不可以纳同姓，假如在战乱之际和风化之地纳妾，无法得知妾的姓氏（例如女方自幼被拐卖，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那就要请神仙来帮忙，好好占卜一下。假如占卜结果显示该妾与你同姓，仍然不能纳到家中。

宋朝文官武将多如牛毛，违背同姓不婚习俗者极其稀少，目前仅发现张俊一例而已。不过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同姓成婚的可就多了。宋哲宗在位时，礼部官员魏承训上奏说：同姓而婚，例有明禁，而闽中愚民不晓礼法，同姓合娶者所在多有。官府虽然对同姓婚配明令禁止，但福建一带违背禁令者比比皆是。

要知道，宋代福建有两大姓，福州人多姓林，建州人多姓叶，如果叶姓与林姓通婚，当然不违背禁令，可是在方圆百里内均为林姓或均为叶姓的情况下，官府总不能强求当地百姓跋涉百里，去完全陌生的地方向完全陌生的异姓求婚啊！

朋友成亲家

王安石写过一首特别小众的诗：

同官同齿复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

两地尘沙今龃龉，二年风月共婆娑。

朝伦孰与君材似，使指将如我病何。

升黜会应从此异，愿偷闲暇数经过。

这首诗的题目是《酬冲卿见别》，意思是马上要跟冲卿分别了，临行前写首诗送给他。

冲卿是谁呢？他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名叫吴充，字冲卿，福建人，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中进士，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

我们知道，王安石生于1021年，这个吴充也是生于1021年；王安石1038年中进士，吴充也是1038年中进士；王安石做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吴充在王安石退休后也做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人同年出生，同年金榜题名，后来又做同样的官，即使在官僚机构庞大、官员数量众多的宋朝，也算得上是小概率事件。鉴于他们如此有缘，所以理所当然成了好朋友。不但成了好朋友，王安石还把女儿嫁给了吴充的儿子。所以这首诗开头就说：“同官同齿复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咱俩同官同齿又同科，从好朋友变成亲家的事例很多很多。

朋友变亲家，确实不鲜见。

黄庭坚跟江安县令石谅是好朋友，他的儿子黄相娶了石谅的女儿；苏辙跟濮州太守王正路是好朋友，他把二女儿嫁给了王正路的儿子王适；苏辙的叔父苏焕与同年进士蒲师道交好，他的儿子苏不欺娶了蒲师道的女儿；苏东坡跟欧阳修结为忘年交，他的儿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在范仲淹之前驻守陕西边境的大臣范雍与朝中大佬韩亿是死党，他把女儿嫁给了韩亿第四个儿子韩绎……

当然，好朋友之间结亲，未必总是你的儿子娶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有时候是结成“拐弯亲家”，让自己的儿子与对方的侄女结婚，让自己的侄子与对方的女儿结婚，或者双方没能结亲，但是却互相做了对方子女的媒人。例如苏东坡与画竹子的文与可是至交，后来把侄女嫁给文与可的儿子文务光；苏辙与曾巩是至交，后来把女儿嫁给曾巩的侄子曾纵；黄庭坚与李龙眠是至交，后来他的女儿黄睦嫁给李龙眠的侄子李文伯；真宗朝宰相王旦与真宗的老师李沆是至交，后来王旦的儿子娶了李沆的侄女；陆游的老师曾畿与诗人吕本中是同年进士，后来吕本中做媒让自己的侄子娶了曾畿的女儿；苏东坡曾经想给老上级司马光的继子司马康做媒，让司马康迎娶自己堂兄苏不疑的女儿，可惜司马康没有同意，否则又是一对“拐弯亲家”。

金庸先生武侠经典《射雕英雄传》里也有好朋友成亲家的案例：杨铁心与郭啸天是好朋友吧？所以当两人得知各自的媳妇都有了身孕之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结亲。杨铁心道：“要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男儿，那么让他们结为兄弟，倘若都是女儿，就结为姊妹……”郭啸天抢着道：“若是一男一女，那就结为夫妻。”两人伸手相握，哈哈大笑。金庸先生说：“其时指腹为婚，事属寻常，两个孩子未出娘胎，双方父母往往已代他们定下了终身大事。”

小说情节最忌一帆风顺，假如在《射雕英雄传》后文，郭、杨两家真的结成亲家，然后让小两口在牛家村安居乐业白头偕老，故事肯定无趣之极。所以金庸先生安排下各种天灾人祸，先让郭啸天被杀，杨铁心流落江湖，再让二人妻子远赴他乡，一个把孩子生在金国，一个把孩子生在蒙古。两个孩子长大后又遭逢奇遇，一个娶了桃花岛主的女儿，另一个惨死在嘉兴铁枪庙。众所周知，这两个孩子分别就是郭靖和杨康。

