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宗朝的前半期，太宗的家庭生活相对平静，只是由于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在7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他儿子们都已成年，两个皇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继位斗争。这场冲突是太宗自己无意中促成的。两个对手一个是文德皇后所生的长子太子承乾，一个是魏王泰。有关这一时期的正史说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说他可能比他“大哥”承乾还年长，而且可能是太宗的另一个妃子所生。
虽然承乾因患严重腿病而跛足（可能是痛风或畸形足），可是在太宗刚即位后不久的626年阴历十月就立他为太子了。太子显然聪明而能干，并且一到成年太宗便开始让他处理日常事务，当太宗离京时命他留守京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朝廷官员来说，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体统，很可能是精神失常。承乾不遵守中国的习惯和传统，口说突厥话，他和他的仆从都穿突厥服装。当朝廷官员们批评他这种粗野和不体面的行为时，他公然蔑弃中国礼法，竟打算杀害他们，由于没有成功，他的这些活动当时没有泄露。
甚至在639年以前，当承乾的越礼行为尚未最后成为公开丑闻时，太宗已明显地在所有皇子中表现了对魏王泰的偏爱。李泰聪明而有魅力，并且秉承了太宗的许多优秀品质。太宗在很多方面都表示喜爱李泰。936年，当其他皇子被封为世袭都督赴任时，太宗破格地允许李泰不外出任职，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类似太宗自己早年在洛阳建立的机构——文学馆。642年，李泰在新建的王府广招文学之士，每月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太子。
李泰当然会把太宗有增无已的恩宠当做有希望继位的征兆。他左右的一帮年轻而有非分之想的官员也希望他代承乾为太子，以便附骥沾光。承乾的日益反常的行为看起来是有可能导致他被废弃。李泰左右的这一伙人中有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和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因此在继承问题上，在太宗朝廷中第一次出现了两大势力集团，一个支持承乾，一个支持李泰。为了防止官员分化成两个各怀拥立目标的对立集团，太宗宣称，如果因故废了承乾，承乾的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将继承乾之位。
在这期间，太宗用各种方法改进太子的行为，方法之一是在643年初期指定刚直而重道德伦理的魏徵为太子的老师。但改造承乾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太宗决心不使太子受其左右亲信的坏影响。643年初期，他杀了太子的三个亲信，一个是太子的宠侍歌童，另两个是以异端诱惑太子的道士。
太子怀疑自己和娈童的关系是李泰告诉太宗的，并对太宗的日益严厉的态度越发警觉起来。于是他计划杀害李泰和除掉他父亲。参加太子这个计划的有杜如晦的次子、他的长期亲信杜荷和在征讨高昌之役中因行为不端受处分而心怀不满的将军侯君集、太宗的异母幼弟并对太宗的屡次训斥日益厌烦的性格粗野的汉王李元昌。
幸亏另一个皇子齐王李祐谋反失败，使李承乾的阴谋还未实行就暴露了。李祐叛乱计划的参与者之一纥干承基就是承乾指使谋杀太宗的人。纥干承基揭发了太子的阴谋，使朝廷更加吃惊。643年阴历四月，承乾被废为庶人，囚禁在现在的贵州边境，死于644年末。承乾的支持者的下场更坏。汉王元昌奉命自杀，杜荷和侯君集被斩首。
虽然太宗以前曾宣布不废除承乾子嗣的继承权，可是他特别宠爱李泰；随着承乾的被废，他现在宣布有立李泰为太子的打算。李泰的追随者当然热烈支持；但太宗的有权势的老臣长孙无忌却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主张立当时快满15岁的李治为太子。于是朝中分为对立的三派：即原来支持承乾而现已瓦解的一派；支持李泰的一派；以长孙无忌及其他大臣为首的支持李治的一派。
但是，因皇帝的意见受到最有势力的顾问们的反对和由此产生的对政治安定的威胁所造成的艰难局势，很快得到了解决。李泰本人开始暗地里威吓李治，因李治过去和新近被处死的汉王关系很好。随着新阴谋的暴露，太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被夺李泰的爵位并把他驱逐出京。这种家事的烦恼使得太宗的精神濒于崩溃。他抱怨三个儿子和一个兄弟都背叛了他，只是由于褚遂良的阻拦他才没有饮恨自尽。
对于继承问题，太宗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由于李治受到有影响的大臣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房玄龄的有力支持，太宗于是在643年阴历四月正式立李治为太子。同时，为了使李治受到严格的教导，一批有很大权限的官员被任命为他的老师，其中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年老而固执的萧瑀和李世勣；同时另有一批地位较低但有才能的官员被派在太子府中任职，以使满朝文武都能团结一致地拥戴他。
可是太宗仍然认为，他是被迫作了错误的选择，而且怀疑意志软弱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643年末，太宗又想以另一皇子吴王恪做太子；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李恪英武像他父亲，太宗自然被他吸引。但长孙无忌再度干涉，他批评太宗反复无常，并坚持认为李治会成为一个卓越的统治者。正像中国历史家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长孙无忌可能有意拥戴李治，但他支持李治是希望李治一旦即位他自己将能继续左右朝政。
因此，继承问题再无变动，649年阴历五月，享年不足50岁的太宗在久病后去世，李治即位，成为唐代的第三个皇帝高宗。
对一个盛世来说，太宗晚年是个不幸的结局。当645年发动给他蒙上一层失败阴影的辽东战役时，太宗患了一种精力耗竭的衰弱症，以致很多日常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劳。虽然他早年曾屡次嘲笑过去那些执迷不悟地寻求长生和灵丹妙药的帝王们，但他现在极力想减轻病痛，也找来一个印度巫师那罗迩娑婆寐治疗。太宗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他过去的成就，并且关心他的儿子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为此，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政治遗言《帝范》，揭示了他对于为人之君的理想。
