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玄宗朝的终结



在战争开始阶段，安禄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的10万多名主力军经河北迅速南下进攻，实际上未遇到抵抗，同时命属将留守幽州（范阳）、营州和山西北部的代州等叛乱基地。一个月后不久，他们就已进入河南。

叛乱消息在几天之后传到朝廷。杨国忠甚至在这时还在安慰玄宗，说叛乱在几天内就会结束；又说只有安禄山本人要谋反，他的部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追随他的。但对王朝威胁的这种盲目低估立刻证明完全是错的；玄宗经过了开始时的惊慌失措和不相信以后，就派效忠于王朝的将领前往洛阳和河东南部去全力征募和训练部队，同时刚从塔里木盆地的安西返京的封常清则被派往洛阳去准备防务，以对待叛乱者。封常清匆忙集结一支6万人的部队，并切断了河阳的黄河大桥以阻挡叛军的推进。但安禄山在此地下游渡过黄河并进逼汴州（今开封），于阴历十二月攻陷该城。就在此时，安禄山得知玄宗已把他儿子处死，还迫令他妻子自尽。他一怒之下便屠杀了汴州的全部守军。汴州为运河体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的失守切断了朝廷的南方供应线；安禄山派一名部将留守汴州，自己率军攻洛阳。

封常清的新兵组成的军队根本不能与叛军匹敌，屡战屡败。洛阳的河南尹达奚珣在755年阴历十二月十三日向安禄山献城投降。同时，封常清已先退到陕州，接着经过一次血腥的惨败后，又退到实际上难以攻破的潼关，这是入侵者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他在这里与曾在中亚身经百战的英雄并已在准备防务的高仙芝会师。叛军终于被挡住，他们的主力在陕州东面数英里之处安营扎寨。

安禄山因攻下洛阳而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于是开始准备建立他自己的长期统治的王朝。756年初，他自立为新王朝大燕之帝，同时宣布新年号和着手任命大臣以组织自己的中央政府。不少唐朝的有声望的官员支持他。同时，他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

安禄山在河南北部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军面前岿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炅奉命指挥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

叛军不但在南方遭受挫折。在河东的极北部，一支辅助的叛军试图西进攻打黄河的北套地区。他们屡败于郭子仪之手，郭子仪的勤王军收复了代州，并控制了关键的战略要冲东陉关。

但安禄山的主要问题却在河北。在叛军向洛阳首次冲击时，他们没有有步骤地降服或占领这个道，而只是留为数不多的守军控制通过太行山的井陉关，以防勤王军从河东进入河北。几乎不久，在恒州刺史颜果卿及其堂兄弟德州刺史颜真卿的领导下，一个组织松散但范围广泛的勤王运动在河北发展起来。这一起义有切断洛阳的叛军与其北方基地幽州的联系的危险。到756年正月，正在计划亲自率军对潼关发动决定性大进攻的安禄山发现，除了河北最北的幽州周围的叛军基地和该道西南角紧挨洛阳附近的地区外，他已丧失了对全河北地区的控制。河北中部和东部约有人口1200万的17个州匆忙地组成了约20万人的军队，他们宣布效忠于唐朝。

地图12　安禄山之乱

颜果卿派出代表，企图争取幽州基地叛军将领倒向勤王的事业。但安禄山得知这一密谋，很快就处决和替换了他的将领。叛军这时对颜杲卿的恒州据点同时从南北夹攻。经过激烈战斗，恒州失守，颜杲卿被俘，然后被送到洛阳处死；叛军又控制了沿太行山山麓南北大道上的各个州，在那里进行血腥的报复。安禄山与他北方基地的交通线得以恢复，但勤王军仍牢牢掌握河北中部和东部平原的一些人口稠密和富饶的州。

同时，长安朝廷由于叛军的推进在潼关受阻和南面的叛军被牵制而得以喘息，它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已经采取了十分激烈和具有极其严重地长期影响的措施。当叛乱的消息被证实时，朝廷立刻决定撤出西北的全部常备军，只留下维持地方秩序所需要的少量守军。这一撤军没有立刻产生影响，因为吐蕃王刚死，吐蕃急于想维持和平。但从长期观点看，从河西和陇右撤出大量军队的行动将使西北和中国在中亚的统治听凭吐蕃人和回纥人的摆布，并标志着中国将在今后的几乎一千年中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

但玄宗别无其他选择。京师的军队人数很少，训练又差；在京畿区征募和训练新兵需要时间；在洛阳周围的最初几次遭遇战表明，这些匆忙征募的新兵无法与安禄山的老兵相匹敌。西北的边防军是唯一能与叛军相比的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紧靠长安之北原受安思顺节制的朔方镇大军仍忠于王朝，并由郭子仪指挥。郭子仪原为安思顺麾下的将领，虽为著名的职业军人，却是一个出身名门的高级官员之子。安思顺的另一个有契丹血统的将领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的代理节度使。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对集结在潼关的保卫京师的军队的指挥。玄宗对封常清和高仙芝不能打败叛军之事非常恼怒，已断然地把两个人处死。不久前是陇右节度使而且在威信上只有他能与安禄山相匹敌的哥舒翰被任命为集结在关中的所有部队和潼关守军的统帅；同时各道都奉命征兵，准备对洛阳发动全面进攻。但哥舒翰病重，不能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他的副将们又经常争吵不休。

