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对外关系，720—755年



传统历史学家对玄宗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当他即位初期帝国的防御已得到加强和帝国随之采用消极的防御政策后，他的雄心导致他日益改用一种国力所不能负担的主动的、干预性的对外政策。当然，随着714年吐蕃战败而出现的相当平静的几年以后，军事活动在他在位的中期和后期大大地增加了。但这肯定不是像太宗后期和高宗时期那样的蓄意的领土扩张时期。在玄宗的这些日子中，唐朝对来自两个最强大和最富侵略性的邻国——契丹和吐蕃——的压力作了反应，与它们进行了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同时，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由于以下的因素而起了变化：在满洲（渤海）和云南（南诏）出现了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传统的北方敌人突厥族最后消失；基本上对唐朝友好的回纥人取代突厥族而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

吐　蕃

吐蕃依然是中国最难对付的邻国。714年战败后，吐蕃人稳步地巩固他们的王国；721年，随着幼王的成年和705年以来控制吐蕃的宰相和太后之死，吐蕃的宫廷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转折。722年，吐蕃朝着新的方向重新向外扩张，入侵西部的小勃律（吉尔吉特）。小勃律和邻近的大勃律（巴勒提斯坦）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是疏勒（喀什噶尔）经明铁盖山口通往迦湿弥逻（克什米尔）和印度河谷的要道。它们自武后时期起已是中国的朝贡国。吐蕃的占领将使吐蕃人控制帕米尔地区，使他们能直接与突骑施部或阿拉伯人接触，从而威胁中国人在中亚的地位。

面临吐蕃的入侵，小勃律王向中国求助。一支中国军从疏勒前往援助，吐蕃人被击退。但他们仍控制着大勃律。

这次冲突似乎对中国西部边境没有直接影响，但与吐蕃的关系不久在玄宗的朝廷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725年封禅祭典以后，张说敦促玄宗与吐蕃长期议和以减少陇右和河西的大量边防开支。但玄宗征询了在724年已主张深入吐蕃领土进行打击的好战的河西节度使王君的意见。结果他没有采纳张说的和议意见，开始计划对吐蕃进行一侵略行动。

725年，一些吐蕃人参与突骑施对塔里木绿洲的袭扰。从726—729年，敌对行动又在中国边境发生。吐蕃人屡次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领土，而中国人则再三打入青海湖区。从728年秋季起中国人取得了主动，军队赢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并占领了几个主要的吐蕃要塞。吐蕃人求和，在以前因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而仍对他们不信任的玄宗最后被说服同意议和。730年和约商定。吐蕃王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吐蕃的边境将领奉命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一块刻有和约条款的石碑矗立在边境。和平持续了几年。两国互派使者，边界被划定，边界栅栏也被建立。此外，在这些年中，唐朝专心致志于同东北的契丹进行持续的战争。

但是，和平在736年遭到破坏。吐蕃人又进攻小勃律，虽经中国人抗议也未停止。帕米尔地区的形势甚至比722年更加危急。玄宗有好几年曾力图取得经帕米尔地区通往伊朗和西方的南方诸路的控制，因为粟特由于突骑施的干涉又受到来自阿拉伯人的压力而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同时传统的北方商路也受到威胁。这一对峙还有另一个形式。在734—735年，北庭（准噶尔）的唐军与突骑施之间已爆发战争。突骑施的可汗娶了一名吐蕃的公主，而吐蕃王的一个妃子又是康国（撒马尔罕）的公主。这样，对吐蕃—突骑施的结盟或对更讨厌的吐蕃—阿拉伯在中亚的结盟的由来已久的恐惧又出现了。