虽然太宗的统治以低调告终，但它是唐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而且在某些方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一笔庞大的遗产：合理和高效能的行政机构、繁荣的经济及广大的国土。虽然他在高丽的失败投下了阴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出现了自汉朝全盛时期以来所没有的兴旺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的和繁荣的局面。显然，太宗时代的清平之治一定会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稳定的甚至危险的年代中继续供职的官员们产生深沉的追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荣誉也随之增长。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在武后统治的黑暗日子里，当群臣之间的良好而坦率的关系为惴惴不安和无穷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要恢复太宗之治的理想。安禄山之乱以后，当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采用各种只求苟安的权宜之计时，当皇权旁落而由宦官或私人仆从玩弄权柄时，太宗之治就显得无比的强盛和成功了。
后来，吴竞在705年编撰名著《贞观政要》，记述了太宗和群臣有关国家长治久安之策的讨论，编者希望在武后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太宗的行政作风能予以恢复；此书成了帝王资治的基本手册，后世探求治国之本的帝王们及极力说服皇帝纳谏的大巨们都热心研究。此书也为朝鲜人和日本人所爱读，后来被译为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文字，以供西夏、辽、金等朝的统治者参考。它形象化地体现了太宗之治的作风，因此风靡东亚，成了强有力的政治理想。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贞观政要》有一部军事方面的姊妹篇《李卫公问对》。这部书的现在形式很像宋初的伪作，但也包含一些真的内容，它记述了太宗和他的名将李靖讨论的各种战略问题。此书竟被塑造成一部与《贞观政要》形式相同的著作，以显示太宗在军事上也堪为楷模；这件事本身就突出了后世对他的特别崇拜之情。在后世人眼里，太宗朝文治武功并盛，既空前又绝后。
太宗生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即有从生于597年到生于600年四种年头的说法。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1955年），第175页。
《旧唐书》卷61，第2369页。
《旧唐书》卷51，第2163—2164页。
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年），第49页。
《唐会要》卷28，第531页。
《贞观政要》，原田种成编印（东京，1962年）卷8，第241—243页。
《资治通鉴》卷192，第6053—6054页；《贞观政要》卷8，第241页。
《资治通鉴》卷192，第6034页。
同上书，第5031页。
《资治通鉴》卷192，第6026页。
《唐会要》卷30，第551—552页；《资治通鉴》卷193，第6079—6080、6088页。
《资治通鉴》卷193，第6088页。
《唐会要》卷30，第553页。原名永安宫，635年改名大明宫。
《唐会要》卷30，第560页。
同上。
同上书，第555页；《资治通鉴》卷198，第6248页。
《唐会要》卷30，第560页。
《资治通鉴》卷198，第6248页。
《旧唐书》卷74，第2615—2618页。
同上。
《魏郑公谏录》，王献功刊本（长沙，1883年）卷1，第23页。
《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帝范》（丛书集成本）卷2，第15—16页。
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76年），第33—42、123页；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东京，1968年），第231—250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65，第2446—2456页；《新唐书》卷105，第4017—4022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66，第2459—2467页；《新唐书》卷96，第3853—3857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66，第2467—2469页；《新唐书》卷96，第3858—3860页。
见H.J.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1974年），第147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71，第2545—2562页；《新唐书》卷97，第3867—3882页；又见韦克斯勒前书。
传记载《旧唐书》卷63，第2398—2404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80，第2729—2739页；《新唐书》卷105，第4024—4029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67，第2475—2482页；《新唐书》卷93，第3811—3815页。
传记载《旧唐书》卷67，第2483—2489页；《新唐书》卷93，第3817—3822页。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第75—78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1944年），第19页以下；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1936年），第197—209页。
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年），第142—158页；菊池英夫：《关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1968年）。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14—115页之表。
同上书，第317—341页。
《资治通鉴》卷191，第6004页。
H.J.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收于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87—120页。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上引文章。
