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兴亡——宋璟：贤臣的典范（上）

宋璟于开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初授刑部尚书，次月擢任侍中（时称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正式入相。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是中书侍郎（时称紫微侍郎）苏颋。

和姚崇一样，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节”“当官正色”（《旧唐书·宋璟传》）著称，武周时期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皇面折廷争，以致铁腕无情的武曌虽“内不容之”，也不免要“惮其公正”（《大唐新语》卷二）。

从宋璟回朝之初发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见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情。

当时，宋璟从广州回长安，临近京师时，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愈发敬重。

作为姚崇的继任者，宋璟在国家大政方面大致继承了姚崇的路线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萧规曹随”，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他却与姚崇有着根本的不同。

史称“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新唐书·姚崇宋璟传》）。对于姚崇来讲，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身上颇有些权谋色彩；而对于宋璟来说，只有原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法度，是非曲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天子本人，在这一点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实，宋璟与姚崇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发现姚崇执政过于“权变”，担心日久生弊，才会起用善于“守正”的宋璟，以此弥补姚崇的缺失，矫正朝廷的风气。

宋璟拜相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了废弛已久的“谏官议政制度”。

大唐的谏官议政制度始创于太宗贞观初年。当时的制度规定，凡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三品以上官员上朝奏事时，谏官、史官必须随同宰相们上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朝廷各部长官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时，御史有权当面弹劾，并当众宣读弹劾奏章。有了这样的谏议制度，高级官员就无法蒙蔽皇帝，低级官员也不能暗进谗言，所以太宗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最后择善而从，在兼听博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这就是贞观时代进谏成风，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时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史称当时“政多私僻”，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谏官、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

及至武周时期，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谏官、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但是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打压异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监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到了开元初年，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自今以后，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否则一切奏事，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谏官、史官议政，皆依贞观故事。”

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纳谏之风，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虚怀纳诲”。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隐士和普通百姓，上书直谏者络绎不绝，公开议论朝政蔚为一时风尚。

当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制度，还要有人去贯彻推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沦为摆设。

在坚持原则，犯颜直谏方面，作为百官之首的宋璟，就是头一个身体力行的。

对于外戚，他敢于不讲情面；对于宗室，他敢于秉公办事；甚至对于玄宗本人，他也敢于“触逆龙麟”。

这就是一代贤相的傲骨和风范。

如果说，“善应变”的姚崇可以称为能臣的话，那么“善守文”的宋璟就堪称贤臣的典范。下面有几件事情，足以让我们领略宋璟的贤相之风。

第一件事发生在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玄宗的岳父王仁皎去世。王仁皎是王皇后的父亲，封祁公，官任开府仪同三司（一级文散官，从一品）。既然是当朝国丈，身份显赫，爵高位尊，身后事的规格自然是不能低的，尤其是坟墓，更要修得巍峨高大。这不仅是顾及王皇后的面子，更涉及皇家的尊严。所以，王仁皎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就出面向玄宗要求，比照窦太后之父（李隆基外祖父）的丧葬规格，修筑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大坟。

这个王守一不仅是玄宗的大舅子、皇室的驸马，而且是李隆基在当临淄王时的好友，本身又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在李隆基诛灭太平一党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因此，无论是出于皇家尊严、个人亲情，还是出于旧友兼功臣的情面，玄宗都不能不答应。于是玄宗很快就下了一道手诏，命有关部门按照王守一的要求办理。

然而，王守一万万没有料到，天子这一关他是过了，可宰相那一关他却死活也过不了。

宋璟得知这件事后，立刻拉上副手苏颋，当面向玄宗进谏，说：“按照朝廷的有关制度规定，一品官的坟墓高度是一丈九尺，即使是陪葬皇陵，最高也不过三丈。所以，王守一的要求于礼不合，不能同意。”

玄宗闻言，赶紧把外祖父搬了出来，说既然有成例可依，那王守一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宋璟说：“窦太后的父亲逾越礼制，当时朝野都议论纷纷，只是没人敢出面指出错误罢了，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错了，怎么还能明知故犯？”

玄宗表情尴尬，可还是不想松口。

宋璟寸步不让，接着给皇帝上课：“从前太宗皇帝嫁女儿，嫁妆的价值超过了长公主（太宗这一辈的公主），魏徵进谏，太宗欣然接受，长孙皇后也甚为嘉许。可不像后来的韦庶人（韦后）那样，为了抬高其父的身价，竟然把坟墓称为‘酆陵’，结果也只能加速败亡，为天下笑！如今，以皇后的父亲身份之尊贵，要修筑大坟又有何难？可臣等之所以再三进言，只不过是想成全皇后的俭德，维护皇上您的尊礼守法之形象罢了。何况今日所为，正可以传之无穷，永为后法，岂可不慎重！”

玄宗是聪明人，既然宋璟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还显得自己太没水平。于是玄宗赶紧换了一副愉快的表情，变被动为主动地说：“朕经常想修养品德，做群臣的表率，对自己的妻小又岂敢徇私！但此事是一般人不愿说也不敢说的，如今贤卿能固守典章礼仪，以成就朕的美德，并垂法将来，这样很好，正是朕所期望的。”

就这样，王国丈修筑大坟的事情彻底黄了，玄宗还特意赏赐给宋璟和苏颋每人四百匹彩帛，以资鼓励。不知道当皇帝的大舅子王守一看到两个宰相搅了他的好事还赚了好几大车的彩帛时，心里会作何感想？

