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奏销和哭庙

奏销案是清初发生于江南地区的政治事件。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予以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除了文字狱外，对江南知识分子打击最大的，应属“奏销案”了，差不多就发生在庄氏史案期间。

从顺治二年（1645）江南平定后开始，中央下令废除沉重的苛捐杂税，赋税只照旧额的二分之一征收。这让江南人十分高兴。当时上海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一时人心，翕然向风”，此后又“裁不急之征，减可缓之税，节可缓之用”，比较下来，民众的负担远较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为轻。 到顺治末年，地方财政税收拖欠的情况多起来了，地方官常因积逋太重而被罢官。每个人都要向省里上缴钱粮，有的地方就想用新征的方法来推补积欠。一些县在新旧县令交接之际，出现了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

江宁巡抚朱国治无法向中央交差，将责任推到了地方士绅和衙门官吏身上，要求中央进行严惩。当时提出首先要这样整治的地方，是在常州府的无锡县和苏州府的嘉定县。政府出台了这样的条例：凡绅衿欠八九分者，革去名色，枷两个月，责四十板，仍追未完钱粮；即至三四分以下，亦责二十板，革去名色，但免枷号。这就导致了江南地方士绅的强烈不满。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也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就是苏州府首县吴县的“哭庙案”。此案的发生，与奏销钱粮政策的推行有莫大关系。新任吴县知县任维初为了执行中央政策、加紧征收地方欠税，制定了颇为苛刻的措施，引起地方士人的极大愤慨。

二月初二，顺治的遗诏到达苏州府，地方官员们准备“哭临”。初三，生员倪用宾等人向巡抚朱国治上书，揭露知县任维初指使粮仓总管吴行之私粜漕粮七百石、贪污受贿、滥用酷刑等罪。二月初四，一批文人聚集到神圣的文庙中，参加哀悼顺治皇帝的活动，实际目的是要发泄对时事的不满。同时，任维初已被摘掉官印，看押在土地庙中。任维初见人就说，是巡抚朱国治“要我银子，故此粜粮”。朱国治也很紧张，认为问题的症结在那些读书人，就按“诸生惊扰哭临，意在谋叛”的说法，上疏朝廷。朝廷认同了朱的意见，五月份即在江宁府（即今南京）举行初审，将领头的倪用宾、沈琅、顾伟业、薛尔张、姚刚、丁澜、金人瑞、王重儒八人判成死罪，家产充公，妻孥流放；另外，张韩、来献祺、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唐尧治、冯郅十人也被判死刑，所谓“太身典刑”，到八月七日一起执行。至于其他受株连而被害的，就更多了。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金人瑞，也就是金圣叹，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作为当时的文人代表，他被处死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也因为“哭庙案”的发生，使政府决定，本来限于嘉定、无锡两县推行的奏销措施，到五月份后，推广到整个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和镇江府地区，统一要求“陈明钱粮拖欠之由补入年终奏销之例”。到年底，政府以嘉定县乡绅生员拖欠国家粮额为由，兵备道“擒拿”了数十人作为典型，锁押在尊经阁中。

这件事使地方官员备受震惊。顺治十八年原来也要照常规进行追索欠额，但顺治帝于当年驾崩，地方暂得幸免。不料康熙登基后，将康熙元年视为顺治十八年，不到一月时间，即下令仍要催纳顺治十七年的奏销钱粮，地方上顿时紧张起来。胆小怕事的，很快就在正月内结清，但大多数坚持对抗的姿态。这些人的拖欠数占了总数的十分之八。七月间，中央再次下达正式文件：凡在二月份以后输纳钱粮的士绅，一律革职。

当时，地方官吏和士绅们当中，确有拖欠钱粮的，民欠的则更多。大家认为开国之时的法令推行，只是试试而已，并不认真对待。所以官衙里造统计册时，“只照当日尾欠，草草申报”。这里面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有的已完成钱粮的被写成“欠”，有的拖欠数量不多的被误作“多”，有的即将完成上交任务在预填册上全被写作“欠”。问题被揭出来后，中央部门经过讨论，确定了解决措施：“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这是直接针对地方士绅的惩罚措施，对江南士绅的打击是很大的。

这次奏销过程中，江南乡绅张玉治等2171人、生员史顺哲等11346名，都列在降革名单中。起初，只要求将他们提解到北京，严加议处。江南人心惶惶。但是不久又下规定，凡最后通牒下达之前已经完成税粮任务，可以免于被解送入京，又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不过，苏、松、常、镇四府地区被提解入京的士绅还有不少。当时只有江宁府没有受到惩治，据说是知府提前将逋欠补足，应付了中央的任务，然后再向地方士绅追缴，这样就让地方士绅免受罚责。

