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汪景祺与查嗣庭的悲剧

雍正政治的严猛，几乎笼罩了整个雍正朝。

前文讲到的汪景祺，原名汪日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举人，雍正年间随年羹尧西征。在西征途中，留有不少笔记，后成小书《西征随笔》一部。内容庞杂，涉及清初许多方面的史事，如年羹尧打败罗卜藏丹津的功绩，康熙年间西北吏治的腐败情况，青海与陕西地方的民变，熊赐履修《明史》的经过，一些官吏的事迹，等等。有些文字表述十分大胆，甚至有讥讽当时统治者的语句。

雍正二年（1724）五月五日，汪景祺为他的这本小书写了个序，序中说：“余今年五十又三矣。青春背我，黄卷笑人。意绪如此其荒芜，病躯如此其委顿。间关历数千里，贫困饥驱，自问生平都无是处。”这是汪的自谦。

汪景祺是一个极负才气的人。他在《西征随笔》中，写了一篇“功臣不可为”。一开篇，汪景祺就说：“鸟尽弓藏，古今同慨。论者或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韬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深刻地指出，功臣到最后都不得善终，与帝王的疑、畏、怒、厌四种心理，有莫大关系。就像为越王勾践灭吴立下极大功勋的范蠡，早已看出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于处安”的性格，便早早脱离官场，否则，根本不可能善终。

这篇短文完成于雍正二年五月之前，年羹尧正如日中天，但汪景祺的言论，很快就应验在年的身上，实在是很大的不幸。

但更不幸的，是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被抄家后，浙江巡抚福敏、杭州将军鄂尔达在杭州年府偏偏搜到了这本小书，里面记的内容就成了年羹尧九十二条罪名中“大逆罪”之一。具体情形，见于两人的奏疏：

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来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连日密访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钱塘县举人汪日祺。……谨将逆犯汪日祺所撰书二本封固，恭呈御览。

见到这份奏疏，雍正自是十分高兴，还表扬他们：“若非尔等细心搜查，几致逆犯漏网。”他看到此书，还是很吃惊，写了这样几句评语：“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汪景祺因此被杀。这本小书一直藏在故宫懋勤殿禁锢箱中，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才得以重见天日，刊印出来。

查嗣庭像

雍正四年（1726），年羹尧大案结束的第二年，江西乡试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海宁人查嗣庭，考试首题出《论语》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三题为《孟子》中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雍正说他这些题目有讥讽的意思，居心叵测。但据其他史料的说法，查嗣庭出的考题是《大学》中“维民所止”四字，有人马上报告，说是“维止”两字就是去“雍正”两字之首。 实际上，查氏并没有出过这样的题目，可能是讹传，因为他本人写过一本叫《维止录》的书。不管怎样，冤狱由此造成。

雍正四年九月下旬，雍正与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官说：“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在内庭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需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必有平日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还说查嗣庭不但心术不正，而且怨谤之语太多，对圣祖康熙爷的用人施政，也敢“大肆讪谤”；文人自命不凡，“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等；热河地方偶然的一次会见，查嗣庭在《日记》中就记下“淹死官员八百人”，实在太过荒唐夸张。雍正又说：“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对查嗣庭这样的读书人，雍正认为已是格外提拔重用了，居然不思报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必须严惩。

查嗣庭在狱中很快病故，但他触犯了大逆律，仍要开棺戮尸，他的相关亲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上面两件事的主角，一个是钱塘人，一个是海宁人，都属浙江，使雍正产生了憎恶浙江人的心理，还下诏停止浙江乡式和会试，以示惩戒和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