755年末和756年初期，朝廷为了便于组织防御以对付叛军进一步的推进，开始任命指挥国内各道的节度使和受叛军威胁的地区的防御使。这类任命越来越多；中国内地新藩镇的设立导致了一连串中央权力下放的措施，这是唐朝后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到756年阴历二月，叛军仍在河北握有主动权，并已企图重占中部平原各勤王军控制的州。叛将史思明在这里已开始围攻深州，邻近诸州勤王将领解围都告失败，损失惨重。为了解救深州，李光弼通过井陉关进入河北，在阴历二月十四日夺取重镇恒州。这就为勤王军提供了河北的一个据点，使之能从河东控制极为重要的井陉关，并再次切断叛军从北方南运给养的主要路线。史思明停止围攻深州而去对付这一新的可怕敌人，但被击败而不得不北撤至定州。

同时，颜真卿在河北的东部已取得对包括自己的德州及贝州（它是设有东北诸军大军需库和军械库的主要供应基地）和博州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控制。他的部队移向西南去攻占魏州。山东北部的青州刺史贺兰进明也征集了一支勤王军，渡过黄河与颜真卿会师，并且有力地负责指挥作战。到阴历六月，地方的勤王军已攻占冀州，控制了河北平原的中部富饶区。

史思明已对恒州李光弼的部队进行有力的反攻，并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李光弼向郭子仪求援，阴历四月初，郭子仪率军经井陉关与李光弼会师，从而组成了一支超过10万人的大军。四月初十，勤王军投入战斗，大败叛军，并迫使史思明北逃至定州，使另一个叛将蔡希德往南撤至邢州。勤王军占领了赵州。

五月初期，安禄山下令从洛阳地区和幽州的北方基地调兵增援史思明，企图把李光弼和郭子仪赶出河北。阴历五月二十九日，两军在嘉山遭遇，摆开阵势进行大战。叛军一败涂地，伤亡甚众；史思明幸免于难，逃往定州，李光弼跟踪而至，把他围在定州。

从此，河北的许多州又群起反对叛乱的刺史，倒向勤王军一边。安禄山此时处境最为困难。他既不能进入关中，又不能向南面突破；他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兵将，同时勤王军一占领河北，就会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干脆放弃洛阳，退回幽州老巢。

朝廷这时处于有力的地位，因而出现了能在几个月内平定叛乱的良机。但宫廷的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杨国忠的地位日益不稳，因为反对杨国忠及其党羽是安禄山自己谋反的公开辩词，也是倒向叛军的许多变节行为的理由；所以潼关主帅哥舒翰拥有的左右一切的兵权使他有如芒刺在背。杨国忠的敌人曾企图说服哥舒翰，希望他或是请求将杨国忠处死，或是干脆把他杀掉。哥舒翰拒不听从这类建议，但杨国忠却在主力军后面部署了两支军队，名义上作为万一潼关失守时的第二线，但实际上是保护自己免遭哥舒翰可能发动的打击。但哥舒翰要求这两支军队应置于他的全面指挥之下。六月初，他把它们的一个将领召至大本营后斩首。杨国忠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了。

奏报此时开始传到朝廷，说面临潼关官军的叛军已经兵力空虚，他们已被削弱和筋疲力尽。玄宗命哥舒翰发动正面攻击，夺取陕州，进而收复洛阳。哥舒翰非常正确地加以拒绝，说他的军队的防御地位固若金汤，而叛军在其他几条战线则节节败退。他得到河北的战地指挥官李光弼和郭子仪的支持，他们正准备北上打击幽州的叛军老巢。但杨国忠力促玄宗迫使哥舒翰进攻；宦官使节们带了玄宗的个人命令前往哥舒翰的大本营。哥舒翰除服从外别无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令部队转守为攻。阴历六月初七，他们在黄河河岸和群山之间的狭隘地带遭到叛军的伏击，被彻底击败。至阴历初九，叛将崔乾佑已占领潼关，从此在他的部队和长安之间无险可守。带了少数人马在战斗中逃生并企图组织残部负隅顽抗的哥舒翰被自己的部下所迫而向安禄山投降。

哥舒翰部下有人在初九来到长安，向玄宗报告了危急的局势。玄宗召集大臣们商议，杨国忠建议玄宗退到四川，因为他已命他的家乡剑南道（四川）的副使在那里准备了避难地以备朝廷应急之需，还因为叛军实际上是攻不破那里的。阴历十一日和十二日，大部分官员和许多平民已从长安逃往山区和周围农村。当一小批官员在阴历十三日上早朝时，他们发现玄宗已带了精心挑选的护卫骑兵星夜秘密出逃，只有杨国忠、少数高级大臣、杨贵妃及其亲属、几名皇室成员和几名玄宗的贴身宦官随行。大部分高级官员和许多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

玄宗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从长安出逃的，护送的士兵桀骜不驯，他们对造成潼关祸灾的罪魁祸首杨国忠特别怨恨。阴历十四日，玄宗一行抵达马嵬驿，他们在那里遇到一批挡住杨国忠之路和开始向杨诉说缺粮之苦的吐蕃使者。有些护送士兵指控杨国忠与外藩策划叛国，就群起而攻之，把他和他的家属杀死。秩序暂时恢复后，护送的将领要求玄宗还应处死杨贵妃。完全无能为力和听凭哗变部队摆布的玄宗别无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他忠诚的大宦官高力士把她绞死，这样，护送的士兵才被安抚下来。

随着杨国忠及其家属之死，一场就玄宗四川之行是否适宜的争论同时出现，因为四川被杨国忠以前的支持者所控制。有人建议玄宗应撤往西北或太原，去集结支持力量，还有人则建议他们应回长安（它直到阴历十七日才被叛军占领），准备困守。但玄宗已决心去四川避难，于是决定继续前往成都，同时皇太子被说服留在关中，以便在北方集结和组织抵抗力量。皇太子带领2000人的一小支护卫部队以急行军首先抵达关中西部的原州，然后前往朔方镇大本营所在地灵武（灵州，今宁夏银川），于阴历七月九日抵达该地。三天后，他在官员们的劝说下僭越帝位。史书上称他的庙号为肃宗。

