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商代的选官制度

盘庚曾经谈到了商代的选官原则，为“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并引用迟任的话，进一步申明“人惟求旧”（《尚书·盘庚》）。旧人就是指商王室的血亲贵族和异姓功勋贵族，其中以王室血亲贵族为主。 商王朝给商王的诸多叔父、同宗族的同辈兄弟以高官厚禄，组成血亲集团，如微子、王子比干等。同时也任用一些异姓功勋世袭贵族，如伊尹等。

祭祀、占卜和征伐是商代政治生活中的三件大事，商代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很多都是世袭的显赫贵族。商代的人尊神敬鬼，推崇占卜，负责占卜的贞人多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重要文官，而这些人都来自贵族子弟。商代的军队作为国家对内统治、对外征战的重要机器，主持者多是王室之人或亲信贵族。如武丁时期的重要将领妇好就是武丁的妻子，望乘、毕、雀都是商王的亲信贵族。另外，商王朝内服和外服的重要官员都是由大贵族担任。

商代任用亲信贵族，也有一定的甄选标准。这些标准大致有：首先就是要别亲疏远近。其次，忠于商王。商王盘庚在劝诫臣下时，就希望他们完全遵照王的意思去办事，并对这些人很敬佩。再次，以国家之事为重，不自私自利，不贪财好货。商王曾经明言自己不会任用那些贪财好货之徒，而愿意任用恭敬为国家利益、民众营生出力的人。第四，对部属民众爱护，不加戕害。商王曾劝诫官僚不要侮辱年老体衰的人，不要欺凌弱小的人。第五，做好本职的工作，不乱起妄言，不扰乱政治。

商代在任用亲贵的同时，在政治改革的特别时期也会破格任用一些富有才华、出身微贱之人。商王武丁继位之后，商王朝面临诸多困境，“比九世乱”（《史记·殷本纪》）。然而，此时他身边的亲贵们多是平庸无能之辈，而且逐渐形成强大的政治保守势力，对武丁的改革百般阻挠。武丁自己曾在民间生活，深知他们中间有治国良材。傅说就是当时出身微贱、但富有才华的人。

根据文献记载，傅说曾是一名筑城的奴隶，“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墨子·尚贤下》），还有人说他是囚犯。总之地位很低下。但是他很有治国的才华。武丁为了起用傅说打破了很多的常规。武丁三年不说话，寻找对策，最后谎称自己做了个梦，梦见遇到一位有经国济世之才的人，命令下属去找。这样才把傅说招到了身边。武丁得到傅说之后，君臣相得，终于收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伊尹对于商汤，也是其非常时期任用的非常人才。商汤当时有灭夏的雄心，但缺乏有才华者的辅佐。伊尹当时只是一个耕于有莘之野的农奴，也有人说是陪嫁的媵臣。他因为能做出可口的饭菜，常被商汤引在左右，他也以做饭打比方，跟商汤讲说治国的大道理。商汤以为他有才华，于是任用为相。商汤在伊尹和另一位贤能之士仲虺的辅助下，终于率领商族及其盟友打败夏桀而建立了商王朝。

商代自武丁之后的国君多是些平庸享乐的帝王，不能及时改革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以到了商末，殷道日衰，贵族们则嗜酒成风，萎靡不振，国势日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乙把帝位传给了拥有很高天赋的帝辛（即商纣）。据文献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史记·殷本纪》）。帝乙传位给他，就是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商纣面对内忧外患，为不负重托，决定起用有能力无恶习的非亲旧人才，来对抗商王朝的既得利益集团。费仲、恶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用的。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然而，此时商王朝已经积重难返，大厦将倾了。而且商纣的改革触动了贵族官僚们的切身利益，旧贵族势力从中百般阻挠，与周族势力内外勾结，破坏纣王改革，甚至有些大贵族携带重器，叛国投敌。再加上纣自身的暴虐腐败，使这场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值得一说的是，商王破格提拔人才只是个别的现象。商王朝最主要的还是亲贵政体，用亲用贵仍是当时选拔官员的基本原则。

商代的选官除了以上所言的一些状况以外，还有临时任官现象的存在。

临时任官就是商王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临时任命官员。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新出现的事务没有人员管理，需要临时任官，另一方面是出于集中王权的需要。商代的同姓贵族和外姓官长长期担任重要骨干，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有时会形成对王权的约束。商王临时任命的官员往往对他言听计从，所以商王的意志可以得到顺利贯彻。

商代临时任命的官员有一类是已经有一定职务的贵族。甲骨文中的“御事”有用事的含义，这一类卜辞中的人物往往具有临时任命的性质。《合集》21698记载“启入御事”、《合集》27789“微御事来”、《合集》5561“呼山入御事”，这里的启、微、山都是商王朝的贵族或方国的伯长，他们就是被临时任命去管理一定的事务。

商代还有一类被临时任命的官员本身并没有固定的职务。商代有很多贵族的远方兄弟、子侄，由于宗法的关系，在本族中的地位并不高，也没有固定的职位。他们往往成为商王临时任命的官员。

