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兴亡——姚崇：为盛世奠基（上）

在李隆基摆平功臣和宗室的过程中，宰相姚崇一直与他默契配合，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样作为玄宗昔日的亲信，姚崇为何没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运，反而能得到玄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倚重，从而位极人臣，独揽朝纲呢？

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三点。

首先，姚崇虽然和郭元振、刘幽求等人一样，都是玄宗政变的支持者，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对玄宗的皇权当然也就构不成威胁；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强干著称，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这种富有执政经验的大臣辅佐；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姚崇忠于人主，深明君臣大义。

有一则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这种节操。

那是在神龙政变成功后，女皇武曌被软禁上阳宫，姚崇作为武曌一手提拔起来的宰相，虽然追随张柬之等人参与了政变，但得知女皇被软禁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别人都兴高采烈，唯独他一个人“呜咽流涕”。张柬之见状大为不满，警告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

姚崇说：“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随后，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贬为亳州刺史。

像这样一个忠于旧主、性情坚贞、绝不与时俯仰的臣子，有哪一个皇帝不喜欢呢？又有什么理由让李隆基不放心呢？

当然没有。

因此，姚崇必然会成为辅佐玄宗开创盛世的不二人选。

姚崇没有让李隆基失望。

据说，姚崇于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诏赴骊山觐见玄宗时，一见面就提出了十个条件，相当于跟皇帝“约法十章”，声称若是玄宗不答应，他便拒绝出任宰相之职。（《新唐书·姚崇传》）

居然会有如此牛逼的臣子，皇帝让他当宰相，他还和皇帝讲条件。

是的，姚崇就是如此牛逼，否则他就不是姚崇了。

当然，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讲条件，是基于两个判断：一、玄宗为人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量；二、玄宗锐意求治，亟需一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虽然他的倨傲态度让玄宗颇有些诧异，但玄宗还是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很想听听他所谓的“十事”。

姚崇随即侃侃而谈，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条政治建议：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执法从亲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五、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六、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七、对臣下接之以礼；八、鼓励犯颜直谏；九、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十、杜绝外戚干政。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

此“十事”，与其说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条约法，不如说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纲领。当时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为切中时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盘采纳。

从玄宗朝廷日后出台的种种政治举措来看，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作为指导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所言的“十事”，实际上就是一整套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治国方略。正是这一套方略的推行实施，玄宗朝廷才会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清正廉洁、抑奢求俭的政治新气象，从而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

玄宗深知，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才，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仕途颠沛，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史称开元之初，“上初即位（实际应为“初亲政”），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一○）。

然而，玄宗固然敢于“专委”放权，姚崇复相之初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禀报，不敢自专。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忽然仰头望着房梁，一句话也不说。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却始终沉默。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后，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当面议，陛下为何一言不发？”

玄宗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把政务交给姚崇，有大事理当奏闻，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闻言，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从此大胆秉政，“独当重任”，于大小政务“断割不滞”。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于是“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旧唐书·卢怀慎传》）。

有一次，姚崇家中办丧事，请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说：“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满归来，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众人大为叹服，姚崇亦颇为自得，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澣：“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齐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问：“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

齐澣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笔一掷，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陈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的上述执政风格，在随后展开的灭蝗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开元三四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在古代农业社会，蝗灾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如果对治不当，不仅国家的粮食储备会出现问题，还会造成大量的灾民和流民，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所以，如何对付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就成了姚崇最后一任宰相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蝗灾始发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夏。古代人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蝗灾是一种天谴，人力不可违抗，因而面对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蝗虫，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灾，希望以此感动上苍，使蝗灾自灭。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人们拜得越虔诚，蝗虫就繁殖得越厉害，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中的农作物被蝗群吞噬殆尽。对此，各地官员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姚崇闻报后，立即上奏玄宗，强烈建议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可朝臣们多以为蝗虫数量太多，难以除尽，玄宗对此也是满怀疑虑。

姚崇坚持说：“如今蝗满山东（崤山以东），且繁殖速度极快，为历来所罕见。河南、河北百姓储粮不多，倘若农田无收，必定流离失所，事关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犹疑拖延。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臣知陛下有好生恶杀之德，故此事无需陛下颁布诏书，只需臣下发牒文，督促各地灭蝗。若仍除之不尽，请陛下将臣的官职爵位全部削除！”

这就叫“有功归于上，有过归于己”。

这是一种为官的智慧，也是一种做人的勇气和担当。

既然姚崇都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玄宗当然没有理由再表示反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平日里唯唯诺诺，对姚崇唯命是从的宰相卢怀慎却站了出来，再次反驳说：“蝗是天灾，岂能以人事对治？外间舆论均以为此法不妥，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地和气。此事尚可商榷，请公三思。”

姚崇厉声应道：“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此言一出，卢怀慎哑口无言，满朝文武也顿时噤声，于是此议遂定。

随后，姚崇立即行动起来，一边发文，一边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还在牒文中提出了灭蝗的具体办法：根据蝗虫夜间趋火的特点，“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yì，掩埋），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

为了提高百姓灭蝗的积极性，姚崇还采取了特殊的赈灾办法，将赈粮数量与灭蝗数量挂钩，“采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朝野佥载》）。

采取了上述措施后，一度肆虐的蝗灾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控制。“是岁，田收有获，民不甚饥”（《旧唐书·玄宗本纪》）。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春夏之交，蝗灾再次爆发。姚崇按照去年的经验，任命一批御史为“驱蝗使”，分赴各地组织灭蝗。不料，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御史却遭到了当地刺史倪若水的强烈抵制。即便已经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灭蝗事实，可倪若水还是死抱着旧观念不放，一再声称：“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

姚崇勃然大怒，当即发文予以驳斥：“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这句话的大意是：古代有德的地方长官，蝗虫不入其境，如果说他是靠修德才免灾的，那你倪若水岂不是因无德才导致蝗灾？

姚崇此言，可谓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倪若水接到牒文后，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姚崇的“焚瘗之法”组织力量灭蝗，结果很快就“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姚崇传》）。

与此同时，玄宗还颁布诏书，命各地“驱蝗使”严格审查州县官吏在捕蝗方面的成绩，并予以公布，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

有了姚崇极力推行的灭蝗举措，加上玄宗的支持，灾情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资治通鉴》卷二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