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祭祀和仪礼是夏、商两朝不可缺少的同一信仰？

政治群体的统合不可缺少同一信仰

属于粟、黍农业社会的华北与属于稻作农业社会的华中可大致区分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生业基础不同的两种农业社会逐渐展开活跃的交流，并走向统合化。这种趋势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向商周社会转变的变动期。对于上述区域间交流过程及区域统合的过程，我们有必要对其精神文化的侧面加以重视。必须注意的是，各个区域的精神文化存在的同时，还需重视其变化吸收过程以至超越各个区域范围的精神文化的融合过程。

如前所述，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中，各区域分别拥有各不相同的祭祀形态。大致说来，在属于粟、黍农业社会的黄河中游地区，盛行以父系血缘组织为中心的祖先祭祀。这种祭祀活动有着维持群体组织的功能。并且在该区域内也开始盛行用于农业祭祀的动物牺牲以及体现群体组织化的人牲。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墓地中，“乐”作为首领统治权正当化的标志，为首领所独占。而在同属粟、黍农业社会的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形成了以父系血缘群体为中心的氏族，随着以氏族为基础的阶层构造的分化，随葬品作为维持其社会阶层构造的装备而出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着严格的社会规范。我认为，这是体现于丧葬行为中的仪礼，而这种仪礼规范正是维持社会阶层的精神基底。

可以说，在粟、黍农业社会中，不论是祖先祭祀还是仪礼，这些促使群体成立的核心习俗及制度是其基本构造，用以维持从部族社会向首领制社会变迁的阶层构造。相对于黄河流域，在属于稻作社会的长江下游地区则以太阳神崇拜为主，并开始向山东及长江中游地区传播。

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了以玉器为主的祭祀，并成就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中，举行群体祭祀的神圣场所即祭坛在祭祀结束后，同样也被用于统治者家族的墓所，并可见到把象征着祭祀权的玉琮、玉璧以及象征着军事权的玉钺等大量随葬在首领墓之中的丧葬仪礼。

在良渚文化中，在以良渚遗址的群体为中心的太湖一带的各群体相互结盟，形成了良渚文化的政治统合。这种统合也包括玉器的分配，并在首领会盟时通过玉器来达成宗教上的统合，最终达成各群体在政治上的统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玉器不仅是显示身份和财富的威信器物，而且发挥着神政权力达成统合的精神作用。对于雕刻于玉琮等玉器之上的神人兽面纹所代表的太阳神的信仰成为维系群体统合的纽带。政治上的群体统合所必需的正是共有同样的信仰观念。

在上述各区域所见的个别的祭祀形态及精神根基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出现区域间的流动。这一点尤其体现于玉器之中。

例如良渚文化中所见的玉琮和玉璧，也扩散到华南的石峡文化等新近普及稻作文化的区域。但是这种扩散绝非把良渚文化内部所生产的玉琮运送到石峡文化的区域。石峡文化中所见的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有所不同，很可能是在石峡文化内部自行生产的。那样的话，玉琮的这种扩散就不是玉琮本身的扩散，制造同样的玉琮，意味着两地共有同样的神政权力。

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不仅扩散至石峡文化，在此前不曾拥有玉器的祭祀用具的黄河中游及黄河上游地区也逐渐扩散开来。

但是，如冈村秀典先生的观点，这种扩散与其说是玉器本身的移动，不如说是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按照自身的需要将玉琮、玉璧加以改进并生产。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玉璧融合吸收齐家文化的特色后开始在当地生产。这种传播过程与在石峡文化中的传播相比，玉琮、玉璧的形态变化更加明显，显示出一种概念式的文化传播。

上述区域出于社会组织的新的必要性，对良渚文化所用的祭祀工具即玉琮、玉璧等加以吸收，并归为己用。当然，在黄河中游地区也可见到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及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所制造的玉器本身传入的事例。例如在部分属于长城地带的陕西省延安市芦山峁遗址，就出土了良渚文化原产的玉琮，显示着玉器传播的终点的景象。

关于玉琮、玉璧的传入，虽然确实存在良渚文化原产的玉器出现在当地的事例，但更多情况下玉琮、玉璧都是在当地自行生产的。这种趋势表明，其背后的神政权力正不断扩大。当然，玉琮、玉璧所包含的信仰观念及附属其上的社会规范才是各区域所需要的。此前不曾拥有玉器祭祀的黄河中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吸收了新的祭祀形态，其背景应当是为了吸收良渚文化的精神基底，即通过首领同盟建立的优越的社会组织的精神基底。

131 黄河中游地区的玉器的扩展　1玉钺（陶寺1265号墓）　2、3玉琮（陶寺遗址3168号墓、1267号墓）　4玉璧（山西下靳寺13号墓）　5玉刀（山西下靳寺51号墓）　6牙璧（陕西石峁）　7玉璋（陕西石峁）　8、9石家河文化系玉器（陕西石峁）

黄河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完成上述精神世界的统合，其背景与山东的文化影响有关。大汶口文化后期以后，山东的文化沿淮河而上，对黄河中游地区时常产生着影响。

粟、黍农业社会以父系血缘组织为中心的祖先祭祀及农业祭祀与稻作社会的太阳神崇拜合为一体，这可说是二里头文化以后的文化形态。

饕餮纹的源流

二里头文化之后出现的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彝器之上，铸有一种被称之为饕餮纹的兽面像。这种纹样逐渐成为商周社会最为核心的神的意象。

如林巳奈夫先生早年指出的那样，饕餮纹的源流是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之上的神人兽面纹。在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也就是被认定为文献中的夏、商的文化中，至少从商文化的政治领域的扩充来看，这两种文化属于已达到初期国家发达程度的文明社会。这是一个已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社会的精神世界的重要表象并非必定诞生自该区域内部的前期历史。新石器时代后期在农业社会北部边缘地带出现了畜牧型农业社会，在畜牧型农业社会中所采用的卜骨被黄河中游地区进一步吸收，可以说，商朝社会因此使多层形式的祭祀仪礼成为可能。

而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中，作为阶层构造的维持装置诞生的“仪礼”，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墓地中尚未出现。对此前文已做论述。然而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中，在山东用于祭祀仪式的陶器器种如鼎、鬶、杯、罍等被置换为青铜的鼎、爵、觚、罍等，成为祭祀的基本礼器。正是上述诞生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仪礼”为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所采用，将之用作了商周社会的基本仪礼。

当然，在陶寺墓地中已存在“乐”的概念。在形成了二里头文化的黄河中游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祖先祭祀、动物牺牲、人牲等“祭礼”，当地社会群体的团结因此得到巩固。至新石器时代末期，该区域又引进了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神政权力，进一步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

而后，标志首领身份的“乐”与诞生于山东的身份秩序即“仪礼”在二里头文化以后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商周社会的基本社会秩序即“礼乐”。

就这样，各区域各自形成的精神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和习俗在被称之为中原地区的黄河中游地区于新石器时代终末期走向统合，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二里头、二里岗文化。

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王朝的夏、商即相当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但是这期间在中国是否能称得上是初期国家的时代呢？所谓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初期王朝，是在新石器时代通过吸取各地的社会组织所需要的精神基底而得以成立的。

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商朝社会的基本要素即祖先祭祀、供牲、礼乐等并非都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当地社会的谱系中诞生的要素，而是融合了粟、黍农业社会与稻作农业社会的各自的精神文化而形成的。接下来，话题将转向初期国家形成期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