肃宗立刻开始在关中组织勤王军（除了长安周围的渭水流域地区，该道的大部分仍在勤王军手中），并开始从回纥、吐蕃、塔里木甚至远及拔汗那的几个保护国那里召集支援力量。

得到上皇称号的玄宗这时仍在赴四川的途中，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在阴历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随从减少到1300人，然后举行了建立流亡朝廷的仪式。直到阴历八月十二日，通告肃宗僭越行为的使者才抵达成都。被杨贵妃之死受到内心折磨和弄得筋疲力尽的年迈的皇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此事，于是在阴历十八日派自己的大臣们随带皇权的象征物前往肃宗的大本营。唐代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之治到此结束。

玄宗在成都留到757年阴历十月，这时已是在郭子仪从叛军手中收复两京以后，肃宗把他请回长安，迎接时礼仪隆重。他开始住在他喜爱的兴庆宫，后来在760年阴历七月，他搬入皇宫内，这可能是因为朝中还有许多人效忠于他，他可能作为党派阴谋的中，心人物，对他的继位者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他死于761年阴历四月，享年77岁。

本章的叙述大量取材于新、旧《唐书》和司马光在11世纪作的《资治通鉴》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读者必须注意某些情况，其中之一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在材料上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旧唐书》（成书于945年）提供了几乎这一时期的全部基本材料；《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使用某些遗闻轶事加以补充；《资治通鉴》（成书于1085年）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整理和严谨的批判性的鉴别；《资治通鉴》编者当时掌握的某些材料已经散失。

但关于756年以前的时期，《旧唐书》的编者不过是完整地转载了柳芳在759年完成并上呈肃宗的最后一部唐朝国史。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材料，因为史馆所藏关于唐朝以前几个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档案，包括起居注、实录以及较早的国史，都已在756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期间被付之一炬。

在这场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记载是史官韦述作的一部国史稿。这部史稿记述的确切时间范围还不能肯定，但它几乎肯定叙事至741年（开元期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时已分别被记载在《今上实录》和《开元实录》中：前者共20卷，于8世纪20年代在张说和唐颍的指导下编成；后者共47卷，在742年以后某个时期编成。《开元实录》特别被提到，说它已毁于756年的大火，但由于韦述于8世纪30年代已在史馆工作，他可能已使用这些材料来编写他的国史稿。

当柳芳在758年奉命撰写国史时，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据早期实录写成的玄宗朝早期的记载；这些实录由于是在玄宗在位时所写，它们一定是以赞誉的语气写出来让他过目的。为了完成这部直至756年的历史，柳芳的工作十分困难。大部分材料已经散失，无法寻找；我们知道，在8世纪60年代曾有编一部玄宗朝新实录的企图，但大部分文献已经无法找到。此外，柳芳是在政治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写作的。他在新帝肃宗的指使下撰写，而肃宗已通过明目张胆的篡位而把玄宗废黜，所以需要把他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说成是一个行政不当的时期，以便为他的行为提供道义上的理由。但同时玄宗本人仍在世，他后期的几个为首人物仍在活动和掌权。安禄山发难的这场叛乱仍未解决；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险，他因在756年附逆曾被处以流放，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缓刑，是为了让他从事历史写作。

我们知道，柳芳所写的历史在送呈肃宗过目时受到严词批评。760年后，于休烈（他补上了肃宗本纪）和令狐峘对史稿作了一些小的修订。柳芳本人并不满意，于是又改弦更张，私下编写了《唐历》一书（现已遗失），在书中增添了一些细节。

但柳芳的760年的国史基本上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吸收到他们所写历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录的。因此，关于玄宗时期的记载内容是不均匀的。约在741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献依据，而且一般的是颂扬；他对玄宗的最后若干年则材料较少，语气特别带有批判性。这种不平衡不但明显地表现在本纪中，而且也表现在列传中。8世纪40和50年代的许多高级官员的传记都很简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员根本没有传记。朝廷中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没有留下可与张说和张九龄的文集相比的详尽的个人文集，以解决正史中玄宗最后年代缺乏材料的问题；二张的文集使我们能够非常详尽地填补8世纪20和30年代的历史空白。

因此，在对玄宗时期进行研究时，我们就处于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境地，而且编写他的历史的客观情况也使这部历史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如同所有前人所做的那样，我在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办法，即把整个玄宗时期分成三个阶段：（1）政权巩固时期；（2）日益受到宫廷紧张形势妨碍的积极参政时期；（3）玄宗不再起积极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控制的最后一段时期。但读者应该记住，柳芳的记载是奉命为强制性的政治目的撰写的，写作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和困难。我们永远不能了解8世纪40和50年代许多大事的幕后真相，这是因为材料干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应予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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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不断得益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一位是已故的陈寅恪，他关于唐代政治的各方面的研究为近代的唐史及其制度史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1948年前的作品收入《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年）则收得更全。第二位为浦立本，他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经过了20年，依然是详细记述唐代各时期的政治史中的佼佼者。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经常取材于此名作。关于玄宗中期，佩内洛普·赫伯特的《张九龄的一生和著作》很有用（剑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年，以下简称赫伯特《张九龄》）。

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史学家》，1970年耶鲁大学中国历史学和比较历史学讨论会未发表论文。

关于玄宗的早期生活和登位的情况，见霍华德·列维《王如何成为皇的：玄宗之即位（713—755年）》，载《汉学杂志》，6（1958年），第101—121页。其早期生活的主要材料来源载于《新唐书》卷8，第165—171页。

《旧唐书》卷6，第123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49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9—4840页。这些记载的时间和细节有出入。

《旧唐书》卷51，第2176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488页。

《旧唐书》卷86，第2833页。

《旧唐书》卷8，第165—166页。

《旧唐书》卷7，第150页；卷51，第2174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441—6442页。

