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指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盛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

西汉初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品评战国时期的诸子时，把他们分成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又把他们分成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故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学者们各执一词，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的思想碰撞的局面，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却并不夸张。

宣扬仁政主张的孟子。孟子名轲。在山东，距离曲阜五十多公里的邹城是孟子的家乡。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带大的。据说，为了孟子的教育，他母亲搬了三次家，最后搬到了学宫附近，看到孟子每天跟着学习礼仪，才满意地居住了下来。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对自己的老师不是很推崇，在《孟子》一书中，孟子没有提到过自己的老师，而是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孔子的私淑弟子。他把自己看成是孔子的直接继承人。

孟子像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他认为人性本来都是善的，推广自己的善心，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这就是仁。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希望统治者能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虽然也主张统一，但他反对争于利的兼并战争，主张实行“王道”。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当年，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

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对话中的魏国国君梁惠王，早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孟子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了中国历史当中。

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来纪念孟子。相传，游梁祠的大门前曾经书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千里而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兴起，况于亲炙之者乎。

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着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等思想格格不入，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对梁惠王绝望了，最终离开了魏国。

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的。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惮艰险以发扬儒家学说，但终究不能致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述之路。

稷下学宫遗址

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

公元前387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郊外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俗称雅典学院，讲授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音乐理论等。雅典学院是古希腊的学术中心，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众多弟子。

大约同时，在东方，在中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

和希腊的阿卡德米学园不同，稷下学宫是由官方创办的。大约在田齐太公时，齐国就设置了学宫，招揽学者到学宫讲学，兼做政治咨询。因为学宫靠齐都临淄的稷门而设，得名“稷下学宫”，到稷下讲学的学者被称为“稷下学士”。田齐政权给稷下学士以优厚的待遇，并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在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而它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齐王建时期，至田齐灭亡才宣告结束，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几乎和战国田齐的历史相始终。

会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遗憾的是，稷下学士们的著作大多失传了，传世的托名为管仲所作的《管子》，一般被认为是部分稷下学者的论文集。《管子》书中体现的学术融合、兼容并包的倾向，正是典型的齐稷下学术的特色。

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和发扬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子。墨子名翟。他早年学习儒术，但最终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对儒家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墨子反对儒家倡导的礼乐，认为那是提倡奢侈之风。他主张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鄙视儒家有亲疏贵贱差别的爱，他主张平等博爱，认为在世之人不分亲疏贵贱，都要相亲相爱。他认为仁人之事，是要为天下兴利除害。而当今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大国的兼并战争。为了消除世上的争端，墨子主张选举天下的最贤者为天子，再由天子选择贤人为诸侯、卿大夫，民众在思想行为上要和这些贤人保持一致。这些就是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

墨子像

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钜子。钜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钜子。

秦惠王的时候，居住在秦国的墨者钜子腹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腹说：“您的年纪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他了。”腹却回答说：“墨者的法令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大王您虽然赐他不死，但是我不能不行墨者之法。”于是把儿子杀掉了。所以说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律，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命令。

在《墨子》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被认为是后期墨家的著作。这六篇文章包含了认识论、对概念的定义、对物质世界的考察等内容，其中包含有墨家在算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认识。胡适认为，后期墨家的学说，与印度的因明学和西方的逻辑学一样，是名学史上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简朴，和弟子们一起吃菜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奔走在各国之间。

墨子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庆军

和儒家的文化重视哲学不同，墨家更重视实践，所以它在科技领域、军事领域成就辉煌。杨向奎先生评论墨子的科技成就时说，一部《墨经》要超过整个古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古希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墨家学派在物理学、光学、力学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处于当时世界的巅峰。在军事方面，墨子讲究非攻，反对大国侵占小国，所以他研究守城，帮助小国。墨子的兵法思想是我们在军事领域的瑰宝。

墨子在军事装备上的发明创造侧重于防御，这和他“非攻”的主张一脉相承。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般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般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败。公输般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

墨子的楚国之行，是为了推行他一如既往坚持的“非攻”主张。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间的一场争端。

老庄。在明朝张路所绘的《老子骑牛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蝠。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

相传，老子看到周道衰败，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西汉刘向《列仙传》这样写道：“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画里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指：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地入世进取的儒家的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

明人绘《老子骑牛图》

相传，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关令尹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肯放行。结果是老子留下了一篇五千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时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

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疑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确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出土于湖北荆门，时代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老子》的发现。

