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庄廷鑨与戴名世

康熙即位的当年，上海黄浦江以东住着一位在县衙里做吏员工作的人，叫姚廷遴，当时他三十五岁。因去年的大饥荒，这年春天米价暴涨，百姓生活颇为困难。上海县令组织人手，在广福寺、积善寺两地煮粥施赈，救济饥民。

在这样的困难时节，姚廷遴的堂姑夫正逢六十大庆，三月二十八日排寿宴，姚本人也去参加了。众人欢饮祝贺之际，姚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并在《历年记》中写了下来：“有嘉兴府南浔镇人朱姓，据说其家有几万之富，养一子，少年聪慧，无书不读，为擅修国史事发，全处死。连累浙、直二省富宦名家廿户，并害现任宪司官府俱削籍，构成大狱。妇女皆发配满洲，用囚车解北，见闻颇惨。此江南第一巨案也。”

姚廷遴讲的，正是康熙朝第一起文字大狱，史称“庄廷鑨刊刻明史案”。由于是听说，对西边浙江的情况又并不了解，误将湖州府乌程县的南浔镇说成是嘉兴府的；而真正的案主庄廷鑨也未提及，只讲了个“朱姓”之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姚是在康熙元年听到这个传闻的，而且将案发缘由和结局都记了下来，说明在康熙元年这个案子就已了结了。这与其他史料的记载有些不同，因为据一般的记载，此案是在康熙二年终结的。

由于此案关系重大，当时一般人绝不敢随便在自己的书信著作中轻易提及，惟恐惹祸上身。因此，有关这个案件的材料就很少，连清廷的《文字狱档》中也没有收录，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则笔记提及。那么，这个案子的具体经过究竟如何呢？

浙江湖州府的南浔镇上，住着一户姓庄的人家，为当地大姓，号称书香门第。户主庄允城与弟弟允坤、允埰，还有他的儿子廷鑨、廷钺，允埰的儿子廷镳、廷鎏、廷镜、廷铣，都有很高的才学，闻名浙江一带，湖州人称他们为“庄氏九龙”。起初，庄家世居苏州府南面的震泽陆家港，到庄允城的时候，才迁居南浔。 允城是明末的贡生，也是“复社”的遗老，据说擅长望气之术。有一次他偶然游经南浔夏家园，发现这里的金银气很旺，就决定购地居住，果然“得藏金无算”。

南浔镇上有一个人叫朱佑明，父亲是木匠，与附近庙里的老僧关系甚好。父亲死后，朱佑明就为庙里打点零工为生，老僧也很信任他。

先前，有一个湖广商人带着重金来江南做生意，因为路上适逢战乱，便将银钱藏在桐油簏中，然后寄放在庙里，与庙里约好，五年后他不回来，庙里可以将这个桐油卖了。这时，市面上桐油价涨了好几倍，老僧就决定让佑明把油卖了，再等商人回来。

佑明发现了簏中的秘密，将银钱取出，骗老僧说是掘窖得来的。过了七年，商人回来了，向庙里索要桐油不得，只好将实情托出。老僧说：“不用担心，佑明是个老实人，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两人一起去找佑明。佑明急忙之间倒穿着鞋出来迎接，说：“赖客赀得厚其息，请以原数归，仆取其羡。”意思是银两愿意原数奉还，他只取升值的利息好了。商人大喜，晚上留下来吃饭喝酒，结果在醉中被佑明带的壮男给刺杀了。佑明实话告诉老僧，老僧十分失望。佑明说：“大恩难报，舍之不祥。”老僧说：“算了，二十年后与汝了此公案。”佑明也将他杀了。有知情的，看到佑明这样凶暴，也不敢告发。老僧临终之言，不过是讲佑明杀人迟早会遭报应，不料这个报应真的来了，而且很快。

在这之后，佑明家更加富有，为人更加放纵，一般的读书人都耻与交往。后来与曹村住的金相国家缔结姻亲。相国送女儿来的时候，佑明将他们迎到新建的豪宅，装修华美，饮食更是奢侈。相国对客人说：“美哉！室蔑以加矣，而题署者无一巨公长德，何也？”意思是这里少了点文化的味道，可谓美中不足。佑明为此感到很难堪，不久他就买到了前明相国朱国祯的“清美堂”，这三字还是著名书画家、华亭人董其昌写的。佑明将相国的落款去掉，重新上漆装裱。

