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成为“三代”第一王

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舜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禹的声望与地位的措施，看来，舜是真心实意让禹接班的。事实上，当时即使有人想觊觎帝位，就凭“唯禹之功为大”这一条，也很难撼动禹的地位了。

为了肯定禹的接班人地位，大约在治水成功后不久，舜就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就是“豫荐禹于天”（《史记·五帝本纪》）。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舜帝征得了“四岳会议”的同意，举行了一个仪式，向上天“豫荐”，“豫”者，预也，事先也，即肯定禹为未来的“天子”。这离禹娶涂山女也不过七八年的时间，此时的禹还很年轻，大约是三十七八岁的样子。

这个“豫荐”的天子一当就是十七年。帝舜崩后，他还要为舜守丧三年。这样看来，禹真的当上天子，那是在“豫荐”后的二十年。好在那时他的年岁也还不算大，就是在五十七八岁这个年龄段吧！

当上天子后，禹仿照舜当年的做法，谦让地要让位给舜的儿子商均，而躲避到自己的势力十分强大的阳城去了。商均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不肖子，老百姓怎么可能让他上台？那些有志之士都纷纷“去商均而朝禹”。一番谦让之后，禹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天子。为了安抚尧、舜的后人，又对他们进行了册封。

人们拭目以待，禹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天子呢？关键的问题是，他会成为五帝之后的第六帝吗？不会，正如著名学者李学勤说的：“禹不是属于五帝时代，而是三代的开始。”

五帝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贫富的分化，贵贱的分流，社会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已经使以禅让为形式的推举制度难以为继。如果是完整意义上的禅让制度，新的选举出来的天子是不用客气地对前朝天子的儿子一让再让的。新任天子要让位给老一任天子的儿子（哪怕只是形式），说明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传子制”已经被认可，只是尧和舜两朝都没有一个“好儿子”来接任罢了。

这一点，舜心里明白，禹心里明白，连普通老百姓心里也明白。

禹登上天子位以后，他要做的是怎样为传子制度打开一扇方便之门。

禹需要一个“好儿子”。他没有娇惯自己的儿子，而是利用自己天子的高位砥砺和锻炼他。在禹治水时，儿子启还小，他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在被舜“豫荐”于天后的二十年间，启已经长大，他是完全可以从父亲那里学到些东西的。在这段时间启经受了锻炼，那是毋庸置疑的，不然社会上就不会有“启贤能”的传闻。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这作假不了。

禹当了天子以后，一大举措就是实行礼制改革，这一点被历代的史家所忽视了。中国是礼仪之邦，夏代又是中华礼仪的源头，禹的礼仪改革是为整个社会改革打基础的。《史记·封禅书》中说到：“自禹兴而修社祀。”这是一个大动作，也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礼制改革。五帝以来，一直是将“敬天”作为礼之本，现在反过来了，把“敬地”作为礼之本。“修社祀”，就是敬祀土地神。

敬地，意味着禹当上天子以后，要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只有农业发展了，他所掌管的那个政权才能稳固。夏代农业的大发展，起始于“修社祀”这一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变革。

作为“三代”第一王，禹还要展示比五帝更加强有力的权威。机会很快来了。这事发生在一次会议上。古代交通和通讯都不便，开次会不容易。因此，人们对会议的重视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国语·鲁语下》中有一段著名的故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归节专车。”说的是禹要在会稽山那里开一次诸侯大会，结果防风氏没有准时到会，这使已经当上天子的禹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把他杀了。不只“杀”了，死后似乎还不解气，还要“戮”尸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已经难以考稽了，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防风氏一定是一个强悍的人物。你看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死后一根大腿骨都可以放满一车子，其人有多高大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只是一种隐喻，暗指其部族有力量、不可一世，平时一定也对中央采取轻慢的态度。其二，禹是在借题发挥，以显示其权威，他要告诉人们一个发展了的真理：现在已不是氏族民主的那个时代了，王的权威是不容动摇的。

