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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近代通史——政治生态环境

历史大观园 近代岁月 2020-07-02 22:02:17 0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数省,中共一方面可以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活动,另一方面又保持自己政党的独立性而合法存在,有点类似参政党。但中共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自主控制的局部政权,又似在野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与1927年以后的苏区、根据地和1949年执政以后的群众运动,其政治处境均大为不同。1949年以后固不用说,即使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中共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一般是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开展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研究中共群众运动的学者所忽略的。实际上,群众运动的开展,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发生关系。直至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民众运动。国民党一大后,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然而国民党人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态,逐渐呈现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对于民众运动,国民党侧重由自上而下,以政府法令政策来推行;共产党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党员团员下基层动员群众。

具体到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内部报告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大体反映了1920年代国共两党的关系:“许多人固然要说有了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规定了农民运动的政策后,所以农民运动才有长足的进步。但是……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我们实际做了农民运动,把名誉送给国民党,可以说是我们成功不居,若是我们不去做农民运动,所谓农民协会不知道现在还在什么地方……现在从表面看,广东农民运动,好象是国民党的工作,做好了是国民党的名誉,但是自从农民运动起首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同志做实际工作。换句话来说,就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实际责任是我们同志负担,名誉却完完全全送给国民党去了。”北伐以前,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广东省党部农民部、省农民协会,到各县的农会和农运特派员,实际均受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

这个时期,中共的农民运动不仅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也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农民运动虽然涉及17个省区,重点其实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数省。中共承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农民得到了相当的自由能够公开组织……这实是农民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很明显,“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是国统区的农民,非国统区的农运因政治环境不良而相对艰难。

落实到具体时空,政治生态环境对农民运动的影响更为清晰。韩国学者柳镛泰专门就1920年代两湖与广东的农运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根据1927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的统计数字,观察到不同省份之间的巨大差异:湖南有450万,湖北有280万,而广东只有80万。他据此提出疑问:广东在国共合作下最先受到党政军的支援,农民协会首先在广东成立,但为什么两湖的农运规模反而超过广东?他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广东公田比两湖多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以族田为主的公田多,在此基础上的宗族势力强大,民团武力发达,从而妨碍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过,他忽视了另一个关键因素,即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广东与两湖地区农运的影响。

柳镛泰只注意到1927年6月的农运统计数字,如果对比1926年6月的农运统计数字(见表7-1),就会发现,1926年6月广东农会会员人数已达64万多人,而湖南只有3.8万人,湖北只有4000余人。也就是说,在北伐前,广东是全国农运的中心区域。北伐开始后,农运的地域格局才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从地域社会经济结构上难以解释。因为一个地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长期形成的,且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突变。关键的影响因子还是政治。

表7-1 部分省区农会会员统计

两岸近代通史——政治生态环境

续表

两岸近代通史——政治生态环境

广东作为国民党改组后的革命根据地和首善之区,在北伐以前是国民党所能控制的主要地盘。这一阶段,国民党“对于农民运动之工作,几注全力以宣传组织广东一省之农民”。国民党“扶助”农民运动的政策,为中共在广东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政治保障。基于此,北伐以前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自不难理解。问题是,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在两湖农运随军事的推进而迅猛发展时,广东的农运为何停滞不前了?

北伐之初,中共广东区委即注意到:“现在北伐了,广东既已统一,所以国民党左派并不需要广东的农运了,只需要北伐道上的农运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扶助”农民运动,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考量:北伐以前,国民党需要借助广东农民的力量平定商团叛乱、东征和统一广东;北伐开始后,广东成为后方基地,国民党需要广东政治安定和提供财政支持,加之国民党左派多随军队北上,留守广东的军政势力多为国民党右派,因之广东农运在北伐开始后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而高涨,反而遭到抑制而低落。

一般认为,农民对政治麻木、冷漠。其实农民并非没有政治嗅觉。他们对农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随政治与军事局势的变化而波动。1926年10月,一位农运特派员在一份关于广东清远农民运动的报告中写道:清远农运完全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转移,最初因得到省政府的帮助和县政府的扶植,“一般农友皆以依赖政府之心而兴起,不特农民,如一般土豪劣绅,亦变相而混入农会,为自救而投机,风声所播,不一月而组织甚众。”后因县长更动,新上任的县长对农会的态度消极,革命军大部分离粤北伐,随后又传来北伐军在长沙受挫的消息,土豪劣绅趁机造谣,农民因之恐惧,农会也大为动摇。“乡民疑虑非常,欲加入协会者,亦迟徊观望。”广东清远农民对农会的态度,明显受到政局变化和北伐军事进程的影响。类似的情形其实很普遍。与农民相比,地主绅士更是见风使舵:“农会初成立时,一般绅士都说农会的坏话,后来农会发展了,他们又想投机加入农会。”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形。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湖南、湖北相继成为国民党的统治地盘。国民政府也于1927年1月由广州迁至武汉,湖北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区域。不过,在1927年上半年,无论是农会会员人数,还是农运的实际声势,湖南都明显超过了湖北。从某种意义可以说,湖南农运有些超常发展。这种超常发展的原因虽然复杂,而政治生态环境仍是关键所在。