经过此次奏销案后，地方官借机实行十年征收计划，做好税粮征收的准备工作；士绅们看到了政府的态度，没有人再想拖欠了。从此，在江南经常可以看到“或一日而应数限，或一人而对数官”的景象。地方衙吏乘机作威作福，势同虎狼。交不足钱粮的人家只好告债，高利贷行业兴盛起来，“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一日，则利上又复起利”。士绅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呢？说是借十两，扣除利息之类，到手只有九两，估足纹银不过八两几钱。这样的情况，所在多有。有的不能及时上缴钱粮的，哪怕是拥有百亩之产的大户人家，最终也会落得家产、房屋、人口被籍没的悲惨结果。很多老百姓眼看无法支撑下来，索性弃田出逃，得过且过。所以当时人说：“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江南地方讹传，说康熙皇帝已经下谕，要求各年拖欠的钱粮都要在这一天全部完足，否则“欠者籍没，全家流徙绝域”。谁都不想被抄家产、被发配边疆，所以有办法的都争先恐后地在这一天当中，到衙门去交钱粮，衙门胥吏们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奏销一案，据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一县的统计，共欠有条银五万多两，被黜革的士绅达一万三千多人。由于康熙并未亲政，事事由四位辅佐大臣决断，江南是汉人强势集居之地，他们处理起来自然绝不手软。比如，探花、编修官叶芳蔼只欠一厘，就被降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松江府学生程兆璧的粮册上开明只欠七丝，一厘都不到，被革除了功名。哪怕是欠一毫，也与欠千金同罪，政令可谓严苛。

康熙六年五月，康熙有了亲政的机会，曾让臣下进言，有人就要求对士绅采取宽宥的措施，特别是江南地区。譬如，在初六日，兵部尚书龚鼎孳就上疏请求宽免奏销。他说：“臣伏读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恩诏，凡顺治十八年以前拖欠钱粮及官吏侵欺偷盗库银者，一概宽免，大恩溥遍，薄海欢呼矣。乃顺治十八年内各省奏销十七年绅衿欠粮等案，该抚不论多寡，一概指参，该部未经查核，一概降革，以致三吴财赋最重，故明三百年来从不能完之地，而年来俱报全完，虽惕息于功令，不敢不勉力输将，然该抚朝夜拮据及地方剜肉医疮之状，可以想见。”他提出，朝廷提出奏销措施后，地方推行中常常一刀切，不论轻重，士绅都被参革，地方就被迫剜肉医疮，以弥补拖欠钱粮，实在有不妥之处；奏销之中要分别情形，酌情开复士绅功名职位，以减轻民困，这样才更能体现皇上的恩泽。结果，和其他奏请宽免的奏疏一样，都未被批准。这可能与康熙无关，因为真正主政的，还不是康熙本人。

康熙八年，总督麻勒吉到江南巡视，苏、松地方士绅上书诉苦，麻总督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他连同苏、松、常地方知府一起上书，要求对江南士绅给予照顾，同样被驳了回来。自此地方上无人再敢上书。

次年，全国发生水灾，中央下令：“凡被灾之地，白银蠲免十分之三，漕米分作三年带征折色。”再次年，康熙下诏，规定以前拖欠的钱粮暂行停征，以示国家轸恤之意。

康熙对江南日渐重视起来，在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又下诏说：“江南连岁水灾，康熙十四年分钱粮蠲十之五。”这个政策，根本未经中央部门讨论，是康熙亲自颁布的，让江南民众十分感激。第二年，因边疆战事未休，军饷缺乏，户部决定在“捐省条例内”议开一款：“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凡绅衿无别案被黜者，分别纳银，许其开复，原系职官，照品级纳银，自六千两起至五百两止，进士纳银一千五百两，举人纳银八百两，贡、监生纳银二百两，生员纳银一百二十两，俱准开复。若运米豆、草束于秦、楚、闽、粤危疆输纳者，减本省之半。”意思无非是让江南士绅们为保住原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而捐钱支持前方战事，既解决军备问题，也体面地恢复士绅们的地位。

然而，即使这样的要求，大部分士绅还是无力再出这么多钱，只能望功名而兴叹，无法再回复到以前的逍遥时日了。然而，奏销案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暂时地解决了江南钱粮累年拖欠的惯习。据明末清初上海浦东青村人、诸生曾羽王以亲身经历所写《乙酉笔记》中所说，以往拖欠最多的，就是那些乡绅，连县官也拿他们没办法。 经过奏销一案，士绅们感到了恐惧，对这个新王朝产生了敬畏之心。

奏销案可能还有惩戒江南士人反清、抗清的意思在里面。清朝建立之初，很多士人对于前明怀恋之情，仍然较为浓厚。江南地区讲学之风盛行，结社甚多，但都是各立门户，且互相排挤。其中，文人金圣叹因名著当时，在这些讲社之间起了很大的调和作用。他经常用嬉笑怒骂的方式，调侃清朝的权贵。他参与哭庙活动，自然会引来杀身大祸。清政府借哭庙之机，罗织大狱，剪除那些清议时事的名士。康熙亲政后断续出现的优免措施，也不过是在严打气氛下稍微表示的笼络之态。

但是，这种影响却是巨大的，在地域上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太湖流域地区。到康熙二十七（1688）、二十八年（1689），政府对东南地区士绅的打压依然严酷。

戴名世曾回忆说：“岁戊辰、己巳以后十余年来，江南缙绅之体陵夷极矣。其祸始于一二家之横，致得重罪，他处遂多效之。官吏务以挫辱士大夫为能，逢迎上官，皆得美擢。”就连普通百姓，也经常让曾经威风煊赫的士绅们斯文扫地，即使发生诉讼纠纷，老百姓往往能够胜诉。最后，在与百姓发生纠纷时，居然有士绅冒充布衣百姓，才敢到官府打官司。戴名世对此很不解，知情的人就说：“生员辈与百姓讼，无问曲直，必百姓胜，遂有自匿衣衿而诈称百姓，遂获直者。” 原来，只有诈称普通百姓，在诉讼中才有获胜的机会，否则，即使有理也打不赢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