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讲史——《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

南朝　青瓷托盏

《世说新语》书影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文献。它涉及的时代从后汉直到刘宋，近三百年。它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宗教等许多方面。《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世说新语》在《隋书·经籍志》中作《世说》，属于子部小说家。关于书名之作《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的问题，自来中日学者多有论述，这里暂不涉及 ^[110] 。隋志说，“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志中与《世说》并列于小说家的书，有《笑林》、《笑苑》、《解颐》之类记载笑话的书；也有《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之类关于工艺的书。（大约因为《汉书·艺文志》以为小说家小道可观，因而把这些“小道”的书列为小说家。）隋志中与《世说》并列而性质比较接近的，有东晋裴启的《语林》和梁殷芸的《小说》。《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续晋阳秋》说，“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而殷芸的《小说》，据《史通·杂说篇》，是因为有些记载如刘敬叔《异苑》之类，“其言不经，故梁武令殷芸编诸小说”。前者是专记“言语应对”，后者收的是被认为“不经”的记述，不能编入梁武帝所撰《通史》里去的材料（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三二）。由隋志对小说家的界说，和收入小说家的著作的性质来看，《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对于《世说新语》这部重要著作的评价是很不高的。

这种评价，也为唐代史学家《史通》作者刘知几所承袭。他多次把《世说》和《语林》、《笑林》等并提，《书事篇》说，“又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采撰篇》把《世说》和《幽明录》、《搜神记》并列为“晋世杂书”，《杂述篇》称《世说》为“街谈巷议”。《杂说篇》一则说“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所举即以《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为例。再则说，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但是，刘知几这些评论受到《四库提要》的批评，《提要》认为这些说法“未为通论”，这是完全正确的。

《世说新语》的价值，早为研究历史以及思想史、文学史的学者们所承认，已不待言。《世说》可能也采录了《语林》的某些部分。但裴启《语林》唐时已亡，殷芸《小说》也已亡佚，只有《世说新语》流传下来。宋以后还不断有人仿效其体裁著书，当然这些著作远不能和《世说》相比。这种情况就足以说明，刘义庆的书是具有生命力的，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和裴殷两家的书之终被淘汰，是大有区别的。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但综观全书所记述的大多数故事，可以说主要集中在两大类内容。一是关于“人伦鉴识”亦即人物的品题评论方面。三十六门的标题，也多含有品评的意味，实际也是反映书中这一倾向，与之相呼应的。另一大类内容，是玄远的清言，所谓“其书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例如有关“将无同”问答之类的记载。这两大内容，都和思想史的研究有关。正如“清谈”一词的含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指人物品题发展为指玄谈清议，《世说》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倾向，也是贯串“清谈”发展的两个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而不应像《隋书·经籍志》或《史通》那样，称为“街说巷语”或“短部小书”。《世说新语》虽分成三十六门，看起来各条不相联系，但全书的大部分具有“清谈”这一中心思想和线索，却是颇为清楚的。因而它和《语林》、《小说》之杂缀成篇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像《幽明录》、《搜神记》专讲神奇鬼怪，更非《笑林》、《笑苑》之类的书所能比拟了。

《世说新语》的作者自来说是宋临川王刘义庆，至少是在他主持之下，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编辑而成的。刘义庆为什么要编辑这样一部书呢？沈约《宋书》卷五一刘义庆 ^[111] 的传里有这样一段话：“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现在试从“世路艰难”这四个字的解释，阐明刘义庆的身世，进而推测他主持编写《世说新语》的原因。

南朝的高门贵族到萧梁时萎靡不振，例如梁元帝萧绎由于“素不便驰马”，魏军逼迫时就不能乘暗突围（《南史》八本纪）。个别人如邵陵王纶之子萧确，“常在第中习骑射，学兵法，时人皆以为狂”（《梁书》二九本传）。《颜氏家训·涉务篇》的一段记述，描写得更为生动：“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宏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妴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这是南朝末叶六世纪中期的情况，距此约一百年前五世纪中期的刘宋时代，还不至如此。宋时南方马也比较少（参看郝懿行《晋宋书故》有马条）。但刘宋的士大夫，还不至文弱得像梁朝那样。所以刘义庆还“少善骑乘”。然而迫使他“不复跨马”的所谓“世路艰难”，究竟指的什么呢？《南史》十三《刘义庆传》全袭沈约《宋书》原文，唯独删去“以世路艰难”五个字。这就说明李延寿大概不明白它的含义，所以略去了这几个颇为关键的字。

