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商代文明



后母戊大方鼎

这是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它通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八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的最高水平。据研究，制作该鼎时，必须二三百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

隐藏在这件青铜方鼎背后的是辉煌灿烂的商代文明。

商代经济。商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到商王国的强盛及贵族们的收入，因此，商王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年岁的丰歉。在甲骨文中求雨、求年（收成）的卜辞很多，如云“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祈求上帝能给人间带来好收成。

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可见，现代流行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

经过浮选，这几种农作物的炭化颗粒均已获得，可以证实文献记载和甲骨文所述是可靠的。

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洫，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中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常见的耕作方式叫“田”，大概是众人合力并耕、集体协作的意思。

殷墟出土农具

商代农业生产工具主要使用木、石、蚌等制作，计有镰、锄、铲和耒、耜等。其中，耒是木制的起土农具，前端分叉；耜呈铲状，安在木棒下，可以用石、蚌或金属制作。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起重大作用的仍然是石器。在殷墟发现了三千多件石镰，成千上百件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

商代的农业种植技术更加进步，在甲骨文中已发现有施肥的记载。考古资料中也发现不少储藏粮食的大型窖穴，卜辞中还有仓廪的“廪”字。由于粮食有了大量剩余，便出现了使用粮食大量酿酒的现象。文献记载，商人酗酒成风，卜辞累见“酒”字，殷代青铜器十之七八都是酒器，其中如卣、爵、斝、盉、觚、觥都是饮酒用的，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农业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商朝的经济作物也很丰富。当时既种植蔬菜，又栽培果树，形成了以农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体系。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代的畜牧业也更加兴旺起来。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其中，家马自商代晚期开始，成为中国的主要家养动物之一。

狩猎经济是商代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一种补充。在商代遗址中，经常可见渔猎工具，甲骨文中有矢、弹、网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的田猎方法有车攻、犬逐、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

《商人饮酒图》

《狩猎图》

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甲骨文中谈到有一次“王阱允擒三百又四十八”。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兕、虎、鹿、麋、麑、麞、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如麋鹿、梅花鹿、獐、虎、獾、猫、熊、犀牛、狐、豹、乌苏里熊、扭角羚、田鼠以及各种鸟类、鱼类如海产鱼、蚌、贝等。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桑蚕丝织业的国家，商代后期蚕丝业又有很大的发展。殷墟等遗址出土了玉蚕，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有绢帛类丝织物遗痕，卜辞中亦有蚕、桑、丝、帛等字，且有商王派人察看蚕事的内容，可见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丝织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玉蚕

商代制陶业也是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还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尚白”，制作的白陶器，如卣、盘、罍、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1000℃以上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叩之有声。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郑州二里岗和藁城台西遗址都出土了原始瓷器——釉陶，经化验分析，已接近一般瓷器，可称之为原始瓷器，把中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

商人是善于经商的部族。商朝的商业和交通也很发达。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大海龟龟板和玉石等，如来自新疆和田的玉、来自南海及印度洋沿岸的海贝和大龟，有的是从远方进贡而来，有的则是通过商业交换而来。可见，当时商王朝和遥远的外邦已经有了贸易联系。

殷墟出土仿铜陶礼器

殷墟博物馆的商代车马坑

早商、晚商遗址中都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甲骨文、金文都有“贝”字。商末铜器铭文有“赐贝”“赏贝”的记载，以朋为单位，最多赐贝三十朋，说明当时贝已起到货币的作用。

商朝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卜辞有“舟”字；陆路交通使用车，卜辞“车”字为两轮一轴之形。许多商代遗址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复原形制与卜辞“车”字形相仿，是使用马驾的两轮大车。当然，商代的车除用作交通工具外，还可用于攻战和狩猎。

商代的政治制度。商朝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它所拥有的辽阔疆域，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商朝的政治制度，上承夏朝，下开西周政治制度的先河，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商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商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高踞于一般贵族之上。商王自称“予一人”“余一人”，或“我一人”，对臣民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并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统治。