商王有时还会从俘虏、罪犯、奴隶中选取一定的人，临时选拔为官员。殷商时期，贵族和地方伯长经常向商王朝进贡甲骨，商王会派一定的人员对这些甲骨进行检视，甲骨文中称为“示”。甲骨文中有这样的卜辞：“羌宫示十屯”（《合集》7380臼），十屯就是十对，本辞意为羌宫视察十对甲骨。这里的羌宫就是俘虏，他被商王任命来视察甲骨。甲骨文中的“启”有时是指军队里的先头部队，《合集》7345记载：“羌舟启王”，这里的俘虏羌舟就担任了商王的先头部队。

周武王灭商后，并不是立刻摧毁了商王朝的官僚系统，而是大范围地传承了商代的文官。这种传承表现在：

其一，商周之际，很多商朝的官员投奔了周朝。《史记·殷本纪》载商纣之时“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大师、少师是商朝管理祭祀、音乐方面的官员，他们在商末投奔了周朝。这些人后来应当都在周王朝担任一定的职务。

其二，一些在西周王朝任职的官员，祖先是从商朝投奔过来的。在西周青铜器史墙盘铭文前段追述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各王的功业，后段记载了微氏家族的发展史，包括其任职。

史墙在追述祖先功业的时候讲到：

于武王既 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俾处。……史墙……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作宝尊彝。（《商周青铜器铭文选》225，史墙盘）

微史是史墙的祖先，曾在商朝任史官；他在武王克商之后，投奔了周朝。墙继承了微史的职务，继续在周王朝任史官。

其三，商末周初，还有一些商朝文官在西周王朝被任命了同样的职务。《尚书·顾命》曾提到：

大保……命作册度。

《顾命》一般认为是西周成康之际的文献，所以它所提及的“作册度”当是周初成康之世的人。有学者指出此处的“作册度”就是金文中的“作册宅”。此段材料的大意为：大保命令宅担任作册。

史墙盘及其铭文

然而，作册宅铸造的作册宅方彝（《西清古鉴》13·6），盖呈“四阿顶”式，从器形上看和殷墟刘家庄1046号墓出土的方彝相似，当处于殷墟四期，即帝乙、帝辛时期。以此来看，宅曾生活于商末，并在商王朝任作册职官。作册宅被周初的成康朝廷任命为作册，说明周初统治者任命他担任了同样的官职。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呢？

一方面，这跟周初的统治政策有关。周武王伐商时，曾特地向作战将士们申明：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尚书·牧誓》）

《西清古鉴疏》书影

王肃说：“不御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来降者，无逆之；奔走去者，可不御止。役，为也，尽力以为我西土。”这段文献有两层含义，一是奔走逃跑的，不追杀；一是奔来周朝投降的，则为周朝所用。这当然是周武王所制定的一种军事策略，鼓励商王朝的将士逃跑、投降，从而减少伐商过程中的阻力。这种政策也在客观上促使很多商王朝的官员奔来投降周朝。这些来奔的人，后来很大一部分都在周王朝任职了。与此同时，《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周武王灭商后：

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

“三巫”，《史记·周本纪》作“保玉”。对于“三巫”具体所指，清代学人多有研究。潘振以为其是地名；于鬯以为是“三革”，大致是兵器；陈逢衡以为是“巫参”，为“殷家神明之重器”。《史记·周本纪》与《逸周书》相异的地方，如清代学者梁玉绳引《吹景集》所言：“当从《（逸）周书》”。而将“三巫”解为地名，则要在“九鼎”与“三巫”间加“于”，有增字解意之嫌，陈逢衡已指出其误。另外，“三革”、“巫参”的说法都要通过通假或倒装，甚至要转换多次，略显迂曲。实际上，商代有巫官，据文献记载，太戊时有巫咸，祖乙时有巫贤。他们在辅助商王治理国家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上引文献中的“巫”当即巫官；“三巫”应即商朝的多个巫官。三巫作为高级文官，熟悉国家礼仪的运作、制度的制定，也是周朝重新建立统治秩序所重点依靠的力量。所以，周武王让南宫百达、史佚将他们带到周王朝继续任用。

另一方面，这与商周之际的教育状况有关。殷商、西周时期私学尚未兴起，大部分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一些从事文职的官员，通过家族内部传承教育，掌握着很好的知识，被当时的政府所倚重，从而能世代保持官禄，虽历经不同的朝代而不变。司马迁在回顾其家族的历史时，说到：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史记·太史公自序》）

可见司马迁的家族也是一个在不同朝代都能任官的文官世家。其先人在周朝的时候已是世代任史官，管理周史。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家族通过教育，掌握了知识，因而为政府所倚重。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与这种状况有关系。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或“龟甲兽骨文”。

商朝的人迷信鬼神，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问天气，有些是问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生子的，有些是关于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他们占卜完之后往往将内容记录在甲骨上，这就形成了甲骨文。

传世文献对于商朝的记载比较稀少，因而除了重要事件，人们对于商代历史细节的认识非常缺乏。十九世纪末以来，陆续发现和公布的商代甲骨文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殷商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