《旧唐书》卷8，第166—167页；《新唐书》卷5，第116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43—6648页。

《旧唐书》卷95，第3010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50页。

《资治通鉴》卷209，第6652页；《旧唐书》卷7，第154—155页；《新唐书》卷5，第117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73，第2591—2592页；《新唐书》卷98，第3893—3894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87—3089页；《新唐书》卷121，第4329—4331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6，第3021—3029页；《新唐书》卷124，第4381—4388页；张说作墓志铭，载《全唐文》卷230，第8—11页；《文苑英华》卷884，第1—3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6，第3029—3036页；《新唐书》卷124，第4389—4394页；颜真卿的墓志铭载《全唐文》卷343，第1—8页；补志载《全唐文》卷338，第22—24页。

《资治通鉴》卷209，第6653页；卷210，第6654—6655页；《旧唐书》卷86，第2835—2837页；《新唐书》卷81，第3594—3595页。

《资治通鉴》卷210，第6662—6663页。

《旧唐书》卷7，第156页；卷8，第168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3页。

《旧唐书》卷7，第156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3—6665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2，第2922—2958页；《新唐书》卷122，第4349—4351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88，第4926—4927页；《新唐书》卷116，第4241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49—3057页；《新唐书》卷125，第4404—4411页；张九龄作墓志铭，《全唐文》卷292，第13—16页。

其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42—3049页；《新唐书》卷122，第4360—4366页。张说：《行状》，载《全唐文》卷233，第1—7页。

其传记载《旧唐书》卷183，第4724—4725页；《新唐书》卷109，第4100页。

《资治通鉴》卷210，第6665页；《旧唐书》卷7，第157页；《新唐书》卷5，第118页。

《新唐书》卷83，第3656—3657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5页；《旧唐书》卷98，第3061—3063页；《全唐文》卷237，第12—14页；《唐会要》卷50，第871—875页。

《资治通鉴》卷210，第6666页；《唐会要》卷68，第1192—1196页；《新唐书》卷49下，第1131页；《旧唐书》卷38，第1358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1—3064页；《新唐书》卷128，第4413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4—3069页；《新唐书》卷116，第4236—4237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74，第2622—2624页；《新唐书》卷99，第3921—3923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70，第2540页；《新唐书》卷102，第3967—3968页。

《资治通鉴》卷210，第6673—6674页；《旧唐书》卷8，第168—170页。

《资治通鉴》卷210，第6676—6677页；《旧唐书》卷97，第3041页。

《资治通鉴》卷210，第6696—6697页。

《新唐书》卷5，第120页；《旧唐书》卷92，第2971页；传记载《旧唐书》卷92，第2968—2971页；《新唐书》卷122，第4371—4374页。

据《资治通鉴》卷211，第6683页之《考异》，应为阴历七月初三。根据下文，应为七月初三。——译者

《资治通鉴》卷211，第6681—6686页；《旧唐书》卷8，第169页；《新唐书》卷83，第3651—3652页。

退位诏书见《旧唐书》卷8，第169—170页。

《旧唐书》卷97，第3048页；《旧唐书》卷96，第3023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687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4—3069页；《新唐书》卷126，第4415—4418页。

《旧唐书》卷98，第306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00页。

《旧唐书》卷96，第3025页；卷98，第3068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0—3072页；《新唐书》卷127，第4450—4451页。

《旧唐书》卷96，第3025页。卢怀慎的临终奏疏还提到宋璟的名字，《旧唐书》卷98，第3068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39页。

《旧唐书》卷96，第3025—3026页；《新唐书》卷124，第4385—4386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88，第2880—2882页；《新唐书》卷125，第4399—4403页。

《资治通鉴》卷210，第6688—6690页；《新唐书》卷124，第4383页。关于姚崇的十条改革建议，见《全唐文》卷206，第14页。

关于《贞观政要》，见原田种成《贞观政要研究》（东京，1965年）；温斯顿·刘易斯：《贞观政要：研究早期唐代政府的材料来源》，香港大学1962年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资治通鉴》卷210，第6692页；《唐会要》卷57，第990页；《旧唐书》卷8，第172页；《新唐书》卷46，第1185页。关于宰相制的变化，参见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1—101页，此书最早出版于1952年；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60年），第19—120页；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4年）。

《资治通鉴》卷211，第6728—6729页。

《资治通鉴》卷203，第6421页；《唐会要》卷60，第1041页；《新唐书》卷48，第1237页；《唐六典》卷13，第3页。

见佩内洛普·赫伯特《七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文官选拔》，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13（1976年），第1—40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7—3100页；《新唐书》卷126，第4424—4430页。传记连同徐浩的墓志铭（载《全唐文》卷440，第13—18页）及1960年发现的墓志铭均被译成英文，载赫伯特的《张九龄》中。

其信载《文苑英华》卷670，第1—2页；《曲江集》（四部丛刊本）卷16，第9—11页；姚的答复载《文苑英华》卷689，第1页；《曲江集》卷16，第11—12页。715年的奏疏载《曲江集》卷16，第5—9页；《文苑英华》卷676，第1—5页。

《唐会要》卷75，第1360页；卷81，第1501页；《册府元龟》卷635，第226—236页；参见714年更早的诏令，载《册府元龟》卷211，第6694页。

《资治通鉴》卷211，第6716页；《新唐书》卷45，第1176页。

关于706年的专使，见《唐会要》卷77，第1415页；《新唐书》卷49下，第1311页；《通典》卷32，第184页；《唐大诏令集》卷103，第524—525页。711年的改革，见《资治通鉴》卷210，第6666页。714年再任命按察采访处置使之事，见《资治通鉴》卷211，第6697页。

