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知宋——好汉也爱美？不簪花的官员被弹劾



《水浒传》中说北京大名府的一个狱警名蔡庆，生得满脸横肉，却生来爱戴一枝花，都叫他“一枝花蔡庆”。蔡庆上了梁山后担任专管行刑的刽子手，帽檐上仍喜欢簪着一朵娇艳鲜花。

《水浒传》第十四回描写阮小五出场时的打扮道：“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第四十四回杨雄亮相时，《临江仙》赞词也说他“鬓边爱插翠芙蓉”；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菊花会上那阕《满江红》也说：“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浪子燕青喜戴四季花，等等。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宋朝男子簪花之风盛行，这与性情风流无关及出身贫富无关，而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与时尚。宋代民间男子对戴花如此热衷，有官方在前面引领潮流。

男人戴花，唐已有之。不过尚未普遍。明清时期，偶有为之。只有两宋，男人戴花蔚然成风，戴花不再是女子的专利。

宋代男子戴花一般用时令鲜花（茱萸、木槿花、蔷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或金银制、绸制、绢制上述花样假花插于发髻、鬓角或冠上。

但标准簪花却有规定。《宋史·舆服志》记载：“幞头簪花，谓之簪戴。”即在“幞头”，也就是俗称的“乌纱帽”上戴花才叫簪花。戴“幞头”相当于穿正装。

彼时簪花也是一种宫廷礼制。

宋代每逢重大节庆，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等等，君臣都有戴花的要求。一朵小小的簪花，甚至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志、等级象征。在宋代重要的史料笔记《铁围山丛话》里，对此有详细的记录。

《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中就把簪花当成一种身份标志。《东京梦华录》说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还要制定一些规则。他赐给随身的卫兵每人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内。

据考证，男子簪花在北宋太祖、太宗时还未有宴会簪花的记载；宋真宗时，簪花之礼才在宫廷宴会中正式盛行。此后，宫廷赐花礼仪逐渐正式嵌入政治体制，可谓空前绝后。其中，对宫廷大宴之春秋大宴、饮福大宴、曲宴、重阳宴、闻喜宴以及皇寿宴的簪花礼仪制度，《宋史·礼志》有详细记载。《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对“赐花、簪花、谢花”礼仪与所赐“生花”“宫花”的品种、颜色、数量、对应官级，也有大量篇幅的描写。凡此种种，礼数严格，尊卑有序，违者纠举。

到宋徽宗时，更是将“男子簪花”推崇到了极致。作为一种朝廷礼仪，皇帝每次诏近臣赏花，也都会将他喜爱的花卉摘下，并赐予身边的亲王大臣，让他们戴在头上，以此象征皇权的恩宠与荣耀。梁山好汉们正逢此时，喜欢戴花也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记录过一个“四相簪花”的典故。

据说韩琦知扬州时，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杈，每杈各开一花，上下红，中间一圈黄蕊，称为金缠腰（后又称金带围）。据说出现这种花，城内将要出宰相。韩琦觉得很奇异，便约三位客人来一起欣赏，以应四花之瑞。当时王珪以大理评事为扬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评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扬州，便都请了，还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钤辖诸司使充数。

但到了第二天，钤辖忽然有事不能来，就临时拉了一位路过扬州的朝官陈升之参加。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后三十年，这四个人都曾为相。

这个“四相簪花”的故事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又见于《后山谈丛》《墨客挥犀》等多种笔记。

蔡京的儿子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所载，参加的没有陈升之，而是吕公著。他是听吕亲口说，当更可靠。又如“后三十年，四人皆为宰相，”时间上并不准确，王珪、王安石、陈升之为相，皆在熙宁二、三年，都是二十余年后。

可见簪花很受官员们欢迎。

当然，也有不喜欢簪花的官员。比如，小时砸过缸的司马光。他性格平实朴素，认为簪花乃属奢靡之风，且与男子的英勇气概不符，因此很反感簪花之礼。

仁宗年间，司马光中进士，出席朝廷的闻喜宴。皇上赐给每人一枝花，别人都觉得无上荣光，赶紧戴在头上并谢主隆恩。只有司马光很是不情愿，直到旁人提醒才勉强戴上，实在是时尚风潮里的特立独行者。

后来朝廷专门制定礼仪，要求簪花而不簪花的官员，将会受到御史弹劾。这样一来，簪花成为一种明文规定的礼仪制度。

宋代官场以簪花为主，民间则流行戴花。即把花插在头上。

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去吉祥寺赏花，并赋诗一首——《吉祥寺赏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诗中写道：

春色何须羯鼓催，君主元日领春回。

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这也说明宋代对簪花和戴花并没严格地作出区别，你只要戴在头上说簪花估计也没人去管你。

由此种种可见，在宋朝时，男士戴花已不算另类的装扮。无论簪花还是戴花，其受众之广，从朝廷官员到平民百姓，已俨然成为一种社会风俗。

虽然成为朝廷制度，宋代并没有将男子簪花当作官员们的专利，对民间男子簪花并不实行“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那一套。宋代“男子簪花”不仅体现了北宋开明、包容的社会环境，也折射出了审美归宿、精神认同与普世态度。

宋代以文治国，优礼士大夫。文学、艺术、科技达到帝国时代的顶峰。因而宋人热衷于享受生活，崇尚文艺，把一切风雅之事都发展到极致，甚至于将男子戴花演变成为一个国家的礼制。

秦尚黑，汉尚红，唐尚黄，元尚白，一个时代总有一个自己的标志。宋代应该是一个五颜六色、花团锦簇的时代。

除了鲜花，宋人还戴人造琉璃花。南宋度宗时，宫中流行簪戴琉璃花，民间争相仿效。有人赋诗道：“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琉璃——流离，有人认为此为“流离之兆”。果然，在度宗死后五年，南宋恭帝降元，流离北方。

北宋初年，后蜀孟昶在成都宫内亲谱“万里朝天曲”，令花蕊夫人按拍而歌，以为是万里来朝的佳谶，因此百官竞执长鞭，自马至地，妇人竟戴高冠，皆呼为“朝天”。后来有叫李艳娘的入宫，好梳高髻，宫人皆学她以邀宠幸，也唤作“朝天髻”，那知道却是万里崎岖，前往汴京，朝见宋主。万里朝天的谶言，却是降宋的应验。

身陷宋宫的花蕊夫人作诗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

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

髻学朝天，今日谁知是谶言。

国之将亡，多有征兆。宋人簪花由鲜花到假花到琉璃花，何尝不是一个王朝两次亡于异族、两度流离的征兆。北宋人苏轼在《晁错论》中说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花团锦簇时，岂非忧患来临日？