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寻找历史发展的其他因素

今天讲到清朝历史，“辫子戏”看多了，很多人都会背清朝皇帝的帝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用这些皇帝将清朝的历史串起来，也用这些皇帝的作为来解释清朝的历史变化。

如果出个考题问：“清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和解释唐朝由盛而衰一样，大部分人选择答题的方向，也是先找一个人或几个人——乾隆皇帝晚年，和珅掌权，这两个人名，就是最好的答案。

用乾隆皇帝和和珅两个人名来回答“清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不能说不对，但不够。如果我们愿意将历史之眼从人物身上移开，去看看其他的面向、其他的领域，会发现和乾隆、和珅这两个人物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变化肇因。

例如看看农业生产上发生的事。“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农业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主因是来自东南亚的“籼稻”引进中国，种植面积不断扩张。“籼稻”对于生产条件的要求低于原来的品种，使许多本来不能产稻的地区都开始种植稻米，而且“籼稻”的产量也高于原来的品种，更高于那些土地原本生产的谷类作物。

“籼稻”普及创造出的农业生产效果，加上“康雍乾”三朝的长期和平，中国的人口在这段时间中迅速增长。明朝中后期中国人口首次破亿，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国的人口又在这个时期里破亿，从顺治十二年（1655）的1.19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等于是增长了1.5倍。^[1]

“籼稻”引领的农业改变，使这块土地上能够生养出三倍的人口；长期和平没有战乱，又大幅降低了死亡率。人越来越多，多到一定程度，原有的社会制度，就无法应对新局面了。

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土地分配。中国社会的继承制度，名义上是嫡长子制，实质却是诸子均分制。在家谱上，嫡长子继承家业名分，但往往在父亲去世前后，就“分家”了。在“分家”的过程中，父亲拥有的财产以大致均分的原则交给各个儿子。财产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分家”的实质内容，就是分配土地，就算不是均分，基本上每个儿子都会分到土地。

于是土地越分越细，人口越增加越多，每一家平均能分到的土地，就在一百多年中快速地越缩越小。土地小，能够提供家户的风险保障也就跟着越来越低。就那么一点土地，必须精耕每一寸土地才能养活家人，稍微遇到一点天灾人祸的打击，生产上就难以为继了。到后来，甚至不需要天灾人祸，光是因土地细分带来的不安全感、挫折感，就足以使社会动荡不安。

道光年间出现了“太平天国之乱”，又称“洪杨之乱”。“洪杨”指的是洪秀全、杨秀清，又是用两个事件的领导人，来代表事件，理解事件。但“洪杨之乱”有比洪秀全、杨秀清两人更重要、更根本的起因，那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瓦解。而造成土地制度瓦解的力量，又是百余年和平、繁荣带来的人口增长。

这些都不是从人物的角度能看到、能解释的。从乾隆、和珅和宫廷斗争，我们看不到中国人口的急遽增长，更何况人口增长不单纯只是数量上的现象。百余年间人口增长了1.5倍，连带的效应必然包括人口结构的改变，尤其是年龄结构，年轻人的比例大幅提高，没有出路的恐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进一步使原有的社会机制失灵。

这也是历史，都是历史。历史学家黄仁宇一直在提倡“大历史”的眼光与视角。他认为，历史当中有太多事，我们必须放宽视野才看得到。放宽视野，甚至会让我们对历史人物产生不一样的评价。

从人物的角度看，我们读过学者对乾隆晚年的分析与批评。他自封为“十全老人”，在位太多年了，以至于对政事政务不再用心，老迈昏庸，埋下了嘉庆朝之后的动乱根源。然而，如果将视角放大，纳入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改变，纳入贯时性的长期比对的话，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中国，不一样的问题。

从“大历史”的角度，黄仁宇看到的问题是，乾隆根本无法掌握，更无法理解境内人口变化的意义与冲击。而且这不是乾隆一个皇帝的问题，是一代代中国皇帝的共同盲点。用他的说法，中国皇朝政治，整个中国制度一直都是“数字上无法管理”的状态。

中国从来没有建立一套数字管理的系统。在北京的统治者，根本无法如实地掌握、理解那么大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太大，而且地方差异太大，在没有数字资料协助的情况下，皇帝及其朝臣只能用一种粗略的方式来治国，那就是找到各地最基本的公约数，以最低标准为标准。没有多元化的政策思考，政策必须各地通用，也就意味着只能设定最低限度的政策，依照国内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来制定政策。这样的政策，怎么可能应付变局？

看历史，可以有，也应该有各种不同的角度。看人物，从人物来看，是一个角度。但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的认识上，人物被放大了，好像历史里只有人物，只有从人物来看历史这一个角度。有时候，我们得试着离开人物，看到更大、更丰富的历史。

[1] 此处内容见葛建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