《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9页；《通典》卷165，第871页；《册府元龟》卷612，第10—11页。关于睿宗时期编订法典的情况，见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1933年），第17页以后的导言；滋贺秀三：《关于汉唐间法典的一些考证》，载《东方学》，17（1958年），第27—43页。

《唐会要》卷39，第703页；《唐六典》卷6，第18页；《旧唐书》卷50，第2138、2149—2150页；《新唐书》卷56，第1413页；《通典》卷165，第871页；《册府元龟》卷612，第12页。

参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第28—31页；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页；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页。

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年）。

《通典》卷10，第56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卷498，第15页。

《新唐书》卷53，第1365页。

见《旧唐书》卷37；《新唐书》卷35—36中关于自然灾害的材料。

《旧唐书》卷74，第2623页。

《册府元龟》卷113，第18—20页；《唐大诏令集》卷79，第451页。

《通典》卷10，第57页；《唐会要》卷87，第1595—1601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旧唐书》卷100，第3111页。

《旧唐书》卷96，第3023—302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26—6727页；《唐大诏令集》卷79，第452页。迁都的详细情况，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25—31页。

《旧唐书》卷49，第2124页；《唐会要》卷88，第1612—1613页；《册府元龟》卷502，第22—24页。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93页列举了这些储备的规模。

《唐会要》卷85，第1561—1562页；《新唐书》卷112，第4165—4166页。

韦嗣立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36，第6页；《旧唐书》卷88，第2871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34页；《唐会要》卷90，第1642—1644页。韦又引了宋务光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68，第22—23页。

关于封地的问题，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1939年），第1—64页；砺波护：《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3—182页。

《资治通鉴》卷211，第6702—6704页。

《唐会要》卷88，第1608页。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4—76页。

《全唐文》卷18，第9—10页。

《全唐文》卷19，第3页。

《佛祖统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73页。

《旧唐书》卷96，第3022页。

《唐会要》卷50，第878页。

《唐会要》卷47，第826—827页；《全唐文》卷26，第27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696页。

《全唐文》卷26，第10页；卷30，第10—11页；卷29，第5页。关于715年河北的教派起义，见《新唐书》卷5，第124页；《旧唐书》卷8，第175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10—6711页；《唐大诏令集》卷113，第588页。这些记载提到教徒白衣长发。敦煌的《户部格》残卷（S.1344号）引了674年、695年和702年的类似的诏书。这些材料说明有些教徒受过很高的教育。

《旧唐书》卷8，第172页。关于对待佛教政策的更详细的情况，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

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年），书中把《旧唐书》卷196上和下及《新唐书》卷216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两卷，京都，1960—1961年），此书把中文史料与J.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关西藏史的材料》（巴黎，1940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

关于突厥人，见岑仲勉在《突厥集史》（两卷，北京，1958年）收集的详尽的史料；刘茂才（音）的《关于东突厥史的中文资料》（两卷，威斯巴登，1958年）翻译了主要史料。勒内·吉罗的《突厥帝国：骨咄罗、默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主要根据突厥史料写成。

《资治通鉴》卷210，第6672—6673页。薛讷曾在710年打退了一次奚族的入侵，《资治通鉴》卷210，第6659页。

《旧唐书》卷39，第1521页；卷185下，第4814页；《新唐书》卷39，第1023页。

《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

对兵制改革的第一流的研究作品为滨口重国的《从府兵制到新兵制》，此文最早在1930年发表，重载于《秦汉隋唐史研究》卷1，（1966年），第3—81页。以后又有大量的作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1—74页）提供了早期研究的简明总结。《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1970年），第407—439页中菊池英夫所写的优秀的一章，《府兵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更近期的状况。

传记载《旧唐书》卷184，第4757—4759页；《新唐书》卷207，第5858—5861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51，第2177页；《新唐书》卷76，第3490页。

《旧唐书》卷183，第4745页。

《唐会要》卷4，第43页；《旧唐书》卷8，第17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07页；《旧唐书》卷107，第3258页。

《资治通鉴》卷211，第6703页。

《旧唐书》卷86，第2833页；据卷8，第173页记载，他们把责任下放给他们的副手。

《旧唐书》卷95，第3011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5，第3009—3013页。

《旧唐书》卷107，第3271—3272页。

《新唐书》卷70下，第2147页。

《旧唐书》卷96，第3034页。

柳芳：《食货论》，载《文苑英华》卷747，第10—12页；《全唐文》卷372，第5—7页。参见《旧唐书》卷9，第235—237页之“玄宗本纪史官评语”，它肯定也为柳芳所写。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0—3093页；《新唐书》卷127，第4441—4444页。

《旧唐书》卷97，第3058页。

《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6、6752页。

《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3，第2985—2990页；《旧唐书》卷111，第4153—4157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6757页。

《唐会要》卷90，第1644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新唐书》卷127，第4450页。

见《资治通鉴》卷212，第6758页。

关于集贤院，见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载《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2（1971年），第45—98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6756页。

《新唐书》卷127，第4450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0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40、6745页。

《唐会要》卷91，第16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63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51页；《旧唐书》卷95，第3016—3017页。

《旧唐书》卷95，第3018—3019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1—6742页。

《旧唐书》卷52，第2184页。

见霍华德·列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载《通报》，46（1958年），第49—80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51页；《旧唐书》卷59，第2334—2337页；《新唐书》卷91，第3793—3794页。

见俞大纲《两唐书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考异兼论张燕公事迹》，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931年），第93—101页。

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5页；以及此书所引的其他文献材料。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17—3222页；《新唐书》卷134，第4557—4559页。

关于宇文融的方案，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0—32、49—50、178—182页；铃木俊：《关于宇文融的括户》，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年），第329—344页；砺波护：《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报》（京都），41（1970年），第263—288页。

