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王莽政权后期的骚乱

更严重的是民生凋敝。王莽衷心地相信复古，他刻意用各种办法毁坏商业贸易，又不顾执行上的困难，强行下令“限田”，于是，商人、地主都必然成了王朝的敌人。经济秩序大乱，农业生产也无法正常进行，于是，农民非但没有受益，反而一并成了受害者。

王莽夺权的基础，原本是西汉末年被土地兼并撕裂的社会。王莽出身外戚，理应倾向于地主，尤其大地主，他却表现得体恤小农，重视本业。如此，他取得了广大农民和理想派儒生的热烈拥护。但等到他真正掌权了，对他大有期待的儒生无法在官场上受到重视，农民也被卷入骚乱之中无法安居。

于是，西汉末年对立最为严重的两群人，竟然在王莽新朝神奇地联合在一起了：一边是地主，另一边是农民，他们本来在土地关系上对立，现在因为有了共同敌人，而在情绪上、策略上选择暂时站在一起。这显耀的共同敌人，当然就是王莽。

钱穆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得到的一个洞见是，中国要发生普遍的农民革命，非常不容易。因为中国太大，土地范围太广，虽然几乎年年有水旱灾害带来的饥荒，但天灾带来的不安都是局部性、地方性的。那么广范围的荒歉，基于那么不一样气候条件的天灾，在同一时期不太可能发生。荒歉之处的骚乱，煽动不了丰收之处，反过来，丰收之处的收成可以协助解决部分性、地方性的饥荒问题，这让骚乱不致扩大。

另外，中国的农业根基带来的主要的社会阶层对立，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一个皇帝一个政权，很难同时讨好这两个利益对立的阶层，但反过来也就很难同时得罪、激怒这两个利益对立的阶层。农民反对的，地主支持，地主反对的，农民支持，这就不容易掀起普遍的革命。

王莽政权后期各地出现的骚乱，在现代历史叙述中一般以“农民起义”总括称之，但仔细一点看，显然不是所有的骚乱都起自农民。比如，山东琅琊有一场骚乱，其领导者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史书叫她吕母。《汉书》说她“家素丰，赀产数百万”，她的独子吕育，被县吏下狱冤死，做母亲的一怒，要为儿子复仇。于是，她散家财，聚拢了一群“少年”，即周围贫穷人家的子弟都跑到她身边来了。他们发动起义，杀了县令。既然为了报仇已经犯官，他们便索性公开叛变。

吕母好厉害，她自称将军，带人游击海上，以其靠近海边的地利，不时出海。官军拿她没办法，于是就有更多的人跑来依附她。

吕母稳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抗暴起义的女性领袖”的地位。不过值得探究的是，吕母并不符合“农民起义”的标准，她的阶级身份显然是地主，甚至是大地主，而不是农民。而她之所以能聚众上万，也是靠着地主家的庞大资财。

后来，地主吕母死了，她的部众没有立即散掉，其中一大部分加入了赤眉军。赤眉军也起自山东，其领导者是樊崇，他们的特色是“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赤眉军之所以叫赤眉军，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旗帜，为了在战阵中分辨自己人，大家就都将眉毛染成红色。

“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这意味着赤眉军的高度松散性。赤眉军没有高高在上的将军，所有人都是士兵，彼此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当然，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不可能彻底扁平化管理，赤眉军中地位最高的人，叫作“三老”，其次有“从事”“卒史”，这些名号都来自农村古老的底层村社组织。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就能看出赤眉军具备了极朴素的农民个性。他们的知识仅及于基层的邻里村社组织，所以他们集结在一起，就只懂得运用“三老”“卒史”这类的头衔。地主吕母带领的人，后来大部分加入了赤眉军，反推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加入吕母行列的人，本来也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