由于无力阻止吐蕃对小勃律的进攻，中国就在东面发动进攻，吐蕃人在那里因被和约和中国与吐蕃将领之间的誓约所麻痹，对进攻毫无准备。737年中国人进犯青海湖区，738年吐蕃的反攻被击退，河西、陇右和剑南诸节度使奉命与吐蕃人全面作战。中国人从甘肃深入今之青海省。四川的军队在开始时战果不大，但在740年得到当地羌族部落民的帮助，占领了关键的吐蕃要塞安戎，因为这些部落民对吐蕃的行政官的勒索已感到厌烦。尽管出现坚决的反攻，中国保持了战果，这样，唐朝又控制了在680年丧失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739年，在拉萨保持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化影响的吐蕃王后金城公主死去，741年吐蕃人企图利用在长安为她举行葬礼的机会缔结新的和约。玄宗没有同意，于是吐蕃人在741年夏季开始发起一系列果敢的进攻，并重新控制了青海湖区。他们夺回固若金汤的石堡城，并入侵甘肃边境的中国领土。

在以后几年，皇甫惟明及其继承人王忠嗣，进行了一次次的边境战争，稳步地加强了陇右和河西两镇的中国防御设施，这两个藩镇到742年时已控制了17个军，兵员共达14.8万人。皇甫惟明和王忠嗣都在宫廷的党争中被株连，747年陇右归突厥将领哥舒翰管辖。749年，他率领从陇右、河西、朔方和河东诸镇抽调的大军，最后攻占了石堡城，但中国人伤亡很大。该地成了新的中国军队的驻地，在以后几年中国人在西北新成立九支长驻军队，并开辟屯田来供养它们。753年哥舒翰再次大败吐蕃，收复了称之为九曲的黄河上游的大部分。

8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当中国人在吐蕃边境进行大规模战争时，吐蕃的西陲又形成了与唐朝直接对峙的形势。吐蕃在736年攻击小勃律后，稳步地巩固它在帕米尔的地位，许多山地小王国与长安断绝往来并成了吐蕃的属国。在塔里木的中国将领曾经不时攻击吐蕃人，但毫无结果。746年，在安西任职的高丽将领高仙芝对小勃律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讨伐，他率领1万名骑兵通过帕米尔最高的几个山隘。吐蕃人被赶走，中国军队驻在小勃律，中国对帕米尔诸国的影响得以恢复。吐蕃这时又转而窥测小小的劫国，使驻在小勃律的中国军队的供应线有被截断的危险。750年高仙芝又进行一次讨伐，占领了吉查尔，最后遏止了吐蕃想在帕米尔建立统治的企图。

755年，吐蕃王死，吐蕃朝廷派使节前来，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中国使节也被派往吐蕃去册封新王和转达唐皇的吊唁。吐蕃的威胁不论在中国边境还是在西面，似乎都暂时被遏制了。但安禄山之乱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军队在吐蕃边境的撤离，又揭开了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中亚，突骑施族和阿拉伯人

自玄宗初年以来，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西突厥族各部居住的地区已被一个名突骑施的部落及其令人生畏的苏禄可汗所统治。虽然苏禄可汗已在717年正式臣服于中国人，但在同一年他还是袭击了边境并进攻阿克苏及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方。719年，唐军已被赶出碎叶（托克玛克）的哨所，丧失了在天山山脉之北的大片领土。

幸亏苏禄这时西进占领富饶的粟特诸城邦国。苏禄是在粟特最后建立阿拉伯统治的伟大的阿拉伯将领库塔伊巴死后不久崛起的。阿拉伯人坚决的推进暂时被挡住了；突骑施族前去支援粟特人进行抵抗。在724年，在阿拉伯史学家称为“渴日”的战斗中突骑施大败侵略河中地区的阿拉伯远征军。这一挫折使阿拉伯向东的扩张中止了约50年；从724—727年，突骑施深入粟特国境，远至康国（撒马尔罕）本土。726年，突骑施为防卫骨咄（帕米尔以西）而与阿拉伯人交战；阿拉伯人直到730年才开始认识到突骑施的力量。