《旧唐书》卷48，第2106—2107页；《唐会要》卷88，第1603页；《册府元龟》卷493，第14页；《通典》卷10，第59页。

《唐会要》卷10上，第213页。

《唐会要》卷8，第105—108页；《旧唐书》卷8，第186页；《新唐书》卷5，第130页。

《唐会要》卷8，第108—118页；《旧唐书》卷23，第891—904页；卷8，第188—189页。

《资治通鉴》卷213，第6771页；《旧唐书》卷185下，第4821—4822页；《新唐书》卷130，第4497—4498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35—3241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3—6349页。

《旧唐书》卷97，第3054—3055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71—6772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3—3075页；《新唐书》卷126，第4418—4420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8，第3075—3077页；《新唐书》卷126，第4420—4422页。

《资治通鉴》卷212，第6772、6777页；《新唐书》卷125，第4409页。

关于《开元礼》的编纂情况，见《大唐开元礼》（东京，1972年）第822—823页中池田温的编者注。

《资治通鉴》卷213，第6782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3—3095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84，第2806—2808页；《新唐书》卷108，第4089—4091页；张九龄的墓志铭载《典江集》卷19，第3页。

《新唐书》卷108，第4090页。

《旧唐书》卷8，第191页。关于726—728年的灾情，见《旧唐书》卷37及《新唐书》卷35和卷36等处。

传记载《旧唐书》卷76，第2651—2653页。

《旧唐书》卷105，第3221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87—6788页。

《资治通鉴》卷213，第6767—6788页；《旧唐书》卷105，第3221—3222页。

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第262—265页；《唐会要》卷74，第1348页；《册府元龟》卷630，第6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89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52—3255页；《新唐书》卷121，第4335—4336页。

《资治通鉴》卷213，第6792—6793页；《旧唐书》卷106，第3253—3255页，卷190下，第5037页；《新唐书》卷121，第4336页。

关于授予高力士及其家族的荣誉，见《资治通鉴》卷213，第6793—6794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9—3083页；《新唐书》卷127，第4452—4454页。

《通典》卷10，第56—57页；《册府元龟》卷498，第16—17页；《 旧唐书》卷49，第2114—2115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83—184页有英译文。

《唐会要》卷85，第1563—1564页；《册府元龟》卷495，第20一21页。其他史料记载这一计划为宇文融提出，实误，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11（1975年），第37—77页。这一问题在本书第2章讨论过。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7—3079页；《新唐书》卷126，第4432—4439页。

《资治通鉴》卷123，第6803页。

《旧唐书》卷8，第200页。

关于这几年复杂的宫廷政治，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4—55页；赫伯特：《张九龄》，第165—190页。

关于其运输体系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87—89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4—35页。裴耀卿的详细的奏议，载《唐会要》卷87，第1587页；《通典》卷10，第57页；《册府元龟》卷498，第17—18页；《 旧唐书》卷98，第3080—3081页。浦立本之作第185—187页有英译文。

见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第71—75页。

《通典》卷9，第15页；《册府元龟》卷501，第4页。

《唐会要》卷89，第1625—1626页；《册府元龟》卷501，第4—5页；《旧唐书》卷48，第3097—3099页；《新唐书》卷54，第1385页。关于这一政策及随之产生的争论，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唐代关于国家垄断铸钱的争论》，载《通报》，62.4—5（1977年），第253—292页。

《新唐书》卷54，第1385—1386页。

《通典》卷23，第136页；《唐六典》卷3，第43页；《唐会要》卷59，第1020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00—101、332页。

《资治通鉴》卷213，第6803页；《玉海》卷18，第26页；《唐会要》卷78，第1420页；《唐大诏令集》卷100，第510页；《册府元龟》卷162，第11页；《旧唐书》，第200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278页。

《唐会要》卷78，第1420页。

《唐摭言》卷1，第6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第171页。

《资治通鉴》卷214，第6814页；《唐大诏令集》卷106，第549页；《唐会要》卷59，第1024—1025页；《册府元龟》卷639，第246页。

《唐会要》卷188，第4933—4934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976—6977页；卷214，第6811—6812页。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3—6824页；《旧唐书》卷107，第3259页；卷106，第3236页。

《全唐文》卷288，第1—2页；《资治通鉴》卷214，第6821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175—177页。

《资治通鉴》卷214，第6811页。

同上书，第6814—6817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16—118页注68。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2—6823页。

同上书，第6822页。

同上书，第6824—6825页。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8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3，第3195—3197页；《新唐书》卷133，第4555页。

《唐会要》卷78，第1437页。

关于这些和其他的反佛教措施，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见《唐会要》卷36，第657—659页。玄宗在722年第一次作注（《旧唐书》卷8，第183页）并向全国颁布。735年，附注八卷编成（《册府元龟》卷53，第16页）；743年御注被重编。

见《唐会要》卷77，第1403—1404页；《唐摭言》卷6，第6页；《旧唐书》卷9，第213页；卷24，第925—928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见周一良《中国的密宗》，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8（1945年），第24—33页；大部分传统史学家把玄宗不积极过问朝政的行为全归咎于道教，但柳芳是第一个指责释道两教的御用史学家。《旧唐书》卷9，第236—237页。

《旧唐书》卷107，第3259—3260页。

《资治通鉴》卷214，第6832—6934页。

《唐会要》卷39，第703—706页；《旧唐书》卷50，第2150页。

见戴何都《描述唐代行政制度的唐六典》，载《亚洲杂志》，263（1975年），第183—201页。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9页；卷215，第6837页。

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72—673页。

《资治鉴通》卷214，第6832页。

《资治通鉴》卷214，第6830页。

《唐会要》卷72，第1300页。

同上书，第1299页。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9—70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前言第3—5页；《资治通鉴》卷215，第6850页；《唐六典》卷5。

