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内阁倾轧与首辅之争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帝因服丹药中毒而死，庙号世宗。其子朱载垕继位，次年改元隆庆。

据史书记载，隆庆帝朱载垕是一位宽厚的皇帝。他在位六年，基本上没搞大规模的土木建筑。但是，朱载垕也不是一个勤于政事的人，他在位期间，醉心于游玩、享乐，沉溺于后宫生活，把政事几乎都推给了外朝。然而，隆庆朝的内阁大学士们并没有好好利用这种难得宽松的政治氛围，相反，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尔虞我诈，互相倾轧。

嘉靖后期，严嵩专权；严嵩被除后，取而代之为首辅的是徐阶。徐阶性格内敛、沉稳，嘉靖时期曾得到夏言的器重和提掖。夏言蒙冤被害，对他打击很大，但他能够掩藏心迹，始终保持沉默。在与严嵩周旋的过程中，他隐忍不发，面对严嵩父子的各种刁难试探，总是忍气吞声，时常曲意附和，甚至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最后终于等到了严嵩失宠被黜，他自己得任内阁首辅。

任首辅之初，徐阶在大堂之上悬挂了一张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他吸取张璁、严嵩等人导诱嘉靖帝猜疑、苛刻的教训，凡事都注意与其他阁臣商议，并劝导嘉靖帝对臣下仁厚、从宽。嘉靖后期，南倭北虏，边境不宁，南北用兵，边镇大臣稍不留意，便被逮捕下狱，招来杀身之祸。当时严嵩柄权，恣意妄为，其他阁臣往往只顺从皇帝的脸色，很少有从中调护者。徐阶任首辅后，非常注意在各种场合，保护边军大臣。一时间，君臣得以相安无事，徐阶也赢得了“名相”的称誉。

嘉靖皇帝之死，给继任者革除弊政提供了机会。当时仍在首辅之位的徐阶，起草了先帝遗诏。内容有，前朝弊政如斋醮、土木、采珠宝、织作等事项，一律停罢。大礼议之狱中受罚、上疏劝谏蒙冤的诸官员一律复出。遗诏一出，朝野为之感动，人们将它与嘉靖初年杨廷和起草的嘉靖登基诏书相媲美，称之为嘉靖朝始终的两大盛事，徐阶一时声名鹊起。但内阁中却有两个人对此耿耿于怀，那便是同为阁臣的高拱和郭朴。高拱和郭朴都是经徐阶的推荐而入阁的，高拱有些恃才自傲，对徐阶日渐不服，便拉同乡郭朴与之作对。本来，起草诏书之事，徐阶应与他们二人商议，但徐阶却撇开他俩，而与精明能干的张居正商定，高、郭二人已心存芥蒂；如今，眼见着一切功劳又都归于徐阶一人，他二人心里更是不服。明后期的内阁之争由此开始。

嘉靖皇帝在位后期，居住在西苑内，阁臣值班也都在西苑内。当时高拱因无子嗣，便把家移到西苑附近，值班时也常偷跑回家睡觉。这事后来被给事中胡应嘉弹劾，由于胡与徐阶是同乡，高拱便认定，此事是徐阶指使所为，因此记恨于心。高拱曾在东宫讲过学，与朱载垕多少有些私人情谊。因此，朱载垕继位后，他便毫不客气地找机会将胡应嘉整掉，并将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徐阶。徐阶也不示弱，组织人弹劾高拱。双方相斗的结果，徐阶暂时获胜，高拱“因身体不适”而归乡，郭朴也不得不离开内阁。但徐阶的首辅之位也没有保持太久，他因不断劝谏隆庆帝多理政，而遭到隆庆帝的反感；同时，徐阶又主张限制宦官的权力，遭到太监们的敌视。这样，在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也不得不自请致仕。

接替徐阶任首辅的是李春芳。他为人恭谨，从不以势凌人，是一位好好先生。他任首辅的主要目标是息事宁人，不想有所作为，但求太平无事，因此，也根本担当不起首辅的责任。隆庆三年（1569）冬，朱载垕又召回了高拱。重新得权后的高拱，一上台的主要目标便是报复徐阶。凡是徐阶起用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全都予以打击。李春芳有心阻止，却也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到最后，高拱连李春芳也容纳不了，逼李接连上疏，请求回乡“赡养”父母。隆庆五年（1571）五月，李春芳终于被批准退休回家。从此，终隆庆一朝，内阁始终由高拱把持。

总计只有六年的隆庆朝，内阁首辅前后换了三人，可见当时阁臣间倾轧的激烈程度。而实际上，无论是徐阶，还是郭朴、高拱，在才能上都属精明能干之辈。隆庆朝也曾一度出现转机，逐步摆脱了因嘉靖朝的荒政而带来的不利局面：如隆庆初年实现对外通商的部分开放，基本上消弭了困扰明王朝百余年的东南沿海的倭患；通过“俺答封贡”，改变了与北方蒙古族长期交恶的局面，双方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友好相处、安定和平的局面。总体而言，在隆庆年间，自明正统以来的明政府内忧外患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观。这中间，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内阁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在大政上还是稳定了政局，为接下来的万历初期的繁荣局面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当他们个人之间一旦陷入权力倾轧，为了除去对手，便要不择手段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权力争斗的内耗，官员的相互攻讦，带来了明后期政局的动荡与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