刘义庆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四十二。他的主要活动年份在宋文帝刘义隆的统治时期。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南伐以前，边境大体平静。沈约在本纪末尾的史臣论里，说宋文帝时“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卷五四的史臣论也说元嘉末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减，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所说虽不无夸张，但基本上符合实际。如果把“世路艰难”四个字理解为社会动乱或者生活困难，那么，在这样的和平时期，身为宗室备受优遇的临川王，怎么会有“世路艰难”之可言呢？原来这句话乃是别有所指，要从刘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去寻找答案。

宋文帝即位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不断诛杀大臣。加以他身体不好，“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所想，便觉心中痛烈，属纩者相系”（《宋书》卷六八《彭城王义康传》），所以更加神经过敏，多所猜忌。文帝即位不久，首先杀了对他形成直接威胁的几个“顾命”大臣，即元嘉三年诛杀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和尚书令傅亮，并且亲征荆州，杀了盘踞上游的荆州刺史谢晦。吴郡太守徐佩之也在这年被诛。以后元嘉七年杀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十七年杀党于彭城王义康的丹阳尹刘湛和义康的一些亲信。刘义康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出任江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杀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刘义庆死去的次年（元嘉二十二年），免彭城王义康为庶人，杀范晔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军南下，当时刘义康已废居广州。文帝“虑异态者或奉义康为乱”，于二十八年正月赐义康死。宋文帝诛戮的这些大臣和宗室，大多是冤枉的。以江州刺史檀道济为例，本传说他“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当时文帝“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十二年文帝病重，又值北魏来攻，于是召道济入朝。到十三年春天，文帝病好了一些，决定放道济回江州。道济已经上了船，文帝忽然病又发作，于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这件事由当时执政的刘义康处理，但必然是根据文帝的意图执行。宣布檀道济罪行的诏书里，只有“空怀疑贰”、“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等等空洞的诬陷不实之词，所以檀道济被收时忿恨地喊：“坏汝万里之长城。”

扬州是东晋南朝的根本所寄，徐羡之被杀后，任扬州刺史的，先有王弘、刘义康、殷景仁。王和殷两人是异姓大臣，义康是文帝的兄弟，信用殷景仁，是为了钳制义康。元嘉十七年殷景仁死后，文帝的儿子多已长大成人，于是扬州刺史不再由他的兄弟而是由他的儿子来担任。先是第二皇子始兴王浚，到廿六年又以庐陵王绍代替。廿九年刘绍死，扬州刺史由皇子担任凡十二年。

从上文所引材料看来，所谓“世路艰难”，就是指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指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使诸王和大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沈约修《宋书》，除宋末十几年的事迹之外，都是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宋代所修的旧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三沈约宋史条），所以一百卷的大书一年而成。何、山、苏、徐等人修本朝的历史，必然多所顾虑，不敢率直表述。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乌夜啼条云，“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疑当作京字）。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据两王的本传，义康于元嘉十七年因刘湛事得罪，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义庆则是十六年授江州刺史，十七年改南兖州，当为义康所代。（《旧唐书·音乐志二》称元嘉十七年义康徙江州，又称义庆“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征还宅”之文与吴兢书同。）吴兢书中所描述的细节，大约有所依据，可以和史文互相印证，恰足说明刘义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宋书》卷六三王华、殷景仁等传的史臣论，大约是进入南齐沈约奉敕修《宋书》时自己所撰写，所以敢于议论，说“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若二子永年，亦未知来祸所止也”。宋文帝曾经说，“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而承认他自己“于左右为少恩”（《宋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其实他的刻薄少恩固不止于对待左右而已。

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世说》里记载的故事和议论，有些在故事发生的当时是颇具政治意义的，例如才性四本的讨论，在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剧烈时就是如此。但到东晋刘宋时代，就成为与政治或时局无关的纯粹哲理讨论了（参看作者《三国志札记》，载《文史》第九辑）。《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人物、事件、议论，都和刘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去悬远，不相涉及，而这正是他著述的宗旨所在。

《宋书·刘义庆传》附鲍照事迹，并收录所作《河清颂》，而刘义庆《世说新语》反不提及，《南史》本传才举了此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世说》“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个意见是非常确切的。日本川胜义雄氏推论此书出于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见《东方学报》京都第41期所载《关于世说新语之编纂——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沈约距义庆时世甚近，《宋书》所据又是当时史官旧稿，而本传里收录义庆著述，独独不把此书列在他的名下，想必有其原因。但《世说新语》即使不是——很可能不是——刘义庆自著，也是在他的思想指导影响之下纂辑而成的。探讨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对于研究《世说新语》也会有所帮助吧。（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宋书·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附：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