朱佑明还将女儿嫁给了庄廷鑨。廷鑨可谓少年才子，十九岁就取得了拔贡的功名，不幸的是，眼睛失明了。廷鑨想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决心著书，成一家之言，以扬名天下。

廷鑨买到了朱国祯留下来的明代史事钞本，就召集宾客，日夜编辑，成《明书》一部。但廷鑨不久就死了。廷鑨无子，父亲允城十分感伤，说：“我当先刻其书，而后为之置嗣。”

其实，朱国祯已有刊印成书的《明史》，未刊的手稿部分，大多是明代列朝诸臣的传记。庄廷鑨从朱家买走的，正是未刊的这部分。廷鑨想将它据为己有，请人补上了崇祯朝的史事，刊刻流传。这就是所谓的《明书》，也称《明史概》。他的岳父朱佑明负责了刻印工作，将书印上了“清美堂藏版”标记，也借此为自己增光。此书共计一百册，里面还详细罗列了参订人员达二十四人，都是当时的名士。

顺治十八年初，顺治皇帝已经驾崩，进入了康熙时代，但年号至次年才改。有个二十多岁、因贪赃而落职的前任县令吴之荣，来到朱佑明家，看到了印刷漂亮的《明书》，但里面内容着实让他吃惊。此书没有志、表、帝纪、世家，止有列传，书中讲到南明历史时，仍沿用弘光、隆武、永历等年号“正统”，而不是用1644年以来大清顺治朝的年号纪年，并且毫不隐讳地提到了明末东北建州女真的事情，还有“长山衄而锐士饮恨于沙磷，大将还而劲卒销亡于左衽”之类的言语。 这些在官方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言词。吴之荣就以此去恐吓廷鑨的父亲允城，却被顶了回来，吴很不高兴，就向官府告发，结果让他十分意外，从地方官府到将军衙门，他都被逐了出来，根本不当一回事。原来，允城事先已经全部打点好了，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将旧版《明书》收回，重新改版重印，去掉了其中可能触犯忌讳的地方。吴之荣不死心，花了很大力气买到了有问题的初版，一举告入京师，康熙的顾命辅佐四大臣亲自过问，派官到杭州，将允城押走。当时允城的嗓子哑了，据说是吴之荣派人下的药。

康熙元年的冬天，允城死在京城的大理寺狱中。案子判下来，列名在书中的庄家直系亲属十八人全部处死，除了允坤已死于成书之前可以不论，成书前死去的廷鑨却不能免，开棺焚尸，庄家家产全部籍没；作为姻亲的朱佑明家受到连坐。为《明书》参订的二十四位地方名士中，吴江县人董二酉已死两年，被剖棺锉尸；张隽投水自杀了；胡某逃到海滨为僧；归安人茅元锡、吴之镛、吴之铭，吴江的潘柽章、吴炎等十人，和那些刻书工匠、贩书商人，全部在杭州的弼教坊被杀。这时是康熙二年五月五日。

为《明书》作序的礼部侍郎李令皙及其儿子全部死于此案。将军松魁及其幕僚程维藩被抓到北京，松魁只被免官，但程维藩就被杀掉了。乌程县的两位学官被斩。湖州知府谭希闵、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名被绞死。

此前，苏州浒墅关榷货主事听说阊门书坊有此书卖，曾派手下人去买，书店一位姓朱的邻居还从中为双方的讨价还价做过中人，主事出差到北京时以“购逆书”的罪名被杀，书店老板和主事的手下在杭州被斩；朱姓邻居因年逾七十，可以免死，但须与其妻发配边疆。

此次文字大狱，死的有七十多人，被发配的有一百多人。吴之荣却因此案而飞黄腾达，朱佑明家被抄没的家产都赏给了他，后来官至右佥都御史。浙江地方官虽有含冤背屈的，但都怕吴之荣，“不敢奏雪也”。

