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玄武门之变和内禅



与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纷纷败于战阵，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宁静的气氛，这时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即已潜滋暗长的仇恨终于表面化了，并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例如，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就深知当时的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有偏颇不实之语。

到了621年，李世民由于战胜了窦建德和王世充而声誉骤隆，太子建成则因大部分时间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树立同样的声望。也就在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国其余一切贵族之上，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命他开府洛阳。李世民立即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约有文武官员50人的强大的随从人员集团，其中许多人来自东北部平原原来已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他开始向太子建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挑战了。

李世民很可能也从其他方面威胁建成。621年他设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18位学士当他的国事顾问。文学馆的创办很可能提醒太子建成，世民有继登大宝的野心。

从这时起，建成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把后者班子中的几个人调往别的岗位上去。与此同时，他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长安的力量，这支力量称长林兵，因为他们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建成与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还获得高祖后宫中许多妃嫔的支持，她们在不间断的宫廷阴谋中在皇帝面前给他们说好话。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军务经常不在首都，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没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却在洛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础，以此来与太子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衡。

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进行得很得手。可是624年阴历六月，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据说，有人曾劝杨文干应为太子建成起兵并拥立太子为帝；是时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则住在离宫。阴谋被揭露，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分别从长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宫。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太子建成拒绝了一位部属劝他夺取帝位的进言，反而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恕。可是，杨文干却举兵反叛。按照史书上的某些记载，唐高祖答允立李世民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另外几位将领率兵去讨伐杨文干；官军一到，杨文干即为其部下所杀。

与此同时，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宫的妃嫔们和宰相封德彝（封伦）等人成功地掩饰了整个事情的真相；而且尽管太子的几名顾问和李世民的至少一位随从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长安当太子。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

唐高祖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脱离直接接触，并且曾作过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但是，他陷入了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而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设法诋毁对方，而唐高祖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又极端摇摆不定，对他们的态度看来取决于他们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同时，局势也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见。

到了626年，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后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对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帮人马。杨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觊觎之心日渐增强，他便召李世民进宫并明白地告诉他，他不可能从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已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阴谋而被开革。他的将军尉迟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几乎丧生，而当他后来被他们在朝中诋毁时又是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的。当突厥人于626年初入侵边境时，经建成提议，元吉被派往抗御突厥人；他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建成和元吉并且厚赂李世民的关键人物，希望他们倒戈相向。唐高祖似乎并不反对他们搞这些名堂。最后，据说李建成想毒死李世民，虽然对行事的时间——甚至对这个事件本身——都一直有人争论不休。

一个时期以来，李世民的最有影响的官员们曾敦促他对他的两个兄弟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在制定进攻性策略时行动是缓慢的。可是，他谦恭下士，慷慨大方地笼络了洛阳地区的地方军事精英人物（豪杰），而且用自己的一干人马警卫着这个城市。可能他是在想，如果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话，他可利用洛阳做避风港，或者用它作为反对建成和元吉的基地。

最后，刺激李世民采取行动来反对他的兄弟们的事件终于出现：据他的探子报告，他们计划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际将他杀害。这时，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他又贿买玄武门禁军将领常何，使之听命于己。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于它地处冲要，所以禁军都驻扎在它的左近，以负责防止任何敢于政变的尝试。

阴历六月初三，李世民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唐高祖即对此事进行按验。次日一早，高祖的一个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通知建成和元吉，他们便决定不去朝廷而径自去见皇帝求情，因此打马直奔皇宫，想为自己辩护。

可是正在这时，李世民领着12名心腹部署在他此时已控制的玄武门阵地。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他们被伏兵袭击。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则被李世民的军官尉迟敬德所杀。建成和元吉的随从于是对玄武门发动攻击，但当两位被杀主子的头被拿来晓示众人时，他们的攻门努力便即刻瓦解了。