唐朝感到应该安抚苏禄，于是在722年安排把唐朝的“公主”（实际上是西突厥名义可汗的一个女儿）嫁出和亲。同时，中国的安西都护府（塔里木盆地）和北庭都护府（准噶尔）的防御设施不断地得到加强。718年，安西成为一节度使驻节之镇，北庭在727年也照此办理。到8世纪30年代，它们各自拥有两万名的守军，给养部分来自屯田，部分地来自与中亚贸易的商人所缴的过境税。

这些预防措施之所以必要，不仅是由于苏禄本人明显的军事力量，而且是由于他与中国的两大最强大的宿敌东突厥和吐蕃联姻。725年，他插手支持于阗王的反唐叛乱。叛乱很快被平定，但苏禄与中国的安西副使结下私仇，他与吐蕃盟友一起掠夺塔里木盆地，围攻龟兹，进攻高昌区。但突骑施基本上仍只插手中亚事务，730年，苏禄与唐朝媾和。突骑施的力量几乎完全依靠苏禄个人的领导和他给他的部落领袖提供无数掠夺物的能力。到8世纪30年代，他与诸子和酋长们的关系日趋紧张，同时他得了一次中风，一臂不能动弹。但他被迫继续征战。731年，他又进犯粟特，企图打败阿拉伯人和夺取富饶无比的康国（撒马尔罕城）；他差一点儿成功，在被迫撤军前重创阿拉伯人。

在西面受阻后，苏禄又在735年和736年进攻中国北庭和北塔里木的据点。这一次他遭到惨败，于是又被迫议和。因此他在737年又重新西撤，阿拉伯人已在那里进攻位于经过帕米尔的南路的要冲骨咄。苏禄与从粟特和吐火罗的几个属国抽调的部队渡过乌浒水，抵达阿拉伯重要的前沿基地巴尔赫。虽然苏禄的军队人数大大超过阿拉伯人，但他们被彻底击溃。

这是苏禄及突骑施力量没落的开始。部落的对立造成了危机；738年苏禄被一个争权者谋害。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这些部落中的一派请求中国人援助，于是中国人会同拔汗那（费尔干纳）王平息了突骑施之乱。这一地区取得了全面的政治解决，拔汗那、柘支（塔什干）和佉沙（基什）诸王都得到中国的封号。中国人企图在西突厥人中立一新可汗以便对突骑施进行控制，这又引起一次动乱，但744年的又一次讨伐最后打垮了突骑施人，并在伊犁河流域和碎叶区重建中国的权威。到750年，这里成了中国的强大的基地，高仙芝由此就能进一步向中亚扩张力量，最后在那里与阿拉伯人直接对峙。

被内部斗争搞得四分五裂的突骑施不再是唐朝的威胁。在8世纪50年代，他们日益受到住在巴尔喀什湖之南的北邻葛罗禄部的压力。葛罗禄部曾参与回纥人推翻东突厥之战，但后来又与获胜的回纥人不和，此时开始向西南迁入突骑施的领地。

东突厥的衰落和回纥的崛起

716年默啜可汗之死引起了东突厥人内部一段不稳定的时期，在此以前，他们的力量已因许多臣服民族的变节而减弱。新的小可汗匐俱不久就被默啜之侄、杰出的将领阙特勤废黜，后者把除年迈的暾欲谷以外的默啜的家族及其衙官全部杀害。阙特勤以新可汗（中国史料中称默棘连或毗伽）代替匐俱，新可汗从716年一直统治到734年。在716年和717年，突厥领地瘟疫肆虐，于是与蒙古北部诸臣服部落的一系列血腥战争爆发了；结果乌古思诸部逃往中国避难。

毗伽成为可汗后，立刻想进犯中国，但被顾问们劝阻。他于是妄想使其部落民过定居生活，自己则想住在中国式的围有城墙的都城内。这一计划被暾欲谷劝阻，他认为这一发展会破坏突厥人的民族特点和使突厥人丧失对付中国人的力量——机动性。同时，毗伽建议与中国人媾和。玄宗予以拒绝，并在718年计划纠集东面的契丹和奚族、西北的拔悉蜜和黠戛斯以及臣服于突厥的形形色色集团，对突厥发动一次协同进攻。720年秋，进攻在中国将领王唆的指挥下进行。计划同时直捣突厥大营的行动是一个错误。拔悉蜜先于中国大军抵达，结果被击溃。突厥人于是开始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定居地和西面的北庭都护府。