见池田温《唐代的户册和有关文书》，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21—150页。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2页。

《册府元龟》卷495，第23—26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2—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0—4562页。关于他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9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6—37页。

《旧唐书》卷48，第2086页；卷10，第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3页。

《唐会要》卷59，第1022页。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6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101—3102页；《新唐书》卷131，第4503—4504页。

裴敦复和皇甫惟明都无传记。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3—164页注22和23。

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84页。

《资治通鉴》卷215，第6864、6868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5—3228页；《新唐书》卷134，第4562—4564页。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88—90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9—3060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9—6350页。

同上书，第6873—6874页。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4—6875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8—3232页；《新唐书》卷134，第4564—4567页。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页。

同上书，第6879—6882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197—3201页；《新唐书》卷133，第4551—4555页。

《资治通鉴》卷216，第6877—6883页；《旧唐书》卷103，第3199—3200页。

《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200上，第5367—5372页；《新唐书》卷225上，第6411—6421页。关于他的出身和事业，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23页和第82页以后；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巴黎，1962年）提供了《安禄山事迹》的详尽加注的完整译文；《安禄山事迹》为姚汝能所作的一部叙述安禄山事迹的9世纪初期的著作。

关于杨贵妃及其家庭，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2页以下。霍华德·列维：《杨贵妃事迹》，载《通报》，45（1957年），第451—489页；此文有《旧唐书》（卷51，第2178—2181页）和《新唐书》（卷76，第3493—3496页）中她传记的译文；又见列维《杨贵妃的家族背景》，载《汉学杂志》5.2（1957年），第101—118页；《一个杰出皇帝的后宫宠妃》（台中，1958年）；《长恨歌：杨贵妃之死》（东京研究社，1962年）；《杨贵妃之中选》，载《东方》，15（1962年），第411—412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41—3267页；《新唐书》卷206，第5846—5852页；关于他的出身，见《资治通鉴》卷215，第6867—6868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4—165页，注47、48。

《资治通鉴》卷216，第6896页；《旧唐书》卷106，第6页。

《资治通鉴》卷215，第6910—6912页；《旧唐书》卷105，第3230—3232页。

《资治通鉴》卷216，第6907—6908页。

同上书，第9608—9906页；《旧唐书》卷200上，第5369页；《安禄山事迹》（1910年本），上，第11页；戴何都的《安禄山史》，第111—115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6—98页。

关于南诏的崛起，见迈克尔·布莱克默《云南南诏的崛起》，载《东南亚史杂志》，1.2（1660年），第47—61页；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东京，1969年）。

《旧唐书》卷197，第5280—5281页；《唐会要》卷99，第1763—1764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1—6902、6906—6907页。

《唐会要》卷78，第1437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9页。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01、167页，注87。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2—6914页；《旧唐书》卷106，第3239—3241、3243—3244页。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7—6918页；《旧唐书》卷106，第3241页。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8页；卷217，第6926—6927页；《唐会要》卷99，第1734页；《旧唐书》卷9，第228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4，第3211—3215页；《新唐书》卷135，第4569—4574页。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9页。

《资治通鉴》卷217，第6922—6923页。

同上书，第6923—6924页。

同上书，第6924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7—3059页；《新唐书》卷125，第4411—4412页。

关于翰林院的发展情况，见F.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3年），第6—9页。

《旧唐书》卷97，第3058页；同上书，第6925页。

《资治通鉴》卷217，第6927—6928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108，第3275—3278页；《新唐书》卷118，第4267—4269页。

《资治通鉴》卷217，第6923页和《考异》；《旧唐书》卷112，第3343页。

《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页。

《新唐书》卷118，第4627页；《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页。

《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6934页。

同上书，第6932页。

《资治通鉴》卷217，第6932—6934页。

关于安禄山叛乱的情况，叙述最清楚的作品为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和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主义的根源》（载于J.C.佩里、巴德韦尔·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莱登，1976年〕，第33—60页）。关于安禄山的基本史料，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有译文，后者把《旧唐书》卷200上的传记译成英文。以下叙述基本上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17—218。

《唐会要》卷63，第1095页（于休烈奏议）。

关于玄宗时期史料的详细情况，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和730—763年的史料》，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3.2（1950年），第448—473页；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史学家》。浦立本认为韦述的国史稿终于玄宗即位之初，虽然他引证的一些材料说明韦述也写了较后面的时期。作为一名史官，韦述几乎肯定参加了《开元实录》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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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强有力的地方分权体制是755—763年安禄山之乱的直接后果。在唐朝成立以后，这场叛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叛乱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帝国搞成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历史学家早就认为它是唐朝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近几十年中，它甚至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中的一个大转折点。不过在叛乱本身及其后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相称。虽然这种大内乱必定产生严重和深远的后果，但是难道一件基本上是军事的事件会造成把唐王朝截然分成前后两个时期的深刻变化吗？

实际上，安禄山之乱后中国的变化的局势不仅仅是叛乱所造成，而是有它早已在进行的发展根源。正如本书前几章所指出的那样，自唐朝开国以来，它的政制已经经历了重要的变动。这些变化在与初唐政体性质迥然不同的政体形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必须把长期的变化与叛乱本身的特定根源区别开来。虽然当叛乱发生时，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但这一事件绝不是不可避免的。