当然，这只是作为“三代”第一王的小试锋芒。为了拓展一个新时代，创建一个新王朝，王的权威不仅不能削弱，还得进一步加强。

天下九州的划分

大禹成为天子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定九州”。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进行全国性的地理区域划分。这个划分是有一定依据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在大禹之前，五帝也进行过地理区划，但主要是依据名山大岳划分的。我们常说“四岳”，尧舜时期还要定期举行“四岳会议”，所谓“四岳”，就是四座名山及其周边地区分别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地域的明确界限呢，那是不太清晰的。这次禹的划定九州就大不一样了，他亲自攀山越岭，驾舟渡河，进行实地考察，范围比四座大山那是广很多了，然后通过对“高山”和“大川”的综合考察来划定九州的四至和疆域。这是与禹的治水经验密切相关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通过治水，我们的民族在进行区划时除了依据举目即见的高山，大河已经被纳入了他们的视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州与州的交界线上，还进行“随山刊木”，就是在分界线所在地区的树木上刻上特殊的记号，这相当于后世的“界碑”了。

关于禹定九州的地望，《尚书》和《史记》都说得有点儿玄乎，倒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吕不韦说得清楚明白。“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吕氏春秋·有始》）他把大禹划定的九州与战国时代的列国疆界联系起来讲解，比对起来，吕不韦的说法与《尚书》与《史记》的说法略有差异，比如把梁州和雍州归并在一起，称西方，认为那是秦地，另外又新添了一个北方的燕州。有变化，也更现实和清楚了。这样看来，禹的定九州的确是及于当时所谓的“天下”的。

禹划定九州的依据除了众所周知的自然地理因素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天下多个文化区系的基本形成。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以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广大领域内已经形成了文化的六大区系，那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方文化区。苏秉琦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影响中原。”李学勤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西北文化区，合称七大文化区。 这些文化区大致上是与禹划分的“九州”相对应的。可以想见，通过禹对九州的划定必能更好地促进各大文化区特色的显现和交融的加速。

禹是一个办事特别认真的人，他认为“定九州”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必须亲自带领僚属去干。划定州界的工作是从冀州开始的，那是五帝中的尧舜二帝的政治中心地带，也是自己生身的那个华夏族的生存故土。他这样做，一是为了表示对尧舜二帝的尊崇，二是为了张扬以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他要通过划定冀州拿出个标本来，嗣后的区划都得按这样一种模式来办。事实上也是如此，后面其他州的划定取的都是“冀州模式”。

禹为何要花那么大的劲划定九州呢？《左传·襄公四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西晋人杜预又注曰“启开九州之道”。在此多少作了某些回答。

其一是为了明确“芒芒禹迹”。也就是要证明十三年治水的业绩。当时是，普天下的民众都在说大禹治水怎么的了得，都在说禹的功绩是谁都比不上的，可是事实呢？他要用事实来加以证明。一边巡视一边划定州界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向世人证明治水业绩的过程。

应该说，记录在《尚书·禹贡》篇中的证明材料还是十分丰富、具体、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比如在介绍兖州时说道：济水与黄河之间的一大块土地称为兖州。此时，黄河下游的九条河道已经疏浚，畅通无阻，用以蓄水的“雷夏泽”已经建成，并且已经发挥作用。大洪水时期有大批的民众到丘陵高地上去避灾，现在已经扶老携幼地回到了平原上居住了。在那里，野草生长得特别的茂盛，树木的枝干特别修长。人们在宅前栽种上桑树，开始养蚕织布了。这是一幅农家乐的全景图，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治水成就的歌功颂德图。听到这样的描述，还有谁会怀疑大禹治水的成果呢？

大禹划九州，其实是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禹要废止行之久远的禅让制，开创传子制度的新时代，没有崇高的威望是办不到的。

