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革命源流的可能解说

中央苏区1930年代前后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也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赣南、闽西虽然是苏维埃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者认为的那样严重，闽赣两省基本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未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这就是中共六大中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指出的：“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倒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赣南、闽西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就革命的叙事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也向被认为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助推器。的确，其巨大作用不容否认，但衡诸事实，又不能不看到，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国民党方面调查报告说：“赤匪以其威力强暴胁迫分配土地于农民，而农民并未得到增加生产与收益之实际利益。其所以啸聚山林几经岁月者，主要原因并非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证以收复后民众绝匪之念愈坚者，即为其分田查田工作最力之区，可见农民之从违并非以获得土地虚名为关键。”这一说法虽不无污蔑之处，但也不能说纯属信口雌黄，当时有人就写道：“尝与一分得田地之农民谈话，据称：单就分田论，固属满意，且无债务等之榨取与压迫，生活确系已较前改善。但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之负担，一则致种田机会减少，一则使经济负担较大，并且战祸绵延，结果殊与愿望相反。”这种状况后来在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均可见到，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土改后的有利和不利方面做了客观的估计，有利方面是：

（一）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此不受剥削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情绪提高了。（二）地主的浮财大部分转入农民的手中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了……（三）使过去不参加劳动的二流子、地主、妇女等，也推上了劳动战线，可以增加总生产力。（四）政府大力帮助农民推动了生产进程。

不利方面是：

（一）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是得到了一切，牲口农具不够用，即浮财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二）过去的社会积蓄要受到损害，如地主的破坏、埋藏，农民的浪费拆散等。（三）骤然改变的个体小生产，一时还赶不上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的力量。（四）地主的仇恨和破坏，使一些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如水车、作坊等）被破坏，农民一时无力使用和修理。（五）地主造谣，富农和部分中农怕割韭菜，生产情绪不高，有些农民认识模糊，或怕变天，或想吃完再共一次的盼“共产”，因而也影响生产情绪。（六）农村借贷机会少了，靠公家的贷款不够用，资金周转困难。（七）大规模的支前，劳力缺乏。

应该看到，后来中共由于占领区域的扩大，财政经济上回旋余地已比苏维埃时期大得多，但尚面临着上述问题，苏维埃时期的困难可以想见。其实，当时中共屡屡出现的剥夺富农乃至生活稍好的中、贫农的政策偏差，和中共在普遍贫穷的背景下希望尽可能给予农民更多的实惠以争取农民的内在要求不无关系。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厘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前文指出的，赣南、闽西地区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左右，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约20%。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的平均余地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李六如描绘道：“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早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对土地的渴望仍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尤其是赣南、闽西大量公田的存在，更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资源，公田的分配，触及利益较少，农民又可得到实惠，是中共可以充分利用的活着。

在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田未分时，个个农民都莫名其妙，以为不知那些田是他们的，收获后不好耕耘，有些无田（者）更怕我们说话不实在欺骗人，所以到处都迫切要求分田……契纸烧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这里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

其三，1920—1930年代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这是广被承认的事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正面或侧面应对着的论题。同时还应看到，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在一个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苏维埃革命的源流不能简单停留在民众反应中，应该也可以有更广阔的来路。事实上，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

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天津《益世报》指出：“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它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正如兴国高兴区一位出身中农家庭的女工所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赣南方言，意说话，引者注）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我过去不认识一字，现在受了厂里的文化教育，认识了一百多字。”194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也谈道：“土地改革分下地，扎下富根，贫雇农为骨干，提高了咱地位，这是两件大事，什么分衣拿被子，那是毫毛浮草事。”韩丁记录土改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在张庄调查的26个党员中，谈到入党动机时，自己承认是“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有10人，占总数的38%，其他选择包括“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3人，“想为人民服务的”2人，“想打倒地主的”1人，“想当干部的”4人，“想掩盖缺点”的4人，“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1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的”1人。因争取平等自由而入党者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纳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已给予了充分注意，而1937年中共土地政策改变后毛泽东仍强调“苏维埃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实也应和农村政治结构变动联系看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对1920—1940年代中国广泛展开的农民革命做出更为全面的了解，也才能对苏维埃时代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的政治热情予以充分的理解。

其四，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苏维埃革命和政治军事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后来也是被迫向薄弱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寻找到山区和农村。所以，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在农村是通过武装进行的，不能排除有个别地区不是如此，但基本在各个苏维埃区域的革命都是由武装去占领、去推动的。军事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这段历史的经典概括。苏维埃革命之初，对相当多的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之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就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看，江西、福建是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西控制权长期处于客籍军人手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和地方也是各怀心思；福建则是民军蜂起，各不相让，省政几成瘫痪状态。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因此，中共在这里的发展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以致中央巡视员要提醒朱德、毛泽东等：“你们不要每日专希望军阀战争的爆发，以图得自己的存在，而是要变更战略如何能争取和发动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保卫之下，来扩大至巩固四军的力量。”就第二个条件言，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苏维埃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强调赣南、闽西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的环境、力量因素，绝不意味着否认这里存在内在的革命动力。事实上，在农村贫困的背景下，这一要求在全国普遍存在，关键是，其是否能被调动和发挥。所以，虽然我们在江西、福建看到并不是十分畸形的土地占有，但并不影响这里成为革命的中心；而地主、富农在农村经济危机下遭遇的困境，也不能使他们免于革命的打击。黄仁宇的观察相当程度上窥到了症结所在：“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

对中共以赣南作为根据地所起到的作用，陈诚曾有很精当的分析：

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

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其故有二：一、江西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驻入以前，政府于此素乏经营，十九路军驻入以后，即逐渐反动，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广东，形同割据，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与政府同床异梦，于共党亦无所害。故共党据赣南，所虑者惟北面耳。二、民国以来，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后，人民对于改善政治环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当时国家统一徒俱虚名，军阀割据，内乱迭起，政府对于改善地方政治，有心无力，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在艰苦中挣扎生活，似乎毫无出头之日。

第三因为人口稀少……共党拥有庞大的军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既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就不能流窜就食，而须取给于当地。当地如为贫瘠之区，自属无法供应，如为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为重兵驻屯之地，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据？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

作为南京政府“围剿”中共的主要将领，陈诚在“剿共”战场上可谓历经翻滚，其对中央苏区发展路径的了解堪称精当。如果将陈诚的解释和毛泽东对比，可以发现，二者的理解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的真知，或许在当事者的理解里，就已经露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