杨康作恶多端，最后恶有恶报，且不说他。郭靖之所以能与桃花岛主之女结亲，除了因为他天性忠厚外，还因为他少年之时就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如果他像父亲郭啸天一样定居牛家村，怎么可能遇上黄蓉呢？我的意思是说，生活圈子决定择偶机遇，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结了亲，若非他自己的生活圈子变大了，则必然是因为其父其母的生活圈子变大了。

仍以宋朝人物为例：王安石的祖上王明仅是一介农夫，所以只能娶本地村姑，自从王安石的父亲进士及第之后，王家的婚配对象范围就开始从临川乡下扩大到整个江南，后来王安石的女儿嫁到福建（一个女儿嫁给老朋友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另一个女儿嫁给蔡京的弟弟蔡卞），王安礼的孙子娶妻山东，都是生活圈子不断扩大的结果。

榜下捉婿

俗话说得好：“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黄瓜。”男女之间谈婚论嫁，抛开“一见钟情”之类的主观因素不谈，最重要的还是品貌相当、门当户对。否则的话，不管刚开始感情多么深厚，不管许下多少海誓山盟，等到多巴胺、内啡肽、后叶加压素、去甲肾上腺素等“爱情荷尔蒙”逐渐消退，夫妻之间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躲都躲不过去。

这个观点很俗，一点儿都不浪漫，可它符合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尤其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客观事实。

前面说王安石的女儿嫁到福建，王安礼的孙子娶妻山东，苏东坡的儿子娶了欧阳修的孙女，范雍的女儿嫁给韩亿的儿子，除了因为双方长辈友谊深厚，还因为双方家庭门当户对。您看，王安石是宰相，他的亲家吴充也是宰相；苏东坡是文豪，他的亲家欧阳修也是文豪。宰相的女儿嫁给宰相的儿子，文豪的儿子娶了文豪的孙女，可不正是门当户对吗？

门当户对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在门当户对，另一种是将来门当户对。南宋周辉《清波杂志》有云：“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后必贵，方名为知人。”选女婿应该选那种出身贫困但是才华出众的有为青年，他们现在很穷，但是将来必成大器。换句话说，现在不能门当户对，但是将来可以。就像一只拥有升值潜力的股票，别人不敢问津，你看准了，别犹豫，赶紧抄底。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抄底抄到的女婿就一定拥有升值潜力，而不是一只垃圾股呢？宋朝人的办法是看榜，看科举考试的榜单。

宋朝每两三年就有一次进士考试，取中的名单会在春天公布，谓之“发榜”。发榜那天一大早，达官贵室坐着马车前去看榜，从榜单中挑选名次靠前的进士做女婿。苏东坡诗曰：“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王安石诗曰：“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一辆辆择婿的马车云集在榜单之下，一群群待嫁的仕女站立在大道两旁，等着新科进士从路上经过。这些进士还没有官衔，但是很快就会拥有官衔，不但一定升值，而且升值空间巨大，此时不抄底，更待何时？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一个名叫高清的青年中了进士，当即被宰相寇准“捉”到府上，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和王拱辰同时登第，前者考中第十四名，后者考中第一名，两人双双被副宰相薛奎“捉”到府上，分别娶了薛奎的二女儿和三女儿。

前文用了一个“捉”字，并非夸大其词。新科进士在婚姻市场上抢手得很，有些择婿的人家抢不到，确实要用上强迫手段。按《宋史·冯京传》，北宋大臣冯京刚考中进士那天，太师张尧佐想把女儿嫁给他，他不答应。张尧佐派人强行将其拖走，一直拖到新房里，又强行给他换上新郎官的衣服。不过冯京宁死不屈，张尧佐没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准新郎溜走了。

朱彧《萍洲可谈》云：“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达官显贵从新科进士行列中“捉”女婿，富商大贾也来跟风，这是宋朝婚姻市场上的一大奇观，时称“榜下捉婿”。