在721—722年期间，和解终于达成：可汗同意事玄宗为父，突厥的朝贡使团和使节定期来中国朝廷。毗伽几次要求娶中国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8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边境纠纷时，吐蕃要求突厥人一起进攻中国，但毗伽拒绝，原因也许是中国人已在朔方建立大规模的边境集市，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可以在那里获得大量中国丝绸。

731年　阙 特勤死，玄宗派使者前去吊唁，并派中国匠人为阙特勤之碑刻汉文纪念。达成的亲切的妥协显然对突厥人和中国人都有利。734年，毗伽被他的一个大臣毒死。

在8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政治平衡受到契丹和奚族的叛乱的威胁（见下文），它们拒不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转向突厥效忠。突厥人似乎不愿意直接插手，从而危及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虽然在733年有些突厥军队协助契丹兵作战。然而在734年突厥人几次向渤海王建议，希望结盟反对契丹，但没有成功；735年，他们自己攻打奚和契丹，但被打败。突厥人肯定已深深地陷入东北的这一危机之中，唐朝发现单单契丹已是强大和意志坚决的敌人，就十分谨慎地不让突厥人直接参加对抗。

伊然继毗伽为可汗，他不久死去，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后者是被毗伽遗孀控制的儿童。这两个可汗继续与玄宗的朝廷保持朝贡关系。741年，稳定的局势被破坏，登利被他的一个将领东杀所杀，东杀另立毗伽的一个儿子为可汗。但新可汗很快就被骨咄叶护杀害，他的弟弟被继立为统治者，但又被谋杀。叶护于是自立为可汗，但拔悉蜜、回纥和葛罗禄群起反对，把他杀死。拔悉蜜人企图立自己的可汗，但突厥人另立杀害登利可汗的凶手之子乌苏米施为可汗。中国人派使者要他效忠，但被拒绝。他的朝臣反对这一行动，乌苏米施在遭到拔悉蜜和其他部落的攻击后出逃，在744年被拔悉蜜部所杀，并被传首长安。

突厥人此时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乌苏米施之弟被立为白眉可汗，但其他突厥人另立拔悉蜜之主为对立的可汗。中国人利用了这一混乱。朔方节度使率军进入草原，打垮了东面诸部。同时，葛罗禄部和回纥部杀了拔悉蜜的可汗，回纥的首领骨力裴罗控制了该国。745年回纥杀了最后一个突厥可汗白眉，将其首级送到中国朝廷。毗伽的令人生畏的遗孀率部投诚玄宗。突厥帝国灭亡。

导致突厥人灭亡的部落联盟是很短命的。最初在叛乱中为首的拔悉蜜在744年被其他部落所灭，拔悉蜜的首领逃往北庭寻求中国的保护。此后不久，葛罗禄也臣服于回纥，回纥的统治者骨力裴罗此时成为原先被突厥人统治的整个草原区的无可争辩的主宰。746年，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批准他为统治者。

747年，他的儿子磨延啜继他为可汗；磨延啜巩固了回纥对其前盟友的霸权地位，并建都于合刺八刺哈孙城。回纥人以前原为游牧民族。磨延啜此时采取了716年毗伽可汗曾为突厥人设想的步骤，即给他的臣民建立一个固定的首府，回纥人逐渐开始定居和务农，同时他们的首府和磨延啜通过中国人和粟特人在色楞格河畔建造的另一个城市成了活跃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回纥人从未成为定居的民族。在840年他们的帝国灭亡前，他们多半依然是牧民。但他们很快发展了远比突厥人在鼎盛时期更为复杂和先进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对唐朝来说幸运的是，他们一直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玄宗在位的最后几年，他们建立了正规的朝贡关系，并且奠定了在下一世纪将把双方连接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基础。