其二是为了有利“经启九道”。治水的成功不是整个事业的终结，而是新的事业的开始。可以说，禹在划定和巡视九州的过程中，也不时寻找着尚且存在的问题，以求及时加以解决。即使一时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大禹也要把问题提出来，让后人适时地加以解决。

今黄河壶口瀑布水势凶猛

其实，好多事情都不是十三年间所能解决的。大洪水带给人们的灾难是极为重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非要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治理才能得以恢复，在这一点上，大禹表现得既自信又清醒。在讲到冀州的状况时，既指明壶口工程已经启动，梁山和岐山已经开凿，又强调这两大工程都还没有完工，需要作长期的努力。在讲到扬州和荆州的状况时，指明这两州都存在着大量的“涂泥”，也就是滩涂的低湿地。这些低湿地如果不去利用，可能成为滋生病害的基地，而如果好好利用将可以增加大量的可耕土地。在讲到冀州、青州的状况时，都提到了“厥土唯白壤”的问题。中原和山东半岛一带的土壤应该是“黄土”或“黑土”才对，怎么变成“白壤”了呢？原来这是大洪灾过后的必然现象。因为大洪灾把大量原先在海水中的盐分带到了陆地上，大洪水退去后，就在土壤的表层留下了白色的盐分。要清除已经渗入土地内部的盐分，可能比治理洪水更困难些。要大禹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不现实的，但话要说回来，大禹敢于面对这个现实，就是极为了不起的。

就说“壶口工程”，当年已经启动了（“既载壶口”，见《史记·夏本纪》），但是他没有说已经完成，完成壶口工程那是千百年后子孙的事。大禹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以看成是对后人的深情嘱托。两千余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亲自指挥群臣去堵塞瓠子的决水，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武帝也是“大禹治黄”遗嘱的一位杰出执行人吧！

三是为了有效“监治天下”。这是定九州的根本目标。黄帝时代是天下万国。黄帝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那么多的“国”存在在那里，怎么管也管不了。后来黄帝为了强化天下的一统性，“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结果也收效甚微。天高皇帝远，你怎么管也管不了他。到了尧、舜时代，好了一些，设立了“四岳”，由他们代表天子管理四方。但是，由于这种管理缺乏经济上的联络和政治上的依托和认同，还是形同虚设。

而禹设立的九州制度就很不相同了。它把天下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步调一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

九州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宣告了“九州攸同”的政治原则，也就是九州域内的所有人，不管你来自哪个氏族、部族、民族，不管你来自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你都得“攸同”于“九州”。你首先是个“九州人”，然后才是冀州人、青州人、扬州人……这个观念是禹首创的。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防风氏不把“九州”的“天下共主”当回事，该杀、该戮！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建立九州后，后来还建立了严密的州牧制度。这样就不再是天高皇帝远了。州牧就是天子的代表，你听天子的就得听州牧的。

九州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各地的气候条件不同，地理自然环境也不同，矿物资源条件也不同，这样发展经济的状况也会不同。这种不同，要受到中央政权的督察，看是不是充分利用了本州的有利因素，回避了不利因素，同时也要看与中央的整体规划有无抵触。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民生制度。禹是历来以重视“厚生”著称的，哪个州玩忽民生，他是决不答应的。禹是把“九州攸同”与“四奥既居”连起来用的。他告诉天下的各路诸侯，如果你真心赞同九州和睦相处，那你首先要让天下四方（四奥）的百姓安居乐业，有吃有穿。这就是民生。

九州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制度。以中原为中心，认同中央的权威，这本身是一种文化。建立九州制度，加强各州际、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走动，这也是一种文化。文化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九州制度更是一种贡赋制度。“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贡赋制度是禹的一大发明。在他之前，贡献是献给上帝和鬼神的，祭祀时放在供桌上的那些吃的用的，就是贡献。禹是把贡献制度大大世俗化了。你不是承认天下一统吗，你不是对天下共主怀有敬畏之心吗，那好，就请你献上你的贡赋来。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大禹创立的贡赋制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