说到那些区别初唐和中唐的变化，我们须要在这里回顾一下与755年出现的危机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分裂状态有关的变化。最重要的是8世纪第一个25年为巩固中国对外的地位所采取的步骤。在遭受7世纪最后几十年和8世纪初的重大挫折后，为维护一个从南满至帕米尔、从内蒙到越南的已经扩大的帝国新政制结构发展起来了。这些变化把唐帝国置于一个与半个世纪前太宗遗留下来的机制迥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它成了一个通过历次大征战（一般是胜利的征战）创建的，以及靠王朝无与伦比的威信、外交和仅仅是不牢固的外围防御维系的帝国。这些变化是日益增长的外来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复兴的东突厥人、契丹人和吐蕃人——直接造成的。唐政体在与这些强大和组织良好的邻邦的经常冲突中，被迫逐步建立永久性的大规模防御体系。但这一体系经过一段时期后获得了充分的进攻能力，这一事实有助于掩盖它开始时的防御性质。

这一发展的根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利益（区别于帝国及其将领们的个人雄心），对此已有人提出疑问。但是批判者往往忽视了基本的战略考虑，即迫使中国人把军事力量扩大到远远超过他们可能定居的范围以外的考虑。只有这样，高度机动的游牧邻族才能被遏制，而不至于迅速和破坏性地渗入内地。另一个动机可能是维护对外贸易的交通，虽然由此产生的贸易远远不足以弥补这类政策造成的巨大费用。总之，重要的是，在边境维持庞大兵力的这一政策当时并没有人认真提出疑问。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一政策似乎一直是必要的，理由是它取得了全面的成功，而且唐帝国有能力负担它的费用而不至于造成资源的不应有的紧张。

这一政策的采用意味着再也不可能依靠从前以混合兵源的部队（府兵、职业军人和罪犯）充当小股守军的制度了。可以设想，在进入7世纪之际其战斗力已受限制的府兵制绝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长期边防戍军。一种新型的军队必须建立起来，以提供当时需要的更庞大更长期性的部队。在8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边境常备军的规模明显扩大，最后至少达到5倍于前一世纪的水平。在8世纪40年代军队人数将近50万，这一数字与广袤的作战区对比肯定不算巨大，但它确实代表了到当时为止正规地部署在中国边境的军队的最大数字。军队的成分必然发生了大变化。如此庞大的军队只能由长期服役的军队组成。这意味着军队的充分职业化，这个过程远远早于政府在737年宣布长期服役为定制之时。

边境行政管理制的基本变化也伴随着军事方面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前的习惯做法是临时任命将领来指挥大战役和边境行动。正常的边境行政工作由其权力被精心地限制的官署掌管。现在新常备军需要一种新的指挥机构，它能使这些军队在特定的边境广泛地区相对独立地行动。每个边境区（藩或藩镇）归一个接替行军大总官、都护和都督的节度使管辖，但他一般保留着这些头衔。除了军事职务外，新的节度使还拥有地方行政、财政和供应等方面的文职权力。这种把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变化完全背离了以前的惯例。但是做不到这些，边防军就不可能得到适当的战地指挥和后勤支援，而这些军队又往往必须在远离中国内地之处作战。在这些情况下，中央政府显然必须极为慎重地选拔官员去担任这些拥有大权的职务，并且要在他们中间定期轮换，以防个人与某一藩镇的关系发展得过分牢固。

后来担任节度使的官员的类型起了变化，这使中央政府对这些问题甚至更加敏感了。在一开始，在高级文武官员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被任命为节度使的人一般为文官，他们在边境藩镇任职期满后，能够指望返回朝廷。他们完全拥护朝廷既成的权力结构，而且他们就是正规的等级官僚集团的成员。但约从730年起这些拥戴朝廷的官员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往往有广泛的边境生活经验的职业军官。许多人是行伍出身，他们所取得的擢升在以前是不可能得到的。许多人还是非汉人；鉴于唐朝一贯在边防军中使用大批部落民，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人事上的这种变化有其实际的原因，即希望通过使用职业的军事专才来取得最佳效果。

但新制度的成就中孕育着一种抵消其力量的因素；大权日益落入边境将领之手所包含的危险却被人忘记了。

以节度使统率的形式出现的军事力量的分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后果。第一，伴随着府兵制的衰落而出现的藩镇制在抵御外患方面的成就导致了一切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在内地的消失。京师保持有一支军队，但其素质变得如此之差，以致成了人们的笑柄。第二，中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此时部署在沿漫长和容易渗透的北方边境延伸的五个藩镇。按其大小，这五个藩镇依次是：范阳（北河北）、陇右（南甘肃）、河西（甘肃—宁夏北部）、朔方（甘肃—陕西东部）和河东（北山西）（见地图10）。它们基本上是边境藩镇，但范阳和河东主要由地方供养，比其他几个北方藩镇较少地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支持，不过河东自给的程度比范阳稍差。另一个藩镇剑南（四川）也是如此，但在安禄山之乱前它拥有的兵力相对地说还不算庞大。

正如边境的新形势造成边境行政制度的变化那样，国内的各种发展——人口的增长、迁移和流亡的日趋频繁、税册之过时、行政手续的日益复杂、非经常性的不法行为（再加上官僚们怠于职守的长期存在的倾向）也促使内地行政的变动。部分的解决办法是像边境那样设立一种较高级的行政单位，以管辖一个包括许多州的地区。由于朝廷不愿把实权正规地交给任何这类大行政单位，所以这种官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一开始它的职能就被设想为应是监督性的，而不是具有执行性质的。最后在733年，帝国被划分成15个道，各置采访处置使。这只是搭起了道的制度的架子，不过在以后安禄山叛乱的年代，采访处置使才逐渐对其管辖的州县越来越主动地行使权力。

在8世纪前半期政府所作的制度改革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它们使帝国能够取得最大的疆域和国力，使国内达到高度的稳定，并且能够保持一个可以接受的中央集权。玄宗朝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当时的政治家却没有看到中央对地方事务的强有力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正是整个地方行政结构及土地分配、税制、劳动力动员和征兵等工作的基础）在逐渐放松；更不可恕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边境建立的庞大的军事建制所包含的种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