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鲧的个性及悲剧结局



鲧是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人。

鲧的所谓的“独特个性”表现在：他不仅有自己的独立主见，还喜欢自作主张，有时不免过分张扬、追逐功利。鲧既有可贵的创新精神，在为人处事上又显得有些张狂。鲧办事果敢，特立独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却失之简单，与人沟通不足。鲧从不唯上，也不盲从权威，而且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就少不得会得罪上上下下的人，尤其会引起最高权威者天子的不满。

个性决定命运。此乃真理。

鲧那独特的个性，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与鲧性格相近、命运相似的屈原作了这样的总结：“鲧婞直以亡身兮！”（《离骚》）“婞直”，就是倔强、刚正、直率，这就是鲧性格的本质特点。清代的大学者释“婞直”为：“很也，不听话也。”当时已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型期，作为天下共主的尧、舜二帝已有着绝对的权威，岂能容得下你这个当水官者那样的“不听话”？

像鲧这样个性的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婞直以亡身”似乎是必然的。

鲧“婞直”的个性，首先在怎样评价和对待共工上十分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鲧是颛顼族的传人，而共工曾经是颛顼的竞争对手，后来由于玩忽职守造成洪水泛滥而被革了职，最后被流放到北方去了。对共工这样的下场，站在自家族群的立场上鲧理应是拍手称快的，可是鲧这个人就是与常人不一样，他“称遂共工之过”（《国语·周语下》），“称遂”就是承袭的意思。你看，鲧不仅不去乘人之危大骂共工以图痛快，以求媚俗，相反，还承续共工的做法。在他看来，共工主持中原地区的治水几十年，卓有成效，这样的大功臣为何不可“争帝”呢？在鲧看来，既然是禅让制，就不能不让人站出来去“争”。“争帝”不是共工的罪过，而后来的洪水大泛滥也不是共工一个人酿成的错误。这些话不一定全有道理，但却是鲧的真心话。他把这话当着众人对尧帝明明白白地说了，而且是大声说的，对此尧帝当然不高兴。

鲧“婞直”的个性在面对自己职位的不公上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直白地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吕氏春秋·行论》）这话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当着尧的面说的，其意思是说，我就是不能当上天下共主的“帝”，我也该是一个仅次于“帝”的三公吧，怎么把我放在一般诸侯的行列中呢？他这样在尧帝面前大呼小叫地要权要地位，当然引起了尧的极大反感，不客气地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并且加之以一个极大的罪名：“欲以为乱。”这就让鲧的火暴性子更是按捺不住，他要尧帝说清楚：“我认为你这个当天下共主的办事不公，怎么就成了谋反作乱了呢？”尧帝气呼呼地作答：“你这也不满，那也不满，不是想谋反作乱是什么呢？”鲧一气之下离开了王城，再也不愿回到王城来了。

后来尧跟他打招呼，要他来王城谈谈，消除误解。这原本是让双方都有台阶下的一个极好机会，可是，“婞直”的鲧一点儿也不领情，就是“召之不来，仿佯于野”。尧召他，他不来，成天在尧直接管理达不到的地方游荡，这实际上是一种示威，好像是在说：“我就不来，看你把我怎么样？”尧帝知道鲧有能力，也有治水的实绩，而且还有颛顼传承下来的氏族势力，因此，最后还是想安抚他。几次要他回王城面谈，可是，这个鲧还是不领情，就是“召之不来”，像一匹行空的天马一样毫不受束缚地独来独往。

鲧与尧最大的冲突发生在传位给谁的问题上。一听说尧真的要把帝位通过禅让传给舜，鲧马上火冒三丈。尧帝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召他进王城面谈吗？他就是召之不来，他就是不理不睬。可是，禅让事关重大，他却不召自来了。他见到尧帝，第一句话就是：“不祥者，孰以天下而传于匹夫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鲧的口气很大，而且是先下结论，再讲事实。他认为尧的传位给舜，是不吉祥的，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不幸。为什么呢？鲧拿出的事实是：就因为舜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匹夫”。当时已处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的转折期，不只贫富分化明显，贵贱分化也相当清晰。舜如果穷根究底的话，据说可以与颛顼联上点关系，但是从他往上推七代都是“微为庶人”。他的父亲是个盲人，亲生母亲早已亡故，继母是个连基本礼仪都不懂得的女人。在鲧这种从贵族家庭中走出来的人看来，如此“匹夫”能担当起天下共主的重任吗？他以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此前尧早已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让舜继承帝位不等于传位给了女婿吗？这不是对禅让制度的极大亵渎吗？鲧大声抗争，他还自以为是在保卫传统的禅让制度呢！