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现了颇不利于李世民的态度：他曾允许把李世民的几个要员调走，同时他也默默地看着建成在京城发展部队，使它的人数明显地多于李世民的部队。紧接着玄武门的事变，李世民派了他的可靠的将军尉迟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处死的人）去向皇帝报告政变的结果。据说，在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这时，尉迟敬德身穿全副甲冑荷戈而至（这一行动通常罪当处死），把高祖两个儿子的死讯告诉了他。李世民用了这一戏剧性的手法告诉他的父亲：唐廷内的潮流变了，他现在完全控制了局势。

玄武门事变之后仅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政府的实际控制权。阴历八月初九，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了皇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被谥为太宗）。与此同时，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

唐高祖逊位之后，无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都变成了退隐皇帝，只偶尔出席宫廷礼仪。关于626年以后的年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当时事变所引起的创伤似未治愈。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诉陈：年迈的高祖住在宫城西部狭窄的大安宫内；虽然它去太宗之宫咫尺，但太宗已经好久没有去省视他了。马周还进一步指责说，当太宗要去夏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受热天的煎熬。可是，后来太宗也要遨请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时，高祖谢绝了。太宗于是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大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但高祖在施工期间却一病不起，而于635年阴历五月死去，没来得及住进他的离宫。另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唐太宗给他父亲建造的陵寝明显地小于他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伟的陵墓，他也打算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安葬之地。这一举措的含义肯定对唐太宗的一位官员有所触动，他讥讽太宗为不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50，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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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初版，在《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中重印时作了某些修订，见第109—117页。陈氏的论据不是最后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尚无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

关于根据近年来发掘的碑铭对于这些家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看冈崎敬《隋赵国公独孤罗墓志铭考证》，载《史渊》，83（1960年），第40页上有一张很明晰的系谱图。

见布目潮风《杨玄感的叛乱》，载《立命馆文学》，236（1965年），第91—95页。

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年），第79—80页。

《资治通鉴》卷183，第5709页。见宾板桥《关于民谣中的李氏兴王之说》，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61（1941年），第272—273页。

见宾板桥《温大雅：唐代历史的第一位记录者》，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17（1937年），第368—374页；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北，1955年），第1—29页；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1—98、276—309页；福井重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载《史观》，63.4（1961年），第83—88页。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毛晋《津逮秘书》版（此下简称《起居注》），第1页。

《起居注》卷1，第3页。

同上书，第15页。

正史和《资治通鉴》的传统说法，把这次行动归功于李世民。但温大雅指出，逮捕这两个副手的军队实际上是由另一位将军统领的，虽然他们名义上是归李世民节制。见《起居注》卷1，第9页。

下面略举几位得到突厥人支持的主要叛乱人物：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和高开道。另外尚有许多次要叛乱人物。

根据正史，这事又涉及李世民。但李世民此时只是一个15岁的男童，而按照温大雅所说，恰恰是李渊带兵解了炀帝之围。见《起居注》卷1，第1页。又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第49页注82。

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第99—10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217页。

见布目潮风《李渊集团的构造》，载《立命馆文学》，243（1965年），第27—29页。此文重印于布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东京，1968年），第112—149页。

根据温大雅的《起居注》卷2（第12—14页），李渊的军队为大雨所阻，当时他正在等候突厥人已答应送来的马匹，而且还担心谣传的刘武周计划对他太原根据地的袭击，所以他曾准备放弃他的远征，只是被他的诸子劝阻才未下达撤退命令。

李密的传记，见《旧唐书》（卷53）和《新唐书》（卷84）及《隋书》（卷70）。关于他的政权，见布目潮风《李密在隋末叛乱中的动向》，载《史学杂志》，74.10（1965年），第1—14页；经增订收于《隋唐史研究》，第53—100页。

《资治通鉴》卷184，第5743页。

《起居注》卷2，第13—14页。据温大雅所述，在霍邑之战和唐兵夺取大兴城的整个战役中，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是唐军的带兵将领。但是在两部《唐书》中，李建成被贬低，而突出了其弟李世民的作用。