榜前赌婿

考生参加科考时由誊抄人员誊录的试卷，现藏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

榜下捉婿的竞争过于激烈，下手稍晚一些，新科进士就被别人抢完了。为了能抢到一个好女婿，有些准岳父会赶在考试成绩公布前入市，与某个他认为可以高中的考生缔结婚约。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山东考生王曾进京赴试，宰相李沆给他相了相面，说：“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叶梦得《石林燕语》）这孩子很靠谱，就算这回考不上，下回也会金榜题名，将来准是当宰相的材料。于是将女儿嫁给了王曾。李沆的眼力果然不错，王曾果然在礼部考试中考取第一名，并在来年春天的殿试中再次夺冠，成了一名状元。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浙江考生杜衍进京赴试。他是个苦命孩子，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虐待他，两个异母兄弟欺负他，他被迫离家出走，流落到河南，靠贩卖书籍为生，一边卖书，一边苦读。早在他参加科考之前，河南一位富人就认定他器宇不凡，收他做了倒插门女婿，并资助他读书赶考。果不其然，杜衍在1007年顺利通过礼部考试，然后在1008年考中了进士。

在宋朝历史上，王曾和杜衍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靠着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在官场之上平步青云，后来都做了宰相。而他们的岳父在他们得中之前就“妻之以女”，眼光和见识也是相当了不起。

宋朝进士考试的录取率并不高，据北宋大臣上官均《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一文描述：“今科举之士虽以文章为业，而所习皆治民之说，选于十数万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从地方科考到中央科考，从州试、省试再到殿试，十几万考生前赴后继，最终取中的只有二三百名而已。录取率如此之低，考生们除了要拼成绩，还要拼运气。那些在放榜之前就与考生缔结婚约的岳父和准岳父也是如此，除了拼眼光，更要赌运气，别人榜下捉婿，他们榜前赌婿，关键是一个“赌”字。

榜下捉婿竞争多，榜前赌婿风险大，都不如榜前约婿稳妥。所谓榜前约婿，是指在考试前与心仪的考生订下合约：如果考中，那就成婚；万一落第，给我走人。

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支志·甲》中讲了一个榜前约婿的故事：

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福州人黄左之去临安考进士，安徽人王生也去临安考进士，王生年长，黄左之年少，两人结为忘年之交。王生与黄左之约定：“君若登科，当以息女奉箕帚。”你要是考上了，我把女儿嫁给你。黄左之知道王生家里有钱，早就盼着做王家的女婿了，于是抖擞精神去应考。“明年果中选，遂为王婿，得奁具五百万。”第二年果然考中，成了王生的女婿，得到了五百万文的丰厚陪嫁。

宋朝姑娘出嫁难

宋代双龙纹菱花铜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金元象牙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生嫁女儿，陪嫁五百万，一是因为他家有钱，出得起这个钱；二是因为黄生中了进士，值这个价；三是因为宋朝流行厚嫁之风，陪送的嫁妆越多，女儿在婆家越有地位。

在我的老家豫东农村，男多女少，资源紧缺，嫁女儿倒很容易，娶媳妇却很困难。俗话说得好：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不管女儿长得是沉鱼落雁还是鬼头蛤蟆眼，哪怕有些残疾有些智障，只要到了出嫁年龄，都会有成群结队的媒人上门提亲。男孩可就苦了，但凡文化程度低、手艺没学好、出门打工挣不了大钱、父母不是生意人或者村干部的小伙子，都免不了要为自己的婚事发愁。即使那些有文化有手艺的农村小伙，娶个媳妇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娶媳妇得拿彩礼，而这几年的彩礼是越来越重。比如在我们村里，定亲时要不掏出十万以上的红包来，女方以及女方的父母是肯定不会答应的。女方倒不用花多少钱，过门时带过去一张大床、一台电视、一辆电动车以及红漆马桶和梳妆台，所有嫁妆捆一块儿，两万块钱封顶。

宋朝的情形完全相反，容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范仲淹的族规。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做过大官，积攒了不少钱，他发家以后，一个人把大爷叔叔堂伯堂叔哥哥堂兄堂弟总之整个家族全养了起来，家族里不管谁家办红白喜事，都是范仲淹出钱资助。为了做到不偏不倚，范仲淹定了个规矩：凡是族里男孩娶亲，按照二十贯的标准送彩礼；凡是族里女孩出嫁，按照三十贯的标准办嫁妆。很明显，给女孩办嫁妆要比给男孩送彩礼多一些。

第二个例子：苏辙嫁女。宋徽宗初年，苏辙的女儿要出嫁，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苏辙特地卖掉了他在开封近郊购置的一块田地，卖了九千四百贯，全让女儿带进了婆家。此时已是北宋后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但是一贯的购买力仍然相当于现在三百块钱。九千四百贯相当于现在多少钱？两三百万！苏辙在日记里说，他这是“破家嫁女”。换言之，为了给女儿办嫁妆，他几乎倾家荡产。