契丹和奚

中国对南满控制的重新建立、717年营州的强大的平卢军的建立和714年契丹王和奚王的重新归顺，使东北开始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这种局势是由唐“公主”与契丹王和奚王的一系列王朝通婚支撑的。贡使定期来到中国的朝廷，贸易在营州十分繁荣。此外，在东满洲出现的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渤海（详见下文）有助于进一步稳定东北，而突厥人的总的消极态度避免了外来民族在这一区域构成的传统战略威胁，即对整个北方边境的联合进攻。最后，唐朝在东北的防御设施极为强大。696年契丹入侵后建立的五个军在玄宗初期得到三个军的补充，在729年又增加了两个军。它们归范阳节度使指挥，到8世纪30年代，归他直接调遣的军队达9.1万人。此外，平卢军和南满的其他军队也归他节制。范阳是所有边境藩镇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这是朝廷见到契丹和奚构成的潜在威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一区域外表的平衡实际上掩盖了高度动荡的政治局势。契丹的局势尤其如此；718年李失活死后，契丹在八年中走马灯似的有四个王上台。契丹朝廷的实权掌握在大臣可突于手中，他废立了几个王，大权在握。8世纪20年代后期，他与一朝贡使团来长安朝廷，遭到宰相李元紘的粗暴对待。他对中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他在730年杀契丹王，迫使作为王妃的中国“公主”逃到营州的驻军那里，然后自立为契丹的统治者。他胁迫其邻近的奚族参加叛乱，并归顺突厥的毗伽可汗。

虽然中国朝廷决定讨伐他并下令大量征兵，但有效行动直到732年才开始。信安王李祎全面指挥一次同时从几个方面进攻可突于的战役。经过几次挫折，李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对方造成大批伤亡，抓获很多俘虏。可突于彻底战败，率残部逃进热河山区，同时他以前的同盟奚族向唐投降，恢复了原来的属国的地位。

但契丹根本没有灭亡。733年春，有突厥友部参加的契丹大军驻营于渝关塞外。新任范阳节度使的薛楚玉派军进攻，但大败而归。同年稍晚的时候，在最近与吐蕃交战中战功卓著的张守珪接替了薛楚玉。可突于被张的盛名所慑而被赶走；他试图通过诈降来赢取时间，同时向西北撤退，指望与突厥人会合。张守珪此时策反了一个与可突于不和的契丹将领李过折。李过折杀害了可突于及其许多支持者，将其首级送呈中国朝廷。

735年玄宗承认李过折为契丹的领袖，并封以各种表示他的臣属地位的官职。契丹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和平希望很快又破灭。在同年年底以前，可突于的残余党羽在涅礼的谎言煽动下，杀害了李过折及其大部分家属。同时，突厥人进攻契丹和奚，但被击退。中国朝廷宽恕了涅礼并批准他为契丹王。但在736年初期，奚和契丹又不服中国的节制。张守珪的将领安禄山率军进击，但被战败。次年，张守珪大败契丹。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战争的间歇，但双方未达成明确的和解。

738年秋，张守珪的两名属将矫称张守珪的命令，使营州主将在横水进攻奚。进攻失败。张守珪企图掩盖真相谎报胜利。真相泄露，张在随之而来的丑闻中被贬，职务由李适之接替；李率军在740年秋打败了契丹和奚。

局势到这时候终于变得比较安定了。唐的防御体系得到加强。743年河北建立了两支新军，平卢建立另一支军队；在742年，原归范阳节度使指挥的平卢改为负责中国在南满地位安全的一个独立藩镇。743年契丹和奚国派使者至长安，唐朝廷也显然决定试探和解，因为在745年，中国又有公主嫁给了契丹王和奚王。