传说中的鲧堤遗址

鲧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尧的极大不满。这下子，尧对鲧彻底失望了。这是一次极为无趣的见面，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绝情的会见。史书上只写上了“尧不听”三字，可能的情况是，尧根本没有理睬鲧的责难，悻悻然地离开了现场。也有一种可能，尧早已对鲧失望了，“召之不来”，那也实在没办法，这次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于是，尧下决心当场把他抓了起来。

可是，鲧在当时是很有身份的人。一个治水大员，总不能说是与尧一语不合就被抓起来的吧？对外，尧总得有个说法。尧苦苦思索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了，就给他套上最简洁也是最厉害的四个字：“绩用弗成。”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鲧，治水都治了九年了，可是成绩呢？你拿不出，拿不出成绩就是渎职，就得把你抓起来，就得治你的罪。有人说这是尧帝硬生生强加在鲧头上的罪名，其实鲧治水是有功劳的，禹是在鲧的基础上再往前走，最后才取得了成功。鲧的被抓，有人称之为“功败垂成”；尧的官方说法是“绩用弗成”。你把治水这件大事搞砸了，所以要抓你。这样名正言顺，谁都反对不了。

对尧帝与鲧之间的是非，由于语焉不详，难以做出直截了当的评判。在私有制社会已经呼之欲出的社会环境下，尧在利益的分配和帝位的传承上，肯定是有私心的，不过这种“私心”，与日后阶级社会的私心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区别。至于鲧的所作所为，也是很复杂的。他是个“有话就说”的直心肠人，他“婞直”，有学者认为鲧在治水上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鲧的竞选式的去“争”那个帝位或三公之位，也不能说全是他的错，如果真的让他当上了天下共主，以他的那股子冲劲，也许能创造出种种前人所不能创造出的奇迹来。他的反对尧传位给舜，除了他明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之外，可能还有个人的恩怨在里面起作用。而屈原说的“婞直以亡身兮”倒是很实在的，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鲧被抓起来以后，尧的处理还是相当宽大的：把他发配到东方的羽山去。东方是夷人的根据地，尧要鲧以先进的华夏族的身份去影响夷族人，提高夷族人的文化素养，“以变东夷”（《史记》）。怎样“变”？作为天下共主的尧帝当然不会希望东夷部落往落后方向“变”，毫无疑问是希望通过鲧及其部族来使他们朝更进步的方向“变”。可见，尧对鲧的能力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评价的。只不知鲧在民族融合方面是否做了些该做的事，史无明文，就不好妄断了。众所周知的是，这个早中期的治水英雄，后来是不明不白地死在羽山那里了。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三过家门而不入”

早年的禹，就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据史书记载，他是尧帝手下最得力的团队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这个团队中有皋陶、契、后稷、垂、益、龙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来自天下的四面八方，有来自华夏地区的，也有来自四夷的；他们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才华，后来成为尧手下分管各部门的主要成员；他们在气质上也各有千秋。在这个群体中，禹以办事认真又谦恭有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誉。他与他的父亲鲧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异。鲧外向，耿直，锋芒毕露，又好功利，而作为儿子的禹却是一个谦谦君子，史书上记载他是个“其仁可亲”的人，就是说，禹这个年轻人既有仁心，又和蔼可亲。

鲧既是个治水的英雄，又是个名利心很强的人。他一直以自己的行动挑战当时的最高权威尧，并坚决反对尧把帝位禅让给舜。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了断然措施——以治水“绩用弗成”的罪名革去了鲧治水大员的官衔，同时把他抓了起来，发配到边远的羽山去，最后死在了那里。这大概是尧晚年的事。