清末以来,湖南有维新、革命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1920年代初期,赵恒惕打着“湘省自治”的招牌,湖南的政治环境一度比较宽松,为中共党团活动提供了相对便利条件。其后,赵恒惕于1925年3月被迫出走,唐生智主政。唐氏为巩固权位,倾向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北伐军入湘并克复湖南后,以唐生智为首的省政当局,与中共形成了相当良好的互动关系,对于群众运动也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从而为工农运动提供了国内少有的政治空间。

而唐生智之所以与中共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甚至有意“迎合”中共,又与中共在湖南的强势有关。陈独秀时代,湖南是中共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之一。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已荡然无存,是中共湖南区委帮助国民党重建了省党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以前,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实际由中共“包办”。中山舰事件以后,中共“怕当主人,认为当了主人就将破坏联合战线”,有意“让位”,“有意扶植国民党出来执政”。无奈国民党左派一时无法自立,故湖南的国民党省党部和多数县党部实际仍由中共主导。国民党省党部派赴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也大多是中共党员。湖南几乎成了中共的天下。李维汉在1923—1927年担任中共湖南区委主要领导职务。他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北伐时期,中共湖南区委的政治主张,主要通过国民党省党部推动省政府去实施。亦因为此,“湖南的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好象是整个的左倾”。

北伐时期,唐生智的思想相当左倾,在其影响下,湖南省政府的一批核心领导人物亦多左倾,积极支持工农运动。按后来国民党方面的说法,“唐生智既要借共党为护符,当然要设法逢迎其领袖,乃特派其最亲信与最长于拍马之一员良将邓寿荃,专司其事。时邓长湘省建厅,金融充裕,尤便工作”。“唐生智离湘督师,将主席职务,交由张翼鹏代理。张一介武夫,素无政治头脑,幸当时湘省政治,悉为共党主持,一切设施,张皆顺承其意旨而行。”省政府及所属各厅如建设厅、民政厅、高等检察厅等均先后下达训令和通告,要求各地方行政官吏切实保护农工利益和支持农民运动。省政府建设厅还月拨经费3000元给省农协,另批2万元在各县办农民训练班。省农民部月准农运费4000元,各县署另拨给县农协每月100元至300元不等。唐在湖南各县市的留守部队对工农运动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态度。另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湖南省党部派了3个代表来向中政会报告说:“(土地问题)省党部同省政府曾经为此事讨论过多少次,结论是要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不过收归的时期同收归的办法还没有决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与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做出土地收归国有的决策,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足可见其激进程度。下面这段话,引自1927年4月发表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铲除反革命派宣言》,言辞与观念之激烈,更可见一斑: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势不两立,不是革命派推翻反革命派,便是反革命派推翻革命派。这是事实与历史的证明,绝无否认之余地。如果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调和、妥协,便是革命派向反革命派投降,革命二字便会不荣誉的宣布死刑。因为革命字典中只有“争斗”、“彻底”等字眼,绝对找不出“调和”、“妥协”等坏名词。基于上述理论,是革命派打倒反革命派,为革命过程中一种必然的手段。“我不打倒敌人,敌人必打倒我”,“对反革命派姑息,便是对革命残忍”。革命的手段,原来是如此的。

正是中共在湖南的强势,及其影响下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和唐生智的左倾,为工农群众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和难得的政治机会。这是湖南政治生态的独特之处,也是湖南农运超常发展的关键所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轰轰烈烈的湖南农运一落千丈,同样是留守军官政变、唐生智转向与湖南政治环境恶化的直接结果。

群众运动的兴衰,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在适宜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运动很容易号召起来。同样,多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经不起政治、武力的摧折。这几乎是所有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特性。1927年以后中共的群众运动,是在其直接控制下的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动员不足,而是动员过度。无论是局部地盘,还是全国性政权,以革命党兼执政党的力量发动群众运动,群众或为政治参与激情所吸引,或为“奉旨革命”的利益所诱惑,或为政治环境的压力所驱使,很容易形成“过度动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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