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孔子的生平（六） ——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在南方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给了他不一样的意见与评价。

《论语·微子》说：“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楚国的“狂人”接舆经过孔子的门口或孔子的车，大叫：“可惜啊，可惜啊！这么像样的一个人才，却沉沦落魄成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现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从政，干吗自甘堕落跟人家在里面搅和？过去的没办法挽回了，未来还可以不用再葬送进去吧！”听到他这样说，孔子赶紧从堂中或车上下来，真诚想向他解释自己的立场，但人家就扬长而去，根本不愿听孔子说。

《论语·微子》还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孔子在路上要找渡口，看到有两个人并肩拉着犁在耕田，就派子路去问路。子路先问其中的长沮，长沮问他：“你是替谁驾车的？”“替我老师孔丘。”“就是那个鲁国的孔丘？”“是的。”知道子路是为了鲁国孔丘来问路，长沮竟然回答：“这个人不会迷路，他是知道渡口在哪里的人，不必来问我。”子路八成傻眼了吧？明明就是我老师找不到渡口才要我来问的啊！

不得已，子路又去问桀溺。这个也一样不干脆回答，问：“你是谁？”“我是仲由子路。”“是那个鲁国孔丘的弟子子路？”“就是。”然后桀溺就训子路一顿：“你们不知道全天下的人都一样吗？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想要找到不一样的国君、不一样的大夫，怎么可能找得到？与其找不跟别人一样的人，不如找跟整个世界都不一样的人吧！”说完，就和长沮两人继续犁田，不理会子路了。

子路也真倒霉，问了两个人，还是没问到渡口在哪儿。后来他大概找了其他人问路吧，问清楚了后，回到孔子身边，就将刚刚遇到长沮、桀溺的怪事讲给老师听。孔子听完，动容感慨说：“人不可能和鸟兽在一起，总希望能和自己的同类共处。他们是我的同类，如果现在天下不是那么乱，我一定会选择跟他们在一起，过他们那样的生活。”

显然，孔子完全理解长沮、桀溺他们那种“避世”的态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他身上有着他们没有的一份使命感，就是无法明知天下大乱而无所作为。他并不是狂妄地以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让天下不乱，而是无法忍受被动地、逃避地接受天下大乱的事实，不试图予以改变。

另外一段故事，出自《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又是子路陪着老师在外，走一走子路跟丢了，他看到路边有个老人家，就过去问：“有没有看到我老师从这里经过？”老人家没好脸色地回应子路：“什么老师不老师的？那种从来不劳动，也分不清五谷种类的，算什么老师？”然后就不理人，继续在田里的工作。被莫名其妙训了一句，子路倒是依旧保持恭敬，礼貌地站在那里。也许是被子路的态度感动了，天色也已经晚了，老人家就让子路到家里留宿。到了家，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子路，并介绍两个儿子和子路认识。

天亮后，子路追上了孔子，把前夜的经历说给老师听。老师感动地说：“这不是一般人啊，你遇到有特殊智慧的隐士了！赶快回去找他。”子路回到前夜居留的地方，老人家已经出门了，子路只好将孔子交代他说的话，说给了老人家的儿子听。孔子郑重其事地要对老人家解释：“我之所以孜孜矻矻做这些事，是为了保存伦常之‘义’。父子长幼之间不能没有一定的行为规范，那难道君臣之间就可以没有吗？洁身自好不做事不沾惹，结果就只能坐视君臣间的‘大伦’沦丧。君子从事政治不是为了利益与地位，只是因为这是对的、该做的。至于做这样的事也无法挽回大局，我早就知道，没有任何幻想啊！”

孔子要子路转达的话，有背景，有深意。老人为什么留宿子路？不就是因为看到子路懂得“长幼之节”，被莫名其妙抢白一顿，却依然维持对待长者应有的礼貌吗？在家里为什么要叫两个儿子来和子路相见？不就是因为子路长于他们，要教儿子守“长幼之节”吗？老人家自己如此看重“长幼之节”，明白规范人伦的礼的价值，那么也就应该能理解孔子的用心与坚持。家里面不能没有礼，难道国政上、君臣之间就可以没有礼吗？孔子要做的，不过就是尽己之力，保存政治上的“大伦”，并不是天真地以为这个时代还有救啊！

孔子反复表明，在现实的衡量上，他其实和这些“隐士”同样悲观，根本不觉得时局有可能好转。但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内在的责任感远大过现实的估算，无论如何他必须有所努力，无法像他们一样去“避世”，看不到、不在乎时代和社会的败坏。这就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