大禹雕像

家庭的重大变故使禹这个年轻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没有消沉。他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克勤克俭地劳作着，少言寡语，埋头苦干。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可他还是顾不上去考虑个人的私生活。他的同事后稷、契等人是理解他的，总是不时地安慰他，开导他。年迈的尧和即将继任的舜，也没有因为他父亲的原因而对他另眼看待（当时的社会毕竟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公有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天下最高的行政长官，他们默默地观察着他，考察着他，一致认为禹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小伙。

从鲧被革除治水大员的职位，到舜登上帝位，有好几年时间，这段时间并没有任命新的治水大员。共工与鲧，两任水官都出了事，这使当政者在新的任命上显得特别的郑重和小心翼翼。他们得好好考察。在暂时还找不到合适对象的情况下，宁缺毋滥，先空缺下来，由尧和舜自己代理一下吧！

到了尧三年丧毕，舜的帝位也坐稳了，他觉得任命新的治水大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他召开了一次最高的议事大会——“四岳会议”，专门讨论新的治水大员的任命问题。会议一开始，舜就说：“我们的先帝尧非常重视治水这件事，认为这是当今天下头等的大事。大家看看，谁是能担当起这一重任的人，请推举给我。以后谁能把水治平了，他就是光大先帝尧事业的人，我要让他当司空，让他站到辅佐政事的高位上来。”

这时，差不多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齐口同声地说：“除了禹之外，没有别人了。只有禹才可以当司空，相信他能够光大尧的事业。”

舜看到禹已是众望所归，就附和大家投了赞成票：“好吧，就这样吧！禹啊，决定由你负责治水大业，你可得好好干啊！”

禹站了起来，十分真诚地向大家深深一鞠躬，诚恳地对大家说：“谢谢各位对我的高度信任，但是我考虑，如果让后稷、契、皋陶中的一位去承担这个重要职务，他们都可能会比我干得好。”

整个会场热闹起来，大家总的意见是一致的，坚持认为禹最适合当司空。最后，舜一锤定音：“不要议而不决了，现在就定下来了，由禹当司空，总揽治平水土这件大事。禹，你去上任吧！”

既然是舜的一锤定音，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众人的认同声中，禹默不作声——他默认了。

上面这些情节都写在《史记·五帝本纪》中。

回到住处，禹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知道“司空”这副担子的分量，它表面上与大理、礼官、稷官、工师、司徒等职官平起平坐，但在“汤汤洪水滔天”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治水是压倒一切的。水患威胁到了全体民众的生命安全，不把水患治好，一切都说不上，这样，“司空”一职实际上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正因为如此，舜要召开“四岳”的专门会议讨论“司空”人选。禹深感自己肩头担子的沉重。他想到了父亲鲧。父亲鲧是个治水的专家，也可以说是治水的英雄，说他治水“绩用弗成”多少有点欲加之罪的味道，但是，客观地说，由于父亲的争职官，讲名位，多少影响了治水大业，这该是个极大的教训。这就是禹后来常向人说的“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一语的深意之所在。父亲那样的争名、争利、争地位，最后因损害了公共利益而“受诛”，这使禹十分伤感和伤心。

为了不使历史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禹必须从父亲身上吸取沉痛的教训。他是没法推脱治水这一重任的，但必须比父亲干得更好、更出色，而关键在哪里呢？他想了又想，觉得关键还在于“孳孳”两字。

《史记》上有一段文字，记录了禹的治水精神。禹虽然身居高位，可他在生活上很刻苦，也很自律。他在地上行走乘车，在水中行走乘船，在泥沼中行走就乘木橇，在山路上行走就穿上带铁齿的鞋。他与所有民工一样吃的是粗粮，穿的是粗麻布的短打衣服，住的是茅草屋，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大家诚心诚意地祭祀山川鬼神，然后亲自带领大家一起治山治水。舜对禹的作为很满意，在一次会议上，舜要禹说说治水的经验，禹回答得极为简洁：“予何言，予思日孳孳。”（《史记·夏本纪》）短短的八个字，把禹的所思所想，乃至整个精神气质说清楚了。他告诉舜帝，自从接任司空之职以来，他什么别的都没想，只是每天考虑孜孜不倦地把治水工作做好。