但在745年末，两王杀害了中国的王妃并谋反。自742年起已任平卢节度使并在744年以后同时指挥范阳的安禄山平息了他们的叛乱。746年，中国朝廷册封了契丹和奚国的新王。和平关系得以恢复：749年奚使者来到长安，契丹使者则于750年相继来到。

终玄宗之世，奚和契丹的问题仍未解决。虽然这些部落没有大举侵入中国境内，但中国人企图控制它们的活动也没有结果。它们一直是强有力的威胁，它们的存在说明唐朝在东北保持庞大的军事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

渤　海

玄宗在位期间，唐朝与以前很少直接交往的中满和北满诸民族发生了关系。唐朝已偶尔接待来自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库页岛可能还有堪察加的形形色色来历不明的民族的使团，并与满洲和黑龙江流域的民族有定期交往。在唐初期，北高丽和今辽宁和吉林两省东部形成高丽国的领土。在高丽之北，许多室韦亚族居住在今黑龙江的西半部，它们属于与契丹有关系的蒙古族，而在今黑龙江省东半部和黑龙江下游则是有通古斯族血统的靺鞨的领地。北高丽人口的大部分也属于靺鞨血统。

随着高丽的衰亡，其原来的领地成了权力真空。在南部，一个组织甚差的“小高丽”国在新统一的新罗国和辽河流域下游中国人定居区之间的地区勉强维持生存。高丽统治集团的大部分已被高宗迁移，有的到中国各地，但大部分则在营州地区居住。当696年契丹入侵河北从而中断中国在东北的行政时，由来自濊貊统治阶级和高丽靺鞨部落的民族组成的一个集团叛乱，在前高丽将领大祚荣率领下逃到今吉林省的松花江上游。大祚荣在那里自称振国国王，并使自己成为突厥的默啜可汗的一个藩属。

到705年，中国朝廷得知他已成功地在东满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于是决定承认它，希望中国在与奚和契丹作战时，它会成为一个同盟。使者你来我往，但与契丹和奚的战争切断了双方的交往，直至712年，这时中国承认大祚荣为渤海王。新的渤海国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王国，它的组织如同新罗那样严格仿效中国的模式。定期的朝贡使团被派往长安，为了促进贸易，它还作了专门安排。

719年大祚荣死，他的儿子大武艺继位，他统治渤海直至737年。虽然朝贡关系没有中断，但在8世纪20年代，双方关系趋于紧张。渤海王采用自己的年号，放弃唐朝正朔，以表示独立于唐朝之外；渤海朝廷于是分裂，一方为亲唐派，一方为以渤海王为首和谋求更独立的路线的保王派。

唐朝对渤海的日趋强大越来越忧虑，并开始寻求同盟以抵消它的力量。渤海几代国王以前曾被北部邻族——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族——打得大败，唐朝开始与这些以好战著称的部落建立联系。726年，靺鞨派使者前来朝廷，中国人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一边境行政区，由中国的军官充当部落首领的顾问并组织了一支部落军队。

渤海王当然会以忧虑的心情看待这些事态发展。726年，他命他的弟兄大门艺（此王从705—712年曾在唐朝廷当人质）率军对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族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唐和靺鞨的南北夹攻。大门艺反对这一计划，说这样会背叛他们的霸主唐帝国，他逃到了玄宗的朝廷。

渤海王派使者要求处决大门艺。玄宗企图蒙骗使者，说大门艺已被流放岭南，而事实上他被派往中亚任职。真相泄露之后，渤海王大怒。732年他派海军出征，袭击山东半岛的中国重要港口登州，攻占了州府，撤军前把刺史杀死。