《起居注》卷2，第25页。

《起居注》卷2，第27页。又见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第1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279—280页。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263页。

例如可见《起居注》卷2，第16、23页。

例如可见《旧唐书》卷69，第2521页；卷57，第2301—2302页；《起居注》卷2，第19页。

《起居注》卷2，第15—16页。

《资治通鉴》卷187，第5840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45—2247页；《新唐书》卷86，第3705—3707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80—2281页；《新唐书》卷87，第3730—3732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2—2255页；《新唐书》卷86，第3711—3713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6—2257页；《新唐书》卷86，第3714—3715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4，第2234—2242页；《新唐书》卷85，第3696—3703页。

传记见《北史》卷79，第2660—2664页；《隋书》卷85，第1894—1898页；《旧唐书》卷54，第2227—2234页：《新唐书》卷85，第3689—3696页。

传记见《北史》卷79，第2654—2658页；《隋书》卷85，第1888—1892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73—2275页；《新唐书》卷87，第3726—3728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66—2268页；《新唐书》卷93，第3799—3801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69—2270页：《新唐书》卷87，第3724—3725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63—2266页；《新唐书》卷87，第3721—3724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48—2252页；《新唐书》卷86，第3708—3711页。

《资治通鉴》卷186，第5813—5817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8—2260页；《新唐书》卷86，第3715—3718页。

《资治通鉴》卷189，第5934页起以下诸页。

全文见《册府元龟》卷83，第30—31页。

《资治通鉴》卷186，第5834页。

《旧唐书》卷57，第2293—2294页；《资治通鉴》卷187，第5861—5862页。

《唐会要》卷56，第961页。

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57年），第39—41页。

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29页。对高祖及其子女婚姻关系的异常详尽的研究，又可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314—367页。

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载《东洋史研究》，25.1（1966年），第3—15页。此文重印于《隋唐史研究》，第154—167页。

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5—33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4页；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载《对唐代的透视》，第105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7，第2285—2289页；《新唐书》卷88，第3736—3739页。

见《资治通鉴》卷187，第5867页，司马光干脆称他为懦夫。

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398—2404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57，第2289—2294页；《新唐书》卷88，第3733—3736页。

传记见《陈书》卷28，第372页；《南史》卷65，第1589页；《旧唐书》卷6，第2363页；《新唐书》卷100，第3295—3926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62，第2381—2382页；《新唐书》卷100，第3926—3927页。

传记见《隋书》卷67，第1577—1584页；《北史》卷38，第1387—1393页；《旧唐书》卷63，第2406—2409页；《新唐书》卷100，第3931—3934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409—2411页；《新唐书》卷100，第3934—3936页。

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395—2398页；《新唐书》卷100，第3929—3931页。

布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第153—197页）对统治阶层进行过深入而充分论证的分析。

可是，在他的文学馆中有很大一批南方人。见福泽宗吉《文学馆学士》，载《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1953年），第40—44页。

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第87—120页。

据《唐会要》卷70，第1232页，627年有州360个。《资治通鉴》卷192，第6033页，开列了这一年的州名，但此表有许多不合理的情况，比如它包括了7世纪后期才建立的州，所以没有反映627年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唐高祖时代甚至建立了更多的州、县，总数远远超过了隋代的一倍。《旧唐书·地理志》（卷38—41）很详细地反映了唐高祖年间地方行政的变化，但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试图重新整理出这一复杂而变动不定的情况。很清楚，有许多建置是在618年以后，但又约在624年后陆续裁撤，而在唐太宗的627年大加裁并。

《唐会要》卷68，第1192页；《旧唐书》卷38，第1384页。后者说它们建于边境或战略要地。

据《新唐书》（卷50，第1325页）说有261个府；《唐会要》（卷72，第1298页）说有361个府。

《新唐书》卷50，第1324页。

见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年），第9—10页。

见菊池英夫《关于南朝田制的一个考察》，载《山梨大学教育部纪要》，4（1969年），第1—44页。

关于这个土地制度，可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牛津，1970年），第1—6页。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献材料，见该书所开列的书目。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4—28页。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66—70页。