“予思日孳孳”，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品格。

“三过家门而不入”正是“予思日孳孳”品格的具体表现。

按照战国时代大思想家孟子的推算，禹被任命为主管治水的“司空”时，大约是二十六岁，一路的治山治水，工程推进到涂山地区时，已是禹接任治水大臣要职的第四个年头，正合了“三十未娶”这个数。婚姻是要讲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禹在离故乡千里外的涂山（不管涂山在何处有多少种解读，但离禹故乡有千里之遥那是肯定的）遇上了“涂山女”，过不多久就成婚了。

新婚的第四天，禹就带着治水大军要走了，好心的部属劝他多待几天，他的回答还是：“思日孳孳。”他日夜思索的是治水，他孜孜以求的是治水。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多待几天，那么多事等着他去办，他怎么能因私忘公呢？

就这样，他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拿着规和矩，还装载着测四时定方向的仪器工具，率领着治水大军又出发了。

过了一段时间，涂山女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为开，又名启，合起来刚好是“开启”，这大概是当父亲的对他的一种期望，要他日后肩负起开启新时代的重任。这个启就是日后开启中国私有制社会的第一人——夏启。

这时，禹带着治水大军又来到了涂山，恰好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前。禹分明听到了儿子的哭声，只要他离开治水大军短短的半个时辰，他就可以踏进这个家，与久别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见上一面。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撒开步履径自往前走去。史书上是这样记述这次“过家门而不入”之事的：“启呱呱而泣，而弗子，惟荒度土功。”（《尚书·益稷》）禹是分明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声的，他也不是不想与从未谋面的儿子见上一面，这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没有动摇，为了不荒废“治水”（亦称“土功”），他只能以身作则，他只能身先士卒。如果自己为了满足私欲而进了家门，那么广大治水将士要求回家该怎么办呢？

据传说，他第二次经过家门时，妻子怀抱着儿子等候在家门前的院子里，告诉孩子爸爸回来了。当治水大军路过家门时，妻子指着那领头的对儿子说：“那是你爸！”儿子冲着他直招手。然而这时工程正进行到紧要关头，禹只是朝妻子和儿子挥一挥手，就随治水大军走过去了。

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六七岁了，听说禹率领的治水大军要经过家门前的大道，孩子就早早地等在大道旁，一见到父亲便使劲地要把他往家里拉。禹深情地告诉孩子：“水患未平，爸不能回家！”于是又匆忙离开了。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是感人的，百姓对禹的崇敬可以说是历数千年而不衰。在鲧、禹的家乡嵩山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一过家门听‘哭声’，二过家门听笑声，三过家门捎口信，治平洪水转家中。”歌谣虽朴素，却传递出代代民众对大禹公而忘私精神的崇敬之情。

禹是清醒的。“身为度”（《史记·夏本纪》），自身的行为是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法度。想不想回家呢？与常人一样有着血肉之躯的禹当然也想，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是“过家门而不敢入”。“不敢”一词用得太贴切了。想到由于自己的顾家而会耽误治水的工期，想到由于自己的顾家而会涣散治水大军的人心，此时大禹怎么还“敢入”呢？

这里依据的当然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在没有发现夏文字之前，这是研究夏史的重要凭信。正如李学勤说的：“中国的神话，一则数量少，二则类型也不同。比如世界多地最普遍的神话是洪水传说，中国亦有，且见于《尚书》首篇的《尧典》。不过其他地方的洪水传说都是讲天降洪水，将人类灭绝，只有少数留存下来，成为现今人类的祖先，而《尧典》却说洪水怀山襄陵，禹受命动员人众将之治理平息，其思想涵义显然有别，不可与其他传说同日而语。这里面反映的不同观念，是很值得玩味的。” 中国这种比西方更富于人文色彩的传统，值得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