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古史中的“国”与今天的“国”迥异

视野广阔、兴趣多元的何炳棣先生，写过一部史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中华书局2017年版）。在书中，他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化石孢子分析，从化石中找出植物孢子进行分析研究，来重建古代中国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他的研究结果，和原本的常识想象很不一样。

在常识想象中，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农业条件比后来好得多，所以才在这里出现了农业革命。当时的气候比较潮湿，黄土高原上有浓密的森林覆盖，水土状况保持得比较好。一般认为，是农业在此发展之后，为了取得更多的农地，因而开始以砍烧等方式去除树林。树没有了，黄土露出，才变成现今光秃秃的模样。

然而依照古地质化石孢子分析，何炳棣证明了在中国文明起源时，黄土高原就已经是这样的自然条件，绝对不是什么原始的丰饶沃土。中国农业在相对干旱、少水、缺乏森林涵养的情况下产生，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中国历史特色。

这样的地理条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聚落出现在有水而地势较高之处。要有水，才能进行农业生产，地势要高，才方便抵挡入侵。有水可供农业使用，又有自然地势便于防守，适合这种要求的地方，显然不会太多。

如果没有夯土筑城技术的突破、成熟、扩散，这个地区的聚落很可能一直出现在少数的地点上。夯土筑城运用的是当地随处可取材的黄土，夯实之后筑起城来，就能创造出人为的防守优势，使人可以摆脱原有的地理限制，到更多地方去经营农业聚落。

在中国，农业和城的发展关系密切。大约是从商朝进入周朝这个时期，有了雨后春笋般的普遍筑城现象，到处盖起城墙来，人纷纷移居到城内，有城有人，就构成了“国”。

古代的“国”，和我们今天讲的、想的“国”很不一样。古史上看到的“国”，成百上千，构成那样的“国”的条件，当然不会是我们今天说的“人民、土地、主权、政府”了。那个时代的“国”，要件是有城，有城内居住的聚落，如此形成了“国”。

由商到周，中国地区出现了普遍、巨大的建城潮流，也就是建“国”运动。在那个过程中，几百个城建了起来，有了几百个“国”。“国”成了这段古史中最具体、最坚实的地方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