宋璟反对修筑大坟，针对的是外戚。接下来的这件事，针对的则是宗室。

此事发生在同年十一月，宁王李宪（就是李隆基的长兄宋王李成器，于开元四年更名）有一个亲戚叫薛嗣先，曾经在皇家宗庙当过一段时间的“斋郎”（负责宗庙祭祀洒扫的小吏）。李宪上奏玄宗，请求让薛嗣先在朝中任职。玄宗把奏章转给了中书、门下省，虽然没有明说给他当什么官，可意思还是明摆着，让宰相酌情授予他一个官职。

宋璟接手这件事后，马上就向玄宗启奏，说：“薛嗣先当过斋郎，虽然没什么优越的表现可堪留用，但毕竟是皇亲国戚，按理说总该给个小官做。可不知陛下是否还记得，景龙年间，常有天子授官不经中书、门下，而是直接下敕，称为‘斜封官’，在当时可以说是泛滥成灾。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这种事已经完全杜绝，无论是发给赏赐还是任命官吏，必定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的考核评议。正所谓天下至公之道，唯有圣人能行。薛嗣先虽是皇家姻亲，陛下却不因他而废法，将此事交由臣等议决，臣很感动，但是臣还是想把此事交给吏部，让他们照章办理，希望陛下不要另行颁布敕令。”

宋璟这番话，百分之百是公事公办的意思，而且还特别举了斜封官的例子，摆明了就是把薛嗣先当官的事给否决了，只不过一副官腔打得滴水不漏，十分含蓄委婉，没有让皇帝和宁王太难堪而已。此外，他还给皇帝戴了一顶“至公之道，圣人能行”的高帽，玄宗若要当这个“圣人”，想必也不敢再搞一个斜封官出来。

毫无疑问，薛嗣先的官没当成，宁王的面子也给驳了。

在宋璟面前，一是一二是二，什么事都要秉公而行，照章办理，不要说宁王，就算是天子李隆基本人的事情，该驳的时候他也照驳不误。

宋璟就任宰相期间，有几次都是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

第一次是在他拜相不久的开元五年年底，玄宗命宋璟和苏颋给自己的皇子公主起名字和封号，总共起三十对备用，还特别交代他们，除了这三十对外，一定要另想一对最漂亮的名字和封号呈上，显然是想赐给他最心爱的某个皇子或公主。

按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不过举手之劳，又能讨天子欢心，何乐而不为呢？

可宋璟偏偏不认为这是小事，而是关乎皇室和社稷稳定的大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道理很简单，玄宗既然有某个特别宠爱的皇子或公主，那就意味着他有某个特别宠爱的嫔妃，正所谓“母宠子爱”“母以子贵”。如果在这件事上迁就天子，那就等于助长了后宫的争权夺宠之风，而在宋璟看来，后宫的女人战争，最后往往会波及外朝，导致社稷不宁，政局动荡。自古以来，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单说高宗永徽年间武昭仪和王皇后之间的后宫大战，最终就酿成了高宗与宰相集团的君臣对决，彻底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历史。所以，此风断不可长，必须把天子的这点偏私之念扼杀在萌芽状态。

职是之故，宋璟一点面子也不给玄宗，当场就把事情挑明了，说：“天子之爱，犹如天地覆载苍生；陛下对子女的爱，也应无袒无偏，一视同仁。如今命臣等另撰一对佳名美号，显然已有所偏私。所以臣还是想将三十对名号混同以进，以彰显陛下覆载无偏之德。”

玄宗闻言，尽管心里非常不爽，表面上还是把宋璟赞许了一番。

还有一次，是在开元七年五月初一，这一天发生了日食。古人通常把日食看成是皇帝德行有亏的象征，于是玄宗慌忙下了一大堆诏书，今天宣布自己要改穿素色衣服，要撤除宫廷伎乐，减免膳食；明天又命令中书、门下省要重审监狱中的囚犯，查看有没有冤情；后天又要求有关部门要赈济贫民，劝课农桑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玄宗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怕遭天谴，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作秀给百官看。宋璟对这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超级反感，所以立刻进谏：“陛下体恤民情，诚然是苍生之福。不过臣听说，遇到日食应该砥砺自己的品德，但关键还是在于诚心。所谓亲君子，远小人，杜绝妇人干政，排斥谗言奸佞，这才是真正的修德。对于君子来说，言大于行，光说不练是一种羞耻，若能以至诚之心去实践，也就不用下那么多诏书了。”

宋璟这番谏言，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地揭穿了玄宗的作秀心态，一下子把皇帝搞得很下不来台。

史书没有记载玄宗对此作何反应，但是不难想象，李隆基心里八成是又羞又恼的。估计跟太宗李世民当初被魏徵弄得很不爽，回宫后只好对老婆嚷嚷，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一样，李隆基很可能当面不便发怒，可转过身也会拼命问候宋璟的十八代祖宗。

不过，无论李隆基对宋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逆龙麟”是否心存怨恨，但至少他在表面上还是“虚怀纳诲”的。

因为，他要当一个像太宗李世民一样的治世明君。

所以，他只能忍。

即便宋璟的谏言让他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他也只能一忍再忍。就像佛教所说的“修大忍辱，得大福报”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那个繁荣富庶的盛唐，又何尝不是这么忍出来的？

司马光有一句话总结玄宗和宋璟的君臣关系，说得非常到位。他说，宋璟“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所以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最后这“虽不合意，亦屈从之”八个字，道破了玄宗的真实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