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董仲舒将阴阳学说引入儒学

由今文经学发展而来的谶纬发展到这种荒谬的程度，难怪它会引发古文经学的强烈反对，且使之坚决地主张还原历史文献上的字句和事实。但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从汉武帝到西汉灭亡前，有这么一段时间，从今文经学中会发展出这么荒唐的谶纬，而且它还在社会上如此流行，甚至一度蔚为主流？

从谶纬的渊源看，其根底来自东方，尤其是原来的齐地，也就是战国时期盛产方士之处。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其实谶纬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就是方士之术的脱胎换骨，借尸还魂而已。

方士之术之所以能变形复活，凭借的是董仲舒主导的思想转变。后世留下的记录说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回到汉武帝朝的历史现场，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并不是一回事。独尊儒术是一项政治政策，这是事实，然而这样的政策并没有产生罢黜百家的效果。

真正的情况是，在独尊儒术的原则下，原来的百家思想等，通通都挤在儒术的大招牌下，且因成为儒术的一部分而被保留了下来。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治用意，是排除之前黄老道家无为的原则对他的限制。因而，他只对黄老道家特别区分，其他包括法家、阴阳家等内容，他并没有严格的阻挡。于是，这些学派的表面名号被隐藏了，但其实质内容都被纳进儒术里了。

明确地说，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和儒术，变成了一个大杂烩，它们和原始的儒家及其所传承的王官学已经很不一样了。而谶纬依附在经学上，将方士的数术、迷信等大量灌入儒家体系，这改变、扭曲了儒家。

这个时期的儒家之所以会被这样大幅地改变、扭曲，其中一个关键也就在于经书内容从原来封闭性的被改造为开放性的。经书的任何字句都是早已写好并定型了的，不能被随意改动的，它原本当然是封闭性的文本。然而，董仲舒等，一步步地抬高了解经者的重要性，扩张了诠释的空间。渐渐地，诠释可以不按照本文，可以自创内容进行补充，甚至改变本文，这便经书的终极权威实际上已经沦丧了。于是，群魔乱舞，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各种光怪陆离的东西都被任意加在儒术的大招牌下。

当时，天下重要的学问只剩儒术，从这个角度看，独尊儒术的说法没错；但儒术到底是什么，几乎没有了标准。几乎什么内容都可以偷偷塞进来，都挂起儒术的名号。从这个角度看，百家都变形为儒家的一部分，并没有被真正地罢黜。

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将谶纬的源头，即阴阳五行理论引入儒术，以创造出明明原来不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天人感应”思想？

其中一个根本的理由是要应对前所未有的，过去的儒家没有遭遇过的帝国和皇帝权力。当时的皇帝不是天子，尤其不是周天子那样的封建共主，皇帝是大一统帝国中唯一的至高统治者，几乎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牵制或约束皇帝。

董仲舒摸索着找出了一个高于皇帝的权威，那就是天；也找出了一种利用天来给皇帝施加压力的形式，那就是“天人感应”。“天人感应”使天和皇帝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天用灾异和祥瑞来评断皇帝的行事作为。

“天人感应”取消了偶然和意外，主张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感应的结果，也就是将自然现象彻底人文化，认为其后面一定有人的因素。如此就提供了一个能够不断地检视皇帝施政的机会和手段。大自然不可能没有变异，只要出现了“非常”，按照“天人感应”理论，人间就应该探求相应的人事异常，也就可以追究人的责任，因为总要有人负责。

正因为帝国制度将所有的权力逐渐都集中在皇帝一人的身上，所以要追究施政的人为问题，不管怎么追，最后都会追到权力的终极源头——皇帝。当然，没有人敢直接要求皇帝负责，皇帝可以将责任推给丞相，由丞相付出代价。所以，明明位高权重的丞相一职，在汉武帝时及之后的西汉一朝变成了危险的职位。因为当丞相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灾难临头。发生地震了，丞相要负责；山崩了，丞相也要负责；天不下雨或下太多雨，丞相还要负责；甚至一头牛在路上喘息走不动了，都会有人叫丞相负责。

虽然现实中倒霉的是丞相或其他的官员，但自然变化与政治作为的联结必然给皇帝带来压力。于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了汉帝国政治权力的吊诡发展。一方面，原本分散给地方王国的权力不断地收束集中，原本外朝丞相及群臣拥有的行政权力也不断地被减弱，或被中朝侵夺，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个高于皇帝的权威同步在发展，那就是借自然给予皇帝压力的天，这约束了皇帝，使之没有变成绝对主观的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