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九品中正制

曹操为了稳固和强化自己的统治，必须突破大族名士势力的挟制，从而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准则，最终归结为“唯才是举”。建安末，有人建议郡县官吏三年考核一次，以所管辖地区的实绩——户口与垦田的增减、有无动乱现象以及有无民众逃亡这几方面为标准，决定升迁。曹操看到了这份“治道表”后十分赞同，认为今后考课官吏“皆当以事，不得依名”。这是“唯才是举”方略在考核上的具体化。

夫妻对坐图（三国·魏）。这是公孙家族墓葬的壁画，画中描绘的家居陈设及服饰装扮等，就是当时望族豪门生活的写照。

曹操这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录用的选才方略，到了其子曹丕即位为帝时，就一点点发生了变化。

公元22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从东汉王朝的视角看，称为延康元年，而从以魏代汉视角看，又称为黄初元年。就在这节骨眼上，曹丕的心腹之臣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标志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笼。陈群是许昌人，世代为官，有盛名。年轻时与孔融是好朋友，一样的“高才倨傲”。在曹操当政时得不到重用，却暗暗地依傍上了曹丕。曹丕一即位，就封陈群为昌武亭侯，徙为尚书。陈群送给主子的第一份大礼，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九品官人之法。为此，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尚书令，进爵颍乡侯。

上尊号碑，又名劝进碑，为臣下们恳请曹丕即位的奏书石刻，与《受禅表》所刻时间、地点均相同，现存河南临颍南繁城镇汉献帝庙中。此碑文字是汉末官制文字的隶书代表作，属东汉晚期成熟的隶书，极为工整划一，有向楷书转变的痕迹。清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以为“此文当在延康元年（220），而刻于黄初之后”。

陈群的九品官人法提案，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从《通典·选举典》的相关文字中可见一斑。“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这段话透出了这样一些信息：首先，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在推行者看来是一次用人制度上的“革命”。此举要“革”谁的“命”呢？当然是革“唯才是举”的命了。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标志着用人制度上的一种大变革。其次，十分明确的是，这种制度就是为在大动乱中离于本土的“衣冠士族”服务的。何为“衣冠士族”？这里说的“衣冠”是衣冠楚楚的省略语，在那个时代，谁能衣冠楚楚呢？当然是有身份的人了。传世的“夫妻对坐图”中那对夫妻的身份就是大家士族。“士族”，亦称世族、势族、高门，即指那些世世为官、有权有势、住在高门大宅里的人。这些人在东汉末的大乱世中不少被打翻在地了，有的流离失所了。现在，以陈群为首的一派社会势力要为他们说话，让他们重登历史舞台。第三，九品中正的最基本条件是“德充才盛”，把德放在了第一位，这明显是冲着曹操的“唯才是举”来的。有学者指出：“九品官人法一出，就等于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三令的精神的否定。”

当然，这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按我们的理解，陈群推出九品官人法，主旨之一在于纠偏。曹操的“唯才”论本身不无偏颇之处，把那些“不仁不孝、受金盗嫂”的人才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本身也会造成种种社会弊端，事实上也已出现了若干弊端。陈群提出人才以“德为先”这一点本身没有错。

不少学者认为，九品中正制初行阶段既纠正了曹操时重才不讲德的偏差，又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选官议官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士人的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选定的中正官手中，多少改变了以往名士“臧否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当时的中正官也还比较公正廉洁，选出了一批既有德行又比较有才干的人。后人也有这样的评述：“九品之始也，乡邑满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晋书·卫瓘传》）

然而，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本身是为了“衣冠士族”谋出路的，这一制度必然是为士族操纵政坛打开了方便之门。不久，中正一职为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所把持，而九品制所品评出来的人物，其高品都为世家高门所独占。到了西晋时代，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了，这当然是后话了。而曹丕所重视的世家名门中，有一人叫司马懿，他被重用到大权独揽，最终导致了曹魏政权的覆灭和西晋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