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社会控制

在清朝中央政权稳固后，如何对全国疆域范围实行有效的统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从顺治到康熙，清廷为了安定民心，多次推行休养生息的措施，使民众深切感受到了新王朝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决心。整个社会生产日渐繁荣起来，地方行政的施展日见成效。其中，对民众及土地的有效控制，是稳定维持这个庞大帝国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内容。这个帝国是如何让数量庞大的城乡百姓忠实地为其政府按期服劳役、纳赋税，供养其中地位远高于自己、但占人口比例又极小的一群人的呢？这就需要了解传统中国的基层行政。

在清代，许多制度都是仿照明朝的，而明朝的朱元璋曾明确地表示过，他们是学唐朝的。因此，清代基层行政系统及其控制措施，有着很强的历史传承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政治举措，都要基层行政的有力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成效。

康熙在位期间，不仅注意稳固中央君主集权，也很关注地方政治的实效。除了认真考核地方官的工作外，他还很愿意到处巡视，观察这个帝国生活中底层人民的状况，并以此作为考察地方官吏们工作成绩的参照。

康熙特别注重思想教化，他认为“移风易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也很困难，所以在晚年他还说并未能做到“移风易俗、家给人足”。康熙五十三年正月，他下令给礼部，要求进一步整顿社会风气，特别是那些有碍思想健康的民间小说等淫书的传播，要予以严格控制，加大惩治力度。朝廷讨论后决定：“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辞，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康熙对这样的处置意见，欣然同意。

而“乡约”法的推行，正可以起到正人心、厚风俗的功用，是当时地方社会思想教化工作的重要依赖。

所谓“乡约”，应当是在乡村中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包括御敌保乡，扬善惩恶，广教化，厚风俗），依地缘或血缘关系联合起来的民众组织所制定的规约。乡约作为民间规范，起源甚早，宋代由于理学的昌盛，一度十分风行。最为著名的便是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它成了后世地方乡绅行使乡约的典范。乡约制度的实质，不过是由政府简选的约正、约副等人，定期（也叫“约期”）向乡村民众讲解“圣谕”中德业相劝、邻里互助等道理。这种制度，在明代的乡村极为普遍，乡约的主要内容是宣讲“圣谕”，即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言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康熙学习朱元璋的做法，推出了自己的“圣谕”十六条。康熙九年（1670）十月，十七岁的康熙下谕礼部，提出了十六条《圣谕》，要求内外文武官吏，督率学习。这十六条是：

敦孝悌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良善

诫窝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　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将《圣谕》颁布天下后，各个地方十分积极地将它纳入了乡约活动的重点，每一条都有详细的解说，语言简单，意义清楚，使不识字的乡村民众也能准确地领会康熙教化的意思。

乡约成了规范地方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康熙年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与雍正时期扩展的《圣谕广训》，是清代乡约宣讲的主要内容，成为朝廷正式的道德教材，除了日常教育外，在许多场合都可以看到《圣谕》的影子，定期督讲成了地方官员们应尽的职责。以后到乾嘉时期，一直奉行不辍。

乡村控制中，治安的维持有时是最关键的，也是政府施政和赋税制度展开的重要基础。因此，历代对于乡村治安都有着极为细密的措施和基层建制。如“老人”之制，目的即为主持乡间的“风俗词讼”。所以，“乡约”的施行，实际上是从精神体系上重构了民间生活，核心就是传统的“乡党道德”。加上它与保甲制度的相辅施行，使民间都被有效地纳入良好的控制体系。

制度保障与乡约教化联合，就会起到很好的思想改造或警示的作用，为地方行政措施的有效展开，提供了重要的舆论和制度基础。

州县社会是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基层组成部分，其稳定和发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这方面，传统国家曾创制了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措施，长期发挥着重要的效能。当然，地方官吏们的勤政爱民，同样重要。

清代有一千五百多个县级行政单元，由于环境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差别悬殊。《清史稿·职官志》对县级政府主要官吏的职责，都有比较明确的解释：知县主掌一县政治，包括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等，“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一县之中，除知县外，还设有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则掌稽检、狱囚；若无丞、簿，典史也可兼领其事。知县是七品官，每年正常的俸银仅四十五两，但要管治的事情却多如牛毛。所以对他们的考核，主要在听讼、催科、缉盗，这些工作做好了，就是第一等好牧令，其他的教养诸善政，方能赖以生根。

所以对州县官员来说，他们的首要职责是，必须保证“国家”钱粮赋税按时按数上交朝廷，为此不惜对基层代理征收者与纳税民户实施催比、捉拿、处罚等，所有钱粮等情况，一般都要登记在案，以便事后自己稽查和应付上级政府的考核。

县官的职任十分繁重，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没有勤政的基层官吏，那情形是很难想象的。同样可以想象的是，与一些繁荣的州县不同，在穷苦的地方，民众的疾苦与赋役负担该是多么沉重。

而在州县的衙门改建举措中，可以透视其为政思想，即便是粉饰，也希望向官方与民间表达其正面的从政形象，如“岁有堂”、“牧爱堂”、“赞政厅”、“可近堂”、“乐民亭”、“亲民堂”等这些建筑名目，最具代表。衙署的每一次重修、改建或扩建，基本出现于新任知县的初期政治工作中，既有恢扩旧政的意思，也有新政新貌的期许，更有再建官府声威的目的。康熙十二年（1673），后来任嘉定知县的陆陇其，在一首颂赞衙门建筑的《“有仪轩”歌》中说道“恭宽信敏惠，斯须不可离”， 颇能反映像陆陇其这样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员的一些心声。

当陆陇其于康熙十四年正式到嘉定任知县时，他的从政方针和措施，很能称合康熙的心意。嘉定是江南大县，赋税重，风俗侈，陆陇其以俭约秉政，以德化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宁巡抚慕天颜向康熙的汇报中，特别强调了在嘉定这样政务繁杂、逋赋沉重的县份，陆陇其仍能做到清廉勤政，实在难得，称他“操守称绝一尘”。

乾清宫宝座与正大光明匾

康熙四十九年（1710）六月，时任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张伯行，向康熙上了一份奏折，大受赞赏。张伯行奏折的语言简洁明了，前面是讲上折的理由和为臣子的道理，中间是讲地方收成和雨水情况，后面是表示忠心之意。关键在于，张伯行强调了作为一个地方高官，要时刻以皇上的意思为指导，一切有益民生的工作都要尽心筹划办理，努力做到“家给人足、闾阎乐业”，方才是康熙盛世的应有景象。作为臣子，只不过是替皇上管理地方，一切措施都要以皇上的要求为准则，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

康熙看了以后，朱笔批道：“做官之道，此折内都说尽了。朕有何言，只看后来如何。”喜悦之情，溢于词外。

正因有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这样的“良吏”的努力，康熙朝才得以稳定，社会日渐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