此条札记衍为小文，题曰“《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兹不重录。唯文中有数事，为杂志主编随意删去，因补录札记于此，以存本来面目，希读者参阅。一、文中论宋文帝杀无辜之檀道济，谓此与宋明帝怀疑自己死后王景文“岁暮不为纯臣”，遂赐景文死，其事极为相似，皆封建帝王之“预防性措施”也。二、文中论宋文帝自称刻薄少恩之后云：梁裴子野《宋略总论》竟云，“思皇武〔当作武皇，指刘裕〕之节俭，追太祖之宽恕”（《文苑英华》七五四），以宽恕二字称刘义隆，可谓诬矣。宋叶适《习学记言》（卷三一）谓“宋文帝本无猜心，而义康擅政十余年，威福在手，事会既逼，生疑起衅，致成大戮”，亦未识刘义隆之真面目也。三、关于不复跨马事，文中申论其意义云：刘义庆唯恐政治上遭猜忌，不敢复跨马驰骋，遂转而召聚文学之士，游心于著述。《宋书》卷八六《刘愐传》云，“愐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当亦系指宋明帝之猜疑。由于“太子及诸皇子并小，上〔明帝〕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卷八五《王景文传》）。王景文当时亦以外戚贵盛，明帝虑一旦死去，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恐其夺取皇位，乃无故赐死。世路纠纷之为隐晦之词，与世路艰难相同。卷五三《张永传》载张畅与永书，云“当今世故艰迫”，乃指刘劭杀文帝，南谯王义宣起兵。措词类似，意亦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之猜疑屠杀。沈约《怀旧诗》九首中伤王融云，“途艰行易跌，命舛志难逢”。途艰犹言世路艰难，盖指王融拥护竟陵王子良，得罪于以太孙继承皇位之郁林王，终以取祸。诸例用词虽略有不同，而基本意义不变，盖即当时指政治斗争惯用之表现方法也。（刘孝标《广绝交论》有“世路险巇”语，《北齐书》二一《高季式传》记高欢军败，人情骚动，“世事艰难”，所指皆较广，与此处所引主要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者不同。）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称刘宋六十年中，皇族一百廿九人，被杀者百廿有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人。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皇族一百五十八人，子杀父者一，臣杀群者四，骨肉相残杀者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刘宋一代皇族中此种尔虞我诈互相屠杀之情况，亦有助于说明义庆传中“世路艰难”之具体内容。本传记其因“太白星犯右〔当从《南史》作左，因义庆时任左仆射〕执法”而“惧有灾祸，乞求外镇”。终于因其“固求解仆射”而得请出为荆州刺史。史又称其“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其小心谨慎，当亦出于避祸。文帝另一弟衡义王义季，“惩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为长夜之饮，略无醒日”（《宋书》卷六一本传）。义季由荆州迁南兖州，“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与义庆之所行极相类似。又《南齐书》四七《王融传》言融欲乘齐武帝病笃，拥立竟陵王子良为帝，故“晚节大习骑马”，“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足见东晋南朝后期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竟成政治野心之表现，恰可与义庆“不复跨马”之事相参证。《梁书》四四《南郡王大连传》言梁武帝问大连与兄大临，“汝等习骑不”？对以“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皇帝之孙辈不得诏令犹不敢擅习骑马，未审是否即宋以后形成之制度。梁代士大夫畏马如虎，更有其原因矣。刘义庆之遭遇及《世说新语》编纂时之政治背景，从本传中“世路艰难”四字窥见消息。魏晋六朝清谈玄言，寄身高远者，固皆可以从当时政治境遇观察推论之。宋文帝以后，孝武、明帝皆猜忌异常，宗室多遭诛杀。故萧道成将死时戒其子萧赜云，“宋世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南齐书》三五《长沙王晃传》），良有以也。

（选自《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110]参看日本渡部武氏《关于〈世说新语〉以前的〈世说〉传本问题》，载《安田学园研究纪要》第十七号。

[111]《南史》十三《刘义庆传》说：“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而《宋书》本传里关于义庆的著述只举了《徐州先贤传》和《典叙》，没有提《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