在王位继承方面采用兄终弟及和父子相传并存的王位继承制。其中，商王朝前段以兄终弟及为主；后段则父子相继为大势所趋，这一继承法在周代终于被采用。总之，商王权已具有专制王权的基本特征。

商朝政治制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内服外服制度。《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内外服制度滥觞于夏，形成于商，影响至周，是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内服为“王畿”之地，系商朝直接控制的国家中心地区，又叫大邑商、天邑商。这里“居天下之中”，包括今天的晋东、鲁西、豫北和冀南一带的广阔平原。

《尚书·酒诰》有关商代内、外服的记载。

内服职官即中央王朝职官，数量众多，地位最高者有相、三公、尹、史等。相为仅次于王的职官，三公即是太师、太傅和太保性质的官职。从卜辞看，尹主要担负建造寝殿、开垦农田等职务，偶尔也受王命外出征伐，地位也应较高。此外，还有专门掌管农业、畜牧、渔猎、手工业等部门的职官。如牧为负责畜牧业的职官，司工为掌管手工业的职官。卜辞累见“小臣”“多臣”职务，其地位有高有低，高的如后世大臣，低的如地方小官。“小藉臣”是管理农耕的，“小多马羌臣”是管理多马羌奴隶的，“司工”可能是百工之长。

内服官员由商王直接任免，其中，中央官僚享有世袭特权，但是官职根据王朝的利益而变动。

外服是指商王畿以外的土地，外服职官有侯、甸、男等。卜辞中侯的数量有五十多个，常见的有仓侯、杞侯、侯专等。文献中还有九侯、鄂侯、翼侯等。这些侯的担任者多为商周围方国的首领，他们一方面臣服于商，接受商王赐予的封号，一方面是土著国家的首领。但是，各诸侯国、方国的官吏，不是由商王任免的。诸侯国要负担纳贡、服役、戍边或随王出征等义务。商王还派王族的亲信“诸子”“诸妇”去地方监督当地的首领，便于控制并加强其统治。商王朝为了加强对方国的控制，还让方国的首领入朝做官，像对待其他中央官员那样对待他们，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总体来说，商代的职官是比较完备的，数量也比夏代庞大得多。不过，由于存在这种内外服制度，商王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是相当松散的，周边诸侯对商王时服时叛，这与西周完全不同。

商王朝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管理军事、指挥征战的武官有多射、卫、戍、师、多马、多亚等。卜辞有“王乍三师：右、中、左”的记载。此外，还有“旅”的建制。发动战争前，商王或商贵族都要进行“登兵”（即征集兵众），动辄千人、几千人，甚至多达万人以上。兵种除步卒外，还有大量车兵，作战时往往以车兵为主力。

商朝已制定了法典，称之为“汤刑”或“汤法”。商朝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监狱，当时把监狱叫作“圜土”，卜辞有“圉”字，字形作戴梏坐牢状。那时候，墨（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剕（断足）、宫（男子阉割，妇女幽闭）、大辟（死刑）五刑具备。商纣王时刑罚名目繁多，用刑残酷，仅处死人的刑罚就有七种，诛灭三族的族诛也见于文字记载。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商朝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等级森严的商代社会。商代属于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商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对国家拥有行政（对职官的任命权、对臣僚的监察权）、军队、司法等一切大权。商王以下有各级贵族，贵族又有同姓和异姓之别。同姓贵族有王族、子族和多子族；异姓贵族包括“邦伯”“百执事”。因为商王的配偶多为异姓贵族女子，所以，异姓贵族的地位也很显赫。下级军官和基层官僚在文献上称为“多士”。

平民在商朝是主要阶级。包括百姓、众、蓄民、百工等，从事社会生产劳动，战时参军入伍。卜辞上叫“众人”“众”，文献上称“小人”。卜辞上记载的“众人”是在井田上劳动的主要成员。盘庚迁殷时召集“众人”来王庭，让他们听训辞，可见“众人”的地位要比奴隶高。不过，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被牢固地束缚在井田上，还要负担当兵、纳贡和服徭役的义务，并随时有沦为奴隶的危险。