《资治通鉴》卷192，第6043页所说官员数目为643人；《新唐书》卷46第1181页所列为730人，包括中央和地方；参考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7年），第2页注1。
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0年），第237—284页；此书也列了一幅639年都督府的分布图。
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25（1927年），第222页。
《唐会要》卷68，第1197页。
《唐会要》卷77，第1411—1412页。
《资治通鉴》卷198，第6234页；《唐会要》卷77，第1412页。
《旧唐书》卷50，第2139页；《新唐书》卷56，第1411页。
自627年以来，关于断肢之刑的争论持续好几年，见《唐会要》卷39，第707—708页；《旧唐书》卷50，第2135—2136页。
《旧唐书》卷50，第2139—2140页。
《旧唐书》卷50，第2135—2136页；《唐会要》卷39，第707页。
《唐会要》卷39，第707页；关于式和格的颁行，见《旧唐书》卷50，第2136—2138页。
《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1—63页及第140—141页的注；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30—65页、761—773页及他处；宾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初发表于《史学杂志》，41（1930年），又收于作者的论文集《隋唐史研究》（东京，1967年）卷1，第3—83页。
浦立本：《隋唐时期之户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3（1962年），第290页及以后诸页；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1965年），第211—232页，特别是213页。
《旧唐书》卷49，第2122—2123页；《唐会要》卷88，第1611—1612页。
《唐会要》卷88，第1612页。
《唐会要》卷46，第824页。
同上书，第824—827页。
《资治通鉴》卷193，第6089页。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5—6161页；《唐会要》卷47，第829—830页。
《旧唐书》卷65，第2450—2451页；《唐会要》卷47，第829—830页。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6页。
见642年褚遂良的谏书；《唐会要》卷47，第831页。
《帝范》卷1，第3—8页。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收于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的《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5页和第83—85页的参考书目。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关于贞观氏族志编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25.4（1952年），第23—41页。
《新唐书》卷95，第3842页。
《新唐书》卷172，第5205—5206页。
《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太平御览》卷629，第1页。
《唐会要》卷66，第1157页。
《唐会要》卷35，第633页；《资治通鉴》卷195，第6135页。
《旧唐书》卷3，第42 页；《新唐书》卷48，第1267—1268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年），第93页。
《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年）。
《资治通鉴》卷195，第6153页。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上注所引之书。
《魏郑公谏录》卷4，第42—46页。
《旧唐书》卷191，第5096页。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旧唐书》卷80，第2729页。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又见温斯坦《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第265—306页；芮沃寿：《唐太宗和佛教》，第239—263页。
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年），第1页注2；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2.2（1935年），第28页注19。
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257页。
《新唐书》卷93，第3814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19—6026页；王谠编：《唐语林》（上海，1957年）卷5，第152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章。
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年），第54—87页。
《唐会要》卷73，第1312—1314页；《贞观政要》卷9，第284—287页；《魏郑公谏录》卷2，第8—12页。
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诺亚米·沃尔福德英译本（新不伦瑞克，1970年），第92—93页。
《旧唐书》卷194下，第5183页；威廉·萨莫林：《十二世纪前的东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59页。
岛崎昌：《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4.4（1958年），第62—83页。
《唐会要》卷95，第1702页。
《魏郑公谏录》卷2，第13—14页。
关于安西都护，见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101页。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页；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
