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孔子在鲁国的理想

在封建宗法制度中，你的出生决定了你的位置，同时决定了你和其他人的关系。如此固定的关系模式，不太会因个人的性格或能力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在这个系统中，个人性格或能力的差异，没有太大作用。

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身份位置的约束大幅降低，同样都是世卿的身份，一个积极有野心的人，比没有野心的人能多有很大的空间；一个有能力的人，也就比没有能力的人能取得更多的利益与权力。那是一个鼓励竞争甚至鼓励争夺的环境，当然也是一个骚动不安，很容易产生冲突的环境。

孔子出生时，齐、鲁、晋、楚几个大国都已成为明确的疆域国家，而且持续进行着对外的征战扩张。到孔子成长，开始活跃时，这几个国的征战又从对外延展到对内，对外要吞并别国的领土，对内，几个世卿又彼此竞争要干预甚至控制国政。

这样的时代背景，直接影响了人才的养成与运用。原本王官学的贵族教育，是依照封建宗法需要而设计制定的，其主要目的就是教贵族子弟学会所有的规范，自己依照这些规范行事，也依照这些规范去评断所有人际现象。那样的教育，必然是抹杀个性的，要用礼尽量将每个人都塑造成同一个模样。

这样的教育性质，无法符合春秋时期新环境的需要。新的环境需要的，是一个贵族子弟要有基本的权力意识，至少能保护自身的利益。作为一个世卿子弟，你得保护自家利益，向上阻却国君的压迫，向下防堵大夫的僭越。贵族不能只学礼，只学规范，现在他们需要更有用的能力训练。

其中一种核心能力，是组织、链接的能力。在新的环境中，一个贵族不能傻傻地待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如果那样，那个位置很快就会被从上或从下而来的力量给侵夺了。他们得积极增加自身的实力，被动地防止别人欺压，主动地抢夺别人的资源与地位。增加自身实力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拉拢有能力的文士或武士在身边，形成能够发挥作用的团队。

在这样的环境中，孔子才会由习礼的出身，能够“三十而立”，到30岁的时候，成为一个“老师”。他没有固定的大夫封地，也不属于特定的大夫家或世卿家，他的角色是训练国君、世卿或大夫需要的人才。疆域国家形成后，开始有了人才不受出身限制的流动空间，也才开启了孔子这种角色存在的可能性。

在孔子的时代中，鲁国一边上升，一边沉沦。从疆域国家对外的角度看，鲁国是个大国，国势还在持续壮大；但是，从对内的角度看，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世卿严重侵夺了鲁国君的权力。公元前517年，甚至发生了三家联手打败鲁昭公的事件，国君压制不住底下的大夫日益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内或对外，无论是国君或大夫家，都迫切需要人才来面对激烈的竞争。各方大张旗鼓想尽办法拉拢人才，也就越来越不在乎人才的出身与来处。人才也就摆脱了出身与来处带来的效忠要求，可以相对地自由选择要帮助谁，要效忠谁。

所以当公山弗扰要召孔子去帮忙时，面对弟子子路的不满与质疑，孔子会特别强调“吾其为东周”的立场。那是他自我认定的终极效忠对象。

孔子的家世，前面提过，是宋国的贵族，流亡到鲁国后就定居在此。鲁国陷入国君与世卿的争夺中，别人当然会问：“那你站在哪一边？”他的回答就是：“吾其为东周。”鲁国君和世卿都不是他的效忠目标，他真正认同的是周天子所在的东周。

可以更进一步说，他效忠的，甚至也不是周天子，而是周天子所代表的传统周文化。他要告诉子路的是：我怎么可能认同像公山弗扰这样一个大夫呢？我愿意去帮助公山弗扰，是因为他可以牵制狂傲僭越的“三家”世卿，恢复鲁国君的尊严与地位。恢复鲁国君地位，也不是为了鲁国君本身，而是这样才符合原有周文化中的封建宗法规矩，让这个时代回到上下各得其分的轨道上。

这是孔子自我设定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