第三种是奴隶，包括妾、僮、仆、臣以及战俘等，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可以被任意屠杀或充作牺牲。卜辞上的家内奴隶称谓有奴、婢、妾、臣等，还有奚奴、羌奴。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其中羌族战俘最多，卜辞累有“获羌”的记载。而且还有进贡奴隶的事，如卜辞记载“氐（致）羌”“来羌”都是附属国向商王朝进贡奴隶的记录。

考古资料显示也存在着等级划分的现象。如商代的居住遗存可以划分出宫殿基址、大型建筑基址和小型地面建筑。墓葬的等级制更加明显，可以划分为占地达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墓、占地数十平方米的中型墓、数平方米的小型墓以及殉人坑与祭祀坑等。墓葬面积越大，随葬的物品越多越珍贵，国王的陵墓不仅带有四个长长的墓道，随葬奢华的随葬品，而且往往附带大规模的殉人祭祀坑。在祭祀的过程中，除了使用大量的牛、羊、猪、狗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牲。商朝人殉、人祭之风盛行。商王和贵族死后，要杀人殉葬，以后每祭祀一次，都要杀一批人，每次人祭，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上百，甚至多达四百人。有学者从1928年到1973年发掘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统计出，可以辨认的人殉、人祭近四千人。另外据卜辞记载统计，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至少残杀了一万四千人用于人祭。如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区，在墓区东侧发现了一个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祭祀场，在已清理的一百九十一个祭祀坑内，共埋葬了一千一百七十八具用于祭祀的人牲。

规模宏大的宫廷建筑。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和湖北盘龙城等商代城址中，都发现有规模宏大的城墙和巍峨壮观的宫殿建筑基址，印证了文献记载并非虚传。特别是殷墟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可以划分为若干群组，大概属于宫殿和祭祀建筑，也有人把它复原为若干四合院式的建筑群，是殷代建筑艺术的代表作。

文献上曾经描绘商末贵族的建筑相当华丽。《周礼·考工记·匠人》云：“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在甲骨文中，有不少字，如室、京、宫等的字形像楼房，推想当时已有宫室崇楼。《说苑·反质》引《墨子·佚文》云：“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古本《竹书纪年》：“殷纣作琼室，立玉门。”《吕氏春秋·过理》云：“糟丘酒池，肉圃为格，雕柱而桔诸侯……作为璇室，筑为倾宫。”可以想象出商代晚期的建筑，雕梁画栋，颇为豪华壮观。

商代的文字。文字是文明的象征，商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有甲骨文、陶文、玉石文和金文。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晚商时期占卜记事之用，也叫“殷墟卜辞”或“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卜甲为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修整，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灼烤甲骨背面的钻凿处，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贞人和商王对它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刻写于甲骨之上。

这些卜辞的内容丰富，包括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事等内容，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十五万片以上，共有四千多个单字，其中，被确认的还不足两千字。

从甲骨文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已经具备。“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和转注六种构成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更多的是象形、会意、形声和假借四种。其中，在武丁前后的字中，象形字还比较多，而到商代末期，形声字逐渐增多，许多字趋于定型，因而，甲骨文是一种有严密规律的相当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中的“册”字，像竹简汇集之形，《尚书·多士》讲：“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看起来商代已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了，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未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殷墟出土的占卜记事甲骨

甲骨文是怎样书写的呢？除了极少数的大字是先用毛笔写好再用刀刻外，一般的都是用专门的青铜刀直接刻在甲骨和兽骨上的。由于这些材料都比较坚硬，刻出来的笔道往往都是直直的线条，使其整体呈方块形，这种方块字一直保存到今天。有些甲骨文，刻工精细，书体美观，堪称书法佳作。

甲骨文是世界上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在当时世界是进步的，而且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一种文字——汉字。今天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来的。

当然，甲骨文远不是最早的汉字，甚至也不是商代早期的文字，只不过是商代后期的文字，探索汉字的起源，应该在甲骨文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追溯。

