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列国变法



战国蹲踞马形青铜竿头饰

经过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不复存在，几个大的诸侯国日益强大，争战不休。到了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诸侯国为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办法。克敌取胜之道，首在富国强兵，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变法的星火，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尊贤养士。春秋大国晋国的分裂，让战国时期的国君们开始防备那些世卿大族，他们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很大的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于是，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付以重任的首选。

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国差点就此灭亡。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

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贤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隗先生请教，郭隗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五百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您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的。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

燕昭王明白了郭隗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隗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苏秦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

乐毅像

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贫富穷通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仆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

在当时士无常主的观念下，士人并不需要对君主从一而终。谁赏识他，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有些人甚至做出对“老东家”不利的行为，这在当时都无可厚非。

《史记》中记载，脚穿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虞卿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

商鞅，原本是魏国大臣公叔痤的家臣，在魏国不受重视，辗转到了秦国，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裕强大的国家。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在魏国主持军事改革后，虽大败秦军，但因受魏武侯猜忌而投奔楚国。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站在了权力的顶端。

制度的变化，带来的是社会风气的巨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当诸侯们摒弃出身背景，而以人的才能为原则选任自己的官员时，出身贫寒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布衣卿相”“养士”成为战国时代独特的风景线。游士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完全不提礼义廉耻，纯粹从利的角度为君主和权臣出谋划策。

在士无常主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一时之间，“礼贤下士”和游说君主成为风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尊贤养士工作做得好，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

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研究发现，进入战国，那些在春秋时期叱咤风云的世卿显贵家族，除少数成为新的诸侯国君外，已经荡然无存。他发现，与春秋时期各国执政都出身于特定的世卿家族、国君基本上无权任命执政不同，战国宰相一类高级官员多是由本国国君任命，宰相或者由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担任，或者由出身寒微、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担任。和春秋时期的世卿相比，战国宰相不是终身职，也没有固定的任期。他们必须依托国君，以执行国君的权力。

春秋时代，教育由贵族垄断，朝政也由上层贵族把持，代代世袭。而战国时代，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著名的学者纷纷聚众讲学，宣扬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各家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空前热烈。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家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

这其中，一个被后人称为“法家”的群体被各国君主重用。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不同，法家虽然是一个从来未曾出现实质性门派的松散体系，但法家学者大多集众家所长、才华横溢。战国时的法家学者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张。他们在摒弃“礼治”，提倡“法治”的同时，主张通过农耕和战争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提倡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并通过严刑峻法来管理人民。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晓枫

法家是最晚出的，综合了各家之长，总结和批判了儒家、道家、墨家提出来的救国和治世的方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以及法律制度的设想。法家为什么后来被各国国君所采纳？实际上，法家这些主张都极有针对性，对破除原有的血缘贵族关系，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意见。两千多年前的法家们所倡导的一些法律理念甚至还影响着当今的法律制度建设。

魏国李悝变法。战国初期的魏国，虽然占有中原大部,但是四邻为齐、楚、秦、赵四个强国。四战之地的先天环境，让魏文侯十分不安，求变图强的愿望十分强烈。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地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另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谳书》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部记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文献中记载了二十二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法经》，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反对变法的法律条文，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

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订而成的。

从春秋末年的铁制农具出现后，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级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生产。

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有六百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三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三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一百八十万石。

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籴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然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向魏文侯主张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方式的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生产模式。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作“淫民”，把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小农经济。

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策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尽地力”和“平籴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日益强盛起来。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晓枫

法家以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家这种政治控制方式，一断于法的思想以及司法公平的理念，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吴起在魏国的军事改革。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

吴起像

与李悝进行经济、政治、法制领域改革的同时，吴起也正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

在战国士人群体中，一生经历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可以说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吴起，卫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从事生产，而是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讥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曾经嘲讽过他的三十多个人，逃出卫国前往鲁国。

临走前，吴起跟母亲告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卫国！吴起的母亲去世时，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申为师。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但是，一心要在仕途上图谋发展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曾申的反感，他与吴起断绝了师徒关系。

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被逐出师门后潜心研究兵法的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自己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的将军。

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鲁国军队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但是，取胜后的吴起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奔向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在魏国，吴起受到魏文侯的重用。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武卒”的方法，入选武卒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石的弩，背着能装五十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挂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一百里。士兵一旦入选武卒，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被吴起精选出来的武卒，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

战国时代，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

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数十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子兵法》。这是一部在中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有着同等重要地位的兵书，秦汉以前流行颇广。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陈相灵

吴起的兵法跟孙子兵法曾经是齐名的。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战略思想上，吴起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结合在他的兵法当中，这就是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为核心的思想。治国理政，要用儒家的思想；外治武备、发展军队，要用兵家的思想。

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在新君初立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

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晓枫

当时魏武侯和吴起沿河而下去视察边防情况。魏武侯就和吴起说：你看魏国能这么强大，靠的是山河之固。吴起对魏武侯说：山河之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心。对这句话，魏武侯听不进去。显然魏武侯缺乏战略眼光、战略思想，所以最后在别人的挑拨下，他觉得吴起也没有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吴起来到了楚国。

楚国变法。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拥有百万大军，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师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守，一年后就被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没有用的虚职冗员一律淘汰，将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

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当时，楚国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这个举措有力打击了楚国旧贵族的势力，使其远离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故地，同时也加速了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

吴起的改革，切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的贵族对他衔恨在心，恨不能杀之而后快。虽然反对者甚众，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地支持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陈相灵

吴起是要革贵族的命，过去的贵族是可以世袭的，但现在要造就新的贵族，不能世袭了，要把铁饭碗给打破。谁来当新贵族呢？就是立了战功的人。旧贵族反对改革，普通老百姓则希望通过军功来改变命运。但是很可惜，改革刚刚开始，楚悼王就去世了。

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沿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从前线匆匆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吴起在楚国没有根基，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此时的都城，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的疯狂报复。

楚国宫殿复原图

在楚悼王的葬礼上，旧贵族们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吴起在临死前，已经为自己想好了报仇计划。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丽兵王尸者，必加重罪，灭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者，罪及三族。吴起虽死，七十多家楚国贵族也因此惨遭灭族。

吴起死后，变法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晓枫

法家有个很重要的思想，韩非子总结说，叫惩一罪之重，用重刑去罚罪，止一境之邪。这样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对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的判断，就导致法家人物自己最后基本上都是死在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上。法家的法律太严苛了，也都很残酷。

采纳法家们变革建议的国家都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也都得以确立。并且，各诸侯国都致力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对立功军士给予厚赏，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的能量。

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期，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

在吴起被杀害二十二年后，商鞅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刑的政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施。

战国时期，为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源，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黏性强大的蛛丝，牢牢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秦国对魏国的法律进行吸收改造，将爵位规定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依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

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重。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割鼻、砍脚、阉割使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而更为严酷的是秦国实行的“什伍”户口编制。在秦国，商鞅将居民按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各家全部连坐。

当商鞅被人告发要谋反，逃亡到函谷关下时，想在旅舍里住一晚，店主因为商鞅没有带任何证件而将他拒之门外。也正是这些法令，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以后，继位的秦惠文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不同的是，楚国在吴起死后，旧的制度死灰复燃；秦国在商鞅死后，新法却被保留下来，有效执行了近三十年，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不仅在当时，即使对后世，也是独一无二的。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未曾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它才被连根拔起，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