第三个例子：袁采的忠告。袁采是南宋人，做过县官，处理过很多涉及婚姻的民事纠纷。袁采说，一个平民家庭，如果不是特别有钱的话，必须在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就为其嫁妆做好打算。换句话说，你得早点儿攒钱，不能到女儿该出嫁了，才发现存款不足，置不到像样的嫁妆，而不得不卖地卖房。但是袁采没说要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为其彩礼做准备，这说明跟女孩出嫁比起来，男孩娶亲并不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平心而论，范仲淹是有钱人，他给族里制定的嫁妆标准应该比普通百姓的标准高。苏辙也是有钱人，平民百姓肯定不会像他那样拿出二三百万来嫁女儿。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平民家庭置不起嫁妆，不得不让女儿一直在家待嫁。例如，南宋初年，四川华成县令侯可调查发现，他的治下竟然有几百个未婚老姑娘。这帮老姑娘之所以嫁不出去，不是因为长得丑，而是因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贫人至有老不得嫁者”（程颢《华阴侯先生墓志铭》），男方父母一定要让女方拿出丰厚的彩礼，穷人拿不出，所以他们的女儿嫁不出去。

秦桧夫妇的婚前公证

宋朝为什么刮起一股厚嫁风呢？我讲一个故事您就明白了。

遥想当年，金兵攻宋，秦桧和他老婆一起被金兵绑走，在金国住了一段时间，又跟随金军将领完颜昌返回大宋。回去的路上，秦桧跟老婆吵了一架，老婆很生气，指着他的鼻子说：“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赀货二十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涂中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二）我嫁到你们秦家，那可是明媒正娶，光嫁妆就值二十万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现在金国人派你做一个小小参谋，你竟然把我丢在半道上，快摸摸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秦桧听了这顿骂，登时哑口无言，乖乖地带着老婆继续往前走。

秦桧的老婆姓王，名字暂不可考，姑且叫她王女士吧。王女士有来头，她的爷爷王珪当过宰相，她的姑表姐就是大名鼎鼎的女词人李清照。可是她跟秦桧吵架时，这些来头一概不提，只说自己的嫁妆。

她的嫁妆值多少钱呢？铜钱二十万贯。查秦桧年谱，他在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迎娶王氏，按照该年度铜钱在开封地区的综合购买力，铜钱一贯等于人民币一百三十元（由于蔡京铸造大钱，致使通货膨胀加剧，铜钱严重贬值，徽宗初年一贯铜钱相当于人民币几百元，至秦桧娶妻时一贯铜钱仅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元），二十万贯就是两千六百万元。陪嫁如此惊人，王女士当然有资格指着秦桧的鼻子大骂了。

妇女带到婆家的嫁妆越多，在公婆和丈夫面前就越有发言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宋朝妇女的婚姻生活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按照大宋律条及社会习俗，妇女是有财产权的，但仅限于她的嫁妆。也就是说，对于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妻子不能与丈夫平分，她只能支配自己的嫁妆。她过门时陪嫁的衣服、首饰、家具、房契、田契乃至丫鬟和老妈子，任何人，包括其公婆、丈夫以及丈夫的族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动用。

根据《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离婚案例，女方在追讨自己的陪嫁时，一般都能得到官方的支持，除非她在离婚前犯有大过，例如通奸和不孝。如果她与丈夫合法离婚，是可以将这些陪嫁全部带走的，而这对于婆家来说自然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为了财产，有脑子的公婆决不会轻易虐待儿媳，可是如果陪嫁太少，或者像《窦娥冤》里的窦娥那样仅仅是一个童养媳，根本没有嫁妆，那她在婆家的地位就要一落千丈了。

为了女儿婚姻生活的安全和幸福，父母给女儿办嫁妆时一定不惜血本，并在婚书“定帖”后面列一张密密麻麻的财产清单，注明陪嫁了多少首饰、多少衣服、多少房子、多少土地。过门之后，新娘子为了自己的嫁妆不被婆家染指和瓜分，可能还会要求婆家人去祖庙里发个声明，向历代祖先讲清楚新妇带来了哪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非经新妇同意不能动用的。总而言之，为了保护已婚妇女仅有的那点财产权以及财产权所带来的家庭地位，不光得有婚前公证，还得有婚后宣誓。

我估计，李清照的姑表妹王女士在跟秦桧结婚之前，应该也曾经为她的嫁妆做过公证，而在婚后漫长的夫妻斗嘴生涯里，她大概不止一次拿出过这个公证，展示她那二十万贯嫁妆，以此来证明她的合法身份，证明她理应得到丈夫的尊重。这个场景看上去很俗，仔细想很心酸。