玄宗此时决定对渤海采取激烈行动，他与也因强大的北邻的崛起而感到威胁的新罗王拟订计划，准备中国军队从营州、新罗军从朝鲜半岛北部进行联合夹击。战争的结果是一次惨败。733年中国人因与契丹重新出现纠纷而放弃了这次战役；新罗军也在高丽北部山区被暴风雪所困，在未与渤海军遭遇前就损失大部分人马，最后被迫撤军。734年玄宗致函新罗王，敦促他一有机会就向渤海进攻，同时双方缔结了协同防御的协定，结果唐朝等于正式放弃了它以前在高丽征服的土地上的长期权利。渤海王为报私仇，继续反对大门艺；他企图派人在洛阳暗杀大门艺，但企图失败，刺客被捕。

但更冷静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在8世纪30年代，突厥人屡次与契丹发生纠纷，734年他们要求渤海与之结成联盟，以对付此时又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契丹。渤海王也许意识到，作为契丹领土上的主宰的突厥人会成为比唐朝更具有侵略性的邻邦，所以拒绝了这一建议。735年，渤海派遣由一个王子率领的朝贡使团前往长安，作了表示正式臣服的行动。从此使团岁岁来朝。

737年，其政策导致与唐朝关系破裂的大门艺（原文如此，应为大武艺——译者）死亡。渤海诸王中最伟大的大钦茂（死后的谥号通称大文王）继位。他在位的57年使渤海的国力达到最高峰，而且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水平。在他统治下，渤海在制度和文学文化方面成了唐朝亦步亦趋的翻版，很像新罗和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它成了中文作为行政和文学通用语的东亚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虽然渤海与新罗及日本同样完全独立，唐朝政策也无力干涉它的内政，但朝贡关系的形式仍被谨慎地保持着。渤海王和新罗王正式接受唐朝廷的封号，他们的王后和太子也是一样。两国使者定期到唐朝廷祝贺新年，他们朝贡后得到回赠的中国产品则更加昂贵精美。

渤海崛起后，唐朝在东北面临新的形势。新罗和渤海既不是在发展程度上明显低于中国的部落民族，也不是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上完全属于异族的游牧帝国。它们都是定居社会，完全是像中国本身那样组成的中央集权官僚王国；唐朝廷必须与它们一起创造一种新型的关系，即要接受一种远比与以往任何邻国相处时都更为平等的关系和更为共同的文化。

750—755年的对外发展

直至8世纪40年代为止，对边境事务的处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吐蕃的边境已经稳定，以前丧失的重要战略地区已被收复。经塔里木、伊犁河流域和帕米尔通往中亚的各条路线都得到保护。草原被比较和平和友好的回纥人控制，契丹和奚民族的威胁被成功地遏制了。漫长无比的边境防务在人力和供养方面都是代价昂贵的。但唐朝成功地达到了它的目的，玄宗时期的战役很少是中国对邻邦的侵略政策或扩张野心引起的。

但约在750年，中国在经过十年胜利的征战后遭到了一次次严重的军事挫败。751年，曾在小勃律和拔汗那之役取得辉煌胜利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最后与阿拉伯人在咀逻私（塔拉斯）水交锋，被打得溃不成军。战斗本身并无重要意义。但它对未来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它使阿拉伯人处于有力的地位，当安禄山之乱后中国在突厥斯坦的守军开始处于孤立然后又遭到吐蕃的侵袭时，他们就得以向中亚扩大势力。751年安禄山也惨败。750年，安禄山的军队在东北边境又已与奚和契丹交战。据历史记载，这些敌对行动是安禄山蓄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想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然后向玄宗邀功请赏；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安禄山于750年后期回京后被厚加赏赐，即获准可自行铸钱这一无与伦比的荣誉。751年返回东北后，他准备大举征讨契丹，于是率领自己的6万名军队和一支奚骑兵对付契丹。远征的结局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和安禄山大部分部队的丧失。尽管这次惨败主要是安禄山过分自负引起的，玄宗个人对他仍如此宠爱，以致他未受到任何惩处。