商代晚期出现了祭祖、赏赐铭文，少至一字，多至五十字，常见者为一到五六字之间，还常见族徽符号。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的宗教。商王朝信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视宗教信仰为治国之头等大事，故而使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甲骨卜辞表明，商人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而祭祀的对象则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流山川等自然神，也包括祖先和旧臣，以及设有天庭的帝。仅负责宗教祭祀、占卜、典礼、记录王事的官员就有太史、卜人（贞人）、作册和巫等，见于卜辞的贞人就有三十余人。

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帝”或“上帝”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自然界的主宰，既能够呼风唤雨，也可以左右人间的一切生活。被神化了的商代先公先王是可以伴随在“上帝”左右的，因而可以获得和上帝相仿的某些权力。在卜辞中以对商代先公先王的祭祀名目最为繁多。据统计，在所有与祭祀相关的卜辞中祭祀祖先神的内容有一万五千多条，远远超过了祭祀自然神和上帝的数量。这种对祖先神的格外敬重，实际上是在向世人暗示，商王的身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神权的崇拜也表现于青铜器充满神秘气息的纹饰上。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是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程式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以至于后人难以明白这些动物造型和纹样本身所指的含义，给周邻地区的青铜器和后代的青铜器以深远的影响。

商人的祭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质是，商王朝以宗教为幌子，借助宗教手段，维护、巩固自身的统治，为商王统治披上上帝旨意的外衣，达到在世俗世界中牢牢统治人民的目的。

商代的科技。天文学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促进了历法的发展。商朝历法已非常完善，它以太阴（月）记月，太阳记年，干支记日，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终，叫作十三月，称为“年终置闰”法。在晚期的卜辞中，采用“年中置闰”法，即把闰月放在某月之后，这种历法既不是根据太阳运动一年测得的阳历，也不是以月亮圆缺为基础的阴历，而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甲骨卜辞中记时的年，不叫岁，也不叫年，而是叫作“祀”，这是因为一年当中商王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祭祀一遍，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所以用祀代表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起于春秋时代以后，商代大概只有春种、秋收两段时间，所以，在商代，“春秋”二字代表一年的时间。

《甲骨文合集》编号37986片拓片及对译。商代对日月星辰的运行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干支记日法”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合来表示日期，即从甲子到癸亥共计六十个。这种用干支记日的方法在中国早已出现，一直沿用到近代。在甲骨卜辞中可见一些干支表，可见商代已采用“干支记日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冯时

商朝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天文历法知识也有了新的进步。甲骨文中有关于日蚀、月蚀和岁星（即木星）、火星等行星的确切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的宝贵资料。

从甲骨文可以看出，商朝已经采用了十进位制计算法，卜辞中已有代表个、十、百、千、万的文字，最大的数字为三万。医学方面，卜辞记录了多种疾病，涵盖后世的内、外、妇产、小儿等科，见于卜辞的治疗方法有针刺、艾灸、按摩等。商代设有“小疾臣”的官职，专门管理医药疾病事务。

商代的艺术。商王朝统治者锦衣玉食的生活中，必然要求相应的娱乐，这就推动了商代艺术的发展，以至于有商一代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

据文献记载，商汤时期已有《大护》《晨露》《九招》《六列》等乐章，商纣王命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纣王时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甲骨卜辞中有“舞”字，像人身挂有饰物婆娑起舞之状。

殷墟所发现的乐器种类有许多，计有吹奏器陶埙、石埙和骨埙，状如鸭蛋，顶上有一吹口，前半腹有四孔，后半腹两孔，能吹整个七声音节和一部分半音。

商代常见的乐器还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和石磬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铜兽面纹大铙，重达一百五十四公斤。铜铙一般是拿在手里敲击的，像这件这么大的铜铙只能把柄插在地上，才能敲奏。

在殷墟武官村大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特大石磬，长八十四厘米，高四十二厘米，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大型乐器。在安阳小屯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个鹦鹉刻纹磬和一个“妊竹入石”刻纹磬，造型惟妙惟肖。

妇好墓陶埙

据音乐学家研究，铜铙是旋律乐器，在商代奠定了十二律体系的历史基础。此外，商代的音乐已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总之，商代的音乐相当发达。