见崔瑞德《唐代的市场管理》，载《大亚细亚》（新版），12.2（1966年），第202—248页。

《唐会要》卷89，第1619页；《册府元龟》卷497，第7页。

《旧唐书》卷50，第2133页；《资治通鉴》卷184，第5762页。

《旧唐书》卷50，第2133—2134页。

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1933年），第12—13页。

《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0页。

《新唐书》卷44，第1163页；《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5，第159页。见福岛繁次郎《唐代的贡举制》，载《中国南北朝史研究》（东京，1962年），第58—65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第160页。

《唐会要》卷66，第1157页；《资治通鉴》卷185，第5792页。

《新唐书》卷49下，第1314页；《资治通鉴》卷185，第5792页；《唐大诏令集》卷105，第537页；《全唐文》卷3，第1—2页。

《唐会要》卷47，第835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01—6002页；见芮沃寿《傅奕与对佛教的抵制》，载《思想史杂志》，12（1951年），第33—47页。

《唐会要》卷47，第836页；《旧唐书》卷1，第16—17页；《记古今佛道论衡》，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381页。

见芮沃寿《唐太宗和佛教》，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第245—246页。

传统的史学家指出，经李世民劝阻，这一计划未付诸实施。见李树桐《唐史考辨》，第55—60页。

《资治通鉴》卷184，第5738页《考异》；《资治通鉴》卷190，第5960页《考异》。

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89—256页，特别是第218—249页。

同上书，第217页起以下诸页；福泽宗吉：《文学馆学士》。

布目潮风在他的《隋唐史研究》（第296页起以下诸页）中讨论了太子建成以下的这些安排。

《旧唐书》卷69，第2515页。关于建成与世民敌对双方各拥有的支持者的问题，见陈寅恪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岑南学报》，12.6（1952年），第1—14页；章群：《论唐开元前的政治集团》，载《新亚学报》，1.2（1956年），第29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134—135页。

有若干证据表明，太子建成是被诬枉的。见《资治通鉴》卷191，第5986页《考异》。李树桐走得更远，他认为传统记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后世史家——特别是许敬宗所精心编造出来的。可是在《隋唐史研究》（第276—281页）和《玄武门之变》（载《大阪大学教育部集录》，16 〔1968年〕，第29—32页）中，布目潮风反驳了这种看法，但他并未提出具体理由。

《资治通鉴》卷191，第5990页。唐高祖告诉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

见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考》，第140—143页。

按照布目潮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说法，李世民所带领的人是12名，而不是传统记述中的9名。

见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文史哲学报》，8（1958年），第174—175页。

《资治通鉴》卷191，第6011页。

《旧唐书》卷74，第2613页。

《新唐书》卷97，第3871页；见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1974年），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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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太宗李世民为高祖次子，600年生于今陕西省武功县。他母亲出身于一个极有权势的氏族——窦氏。窦氏的姐姐是杨广（即隋炀帝）的夫人。它和隋、唐的皇室一样，是一个含有异族血统的氏族（其原始姓是纥豆陵氏），它在初唐时期一直非常有权势，出了两个皇后、六个王妃、八个驸马和一大批高官。太宗的母亲生长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妹是她的母亲）宫中，据说李渊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赛中和她订了婚；她死于614年。

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个贵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准备将来做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当时上流阶级的典型儒家教育，因为后来他做皇帝时表现出他深通经、史，而且是一个书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强烈的北方民族传统，当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几个儿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数的汉—突厥混血贵族一样，太宗早年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重骑射。当时的史书里充满了关于他的勇敢和富有军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长骑术，装饰他陵墓的他所喜爱的六匹骏马的浮雕，现在仍然被保存着。