就在这一年，唐朝在云南也遭到同样的惨败。中国人在这里面临新兴的南诏国：中国人曾鼓励南诏的兴起，以期在对付吐蕃时它会充当中国的盟友。8世纪30年代后期，蒙舍（南诏）统治者皮逻阁逐步将统治扩大到今云南的6个土著王国（六诏），此举得到剑南节度使王玙的默许和援助。739年，他在今大理附近建都，并以重兵设防。南诏王和太子得到中国的封号，于是与中国朝廷建立了封建的关系。

750年，云南太守张虔陀企图掠夺南诏的使者。南诏王阁罗凤不甘忍受这种待遇，因此张虔陀在一份密奏中诋毁他。阁罗凤大怒，在750年攻打云南府，杀死张虔陀，夺取这个地区受中国人保护的32个土著部落州。

受杨国忠庇护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已在四川稳步地建立了他的权力基地。他此时决定率军大举征讨南诏。751年夏初，他派军队8万夹击大理。阁罗凤提出愿意归还所占的领土，但鲜于拒不接受此建议，仍奋力发动进攻。结果是一场灾难。阁罗凤大败唐军；鲜于仲通死里逃生，唐军伤亡6万——许多人死于疾病。杨国忠对玄宗隐瞒真相，诡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次鲁莽的远征使中国在四川的地位非常虚弱。阁罗凤马上向吐蕃称臣，于是吐蕃和南诏的结盟在以后威胁着西南的边境达40年之久。

中国经过十多年不断的胜利后重新出现的这一边境问题促使李林甫在751年初期设法让自己遥领朔方节度使，而实际的指挥权则操在助手李之手。四川的这场灾祸以后，杨国忠在751年阴历十一月决定让自己担任剑南节度使，以巩固自己在四川割据的权力基地。

752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杨国忠及其同伙的攻击，原因是他对朔方负有责任。752年春安禄山集结一支20万骑兵的大军以报他被契丹战败之仇。作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献忠——实际上是一个不愿在安禄山麾下效劳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将——统率的朔方镇大批骑兵的援助。安禄山对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担心安禄山会把他杀死。阿布思没有参加征讨契丹，反而叛乱；他袭击了朔方的军械库和粮仓，然后逃进大草原。

安禄山此时取消整个远征。阿布思原为李林甫的朔方节度使副使，所以杨国忠、陈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图要李林甫对阿布思的叛乱负责。虽然他们没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辞去朔方节度使之职，而转由安禄山的堂兄弟、已为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从这时直至755年，从鄂尔多斯到满洲的整个北部边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们此时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后不久，李林甫企图对杨国忠进行反击。自鲜于仲通对云南的未遂入侵以来，唐与南诏的边境纠纷不断。李林甫此时要求杨国忠倾听四川黎民要求他承担起节度使职务的紧急呼吁。杨国忠和杨贵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坚持命令杨国忠赴任，但答应很快会把他召回朝廷担任宰相。

但这是李林甫最后的孤注一掷之举。他已经病入膏育。一个术士告诉他如果能再见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复。尽管侍从们反对，玄宗仍同意见面；但李林甫这时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礼了。杨国忠就在出发至四川赴任之际被召回，李林甫在临死前把未来的帝国事务托付给他。几乎不久，李林甫在掌权19年以后死于752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

杨国忠立刻被任命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叛乱有牵连。后者已被回纥打败，他的残余支持者已为安禄山效劳；安禄山派他们的首领之一到朝廷报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为养子。玄宗下令调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阴历二月，他被追夺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职；他在职的后嗣被削职为民，并被流放到边远的南方和西南的边境，50多名近亲和同伙被株连。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棺材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礼。杨国忠和陈希烈又得到新的封号，以奖赏他们在这次肮脏的报复行动中的作为。

随着李林甫之死，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20年来，朝廷已习惯于他的坚强的控制；　自746—748年的几次清洗以来，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者已经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职。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积极作用，此时，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而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和对玄宗有个人的影响，却根本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他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陈希烈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为高官（他们一般有希望成为在职宰相的继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径堵塞了。杨国忠就这样继承了一个朝廷的高级官职，而他和杨贵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宠爱，他实际上是不会垮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