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雍正即位之谜

清初历史虽然不远，但一些悬疑大案，至今未能真正破解。雍正继位一事，历来众说纷纭，加上野史笔记的渲染，更涂上了浓浓的神秘色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北京天气相当寒冷，一代名主康熙，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畅春园休养的他，已经感到时日无多。过了几天，就驾崩了。

承继皇位的，是皇四子胤禛，改明年为雍正元年。雍正马上下令，由贝勒胤禩、皇十三弟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命兵部尚书白潢为协理大学士；以杨宗仁为湖广总督，年羹尧任广东巡抚。这是雍正继位之初的重大政治安排，有其长远的考虑。

不过，这段历史令人议论最多，不少人认为康熙临死前颁布的遗诏是被皇四子篡改的，雍正继位并非康熙本意，传位另有其人。当然，官方正统的文献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例如，清末著名学者王先谦的《东华录》中说：康熙帝病情突然恶化后，曾传见诸皇子和重要大臣，遗诏中曾写着：“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样重要的人事安排，胤禛本人却不在场，遗诏是由隆科多宣读的。据说，当时胤禛并无做皇帝的思想准备。

这也是官方有关胤禛继位的统一口径，但野史笔记中的记载就完全不同。

雍正皇帝像

收在《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清世宗袭位之异闻》就说：康熙弥留之际，曾手书遗诏：“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皇十四子胤禵当时正统兵西征，胤禛得知遗诏所藏的地方后，只身潜入畅春园，将遗诏中的“十”字改为“第”字。而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提及民间传言他是将“十”字改为“于”字：

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

上述篡改遗诏的说法，流传甚广。不过，根据史料记载，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的，而且用满语宣读，如果将“十”字改为“於”字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汉字，“十”字也无法改成“於”，因为正式文本中“於”字应当不会简化为“于”字。这段话其实十分简单明了。“允”字其实原为“胤”字，为避雍正名讳，改“胤”为“允”。“皇上”是雍正；“阿其那”为其八弟允禩，“塞思黑”为其九弟允禟。

应该注意的是，雍正上台后，确实可以很方便地篡改权威记录《清实录》等资料，并不能完全排除雍正篡改证据的可能。但是，不管怎样，雍正的继位应该还算顺利。当他登极后，采取的一系统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进一步稳固了康熙朝奠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后来乾隆朝全面繁荣的到来，做出了极其重要的铺垫。

据记载，在康熙数十个儿子中，雍正的天资最高，所谓“生有异征，天表魁伟，举止端凝”， 为人刚毅，处事果断。

雍正元年（1723）正月之初，雍正向全国各总督、巡抚等衙门颁发了十一道训谕，文官直达知府、县令，武将下至参将、游击。在谕旨中，他向各地的总督说道：“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也。”雍正认为，总督管制地区往往都是两省范围，权力可以钳制文武，只有“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才可算称职。他还说：“朕嗣绍丕基，一切遵循成法。”他向总督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惟冀尔等察吏安民，练兵核饷，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如果恣意徇私，不能好好尽忠职守，报效朝廷，那就会受到国法的严惩。对全国十八省的巡抚们，雍正同样表示了教诲之意：“一省之事，凡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于巡抚。”要他们洁身自好，励精图治，惩恶扬善，忠君爱国；如有不良行为，要及时悔悟改正，无则省躬加勉；并且要即时督促所属府州县官，“共相勉勖，同心协力，以尽职守”，如果玩忽职守，也决不宽宥。

由于亲身经历了争夺帝位的苦痛，为永绝后患，雍正在八月份创立了秘密立储制。他召见大臣九卿说：“圣祖（康熙）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发布了御制《朋党论》，给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看。雍正说：“朕即位后，于初御门厅政日，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谆谆以朋党为戒。今一年以来，此风犹未尽除。”雍正心知，在皇位继承人的事情上，他的那些兄弟各成派系，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以八弟允禩、九弟允禟为最。他的上台，是内靠舅舅隆科多在御前传谕“圣旨”，外靠大将军年羹尧手握重兵，使康熙晚年最看好的十四阿哥允禵，根本无力与他抗衡。为了压服众人，雍正仍把圣祖康熙爷搬了出来，说康熙“亦时以朋党训诫廷臣”，现在居然还有人想联结朋党，显然更加不识时务。因此他又说：这些别有居心的人，“俱不能仰体圣心，每分别门户，彼此倾陷，分为两三党，各有私人。一时无知之流，不入于此，即入于彼。朕在藩邸时，敬慎独立，深以朋党为戒，从不示恩，亦无结怨。设若朕当年在朋党之内，今日何颜对诸臣降此谕旨乎？”

这分明是自我表白，我雍正从来没有结朋党的意思和行为。而那些有朋党之嫌的人群，也正是那时他继承皇位最大的威胁。他的话，显然是对那些人的震慑，也为他接着而来的整治朋党，提供舆论先导。雍正御制的《朋党论》就这样出台了。

很快，雍正就将那些可能带来朋党之祸的亲王全部剪除，对允禩、允禟、允祉、允禵等骨肉兄弟一一下了狠手，其中许多人无缘无故地“病死”了。不仅如此，雍正还用满语中的粗话将允禩改名为“阿其那”（满语为“狗”）、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为“猪”）。雍正为政的特点是严猛，与乃父康熙的宽仁，颇成鲜明的对比。

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即位时已四十五岁，老练沉稳，夺位斗争的影响又促进了他的猜疑性格，最后，居然对他最有力的支持者重臣年羹尧、舅舅隆科多都下了黑手。

雍正七年（1729），清廷设立了军需处，后改名为军机房；最初的目的，是针对准噶尔战争的军机要务的处理需要，所有成员都是雍正选派的亲信。雍正八年后，正式改称为“办理军机处”，以后就简称“军机处”，成了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选定，也通称作“大军机”，无定员，最多时达六七人；为首的称作“领班”，其他人则称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他们的僚属称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军机大臣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各地总督、巡抚，称为“廷寄”；督、抚有重大问题上书直接寄往军机处，再交皇帝审批，称为“密折”。军机处办理的是最为机要的国家大事，从而完全取代了清初权力最大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有利于迅速处理全国的军政大事。皇帝则通过“廷寄”与“密折”，遥控军机处，集大权于一身，加强了君主专制集权。经过这样的机构调整，内阁也形同虚设，内阁成员不过是荣誉的职衔。因此，雍正以后的几朝中，这个机构被很好地维持下来。

从整个清代历史进程来看，雍正朝的政治整顿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实际作用及影响也最大，并为清代在乾隆朝出现的兴盛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