湖北省博物院党委书记 万全文

老子肯定是存在的，文献也有记载。在先秦的诸子百家当中,老子、孔子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大人物。1993年在湖北荆门发现了一批郭店楚简，当时是发现了八百多支简，其中有字简只有七百三十支。这批简的内容非常丰富，最重要的有《老子》甲乙丙，总共是两千多字。我们说老子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道德经》，《道德经》有五千多言，出土的《老子》甲乙丙只有两千多字，相当于《道德经》的五分之二左右。从内容来讲，《道德经》有的内容它这里面都有，没有超出《道德经》的范围，两个版本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老庄像

《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这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够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

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名周，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庄周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周。庄周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小故事。

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以及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

庄子认为道充斥在天地之间，大到天地，小到粪便尘土，其中都蕴涵着道。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愈要去认识它，可能愈会被聪明误。他主张忘掉一切客观事物，甚至忘却自己形体的存在。他认为，只要摒除聪明智慧、去掉任何认识活动，就能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从而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的主要思想都保存在《庄子》一书中。《庄子》一书，文字绮丽、想象奇妙、汪洋恣肆，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瑰宝。

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的。”

惠施像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

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名家辩论高手惠施。

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与公孙龙。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是宋国人，曾做过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开展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占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

《庄子·天下》有关“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

不过，在学问上，惠施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名声。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写的书有五车之多。有一个叫黄缭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以及风雨雷霆发生的原因，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我们自然也不得而知。更为遗憾的是，惠施的著作已经亡逸了，只在《庄子》一书中保留了他的十个命题：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编审 邵蓓

这十个命题的中心思想是事物的特点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差别。归结到一点就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这些看似奇怪的命题，包含着惠施对自然界的思考。例如，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这个命题里含有朴素的原子理论。

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问题，长于辩论，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实则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和辨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

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关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你的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也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黄马就不可以了，这说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关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

公孙龙像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振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概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邹衍与阴阳五行。战国的稷下学士中，还有一位宣扬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学说的学者邹衍。

邹衍在稷下学宫学习的时候，曾先学儒术，后“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邹衍的学说看似迷信，但他观察世界的视野以及广博的知识，却令世人震惊。邹衍喜欢谈天事，被称为“谈天衍”。他创立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作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

邹衍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八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瀛海环绕。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在百家争鸣的同时，各家学派自身也在发展变化。尤其是儒家，在社会伦理更加恶化、世人只知争斗的战国晚期，儒学也呈现出异样的色彩。

荀子像

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七十二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拜。

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

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在孔庙配享的塑像群中，并不是人们的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

荀子名况，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却心向儒学。也正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心之恶。

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

荀子认为，人类不如禽兽有气力，却能胜过禽兽，是因为人能够通过礼法来分清职责，相互合作。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是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针对儒家“法先王”的主张，提出“法后王”。这使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虽然荀子不能入孔庙配享孔子，但他的思想却融入到中国古代的统治术中。梁启超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

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

反对思想自由的法家——韩非子。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他们是韩非和李斯。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他的学说也融合了诸家之长。不过，韩非子抛弃了荀子倡导的礼义，转而宣扬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像

李斯像

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若有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扰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国君都是中人之资。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差不差的。

战国时代的法术之士，可以分为法、术、势三家。任法的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执行；用术的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驾驭官吏的手段；重势的一派以稷下学者慎到为代表，讲究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韩非主张三者结合使用，提倡君主的极端专制，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韩非子·定法》有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的记载。

韩非为人口吃，不善言谈，但是他的文字熠熠生辉，很有感染力，尤其是他主张的改变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思想，影响很大。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很受秦王政的青睐。秦王政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公元前234年，韩非受韩王安的委托，出使秦国，劝秦王政暂缓伐韩，以保全韩国。然而，韩非的同学李斯知道他才华卓越，十分害怕秦王政重用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秦王政的面前说韩非的坏话。次年，在李斯的迫害下，韩非被迫服毒自杀，他的学说却被秦王政全面接受。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正在让辩论中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它也为随后的统治者提供了可供反思的借鉴。

这些异彩纷呈的学说，这些智慧的碰撞，使得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和后代相比，更具创造性和想象力。不过，正如汉代的司马谈指出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都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的。他们治学的出发点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他们游历列国，也是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汉以后，学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更为明显，对学问的纯学理性的探索则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