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繁荣——大都会

隋唐的大都会，有做隋唐京都的长安和洛阳，有位置在黄河运河接连处的汴州，有位置在运河长江接连处的扬州，有滨海的广州、交州、泉州、明州、杭州，有通广州大道的洪州。

长安在隋初，因文帝励精图治，已逐渐由荒凉回复到繁华里去。而因政治中心的关系，长安在交通上的地位，又回复到秦汉时代的样子。这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可见长安道上运输之盛，交通之繁。唐时，长安更为一国际贸易场所，不只在全中国的交通上占据重要地位，且为唐时的国际贸易之在西方的一个集会点。当时胡人在长安者很多，长安胡化明显。宋时，虽定都于汴，但《太平寰宇记》所记诸州里数，必记诸州与长安间的距离，则宋时长安虽然衰落，仍不失为西方一大都会，而为入蜀入甘的一大枢纽。

洛阳，在隋炀帝时，大事营造。《隋书·食货志》说：炀帝初即位时，“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新置兴洛及回洛仓。又于阜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这可见洛阳新宫工程之大。大业三年，洛阳有过一个盛大的国际大会。《隋书·裴矩传》说：“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敕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栅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这种表面上的装扮，虽出于人工的制作，但既然能制作得出，则洛阳在这时已经又成了一个富庶的地方，而同时也成了一个四夷聚合的场所。唐时，洛阳为东都，其地位之重要仅下于当时的京师一级。我们只要看《元和郡县志》及《太平寰宇记》记诸州间的里数，必提东都或西京，也就可以知道洛阳在唐时交通上之重要了。

汴州，为自运河至长安者所必经之路。唐时商业已很兴盛，《朝野佥载》记述当时汴州的流氓敲诈商人，积累巨万，可见汴州商人资力之厚。不然，是无从受这样大的数目之敲诈的。

扬州是唐时最富的都会。就国内说，它是东南漕运的起点，是盐铁转运使的所在地。就国外说，它通海的道路可至日本，南通广州的商路也吸收海外船舶的大量利益。

广州是唐时南海贸易最盛的口岸。外国商人在广州留居者，大概比扬州的还要多。唐末黄巢乱时，广州外国人被杀者达12万人，真是一个可惊的数目。并且由于这次变乱，南洋交通断绝，波斯湾上的商人因而破产者很多，可见广州在国际贸易上之价值，也可见广州在域外交通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