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群众的号召与动员

在一般社会学家看来，群众是一群缺乏同质性的“乌合之众”，要将其组织动员起来并加入到集体行动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相对于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乡村农民愚昧保守、分散落后，要动员起来更为不易。亨廷顿分析过诸多国家的历史案例，指出：“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来自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民。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其差距之大不亚于人们都能够想象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早在1923年，陈独秀就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根据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中国7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发展水平很低，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农民有六大先天性的弱点影响其参加革命：不能集中；地方主义色彩浓厚；迷信很强；自信力薄弱；民族观念很深；家族主义的关系和观念很强固。“这六个弱点，都是革命程途中的大阻碍，有其一便不能革命。农民是天生成有这六种弱点，所以要农民起来革命，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陈独秀当年的顾虑，至今仍为很多研究中共革命的学者所认同。如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以城市产业工人为阶级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将高远的意识形态与愚昧保守的底层农民发生互动，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

亦因为此，中共依靠农民进行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也一直成为西方学界反复探讨的问题。在众多的解读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有二：一是日本人的入侵，为中共在农村组织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黄金机会。共产党利用了农民因日本侵略而激发起来的民族情感。也就是说，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共与农民团结起来的关键。二是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农民因此被吸引到革命中来。

对于后者，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以及青年共产国际给青年团中央的指示中，就有相似的看法：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感到有好处后，才能吸引其参加革命，并吸引其参加到捍卫这些成果的斗争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共产国际的认知中，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必须通过物质利益的驱使，而对农民来说，土地无疑是最大的物质利益。

然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呈现出一些不同的面相：一是中共在人员极少、时间极短的情况下，却发动了数百万农民起来。二是农民发动起来了，而土地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延安时期中共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两大“法宝”，在1927年以前基本都不具备。国民革命虽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诉求，但1920年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最和缓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共虽然以五卅惨案为契机，在城市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同时期的农民运动显然没有借助民族主义的东风。

而土地问题，直至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中共中央尚未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更不必说运用于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作为动员农民的手段。

然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与声势，已是相当可观。

1921年9月，沈定一在浙江萧山最早发起农民运动，仅一两个月时间，即有萧山、绍兴、上虞三县80多个村庄相率建立农民协会，共有10余万农民被动员起来。

1922年5月，彭湃在广东海丰开展农民运动，“初时农民尚不相信彭湃，后来农民之趋农会，恍如二十年前乡人之趋向天主教”。“农会的发展，真是叫做一日千里！”“一年中，其运动区域由一、二乡扩大至五、六县，其加入员数由数十人增加到二十余万人。进步之急速，殊足惹人注意。”

沈定一和彭湃两人虽然均是中共早期党员，但他们最初开展农民运动时，均是以个人之力自发进行的。两地的农民运动虽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从农运的过程来看，在短时间内将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动员起来，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

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随着1924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1926年北伐战争的推进而风起云涌。在短暂的两三年间，农民运动相继在全国17个省区大范围展开。到1927年6月，全国有5个省（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成立了省农民协会，201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900万。

1927年7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农民运动随之消沉。从中共的立场而言，国民革命宣告失败。国内主流史学对20年代国民革命的看法，一直笼罩在“失败史观”之下。研究者的兴趣聚焦于找寻革命“失败”的原因，而对革命“成功”的一面往往视而不见。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导致失败。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又将早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视为“文革”群众暴力之源，转向另外一种“失败史观”。其实，如果换一角度观察，一个成立仅五六年的政党，能在两三年间，发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堪称一大奇迹，而探寻奇迹的内在机制，比追究革命“失败”的责任，可能更具有历史学的意义。

1926年，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这虽有革命者自我鼓气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很多中共党人普遍存在的一种自信心态。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城市群众运动。是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足四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而五卅运动竟轰轰烈烈并且持续达数月之久。中共党人由此觉得动员群众并没有原先想象得那么难，群众其实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这一看法，其实也适用于随后而起的农民运动。

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广东农民运动时即声称：“我们现在到农村里去宣传时，往往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当然，我们说农民容易动员起来，并不意味着农民运动的发动无需任何主客观条件。彭湃对其在海丰发动农民运动的最早实践，做过一个细致的描述，尤其绘声绘色地讲其最初发动农民运动之艰难，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相隔四年后中央农运特派员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情形似乎大变。中共广东区委将后者归之于“农民痛苦的自觉”。但就广东而言，1923—1926年，农村不安与农民痛苦并没有突变。突变的只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