新娘下花轿

话说宋朝姑娘真是受委屈，陪了那么多嫁妆，到了出嫁那天，居然还要给迎亲队伍发红包。

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刻画了迎亲队伍讨红包的场景：

翠莲祝罢，只听得门前鼓乐喧天，笙歌聒耳，娶亲车马来到门首。张宅先生念诗曰：“高卷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花红利市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

李员外便叫妈妈将钞来，赏赐先生和媒妈妈，并车马一干人。只见妈妈拿出钞来，翠莲接过手，便道：“等我分！”

“爹不惯，娘不惯，哥哥、嫂嫂也不惯。众人都来面前站，合多合少等我散。抬轿的合五贯，先生、媒人两贯半。收好些，休嚷乱，掉下了时休埋怨！这里多得一贯文，与你这媒人婆买个烧饼，到家哄你呆老汉。”

迎亲队伍来到家门口，男方的傧相先念诗：“高卷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花红利市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花红利市就是红包，傧相、媒婆、抬轿的，人人有份。谁来发给他们呢？新娘一方。新娘李翠莲是北宋首都开封府人氏，性情泼辣，嘴皮子利索，一把从父母手里接过钱，亲自派发：轿夫发五贯，傧相两贯半，媒婆本来跟傧相同等待遇，李翠莲多给她一贯。

好在新郎一方也不能躲清闲。花轿抬到新郎家时，司仪、乐队和端茶倒酒的执事会在大门口拦住轿子，不让新娘进来，必须等到男方给他们发了红包才放行。《梦粱录》载：“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新郎见状，赶忙请人代念《答拦门诗》：“从来君子不怀金，此意追寻意转深。欲望诸亲聊阔略，毋烦介绍久劳心。”（《事林广记》前集卷十《婚礼总叙》）一边念诗，一边散发红包，一边将谷子、豆子、糖果、铜钱撒到门外，让围观的小朋友争抢。

新娘过门，新郎撒豆谷，见于宋人高承编写的《事物纪原》。据说成婚当天，门口会有三煞拦阻新娘。哪三煞？乌鸡、青羊、青牛，三种动物变成的神煞。鸡吃五谷，牛羊吃草，汉唐人娶亲，撒的是谷物和草料。谷物尚可，草料就太寒酸了，所以宋人改撒豆谷、糖果和铜钱，就像现在婚礼上撒喜糖一样。

新娘花轿抬进门，傧相念诗，执事放鞭炮，吹鼓手嘀嘀嗒嗒奏起曲子，媒婆搀扶新娘下轿。按照北宋时中原地区的风俗，新娘双脚不能沾地，要踩着青色的地毯（不是红地毯哦）走进新房，坐在床上，等待婚礼仪式的到来。姑嫂、小孩和邻居老太太拥进新房围观，指手画脚品评新娘的坐姿。但是他们看不到新娘的长相，因为新娘的头脸一直被红盖头蒙着，只有在拜过天地以后才会被新郎揭开。

拜天地没什么可说的，无非是新郎新娘披红挂彩，手里挽着同心结，在男女傧相的引导下一拜家庙，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拜家庙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列祖列宗的尊重，女傧相会用一根秤杆轻轻挑起新娘的盖头，让死去已久的祖宗得以瞧见新媳妇的面容。

拜完天地，新娘在新房里等着，新郎还要出来答谢宾客，参加婚宴，向长辈、亲友和女方宾客敬酒。欧阳修《归田录》提到一个非常好玩的风俗：“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座’。”婚宴上的新郎座位很特别，是两把背靠背的椅子，上面搭一张马鞍，让新郎跨坐在马鞍上喝三杯酒，完了还要经过女方宾客的三次邀请，新郎才可以下来。

马鞍平搭在椅背上，寓意“平安”；新郎高高地跨在椅背上，寓意“高升”。事实上，寓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好玩、热闹，大伙捉弄捉弄新郎，婚宴气氛会变得很活跃很喜庆。这跟现代婚礼上司仪提一根细线，线尾拴一个苹果，让新郎新娘一起去咬，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

婚宴继续进行，新郎提前告退，去新房里与新娘共寝。按照惯例，共寝之前还要饮交杯酒：新郎一只酒杯，新娘一只酒杯，两只酒杯用彩线连着，夫妻对饮一杯，然后交换酒杯，再对饮两杯。《东京梦华录》载：

饮讫（交杯酒），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

喝完交杯酒，将凤冠和酒杯扔到床下，如果两只酒杯一只口朝上，一只口朝下，说明大吉大利，一生恩爱，白头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