《唐会要》卷97，第1730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64—6165页。吐蕃王国不仅要求通婚，还要求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要求派人能传授养蚕、酿酒、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可信。关于他们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旧唐书》卷199上，第5321页。
《资治通鉴》卷196，第6169—6170页。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3页。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4页。
同上书，第6220页。
《资治通鉴》卷199，第6261—8262页。
《旧唐书》卷66，第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唐会要》卷35，第633页。
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5年），第215页注9；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9（1966年），第16页注48；岑仲勉：《唐史余渖》（北京，1960年），第10—11页。
《旧唐书》卷2，第31页；《新唐书》卷2，第27页。
关于承乾之失德，见《旧唐书》卷76，第2648—2649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89—6190页。
《资治通鉴》卷194，第6119页。
《资治通鉴》卷196，第6174页。
《旧唐书》卷3，第55、57页；《新唐书》卷2，第42—43页。
《资治通鉴》卷197，第6193—6194页。
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1965年），第39—49页。
《旧唐书》卷65，第2453页；《资治通鉴》卷197，第6206页。
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第46—50页；《旧唐书》卷76，第2666页。
《资治通鉴》卷200，第6303页；《唐会要》卷82，第1522页；《旧唐书》卷3，第61页；参考陈祚龙《论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温泉碑拓本》，载《通报》，46（1958年），第376—396页。
关于这部书，见彼得·A.布德伯格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战争艺术——〈李卫公问对〉研究》（伯克莱，1931年）。
<meta charset="UTF-8">太宗对太子李治是否能有效治国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太宗的第九子李治是长孙氏文德皇后的幼子。李治生于628年阴历六月十三日，633年封为晋王，643年立为太子。649年阴历六月一日在其父灵柩前登基时尚不满21岁。李治以庙号“高宗”知名于史。
尽管有计划地为李治登基作了种种准备，如委派精心挑选的师保，撰写针对帝王的禁令以指导他的行动，但事实证明李治是一个无能和优柔寡断的所谓好皇帝。
新皇帝在位初期曾认真地试图仿效其父亲行之有效的施政作风。他厉行节约，免去狩猎和奢侈的宫廷宴会，寻求坦率的规谏并重与朝臣共同议事。但太宗的那种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所要求的品质和纯属于个人的力量是高宗不具备的。高宗的无能，至少在他在位后期，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他的多病；经常发作的晕眩和视力的损坏使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但无论如何，即使他是一个健壮和果敢坚强的人，他的环境也与他父亲的完全不同。由于年轻和缺乏经验，他被朝廷中一大群年长而又在他父皇统治下已经树立了自己势力的政治家所包围。其中有几位是他当太子时的老师。就高级政策与宰相们展开非常随便的私人讨论，这是太宗时代制定政策的固定形式，而高宗只是这个曾经多年亲密共事的集体中的年轻的新成员。高宗要想对他的朝臣进行真正的统治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他不能像他父亲那样领导和激励官员们，而只能“端拱无言”。
高宗继位不久即立其嫡妻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的娘家是太原极有权势的家族，也是中国最大的贵族之一；王家和皇族及山西另一个大族柳氏都有姻亲关系。但王皇后未生子嗣，所以在她舅舅柳奭影响下，她劝皇帝立另一妃子所生的年岁最长的王子陈王李忠（643—664年）为太子。皇后希望控制他，因为李忠母亲在宫中的地位很低。长孙无忌经劝说也表示同意，李忠便于652年阴历七月被立为太子。
高宗初期的统治受三位年长权重的政治家——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世勣——为首的宰相集团控制。在新皇帝继位后，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已辞去尚书右仆射之职，但仍保留宰相的职位。褚遂良在高宗时拜为尚书省仆射，也是宰相。太宗逝世时，按太宗生前的安排，李世勣被派到地方任都督，以考察他对高宗及王朝的忠诚。他无可挑剔地通过了考验，当他接到命令时，不回家便立刻赴任。他不久被召回朝廷任尚书省另一名仆射；以后他要求解除这个职务，但仍拥有宰相身份。
这三位年长的政治家都是太宗忠实的臣仆，与别的宰相一样，在643年的继位争执中都是高宗继位的有力支持者。他们的统治继承了太宗推行的政策，少有更张。
高宗继位不到三年，朝廷因发现房遗爱密谋反对皇帝而受到震动，房遗爱是已故大臣房玄龄的次子，在643年继位争执中曾经是太宗之子李泰的支持者。房遗爱娶的是太宗之女，即骄傲专横的高阳公主。房玄龄在648年年中死后，其长子房遗直被指定为唯一的继承人。高阳公主曾强迫遗直按一般习俗与她丈夫分家，但没有得逞；高宗继位以后，她又多次怂恿遗爱在皇帝面前挑起争论。高宗为房遗爱的执著所激怒，下令把他们兄弟二人都放逐到外地。
于是，高阳公主煽动房遗爱与朝廷的其他不满分子谋反，其中有与高祖女儿结婚的薛万彻，有其女与遗爱之弟结婚的李元景和太宗的驸马柴令武。阴谋于652年12月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犯罪时败露；在后来由长孙无忌主持的调查中，她自己丈夫的阴谋真相大白。所有参与者都被处决和赐死，连不幸的房遗直也被降职。
在与房遗爱有牵连并不久即被处决的人之中，有长孙无忌曾劝太宗不要立为太子以代替高宗的吴王李恪。其他许多被处决的人或是以前支持过李承乾或李泰即位，或是与他们有过间接联系。房遗爱事件很可能不只是反对皇帝的阴谋（如果阴谋确实存在的话），而更像是集中表现在太宗末年继位问题上的派别斗争的继续。不论从哪方面看胜利者都是长孙无忌，他成功地清除了几个在他强烈拥护高宗为太宗继承人时已经树立的政敌。但是长孙无忌胜过政治对手的日子太短了。因为他和胆小的高宗在朝廷上不久便面对着一个远为强大的、机敏的和肆无忌惮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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