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唐朝军事制度

虽然李氏家族宣称自己是灭亡的汉朝的真正继承者，但唐朝更多是5—6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所谓夷狄或半夷狄王朝北魏、北周、北齐、隋的很多元素的结合。早期唐朝在很多方面是这两个世纪以来制度史的总结。这个模式可以从它的军事制度、半世袭贵族制、法令、土地所有权和税收合并的体制看出来。所有这些制度共同的目标是将社会分成地位和功能不同的世代沿袭的群体。

唐朝继承了沿用了几个世纪的军事制度，它的显著特征是对从农户中分离出来由军户和非汉族军人组成的军事人口的依赖。唐朝前期军制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是“府兵”，但除了府兵外还有世袭的都城北衙禁军，这是从精英家族子嗣和胡人游牧部族雇佣兵中招募的守卫宫禁的卫兵。府兵由西北精英家族成员组成。北朝非汉族和胡化的关中汉族精英的联盟积极培养自己的尚武传统，创建府兵。636年唐朝最终重建这支军队，600多个军府（折冲府），每个军府分别统领800—1200名士卒。这些军府分布在乡村但拱卫着都城，其中三分之二设置在距离长安或洛阳274公里范围之内。

最初，这些兵将选自经济宽裕的大家族，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得起一个成年男子专心从事军事训练。在唐朝初期，府兵列入特别的军户户籍，免去大部分赋税和劳役。每名士兵获得一块他或家人和奴婢可以耕种的份地。他要自备必需的武器和一些供给，国家提供铠甲和更精良的武器。用这种方式部队几乎可以保持专业水平而不会耗尽国家的财政开支。军府还为当地治安警事提供人力，每个军府挑选士兵定期轮戍京都，或是加入远征军。边疆的军队也是调自府兵，与非汉族的募兵并肩出力。

府兵之外，唐朝军队的核心力量是位于都城的中央军。这些军队包括几乎只从本地精英家族中选拔的王室卫队和由李渊最初部下的后裔组成的北军。出征的军队是由从府兵、中央军、以突厥人为主的胡人盟友中挑选出的士兵组成。这些军队只为一次战役召集训练有素的士卒，组织起来发动快速的打击。太宗皇帝因为那些胜利而扬名，同时军费开支被降低，并且防止边军和指挥官之间因为在阵地长时间地共处而形成个人关系的纽带。

因此，在唐朝最初的百年里，唐朝军事力量由社会地位高的世袭军户、外族盟军或外族雇佣军组成。隋唐的统治精英，包括唐皇室自身，以及在头两位皇帝治下控制朝廷的所谓关中贵族，都来自有军事传统的家族。这些军事力量进一步集中在关中，重塑了王朝的政治结构。帝国其他地区则主要通过与东部、南部的地方势力协调来控制，朝廷并不信任他们。然而，随着西部的吐蕃，西南的南诏，东部的新罗、渤海，北部重建的突厥帝国，各政权构成的威胁在上升，唐府兵和中央军变得过时无用了。在7世纪90年代早期的军事危机中，武后被迫在边疆无限期地保持一支大军，以弥补唐朝初期军队的不合时宜。有地产的小康家族成员开始逃避兵役，迫使军府从穷苦农户中招募兵员填补兵额。当士兵的地位下降，守卫都城的精锐禁军和边疆的外族雇佣军逐步代替了府兵。749年府兵不再被召往都城或边疆服役。

随着府兵的衰落，大规模的边军成为唐朝重要的军事力量。当士卒的轮戍被证明不能形成勇武的边疆卫戍，唐朝于717年转而付给自愿延长服役时间的人报酬，也招募由于富有的僧俗地主兼并大批土地而产生的失地农民。这些永久性的募兵被称为“健儿”，一个最初用来称呼府兵精英成员的术语。737年，这一变化以敕令的形式开始制度化，朝廷要求每个边疆指挥官决定长期征募的兵额。国家将对募兵奖以军饷，永久免去税赋和劳役，授予他们的随军眷属以边疆土地。一年里这一兵额便齐备，不再需要招募。除了这些新的永久性职业军人，军镇也雇用胡人骑兵作战。安禄山起兵反唐前10年，大唐边军兵力已经超过50万人。

地方军事指挥官的任命也发展出了一种新风格。早期军队的统帅主要是地方精英，士兵和指挥官多出身于同一地区。武后通过武举选拔职业军官的努力很不成功，到8世纪中叶军队军官主要按阶提拔。旧的武将门第开始逃避服役，军官群体，正如他们指挥的士兵，主要来自穷苦的汉族家庭或者胡人士兵。到唐朝后期，军事职业生涯成为社会地位提升的康庄大道，由此掌权的人与通过科举当官的人相比只多不少。

742年，唐朝军队被重组，以全面防御机动性很强的敌人。这些游牧民出身的敌军往往对劫掠而不是占据汉人土地更感兴趣。唐朝把军队分拨给十个藩镇：七个分布在东到范阳、西到剑南（地图4）的弧形地带，另外三个在遥远的西部（今天的新疆和甘肃）。这些藩镇大多数的情况是一支大军驻扎在将领的治所由其直接控制。这支部队通常不到该将领所辖军队的一半，但包括大部分的骑兵；剩下的部队主要是步兵，分布设防，形成阵地防御。防御部队足以能应对边关所受的小规模入侵，同时治所的军队组成战略预备队，能对付更大规模的侵入者，或是作为机动打击力量在境外作战。

地图4

边军的将领被任命为节度使。节度使是帝国使职的一种，在此之前负责向都城供应钱粮和稽查“流民”的官员曾被授予使职的头衔。8世纪创立节度使职本是临时措置，为了解决协调和指挥一个地区内的卫戍部队的需要。数十年间，一些节度使被授予更广泛的经济权力和观察使的职权，这使他们因掌握地方行政权而大权在握。到8世纪中叶这些人成为实际的边疆省份地方长官，执掌地方权力，威胁到了帝国中央集权。然而，国家对边疆防御的需要压倒了对国内叛乱的关注。

除了权力逐渐集中在节度使手上，唐朝廷还改变了这一职务的性质。及至8世纪40年代，大多数节度使同时是高官阶的行政官员，他们把军事生涯当作在中央政府里面获得更高职位的方式。安禄山前任的所有东北部地区节度使在其仕途中至少一次在京担任宰相，担任节度使的时间也相对较短，最多不超过四年。他们通常不与部属发展强有力的人际纽带。唯一的例外是在遥远的西部，中亚和吐蕃边境地区情况有所不同。

但在747年李林甫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即今后所有的节度使应由胡人职业军人担任。施行政策的借口是职业军人是更有才干的指挥官。虽然政策变化有助于防止朝廷上出现李林甫的对手，但首个受益人是在西北指挥军队的哥舒翰，而最大受益人则是河北的安禄山。安禄山长期在东北部地区统率军队，拥有广泛的地方行政权力，在扶持他的李林甫死后处于挑战唐朝的有利地位，他和帝国朝廷的联系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