商代的雕塑艺术，按种类划分，有平面的浮雕或浅刻，有半立体的动物性雕像，也有立体雕塑。

浮雕或浅刻多是器物上的花纹，最常见的是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此外，还有蝉纹、鸮纹、鸟纹、蚕纹、龟鱼纹，以及牛头纹、鹿头纹、虎头纹等。

半立体的动物性雕像一般都是用陶、玉、石、蚌做成的配饰，如鸟、鱼、蝉、鸮、兔、虎等兽面造型。

立体动物塑像，在商代前期只发现过泥塑。到了商代后期，以玉、石为质料的动物形雕像最多，题材最广。在殷墟小屯M5墓发现的长鼻大耳的玉象、蜷足静卧的石牛，无不栩栩如生。在殷墟武官村一带的陵墓中，还发现了大批的白石动物雕像，有大型的长达一米多的双兽雕像，也有小型的石鸮、虎首人身虎爪石雕像。此外，在商代后期的铜器上，如鸟首尊、觥、卣等上面都有仿动物形象的造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商朝晚期的四羊尊，把四只羊和方肩尊的器形结合起来，展示了极高的工艺水平。

商代人像题材的雕塑品，有各种原料的浮雕、半立体和立体人物雕塑品。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十件人像和人头像最具代表性，有的跪坐戴冠，有的裸体纹身，有的赤足盘发等。

商代后期四羊方尊

商代还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玉器。《逸周书·世俘解》载：“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商朝的玉器种类多，形制精美，玉质好，切割整齐，琢磨光润，纹饰活泼。殷墟出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礼器有琮、圭、璧、玦、璜、簋、盘、柄形饰，仪仗类有戈、矛、大刀、戚、钺，工具有锯、锛、斧、凿，文化用品有调色盘、小刻刀，生活用品有梳、匕、耳勺、簪、镯等，象生类有人像、龙、凤、马、牛、羊、兔、狗、虎、象、鹿、熊、鸽、鹰、螳螂等。

玉人

玉跪人

玉面兽

玉龟

玉虎

玉鸮

玉象

其中，仅安阳妇好墓就出土了七百五十五件玉器，其中玉龙、玉凤、玉象等雕琢精细，圆润光洁，形象生动，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精品。其中一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双手抚膝，跪坐，面目庄重，形象逼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唐际根

当王权和神权出现以后，最好的东西就会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被赋予了不同的或者说是特殊的价值。

骨笄，安阳小屯出土。

骨器在商代广泛使用。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骨器作坊遗址。骨器种类有生产工具如铲、锥、刀、针、鱼钩还有骨镞等，生活用具有梳、簪、匕、叉等。在商代大墓里出土的骨簪、骨匕、骨柄和象牙器上，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成为上佳的艺术品或装饰品。

辉煌的青铜文明。有商一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迎来了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商代青铜器铸造规模比夏代更加扩大，成为商朝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后期达到高峰。商朝青铜器铸造工艺飞跃发展，出现了铜、铅、锡三元合金，铸造时广泛运用了分铸技术，青铜器数量大增，种类繁多，主要有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和装饰器等。其中，礼器和生活用具品种齐全，计有烹煮器，如鼎、鬲、甗；酒器，如爵、觚、觯、斝、尊、卣、壶；礼器，如偶方彝等；储盛器，如簋、盘、盂等；手工工具，如斧、锛、斤、凿、刀、锯、钻等；兵器，如戈、矛、钺、镞、剑、戟等。此外，还有少量的农具，如锄、铲、等。

兽面乳钉方鼎。商代前期青铜制品，出土于河南郑州。

三星堆龙首异形器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大多为礼器、乐器和兵器，反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很少农具，也很少见人物或动植物的青铜形象。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距殷墟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州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

商代末期子龙鼎

商代晚期龙纹兕觥

历时六百年的商王朝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它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也给后续的周代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王巍

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制作技艺高超，都是前代所完全不可想象的。在商代，整个祭祀的体系已形成，中原王朝对重要资源青铜、玉，包括贝类的控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周围区域发挥了稳固的影响。中原王朝在政治上、技术上、文化上的优势，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商代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也具备了成熟的文字，几千年中华文明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基因都是在商代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