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战争考验。当他还只十几岁时就随他父亲多次出征，平定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据传统记载，太宗仅仅15岁时就曾率领一支人马，在山西北部长城的雁门救出被东突厥包围的隋炀帝。这个故事历来被看做太宗第一次出现于历史的记载，但恐怕不可靠。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将领。作为一个英勇而常胜的指挥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多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确实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怒时面色紫胀，使周围的人不寒而栗。他在处理突厥事务上的成功，多半应归功于他坚强的个性和英雄的风度。

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国各地的官员不时奏报样瑞和凶兆，他驳斥说：“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恶。”后来，他命令在一个不误农时的日子举行太子的冠礼，而不顾有人关于此日不吉的劝告。他曾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药求长生的帝王。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出自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

毫无疑问，太宗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我们现举一件逸事为例来说明他喜欢做作的习惯：628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皇宫北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他举起这把蝗虫往口边送，准备吞食，侍臣们阻止他说，“恶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说着，把蝗虫吞吃了。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和对朝臣意见的尊重。他为缺乏治国的才能而经常表示担忧，并声明由于他早年从事军旅，没有受过做帝王的教育。他曾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匠，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太宗就这样在群臣面前采取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坦率的批评。

尽管表面上显示出谦虚，但在626年阴历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虽然比起他父亲高祖来，他相对地缺乏文治经验，可是不久他就给唐政府带来一种新鲜的、事必躬亲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风，这种作风基本上建立在他个人的明察、过人的精力、勤奋不息和善于用人的基础之上。

他倾注于治国方面的精力是惊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样。他的宰相们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当谏书多起来时，他把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

他谨遵儒家的教导，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而且事实证明，他对文人的谏诤和压力非常敏感而负责。他虚心征求群臣和顾问的坦率批评，并诚心诚意地利用他们的批评改善政务。他即位不久，就使谏官参加门下和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以便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他还使所有的官员都可议论政事而不必畏惧，并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请求。

太宗不只对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还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在制定政策和处理国事方面，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我们看到太宗在传统史书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这不仅是由于他自己力图影响历史的记载，而且还由于史官们也受到作为士大夫所应有的责任感的影响，他们当然会把一个如此关心他们本阶级而且行为近乎儒家思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觉遵奉的另一个儒家美德就是节俭。他严格地削减了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和赋税。他在即位后几个月内对群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样地宣扬节俭和关心民众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们高兴，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年阴历元旦，太宗取年号为“贞观”，后世历史家对他的被理想化的施政画卷尊之为“贞观之治”。它证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样板，激励了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

可是这个理想的形象只适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纪30年代的中期，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固和帝国边境的扩展，太宗对他自己的治国之术变得越来越自信，独断专行和自以为是开始发展。他早年的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经济政策让位于大修宫苑和广兴公共工程之举了。

629年和630年，谏官们一再劝告，不要大规模地重修洛阳的隋代宫殿，因为这样就易蹈隋末的覆辙，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宫殿；但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在同一年，太宗重修凤翔府的隋代仁寿宫，随着又建造了不少于四个新的宫殿：即建于634年的大明宫，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37年的飞山宫；建于640年的襄城宫；建于647年的玉华宫。我们举一例以见工程之大：襄城宫的建造，用了大约200万个工时。即使是这样费工，当641年竣工时太宗发觉它是建立在暑热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将作大匠降了级。 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费用成了推迟预定在次年举行封禅的原因之一。

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别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他父亲和他弟弟元吉喜爱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师）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

在7世纪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对他放弃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事方针开始表示不满。到了637年，这种担心的呼声更大而且公开化了。在那一年，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关心民众，呼吁恢复早年的政策。魏徵在次年也陈诉说，自627年以来太宗的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负和浪费。

随着太宗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开始更加专断而不顾群臣的意见。他过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关系有了裂痕；他开始对批评置之不理，并威吓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龄临终时难过地说，现在朝廷已无人敢犯颜强谏了。太宗过去对顾问大臣们的谦虚态度已为帝王的专断所取代。他晚年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认为已超过以前的其他伟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谀之辞来满足他的骄傲。

虽然太宗终其生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