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孔子



孔子像

公元前551年，一名婴儿降生在尼山的一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尼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因为要避他的名讳，尼丘山改名为尼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吾少也贱，多能鄙事”。孔子的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湣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在周人的眼里，商朝的建立者成汤是和周文王、武王一样难得的圣王。虽然有显赫的身世背景，孔子的一生却是在颠沛和清贫中度过的。

尼山夫子洞

公元前710年，宋国太宰华父督攻杀司马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和宋殇公。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从此离乡背井，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份只是贵族阶层中最下级的士。叔梁纥是鲁国陬邑的邑宰，他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曲阜居住。在讲究血统身份，讲究嫡庶之别的春秋时代，失去了依仗的孤儿寡母的境遇可想而知。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子贡回答说：“当然是上天使他成为圣人，又使他如此多能的。”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事。孔子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

仁与礼的坚守与变通。虽然并不避讳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多能鄙事”。但是孔子在心里并不认同这些事情。《论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的事，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向他请教种菜的事，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在上位的人好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好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好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孔子十五岁起，就立志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被称为“六艺”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最精通的是礼。

孔子很小的时候，就对礼感兴趣。他幼年玩的都是模仿礼仪程式的游戏。孔子的祖国鲁国是西周制度文明的奠基者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公元前540年，晋国的正卿韩宣子到鲁国聘问，看到了鲁太史所收藏的《易》《象》和鲁国的国史《春秋》后，感叹说：“周礼都在鲁国啊。我今天才知道周公之德和周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周礼。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守藏史老子问礼。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冬天穿羔羊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黑色的外衣，穿小鹿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白色的外衣，穿狐狸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黄色的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得不合规定的食物。

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买了，给颜渊买一副椁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椁，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

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对于不违背礼制本意的改变，他愿意取简省易行的一面，但是，对于违背了礼制本意的改变，他绝不迁就。他说：“麻冕是礼所规定的，但现在人们戴丝冕，比麻冕节省，我遵从大家的做法。臣下拜见国君时，在上堂之前要对君主鞠躬行礼，但是，现在却是上堂后才鞠躬行礼，这是傲慢的表现，尽管与大家的做法相反，我还是先在堂下鞠躬行礼。”他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玉帛这些东西吗？”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孔子圣迹图》之《太庙问礼》

《孔子圣迹图》之《问礼老聃》

《说苑》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不太为人知晓的故事：楚共王的弓丢了，他的手下要去找。他说：“不要找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捡到了，还找什么。”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可惜了，楚王的心还不够宽大。应该说有人丢了弓，有人捡到了就行了，何必要加上楚国呢？”

《论语》书影

孔子非常重视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仁。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平安，所以孔子认可他，称：“如其仁!如其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慈，就不用谈礼了。他说：“克己复礼为仁！”礼是达到仁的途径之一。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朝明

这个“仁”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仁”就是我们做人的“人”，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有爱心的表现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

难以实现的“天下大同”。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但是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不复存在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

孔子有一段品评春秋历史的很著名的话：“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并不是孔子对春秋历史的总结归纳，而是他亲身经历的现实。

进入春秋，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

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则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知、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田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希望得到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回到国内，可是这两国的国政也把持在权臣手中，他始终没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为家宰阳虎挟持，鲁政落到阳虎手中，长达三年之久。

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十六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呢？”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陵替。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侵凌，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

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的宦游生涯。在当时的很多人眼中，远去的西周王朝是一个和平、繁盛、秩序井然，没有纷争的美好时代。孔子更是如此。身为殷人的后裔，孔子更推崇西周。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

孔子为鲁司寇像

公元前501年，阳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能得志的孔子，怀揣重建一个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宦游生涯。

《孔子圣迹图》之《在陈绝粮》

《孔子圣迹图》之《匡人解围》

这期间，他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蒲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饿于陈、蔡之间。

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地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短暂地出仕于卫、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

孔子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很自信。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能有人用我，一个月就会有效果，三年就会有成绩。如果有人用我，我会创造出一个东周盛世。

《孔子圣迹图》之《在齐闻韶》

鲁哀公时期，告朔之礼已经荒废，孔子的弟子子贡打算把原来为这个礼仪准备的饩羊也省掉。孔子知道后，说：“你不舍得那个羊，我不舍得那个礼呀！”连自己的学生也开始做违礼的事。社会的巨变已然开始，孔子重建西周那样的礼仪社会的理想，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冲突，更和各国掌权的卿大夫的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决定了孔子根本不可能得志。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孔子的处世哲学，然而在西周等级秩序已经崩溃的春秋后期，无处不是孔子眼中的乱邦。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他试图推行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施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掌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

杏坛执教——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十四年后，六十八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

《杏坛设教图》

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显赫的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做见面礼，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西周时代，学问为贵族所掌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到官方所办的学校里，学习将来为政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普通人很难接触到。孔子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创办了私学，不问出身，只要勤奋好学的人都可以做他的学生。对待学生，他不因为出身差异而有所偏差，一视同仁。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这句话引起了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注意。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冉雍出身贫贱，根本不是贵族，孔子却称赞以冉雍的道德才干，完全有能力做君主。顾立雅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辞，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的政治原则。”

《论语》中有许多开风气之先的提法。像“君子”这个词，在孔子以前、在当时，都是指贵族男子。而孔子却赋予它新的意义。在《论语》中，君子更多的是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它规范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同样，在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推动下，“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被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志于道，质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清华大学教授 钱逊

孔子《论语》里面讲的君子，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是从社会地位去区分，而主要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人品。

虽然曾经做过粗鄙的事，但是孔子的教学绝不包括这些内容。他教给弟子的是在当时为政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道德节操。他希望他的弟子们学而优则仕，也极力向为政者推荐自己的弟子。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人，特别优秀的有七十二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依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

冉雍，字仲弓，曾任季孙氏的邑宰。

冉求，字子有，曾任季孙氏的宰。

仲由，字子路，曾任季孙氏和卫国权臣孔氏的宰。……

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许多士人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进身国家政治，这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仕进而为“士”的平民之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孔子作春秋处

《孔子圣迹图》之《退修诗书》

《诗》《书》《礼》《易》《乐》《春秋》是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活动中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是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回到鲁国后，孔子着手对古代的典籍进行整理。儒家学派尊奉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据说都得到过孔子的修订。到战国时期，这些经典已基本成书，到汉武帝时被定为国家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克立

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六经”对于中国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归到“六经”，“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存在，孔子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整理。这是为传承中国文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孔子生命的最后四年，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予！天丧予！”公元前480年，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路死于卫国的内乱，死时被砍成了肉泥，十分惨烈。孔子为之大哭一场，让家人把厨房中的肉酱倒掉，害怕联想到子路。

子贡像

《圣庙祀典图考》中的复圣颜子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七天以后，孔子去世了，终年七十三岁。孔子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直道而行，不畏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他的道德品格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们，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主动为他守丧三年。汉学家顾立雅这样写道：“在这些弟子中，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值壮年，有的事业刚有开端，还有一些人事业正在高峰，他们要花掉生命中三年的时间，几乎无所事事地服侍于孔子墓地。为了谁呢？不是双亲，不是君主，甚至不是一个世俗身份很高的人，而只是为了一个卓尔独行之人——他从未升至高位，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成就，那只是他们多年来的老师。”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丧三年的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三年之丧很少有人能做到。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万世师表匾额

孔府忠恕堂

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

顾立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以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

孔子的弟子们也都讲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