在此案中例外的是，著名诗人、海宁世家查继佐得以获释。据王士禛的《香祖笔记》、钮琇的《觚賸》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力将军”篇中的说法，清初名将吴六奇早年落魄行乞海宁时，得到查的欣赏和无私帮助，后来六奇从军，以军功擢至两广提督；此案发生后，由于六奇力保，查才得以免罪，可谓九死一生。海宁的另一名士范文白也被免罪，据说都是六奇的功劳。乌程县人闵毅夫、仁和县人陆丽京入狱不久后就被释放。

庄氏史案发生在康熙即位的当年，那时康熙尚未真正亲政。案件的处置过程，应与康熙本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时鳌拜独揽大权，擅虐大臣，此案牵连如此之广，可能与鳌拜也有一点关系。

康熙在位时期（1662—1722），先后发生过二十多起文字狱。最有名的，除上述庄廷鑨刊刻明史案外，还有南山集案，对当时士人震动极大。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中予以特别指出：“本朝江浙有两大狱，一为庄廷鑨史祸，一为戴名世《南山集》之祸。”他把这两个案件记在这部文集中，目的是要提醒读书人，要“为妄作者戒”，不要轻易去触犯文网。

蒲松龄像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曾在康熙四十八年获殿试一甲第二名，授官翰林院编修，得以参与编修《明史》。他的同乡方孝标学士著有《钝斋文选》一书，里面收了《滇黔纪闻》两篇，讲的都是明末清初的事情，戴名世很感兴趣。他的学生余湛遇到一个和尚犁支，说是原来明桂王的宦官，熟悉不少明末的史事。戴觉得《滇黔纪闻》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正好可以找这个和尚对证一下，就写信给余湛，让他将和尚带来商讨商讨。他在信中所讲的，无非是一个读书人想了解一些历史事实的企盼，全无政治影射，更无叛逆之意。戴名世也自认为现在文字上的禁忌已经宽松了，不应该还像其他人一样避忌万端，信中用词，一时就放松了警惕。这封信中，不仅涉及南明史事和吴三桂等人，而且直接用南明诸帝王的年号，本来都是应该注意的。戴名世都是随心直书，毫不忌讳，显然是大意了。

康熙五十年，时任左都御史的赵申乔看到了《南山集》中收录的这封信，据以告发。他说：戴名世“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他们就在戴名世的文集中，找到了戴名世对南明政权表示同情的倾向，当然还有南明小朝廷的年号。

万寿瓶（故宫博物院藏）。瓶上篆书一万个寿字，寓意“万寿无疆”。此为康熙帝六十寿辰而特制。

此案本来判戴名世凌迟处死，被从宽改为处斩。康熙五十一年，戴名世在刑部大牢中，还能修订他的《四书朱子大全》。可是，案件牵连了三百多人，戴的门人龙云鹤因翻刻过《南山集》也被杀了；余湛病死在大牢中。案件到五十二年才终结。康熙帝还算宽大，只杀了戴名世。这一年，戴六十一岁。方孝标虽然已死，但要开棺锉尸。方家、戴家以及为书作序的名士方苞等，都作充军入旗的惩罚。

方苞本来也应该处死的，由于名声太大，加上理学家李光地的竭力救护，得以出狱，后来还受到康熙的优待。他在《方望溪先生全集》中回忆康熙五十年的这场大案说：“余以《南山集序》，牵连赴诏狱，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宁县事苏君偕余入白老母，称相国安溪李公特荐，有旨召入南书房，即日登程，吾母噭然而哭。是夕下江宁县狱，二三同学急求护心柔骨之药以行。”他以为必死无疑，还骗老母亲说只是受皇上召见而去北京。谁知还有生还之日，居然“肢体无伤，子孙亲戚尽在左右”。

《南山集》案之所以处置如此之酷，株连如此之广，还是由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这是清廷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钳制的需要。清廷兴“庄刻明史案”、“《南山集》案”，无非是借此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之作用。由于清政府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南山集》案就由单纯的年号、明史事而渲染成了旨在谋反的叛逆之举，戴名世也因此被推进了万劫不复的绝境。

从《南山集》案来看，康熙本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又有怀柔的一面。《南山集》案发时，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虽已故去，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影响仍然存在，其弟子布于天下，内中都有明显的民族情绪，未被追究，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要是庄廷鑨生活在康熙亲政的时代，命运或许会有不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