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史——统一经学，树立儒家权威

李世民如愿登上了皇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一方面抬高了李唐皇室的家世，另一方面借机抑制佛教。道教在唐代以前虽然也很盛行，但是始终赶不上佛教。在李渊还没有退位的时候，曾有人向他报告，在羊角山上遇到一名道骨仙风的白衣老人，老人说：“你去告诉现在的大唐天子，他是我的后人，有我的庇护，今年会天下太平、无灾无祸。”李渊听后顺水推舟，开始宣称老子为李氏家族的祖先，派人去羊角山建立庙宇祭拜，并将羊角山所在的浮山县改名为神山县。第二年，李渊宣布道教第一，儒家第二，佛教第三。宗教的盛行使得寺院道观占据了大量的农耕土地，为了修建、维护这些建筑，官府向百姓横征暴敛，许多百姓被重税逼得纷纷出家当了僧人或者道士。那些地位比较高的僧人和道士甚至可以随意地出入宫廷，和内监、朝臣们结交，扰乱朝政。

因此，尽管李世民和父亲李渊对道教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将老子尊为李氏家族的祖先，将道教放在佛教的前面。但是在他看来，道教与佛教一样存在着弊端，一旦任由其自由发展，都对国家的发展和自己的统治不利。所以在李世民心中，需要推崇的既不是道教也不是佛教，而是儒家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之初，就曾对诸位大臣们说：“梁武帝父子喜欢浮华，崇尚老子的学说，最终却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江陵，已经面临了巨大的危机，被重重包围，但他还是不停地讲着老子的学说，让那些身穿军装本该去奋战于沙场前线的武将们也一起听，最后城池被敌人攻陷了，君臣都被抓了起来。所以现如今，朕崇尚的只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有了这些理论，朕才能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如果失去了这些理论的支持，那我将无法一统江山。”因此，李世民在即位后，进一步提高了孔子的地位，李世民下令在全国各州县都设置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后来，他又下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殿庙，专门委任二十户人家作为管理员，维持他的供养。此外，唐太宗还曾数次亲自到国学机构去，让那里的祭酒、司业、博士等人进行讲论，讲完后，各自赏赐他们束帛，来自四方的数以千计的儒生都背着书赶到那里。在李世民的大力倡导下，儒学的兴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形。

从汉代末期以来，由于长期的变乱，儒家典籍大量散佚，留存下来的也章句杂乱，为了适应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政治统一的需要，李世民召集了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五经”指的是五部儒家的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由于汉武帝执政时期，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列为经典，并称它们为“五经”。《五经正义》这部书排除了经学内部的门户之见，结束了从西汉开始的各种纷争，摒弃了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家、贯通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兼容并包，被当作唐朝的经学标准，完成了经学统一的过程。

李世民在没有成为皇帝之前，很喜欢与士大夫交朋友。即位后，他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各种书籍史册，在弘文殿内收藏了将近二十多万卷的书籍，在弘文殿旁修建了弘文馆，用来存放图籍，广揽天下的文人儒士。李世民打天下依靠的是那些勇猛的武将，但是现在天下稳定，所以他深深懂得，现在守天下更需要的是文官出谋划策，使得天下长治久安。所以李世民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人担任学士，给他们安排最好的食宿，经常让他们进入内殿，一起讨论书籍、商量政事，直到深夜时分。他又让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的学者担任秘书监，管理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挑选五品以上专于图书的人作为书手，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进行缮写、整理、校勘图书，将书籍藏在内库中，让宫人来掌管。除了弘文馆之外，官方的藏书机构还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藏书的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被人称作“群书大备”。

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大夫，李世民还大力兴办学校。当时的学校直接隶属于国子监，被称为国学。他在隋朝时所设立的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这五学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律学，扩大为六学。他还大大广泛地招集天下有才、有志的文人儒士，给他们十分可观的经费，让他们留在学校里教课，大大地充实了师资力量。有了优秀的教师，李世民派人修建学生上课和住宿的地方，增收学员数千余名。当时大唐的国学兴盛之极，各地纷纷修建孔庙，还吸引了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地的贵族子弟入学深造，这些人就是当时的留学生。

在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除了国学之外，还出现了私学，也就是那时的私立学校。国学是官府办的学校，主要招收官僚子弟，这些人大部分家世显贵，对上学十分不以为然，即使不努力学习也可以拥有普通百姓所不能拥有的特权和舒适的生活，所以这些人中深造成人才的很少，国学有名无实，成为了贵族子弟结交同好、谋取官职的一种途径。私学比较注重实用，授课内容不止限于经学，还涉及了文史和其他内容，比如《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主要招收那些庶民子弟，他们没有天生而来的权势，所以都十分勤奋好学。李密、杨玄感、窦威、王世充、虞世南、张行成等人都上过私学，王恭、颜师古等人兴办过私学。私学的兴起使得当时的学术氛围十分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